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日：去涇縣途中
涇縣，新四軍組建之初軍部所在地，“皖南事變”的發生地。這是一塊革命的紅色圣地，又是一塊血染的悲壯之地；山巒之間，村鎮之間鐫刻著太多的紅色歷史印記，云嶺、小嶺、茂林，一個個村鎮的名字因革命前輩的鮮血浸染而矗立在后人的心中。
2019年11月2日，星期六，我在好友江蘇省中國畫學會秘書長翟優安排下，跟隨江蘇50多位藝術家走進了涇縣，從而開始了鐵軍老區行的第一站。之所以選擇涇縣為第一站，是因為這兒是“皖南事變”的發生地，又曾是新四軍軍部所在地。從1938年8月2日新四軍軍部進駐云嶺，到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新四軍軍部在涇縣駐扎有兩年半的時間，與當地群眾結下了血肉相連的魚水深情。新四軍是由南方八省游擊健兒組建而成，同北上長征的紅軍主力相比，留守在南方的紅軍游擊隊面臨的環境更加嚴酷，除了國民黨正規軍的圍剿，更為危險的是當地還鄉團的瘋狂報復。1936年，陳毅被困梅山，帶著傷病潛伏在密林中20多天，彈盡糧絕，飲露餐草，抱著必死的決心，留下“此去泉臺招舊部”的悲壯遺詩，可謂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八省游擊健兒齊聚皖南，浴血重生，誰知又遭陷害，蒙千古奇冤。“皖南事變”中，新四軍軍長葉挺奉命同頑軍談判被無理扣押；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在石井坑突圍負傷犧牲；副軍長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隱蔽于山上的蜜蜂洞中，遭叛徒殺害。新四軍9000將士，4500余人被俘，2000余人傷亡，殺出重圍的只有2000人左右……
新四軍將士的鮮血流淌在這片土地上，寫下了中國革命史上極為悲壯的一頁。
這是一次我期待已久的行程，或許在中國畫家們的眼中是千年的宣紙，涇縣的美山秀水，而我所期待的是親眼見證涇縣老區人民今天的生活。
汽車一路前行，已駛入安徽境內。車內的畫家們漸入夢鄉，而我的思維依然活躍。我沒去過涇縣，但上世紀70年代部隊在安徽的磨盤山駐防過，那時的農戶家，茅草屋頂土墻泥院，許多人家甚至是石頭當飯桌，木頭當板凳，房梁上掛一塊臘肉，半年舍不得吃，那是專留待客和過年之用。報載，改革開放之初，安徽省委書記萬里去鳳陽一農戶家家訪，親見一家三口穿一條褲子……
而今，“皖南事變”過去78年了，新中國建立70年了，距改革開放也41年了，我想去這塊浸透著烈士鮮血的土地上走一走，親眼去看一看如今的模樣……
涇縣的父老鄉親，你們過的還好嗎？
第二日：涇縣宣紙廠
山鄉從沉睡中漸次醒來，山野一片清新。
昨天傍晚隨畫家們入住涇縣琴溪鎮“中國月亮灣國家養老工程皖南示范基地”。
晚餐時遇涇縣中國宣紙股份有限公司紀委書記吳中良先生，他父親是原涇縣小嶺造紙廠工人，歷經宣紙興衰。吳中良軍人出身，年輕時父輩老人們經常說起宣紙與新四軍的故事。
宣紙是國之瑰寶，在涇縣生產已有千年歷史，歷代王朝都將它列為貢品，到十九世紀初宣紙已經遠銷海內外。1915年在巴拿馬國際博覽會上獲得金獎，舉世矚目。然而在1937年“七七事變”和上海“八一三事變”后，國土淪陷，交通阻隔，宣紙銷售受阻，生產一落千丈，紙棚紛紛倒閉，宣紙紙槽由鼎盛時的130個剩下30余個，紙工們生活無著，被迫出走他鄉……
