題 記
反侵略與保衛的戰場上
是槍林彈雨
是血雨腥風
是處處可見的尸骸
那是戰爭，也是歷史
正義和邪惡的交鋒處
是思想的博弈
是路線的紛爭
宣講、罷工、囚禁
那是戰爭，也是歷史
當所有一切被時間淹沒
逝者如斯
殘酷的戰場、精深的戰術
深邃的思想、赤膽的忠誠
全都定格在一頁紙上
現代的我們追逐的歷史
是書上的一段文字
影視里的一段情節
我們為之嬉笑怒罵
我們為之哀婉嘆息
可這些都真實嗎
真實與否，有人在乎嗎
誰來糾正錯誤
誰又來還原真相
無論如何
請告訴我一個真實的歷史
穿過繁華的龍蟠中路和珠江路，記者來到位于黃埔路的南京軍區司令部第五干休所。按響門鈴，開門的是一位白發老人，他就是被譽為軍史“活辭典”的王輔一將軍。他熱情地招呼我，一句問候，一杯熱茶，我成了將軍家的座上客！
這房間緊湊窄小，光線略顯幽暗。王輔一的家和外界只一墻之隔，隔離喧囂的同時，也構筑了另一個空間。堆放在書架、茶幾、書桌上的書籍和紙張，增添了這里的寧靜感，墻上開國將帥們題贈的條幅，佐證著王輔一將軍不同尋常的身份。
王輔一在參加籌建南京軍區軍史館時，用放大鏡鑒別文物
王輔一生于1929年7月，江蘇贛榆人。1941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1月由地方調到八路軍，后又成為新四軍的一員，參加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曾任南京軍區百科編審室主任、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室副主任、軍事科學院軍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長，1988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92年6月被評為研究員。他從事軍史戰史研究多年，取得一系列豐碩成果，主要著作有《羅炳輝將軍傳》《項英傳》《近看項英》《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簡史》等等。多年戰火的磨礪，使長期在我軍高級將領身邊工作的王輔一，成為不少歷史事件的見證者、參與者。大家喜歡稱他為軍史“活辭典”。面對感謝和稱贊，王老總說：“這是大家對我的信任，信任是金錢買不來的。”
給后人留下真實的歷史
和王輔一聊天，沒說上幾句話，他便起身找出各種資料來佐證。那些資料，有的是繁體豎排字，有的字跡已經模糊不清。
“您覺得把時間和精力用在泛黃的歷史史料里有價值嗎？”
王輔一反問道：“如果書上、影視節目里的歷史是失實的，像你這樣的年輕人腦袋里裝的都是假歷史，你不覺得恐怖嗎？”
的確，在我國傳統中，“史”是最重要的經典之一，透過它可以知興衰，可以“資治”，從這個意義上說，“欲亡其國，先亡其史”的說法很有道理。
“在乏味的資料堆里翻閱、查詢，這可是個苦差事，您坐的是普通人坐不住的冷板凳呀！”看著堆積如山的資料，我不禁感嘆。
“我并不認為這是冷板凳，深入其中，才知樂趣。當看到歷史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時候，那種心靈的滿足感是任何快樂都比不上的。”王老用他如癡如醉的表情否定了我的說法。
“告訴后來人一個真實的歷史。”這就是王輔一的座右銘。對軍史、戰史資料爛熟于胸的王輔一有著超強的敏感性，他發現了新四軍軍部成立的時間是1937年12月25日，而不是1938年1月6日；新四軍江南首戰地名是“韋崗”，不是“衛崗”；明確了我軍高級將領張愛萍的出生日是1910年1月9日等。同時，他對研究工作又有著近乎倔犟的執著。在撰寫《韋國清傳》時，為弄清長征中韋國清在任特科營長時為紅軍渡河架橋一事，王輔一專程到江西于都、會昌兩地，現地測量河道寬度，分析當時尋找架橋材料的可能性；他翻閱大量資料，找到了1933年7月11日出版的《紅色中華》報。在這張報紙的第二版上，有當年6月30日發布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關于決定“八一”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一文，這是詮釋“八一”建軍節由來的最好史料。如今，他的這些研究成果，均被黨史、軍史學界接受。