1938年8月，葉挺率新四軍軍部進駐云嶺羅里村，聞聽宣紙生產的窘境，及時伸出援助之手，安排民運干部侯蔚文（女）深入小嶺地區，開展民運工作。侯蔚文身材很高，留著一頭短發，騎著一匹灰色的馬，颯爽英姿，很快在小嶺組織起了“紅抗會”，繼而動員民眾組建宣紙生產合作社，由新四軍軍部資助4900塊大洋，召集大批流散的造紙工人回鄉生產，所產宣紙由新四軍統購包銷，使蕭條的宣紙生產得到復蘇。
小嶺村陳毛香老人生前回憶：侯蔚文到小嶺時，經常到她家歇宿，吃飯也在她家，兩人結下了姐妹之情。同睡一張床，經常拉家常到深夜。老人說：侯同志大多時候是在傍晚來，晚上召開各種會議，天蒙蒙亮就離開了。只有在偶爾的情況下，才住上一兩天，白天到撈紙棚看工人撈紙、曬紙、撿紙等，晚上工人下班了再召集開展各種活動。侯同志每次臨走時都將飯錢、住宿錢結算的清清楚楚，不管父母親怎么推辭都不行，一定留下。后來形成了習慣，父母也就不和侯同志爭了。
至1940年秋，涇縣全縣各宣紙聯營生產合作社共生產宣紙400多噸，全部由新四軍收購包銷。新四軍用購買的宣紙印刷新四軍政治部出版的報刊書籍。《抗敵報》《抗敵》雜志《抗敵畫報》《共產黨人》《戰斗詳報》、日文傳單等，還有毛澤東著作單行本《反對本本主義》《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既解決了造紙工人的生計，又滿足了新四軍抗日宣傳的用紙需求。
據史料記載：葉挺軍長曾先后兩次視察小嶺宣紙生產合作社。
第一次是1940年8月，葉挺來到小嶺宣紙生產合作社，指著一刀刀潔白的宣紙說：“宣紙是祖宗留下來的國寶，我們要發揚光大，現在多生產一張宣紙，就是為抗日救國多立一份功勞！”他還用隨身攜帶的德國產135徠卡相機拍下了宣紙工人生產場景。
第二次是1940年10月，日軍調集3個師團1萬多人在空軍配合下向涇縣云嶺進行大掃蕩，葉挺率部迎敵，打了個漂亮的伏擊戰。從縣城凱旋回云嶺軍部時，葉挺同袁國平、周子昆一道，又來到小嶺皮坦曹恒源秀記宣紙廠參觀，在撈紙車間，葉挺向造紙廠主曹秀峰詳細詢問了宣紙生產的原料和工藝流程，他撫摸著宣紙，高興地問：“這就是《抗敵報》用的宣紙嗎？”工人們望著葉挺回答：“是的！”葉挺連說：“好！好！”臨走時，隨行人員將葉挺名片留給曹秀峰留念，曹秀峰方知來人是北伐名將葉挺，急忙挑選上等宣紙，著工人曹永輔疾追，將宣紙贈送葉挺將軍，表達對新四軍的敬意。
云嶺是陳毅和張茜戰地愛情的萌生地，烽火硝煙中兩人以宣紙為媒互訴衷腸。1963年10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毅陪同外交使團去黃山途徑涇縣時，在百忙之中，特地抽空與夫人張茜專程到涇縣宣紙廠視察，在察看宣紙工人們的實地生產操作時，見水碓響聲震耳，關切地問起對工人們聽力是否有影響，當了解到不少舂料老工人因成天聽著那無休止的嘈雜的舂碓聲，患上耳聾職業病后心疼不已，回到北京他立即向同仁醫院的專家咨詢防聾治聾的方法，并委托張茜寄來5副防震耳塞交涇縣宣紙廠工人試用。
到涇縣的第二天上午，江蘇的畫家們在涇縣中國宣紙博物館，舉辦江蘇省中國畫學會走進中國宣紙股份有限公司作品展暨作品捐贈、創作基地揭牌儀式，并參觀了博物館，了解宣紙廠今夕變遷。
從建國初的公私合營到股份制公司，涇縣宣紙廠走過了70年的歷程，現今工廠有1100名工人，其中2個“大國工匠”、3個“全國勞模”，公司董事長胡文軍是黨的十九大代表。胡文軍介紹：宣紙有“紙壽千年”的美譽，以青檀皮為主要原料，以沙田稻草為重要配料，并配以涇縣獨有的山澗泉水手工生產，工藝非常復雜，其生產的宣紙薄如蟬翼，潤如青云，不僅具有質地
綿韌，純白細密，光而不滑，密而透光等特性，而且有不腐不蛀，潤墨性強，耐老化的特點，作為中國書畫最重要的材料和載體，承擔著民族文化藝術文脈傳承的責任和使命。我們紅星宣紙人一直秉持用心做好每一張宣紙的理念，為中華文化的傳承、發展、創新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大國工匠”周東紅，是一名撈紙工人。他所負責的“撈紙”工序在108道工序中要求最高，紙漿濃度不斷變化，撈出的紙卻要保證厚薄一致，紙張重量上下浮動不超過一克。周東紅說，他制作出的宣紙受到書畫家們的認可，這使他感受到了傳承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自豪。
宣紙博物館帶給畫家們的感覺是震撼！
涇縣現有獲得國家有關部門許可的正規宣紙生產企業17家，年產宣紙約800噸左右。1996年，中國農學會首次授牌認定涇
縣為“中國宣紙之鄉”；2006年“宣紙制作技藝”被國務院批準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2011年涇縣宣紙廠成為國家級文化產業示范基地。
昔日是窮苦的造紙工人，今日是被人尊崇的大國工匠，工人們臉上燦爛的笑容是對新四軍先烈們告慰的獎章！
記者采訪新四軍教導總隊舊址守護員董樹基老人
第三日（上午）：云嶺
云嶺羅里村，原是新四軍軍部所在地。
在和新四軍紀念館副館長甘桐文通過電話后，我搭宣紙廠去查濟的便車去了云嶺。
這是一個有著人文歷史的古村，明朝時期村上董姓出過文武兩狀元。斑駁的墻壁，記載著歲月的風雨，古老的街巷，鐫刻著昨日的足跡。我穿行其中，尋找著當年的印記，仿佛聽到了歷史深處的回響。負責打掃看護教導總隊舊址的是72歲的董樹基老人，他父親董廷杰是在新四軍走后的1947年參加地方游擊隊的，解放后在村里當領導，1977年去世。老人一兒兩女，兩個女兒出嫁了，而今家中5口人，兒子兒媳在南京打工，把孫子也帶去南京上學了，平時只有老兩口在家。
老人負責新四軍舊址的打掃看護，每月館里給600元補貼，另外兩位老人每人每月領110元的農村養老費，家中的5畝4分田，3畝交給別人種，每畝每年給一擔稻谷，另外2畝給村里養靈芝，一年400元一畝，這樣算起來，老兩口年收入1萬多元現金和3擔稻谷。老兩口很滿足，說自己不用兒女養活，還能在自留地里種點黃豆玉米和蔥姜，不愁吃穿。
我問村里有沒有吃不上飯的？老人回答：沒有了。比他們窮的都是五保戶或者低保戶，由政府兜底，扶貧買單了。他還說，村上富裕的人家都買了汽車，蓋了樓房，是開礦山或石粉廠的老板。
丁家山村是一個秀美的小村莊，中共中央東南局駐地，也是國家前副主席曾慶紅的出生地。當年許多新四軍后代都出生在云嶺，如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之子袁振威、副參謀長周子昆之女周民、譚震林之女譚涇遠等。
曾慶紅誕生在云嶺丁家山村農戶張道義家，母親鄧六金，父親曾山。
鄧六金1937年和曾山在延安結婚，兩人1939年到云嶺，鄧六金被分配到東南局婦女部任巡視員。在云嶺工作期間，鄧六金經常翻山越嶺、走村串戶，深入周邊的村莊發動婦女做軍鞋、送軍糧，組織識字班，教婦女剪頭發，放裹腳。在農戶家，她主動幫助挑糞、犁田、插秧、割稻子，樣樣莊稼活拿得起。成為農村婦女心中的榜樣。