對歷史的熟知，對史誤的敏感并非王輔一與生俱來的，這源自他兢兢業業的研究精神。他為自己規定的任務是“日寫3000字”，為此，他給自己定了嚴格的作息時間表,每天早上8點半準時進書房。自上世紀80年代初起,他便開始了為將帥書寫輝煌、傳播黨史軍史的歷程。1991年,河北少兒出版社準備出版《早隕的將星》叢書，輾轉找到了剛剛離休的王輔一,邀請他撰寫《羅炳輝的故事》。王輔一因為熟知羅炳輝的生平事跡，便爽快地答應了。他廢寢忘食地撰寫,不到半年就拿出了書稿。后來，這套叢書獲得了中宣部頒發的1992年度精神文明產品“五個一工程”作品獎。
離休21年來,王輔一先后完成了陳毅、周子昆、許世友等26位將帥的傳記、傳略或專題業績文章,共計460多萬字，主編《新四軍事件人物錄》《軍事大辭典》等七本書，共計610多萬字，幫助軍隊、地方、老首長們編審出版了十本書，共計420多萬字。“能寫偉人和將帥的業績，寫我黨我軍的光輝歷史，我覺得非常榮幸和自豪，這也是我戰勝勞累的動力。”王輔一分秒必爭地寫作，不辭辛苦地查閱資料，他的大腦中積累了豐富的史料，這也為其敏銳地發現各種史誤奠定了基礎。
和項英結下不解之緣
因為撰寫《項英傳》《近看項英》等，王輔一的名字和項英緊緊地連在了一起。提到和項英的不解之緣，王輔一笑道：“說來話長。”
1982年，王輔一參與了《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的編纂和組織工作，接受了“項英”這一最有爭議的人物條目的撰寫任務。王輔一搜集了大量的資料后發現，資料的差別之大，絕無僅有。1941年皖南事變前的資料以頌揚為主，皖南事變后至“文革”時期形成的資料絕大多數是持批判態度的，而“文革”之后的資料則褒貶不一。王輔一以嚴謹治學的態度對這些資料進行了細致的對比、分析。
1984年，他拿出“項英”條目征求意見稿，對項英一生的功績作了充分肯定，并對項英在皖南事變中的過失作了恰如其分的評價：“他（指項英）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認識不足，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缺乏警惕，在1941年1月蔣介石制造的皖南事變中，猶豫動搖，處置失當，對新四軍皖南部隊遭受嚴重損失負有責任，而不是重大責任或全部責任。”在當時這可以說是對過去幾十年觀點的一種挑戰，受到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和中共黨史研究室主任胡繩的充分肯定和贊許。為此，王輔一備受鼓舞。
但實事求是地評價項英談何容易，王輔一是冒著很大的政治風險在開展研究工作。當時，王輔一正處于事業發展的重要階段，但因對項英評價的不同觀點，他被軍事科學院某些領導指責為資產階級思想自由化，并讓他離休。面對單位領導的談話和眾人的不理解，王輔一沒有退卻，回到南京的家中對項英繼續潛心研究。“為了研究作出這么大犧牲，您覺得值得嗎？”“值。當時我沒有辯駁，現在更沒有后悔，因為我相信時間會證明一切，總有一天真相會大白天下。”
出于歷史的責任感，王輔一決心寫出一部全面反映項英一生功過的專著。為此，他全身心投入，十余年來，為了搜集到有價值的史料，走南闖北，四處奔波，查閱謄寫了大量的資料。金陵圖書館一位管理員被王老的精神感動，主動為其提供了一本1939年出版的《項英將軍言論集》，王輔一如獲至寶，高興得幾天都沒睡好。他還走訪了熟悉項英情況的原新四軍軍部秘書長、中顧委常委李一氓，原東南分局青年部長、中顧委常委陳丕顯，項英的女兒項蘇云以及其他了解情況的人。只要和項英沾邊的線索，王輔一都不會放過。其間，王輔一的老伴以及家人齊上陣，不僅鼓勵他抓緊寫作，還幫助他校對書稿。而書稿的最后修改加工他是在老伴病危之際完成的，白天護理癱瘓在床的老伴，夜間燈下伏案工作。歷時十年，不少章節數易其稿，1995年，長達42萬字的巨著——《項英傳》終于寫成。
寫作中的王輔一
一經面世，《項英傳》便在海內外引起巨大反響。它以無可辯駁的史實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料，讓史實大白于天下，其中對項英是王明派去的、高敬亭是項英錯殺的、“三山計劃”等十大非議的澄清在網絡上被競相轉載，終使項英烈士的真實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同時，王輔一還先后在中央、省、市報刊和廣播電臺上發表了20余篇評述項英功過的文章，共20余萬字。
為信仰不懈追求