到云嶺那年的農歷七月十五日，鄧六金在張道義家生下了她和曾山的第一個孩子，因為出生在丁家山，兩人便將孩子起名“丁兒”。張道義的母親待鄧六金如閨女，疼愛有加，照顧她坐月子，幫著帶孩子，給孩子喂吃喂喝和洗換衣物。“丁兒”在云嶺長到1歲時，曾山夫婦為了不影響革命工作，便把“丁兒”送回老家江西吉安。臨行前，張道義母親抱著“丁兒”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丁兒”睡了才把他放進籮筐。
如今，張道義家的祖上老屋作為東南局駐地紀念館被保護了起來，由張道義的小兒子張年塘打掃和看護。張年塘打開房門讓我參觀，各室內擺放當年桌椅床鋪等物，一室內一副對聯引起我的注意：家慈五男二女留獨子，先父三難一死為人民。上款1961年12月10日，下款：曾山題。這副對聯是曾山在1961年底至1962年初回鄉探親時所寫，內容是對他自己的家庭為革命事業付出巨大犧牲的具體概括。曾山母親生育5男2女，有兩男兩女先后夭折，后來曾山的哥哥弟弟又為革命犧牲，只剩曾山一人。曾山父親曾昭藻是清末的秀才，在江西縣城教書，自1929年起擔任吉安縣地下交通站的秘密聯絡工作，先后三次被捕入獄，每次都受盡酷刑，但始終堅貞不屈、守口如瓶。1930年5月，被敵人活活打死在監牢里。
這副對聯是真跡還是復制品我不得而知，但大多革命前輩的家庭都有這樣為革命而犧牲親人的經歷。張年塘告訴我，1983年鄧六金在女兒曾海生陪同下曾來到這里故地重游，圍著老屋前后轉了大半天，并與他全家照了張全家福。那時門前還是一條土路。她走后政府出資對這兒進行了修繕。
在我即將離開張家老屋時，張年塘大哥張滿昌挑著2只水桶從村里走了過來，他告訴我他今年71歲，身體硬朗，還能干農活。我問他：現在生活得好嗎？他笑答：肯定不如你！你拿國家工資我沒有。說完，他狡黠的咧嘴一笑。
從他燦爛的笑容中我品出了別樣的味道，現在老區的人民在物質富裕的同時，精神世界也豐富起來，他們已經盯著外面的世界。
臨近中午，我來到軍部舊址紀念館，在這兒更多的是葉挺、項英、袁國平、李一氓等人的印記。“種墨園”“大夫第”“陳氏宗祠”，一座座古樸的徽派建筑在無言的講述著發生在那個烽火連天的戰爭年代的故事。當年，葉挺和他的戰友們在這里指揮了大大小小130多次戰斗，殲滅日偽軍3萬余人，繳獲各種武器彈藥，成為華中地區抗日的中流砥柱，也和當地人民結下了魚水深情。
新四軍待人和氣，買賣公平，不拉夫，不派款，不擾民，幫助群眾辦夜校，春種秋播……
一次在新四軍打勝仗后，一位農民挑了一擔雞蛋送給新四軍，途中遇到一位友軍（國民黨軍）問道：你這挑東西擔到哪里去？答：新四軍在前方打了勝仗，很辛苦，送去給他們吃。那位友軍強迫農民把雞蛋送到他們部隊去，這位農民抽出扁擔，一扁擔把這個國民黨兵打趴下了！
甘桐文開完例會后匆匆趕來，她曾是館內的金牌講解員，她向我講述了新四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子恢的一件往事：
一次，鄧子恢帶領民運部同志到農村進行抗日宣傳，中午在一位農民家吃飯，飯是稀飯糠窩頭，菜是一碗爛腌菜。爛腌菜里夾雜許多白蛆，民運部的同志望著白蛆不敢下筷，鄧子恢見狀首先把白蛆夾到自己碗里，又給每位同志分別夾一個，自己一口吞下白蛆，咂咂嘴，表示很香的樣子。農民看見了震動很大，交相傳頌：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官，和老百姓坐一桌吃這樣的飯菜！這是咱老百姓的隊伍！