2006年12月的一天，剛做完白內障手術的王輔一躺在南京軍區總醫院的病床上，有人拿著一疊紙圍在他的病床邊。原來此時南京軍區籌建軍史館工作已經進入了緊張的施工階段,有幾處需要王老核準后才能施工，因為時間緊迫,工作人員不得不帶著資料來到他的病床前詢問。王輔一聽完情況，二話不說，把蒙著紗布的左眼扒開了一條縫，吃力地看了看，確認了資料的正確性。這一幕深深地感動著籌建軍史館的同志們。2009年，渡江戰役、南京解放60周年，有關人員找到王老，請他撰寫宣傳文稿。王老欣然答應，苦戰三個月，撰寫的56篇系列文章在南京廣播電臺相繼播出。《南京日報》轉載其中36篇,南京電視臺據此制作了專題片《大江作證》，而作為創作者的王輔一不但沒有拿到分文報酬，就連名字都沒有署。“我得到的是一種精神的滿足和享受。”說到這里，王老沒有半點怨言，反而充滿了喜悅。
“當一個人甘心付出，不求回報的時候，他一定是有動因的，您的動因是什么呢？”對記者的提問，王老笑答：“是我對黨的深厚感情，我的人生經歷決定了我對黨的感情。”
1939年的一天，十歲的王輔一正在地里割草，突然日軍飛機來了，圍著莊子低空盤旋。“地里到處都是蛇，一個小孩在地里本來就很害怕，再加上不知道飛機是不是投炸彈、開槍，心里就更害怕了，那種恐懼到現在我還記憶猶新。也就是從那時起，我開始對日軍產生了仇恨。”日軍占領了王輔一所在的贛榆縣，年幼的王輔一耳聞目睹了日軍的屠殺。那時候王輔一正在上小學五年級，很快各個村莊里成立了兒童團，王輔一當了兒童團團長。“我父親是鄉長，縣里來了人多住在我家，能接觸到不少共產黨員。”王輔一也于13歲如愿以償地入了黨（時為青年黨員）。
一邊學習，一邊參加抗日，王輔一很快就成了村里的抗日小骨干。除了擔任兒童團長，王輔一還兼任著青年抗日先鋒隊隊長，每天晚上都要站崗放哨。1944年8月，山東濱海開辦濱海中學，這實則是為黨培養干部的學校，王輔一經人推薦，考取了。1945年1月初，濱海軍區到學校招人，從400個學生中僅選中王輔一一個人，調到軍區當了一名繕寫員，從此開始了他握筆桿子的人生之路。回想過往，王輔一感慨萬千地說：“在我和鄉親們最危難的時候，共產黨就像黑暗里的明星一樣，給恐懼、困惑的心照亮了一條道路，這就奠定了我一生跟黨走的決心。”
面對書本、網絡、影視作品中出現的諸多對歷史的錯誤解讀，王輔一憂心忡忡。“現在我離休了，但仍然想為黨、為社會做點什么。看到那么多錯誤，我很著急，我想利用自己的所知所學讓年輕人了解黨的光輝業績。”知道了王老對黨的那份深情，也就懂得了他對歷史真相的那份不懈追求。
王輔一的付出也得到了大家的認同和贊許。2002年5月底，王輔一家里熱鬧異常。一個青年人將一塊黑底黃字的牌匾釘在了王輔一家客廳的墻上，上面寫著“淡泊以明志，行思而致遠”。這是項英的家鄉武漢市江夏區的民政局科長程寬富為感謝王輔一為項英著書正名，自己動手燒燙、刷漆、制作，并親自帶著工具和部件千里迢迢趕來懸掛的。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王輔一被總政治部表彰為“全軍先進離休干部”，中國作家協會為其頒發了“從事文學創作六十周年”榮譽證書和證章。建黨90周年時，他又被總政治部表彰為“全軍優秀共產黨員”。中央軍委委員、總政治部主任李繼耐在給王輔一的信中寫道：“您對我黨我軍歷史的研究造詣頗深,是聞名軍內外的軍史專家,是新四軍史研究的權威。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您離休20年來,始終沒有放慢為黨、為國家、為軍隊奉獻的腳步……您矢志不渝為黨和軍隊書寫輝煌的執著信念,非常令人欽佩,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曾經，王輔一因工作過度勞累昏厥住院，神經科醫生告誡他：“您患了植物性神經紊亂，不能再搞文字工作了！”奇怪的是，這么多年從事文字工作，反而將他歷練得更加精神矍鑠。問及原因，他翻開筆記給我看：“為黨、為國家、為軍隊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最大的精神享受，它會帶動個人學習，帶動個人用腦，帶動體力鍛煉，振奮革命精神，保持積極向上的精神狀態，使我的生活更加充實，生活質量也會更好。”
不知不覺，半天過去了，天黑了，老人也該累了吧。走出王老的家門，我想到了項英，想到了我們的歷史，感覺有些釋然，我想說：
沒有欺騙
沒有謊言
真實，是歷史的靈魂
您為史實而戰
我為真相而來
感謝您
帶我認識了一段真實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