群眾發動起來了，積極配合新四軍開展抗日活動，農抗會當向導，查路條，反奸、反特，抬擔架、運輸、帶路，構筑工事、打掃戰場，送菜送飯；婦抗會做鞋子，慰勞前方將士；兒童團站崗放哨……
銅陵的沙洲壩是國民黨防區，又是敵后，受新四軍影響，前后有1000多老區子弟補充到新四軍第三支隊……
云嶺鄉南堡村后黃龍崗（俗稱黃泥崗），是一條高10余米、長約1公里的黃土崗，南北綿亙，遠看像一條臥龍。一條人行小道切斷土崗南脈，這是舊時從云嶺至涇縣縣城的必由之路。小路右側約7米處的土崗上，屹立著一座醒目的青石碑，它就是抗日戰爭烈士殉國紀念碑。
據碑記載，1938年至1940年新四軍軍部在云嶺期間，犧牲的新四軍烈士多葬于此。“皖南事變”后，云嶺地區處于國民黨反動派血腥清洗和嚴控之下，散落在云嶺山嶺間的新四軍烈士墳塋不能公開祭掃，當地農抗會的會員自發組織“孤墳會”，每年清明以挑孤墳為名對烈士墳塋進行祭奠，燒紙錢、放鞭炮，以告慰忠魂。“孤墳會”還籌款購置田地，將收入作為每年祭掃費用。1951年春土地改革時，政府準將該項田地以“王彪記”列戶，輪選公正會員管理。春秋祭掃，仍按陳規。1952年2月，在“孤墳會”基礎上增加到51人，成立紀念會，刻碑豎立在崗上，以寄托對新四軍抗日殉國烈士的哀思。碑為青石質，長方形，長1米，寬0.78米。碑文283字，楷書。記載新四軍抗戰事跡，并附參加“孤墳會”的51名會員姓名。
1964年由云嶺新四軍軍部舊址紀念館接管，并在碑后培土堆墓。墓高2米，長3米。1981年9月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我在碑前站立，思緒隨山風漂浮，很遠很遠……
第三日（下午）：茂林鎮
那天中午，甘桐文和紀念館的同事在鎮上一家小飯館請我吃了午餐，然后安排一輛出租車將我送至茂林。從云嶺到茂林半個小時的車程，車費50元。事先，甘桐文同茂林鎮人大主席王永明通了電話，所以我到茂林鎮政府時，王永明已經等在辦公樓大廳內。
王永明自己開車將我送至鎮東頭一家私人開的賓館內住下，同來的還有鎮負責文旅工作的裴慧慧。我們便在這座叫瑞茂賓館的二樓房間內談了起來。
茂林位于涇縣西南，原是吳姓聚居的大村落，始建于北宋，明清鼎盛，曾涌現6名欽點翰林，12名進士，108位舉人。到近現代又涌現出一大批著名人物，例：藝術大師吳作人、大書法家吳玉如、著名作家學者吳組緗，人稱“三吳”。素有“小小涇縣城，大大茂林村”之說。但讓茂林進入今天人們視野的不是她的古老，而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王永明雖然不是土生土長的茂林人，但他一直工作在茂林，對茂林的人文歷史如數家珍。我們臨窗而坐，窗戶外面可望見魁山上的飛雄塔。78年前，“皖南事變”就發生在那片群山之中。
王永明講了“皖南事變”發生的整個過程后，說了一個細節，他說：我的大伯王曾全就是新四軍，因是當地人，地形情況熟悉，所以宣布分散突圍的那天晚上大伯喬裝回到了家。國民黨兵來搜查，說，你家來了新四軍。爺爺說，沒有。話沒說完，被國民黨兵一槍托打倒在泥地上。王永明還講了茂林曹媽媽的故事：曹媽媽育有四子，當年她親手將三個兒子送去當新四軍，一個兒子也沒有回來，都犧牲在了抗日的戰場上……
他還告訴我，2019年4月，茂林鎮政府重修了曹媽媽的墓地，以紀念這個英雄的母親。
我望著窗外的山巒，思緒連綿，半晌無語。
當天下午，王永明去鎮上處理公務，由裴慧慧帶我來到“皖南事變”紀念廣場。裴慧慧告訴我，紀念廣場是在“皖南事變”60周年時建造的。而在50周年時，縣委縣政府將通往蜜蜂洞的路修起來了。
我撫摸著廣場上的磚石，凝神細聽，似仍能聽到子彈的呼嘯、槍炮的轟鳴，這是對先烈的紀念，也是對后人的警示。
那天下午，裴慧慧帶我穿越了整座小鎮，“三吳紀念館”、尚友堂……，穿行在小鎮的大街小巷，仿佛在現代和歷史中穿越，小鎮主要街道兩旁是現代樓房，店鋪林立，各家門前停放著汽車、摩托，而街鋪后面的小巷卻依然保留著石板路、花磚墻，特別是百年老宅“尚友堂”保存完好，前門墻五六米高，全由花磚貼面。看上去很像一幅自然的山水畫。
傍晚時分，我們和王永明在鎮西頭的涇縣茂林花磚廠會合，廠長紀建新介紹，明清時期，花磚開始普遍運用于茂林當地民宅中。無論是氣勢宏偉的大夫第、端莊典雅的軒園，還是莊重森嚴的祠堂，無不以花磚鑲嵌門墻、裝飾廊道和堂廳之壁，寂靜蘊大美之余，也不動聲色地顯示了建筑年代的厚重。然而，花磚制作工藝復雜，成本高，加上花磚藝人因躲避戰亂流落他鄉，花磚制作工藝一度失傳。20世紀90年代，茂林人開始重新挖掘花磚制作工藝，逐漸恢復了花磚的生產。如今，花磚制作工藝包括取土、制坯、燒制、水磨等12道大的工序。2014年，花磚制作技藝被列為安徽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廠內右側是兩孔民國時期的古窯，紀建新說，現在生產花磚仍然用這兩口古窯。廠門左側是新建的兩層樓房，在一層雕刻花磚的廠房內，一位年輕的畫師正在一張巨大的白紙上畫著圖案。紀建新介紹，他打算將明清時期的茂林村景用磚雕燒制出來。王永明說，明清時期的茂林有7墩、8坦、9井、13巷、36軒、72園、108座大夫第，20幾座牌坊，30幾間祠堂，濂溪河、古溪河環繞全村，林濤聲、嬰啼聲、讀書聲聲聲入耳，東邊一憑月，十里濕地花。可惜的是，那20幾座牌坊在上世紀大躍進時被用來建了青弋江大橋，只有里潭村口幸存一座“貞烈坊”。他痛心地說：茂林古村已被毀90%，現在鎮上人富了，許多人家為了住得舒適，把老房子扒了建新樓，令人痛心。
王永明的話發人深思，擺脫貧困，逐步富裕起來的老區人民在注重紅色文化保護的同時，還應保護好祖宗留下的遺產。這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嶄新課題。
第四日：縣委宣傳部
茂林東溪在晨曦中醒來，窗外傳來陣陣捶打聲，出瑞茂賓館，見溪邊到處是洗衣的婦女。問一婦女：河水不涼嗎？答：不涼！為什么不在家里洗？答：習慣了！河里多寬敞啊，家里用盆不方便。大雪天我們也在河里洗！我問：洗衣機干嘛不用？笑：省電唄！
在賓館門外擦玻璃的服務員鳳冬香告訴我：這里農村人很少有人買洗衣機的，田里干活都是泥巴，洗衣機怎么洗？還是河里洗方便。鳳冬香是潘莊村的，離鎮子不遠，家中7畝田都包出去了，愛人在縣城搞機電，每月四五千元收入，她在這里做服務員，每月1600元。家里4口人，一個8歲的女兒和一個老公公。生活還過得去！迎著晨光，她笑得很燦爛。
相比鳳冬香，賓館老板娘算鎮上的富戶了，她丈夫姓潘，早些年跑車掙了些錢，花50萬在鎮上買下了這棟樓房，開起了賓館，現在賓館一年盈利10多萬。她告訴我，她家在農村的田，全部栽上了茶葉，每到采茶季節，她和賓館服務員一齊上山去采。我問，為什么不請人采茶？她答：現在人工太貴，請不起，只好自己辛苦些。
正說話間，王永明和裴慧慧開車來了，他們去縣城開會，順路將我帶到縣城。
在縣委宣傳部，我見到了副部長李海燕，一位年輕干練的女干部。聽我說明來意，立即聯系縣扶貧局副局長高峰，高峰告訴她：現在他和扶貧局的人全部在鄉下檢查，一早就下了鄉。李部長向我表示歉意：2020年是扶貧決勝年，所以扶貧局工作量大，這幾日基本天天下鄉。要不，你加一下高峰微信，請他們先發些材料給你？
緊接，李海燕向我簡單介紹了縣里扶貧的情況。
2019年縣委、縣政府將脫貧攻堅列為全縣的“一號工程”，打響了脫貧攻堅戰。
單位包村，干部包戶，落實責任，真幫實干！
書記縣長帶隊下鄉，調查摸底，對142個村(社區）實施蹲點調研、解剖麻雀，逐村逐戶逐人落實“一村一規劃、一戶一方案、一人一措施”要求，補短板，提質效，將問題解決在一線。對駐村扶貧工作隊履職情況開展全覆蓋暗訪，對脫貧不力的，黨紀政務處分8人、組織處理13人，其中問責2人。對2018年目標管理考核及暗訪排查發現問題較多的3個縣直行業部門和6個鄉鎮黨委主要負責人進行大會檢討或集中約談，提振脫貧攻堅信心。
發現問題，及時整改。如對群眾反映的“貧困戶住院收押金問題”進行了再梳理、再摸排，制定出臺了《健康脫貧對象“先診療后付費”相關事項監督管理辦法》，堅決杜絕此類問題發生。并撥付專款對66個村衛生室進行全面升級改造，確保貧困人口“有地方看病、有醫生看病”……
多方籌措151.52萬元，資助1098個貧困學生入學入校；籌集助學資金22余萬元，按照每人不低于3000元標準，實現新入學建檔立卡貧困大學生資助全覆蓋。
農業產業化扶貧方面，堅持“三優先”，即優先盤活利用貧困戶耕地、林地等資源，增加貧困戶財產性收入；優先收購貧困戶農產品，切實解決貧困戶銷售問題；優先安排貧困戶就近就業，增加工資性收入。大力實施“三葉（茶葉、煙葉、菜葉）、二紙（宣紙、書畫紙）、一梳（木梳）”農業產業化工程，帶動貧困戶6469戶，占全縣貧困人口56%以上，年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
鄉村旅游扶貧方面，扎實推進3個省級鄉村旅游扶貧重點村項目建設，調整完善鄉村旅游后備箱工程獎補政策，共帶動貧困戶785戶、1827人，戶均增收3000余元。
電商扶貧方面，緊緊圍繞“三有一網”點位脫貧模式，開展電商技能培訓15期，培訓貧困戶331人，帶動204名貧困戶從事電商創業、就業、產品銷售，人均增收6600元，獲評國家2019年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縣和全省農村電商鞏固提升工作示范縣稱號。
生態扶貧方面，嚴格執行中央、省級財政重點公益林項目、退耕還林項目補助標準。結合林長制工作，設立676個生態護林員崗位，優先選聘603名貧困戶，占比89.2%，累計發放貧困戶護林員工資182.56萬元，戶均增收3000余元。
就業扶貧方面，堅持“一人就業、全家脫貧”穩定脫貧模式，出臺《涇縣就業脫貧扶持補貼管理暫行辦法》，結合“林長制”“路長制”等改革，開發護林員、護路員、巡河員等輔助性崗位1151個，并明確優先吸納貧困勞動者就業，共優先選聘貧困戶841名，占總人數73%，戶均增收6000余元。
涇縣35萬人民上下一心，拼搏奮戰，誓奪取脫貧攻堅戰的勝利！
結束在涇縣的采訪，踏上歸途，回望漸行漸遠的山巒，只見云煙隱隱，山路漫漫，我忽發感想：硝煙散盡，炊煙何處？當年新四軍灑熱血，抗敵寇；今天涇縣人民灑汗水，拔窮根！在老區扶貧路上，或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涇縣人民表現出來的鐵一樣的意志卻帶給我們充滿希望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