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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九十月間，浙東抗日根據地發生了一件大事，在短短的十幾天時間內，浙東抗日根據地范圍內，我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蘇浙軍區第二縱隊）和地方干部共15000余人，除了少數留守和堅持的以外，全部分批向北撤離，來到蘇中海安集結，改編為新四軍第一縱隊第三旅。這就是著名的浙東戰略大北撤。
    事情緣由要從日本戰敗說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早在此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戰略大反攻，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在各個抗日根據地及其周邊地區，發起對日軍最后一擊。浙東抗日根據地軍民在浙東區黨委領導下，在各個地區向日偽軍發起進攻。在三北地區，我軍接連收復周巷、庵東、觀海衛、滸山、勝山、五夫、坎墩、掌起、莊橋等日偽據點20多個，直逼寧波、鎮海城下。在四明地區，我軍連克鄞江橋、集士港、布政市、石碶、西成橋等重要據點。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里，基本消滅了盤踞在三北、四明、會稽、淞滬地區的日偽軍，浙東各抗日根據地擁有400多萬人口，1萬多人的抗日武裝，成為華中八大戰略區之一。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使得國內形勢急劇變化。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頑固派，妄圖侵吞抗戰勝利成果。為了讓國民黨軍隊搶奪勝利果實贏得更多的時間，蔣介石在美國的支持下，虛情假意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為了顧全大局，揭露蔣介石假和談真內戰的陰謀，毛澤東于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0日，到重慶與蔣介石舉行談判，最后簽訂《雙十協定》。
    就在重慶談判期間，中央作出決定，我軍從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內）等八個解放區全部撤出。從9月20日中央給華中局的撤離指示，到9月22日華中局撤離部署，到次日浙東區黨委擴大會議下達撤退命令，整個局勢像坐過山車一樣大起大落，剛剛還沉浸在抗戰勝利狂歡的熱潮中，一下子要打起背包向這塊熱土和生死與共的浙東父老兄弟姐妹告別，連譚啟龍都在事后感嘆：撤離的命令對于我們來說是太突然了。
    譚啟龍“相信黨中央的決定是正確的”直覺是對的。當年的北撤命令，在經歷了70多年史海沉浮的今天看來，絕非一紙簡單的軍事命令，而是一項事關我黨、我軍生死存亡和決定中國命運的重大戰略。這個戰略的初衷和最終目的，是要將經過抗戰磨練并逐步壯大的、分散在各地的我黨武裝集中起來，選擇相對穩固的區域形成優勢兵力，最終擁有給敵人以致命一擊的實力。這個戰略從籌劃、實施到最后成功，是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高屋建瓴，深謀遠慮，以極其高超的運籌能力，將困境、機會、膽魄和自信高度熔鑄在一起。這個戰略甚至將蔣介石及其高層智囊玩弄于股掌之中，直到頹敗臺灣，他們尚不知當年重慶談判中，中共主動退讓南方八省根據地，明為退讓，實為計謀。這個以退為進的驚天戰略，在黨史學家嚴謹而精細的層層剖析研究之后，結論逐步浮出水面，讓世人驚嘆中國共產黨的睿智、英明和偉大。
    毛澤東早在1942年7月9日給劉少奇的一份電報中指出：須估計日本戰敗從中國撤退時，新四軍及黃河以南部隊須集中到華北去，甚或整個八路軍、新四軍須集中到東三省去，方能取得國共繼續合作的條件（此點目前不須對任何人說）。毛澤東與劉少奇就此達成共識以后，時刻留意瞬息萬變的時局，加緊謀劃我軍主動占據南方各省的戰略位置，抓住一切機會向南發展，開辟鞏固的敵后根據地。這一切的結果，提升了我黨領導抗戰的威望，壯大了我黨領導的人民武裝的力量，在戰略上為抗戰勝利后與國民黨的繼續合作增加談判的籌碼。1945年8月終于迎來抗戰的勝利，也迎來了預期中與國民黨的談判。一切盡如毛澤東1942年7月勾畫的戰略圖景，北撤的戰略時刻到了。
    就浙東而言，戰略北撤的實施非常及時，稍有遲疑，我軍將面臨滅頂之災。浙東相對于全國來講，是局部，浙東抗日根據地的領導和軍民由于當時信息情報條件的限制，難以洞察全局，也不可能全面理解北撤戰略的真實意義。長期以來，敘述北撤問題的專著、文章，大多是用“奉命北撤”、“顧全大局”、“忍讓為國”等詞語，表現了內心的“不甘”、“屈悶”和“退讓”。甚至譚啟龍在《回憶錄》中談到北撤時用的詞也相對消極，“感到太突然了”。華中局相對于全國來講，也是局部，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的領導雖然管轄著東南大部，但是對中共高層的運籌帷幄和全國戰略時機，難以第一時間全部洞悉，他們對北撤戰略的認識也僅僅是從軍事調度方面來理解。重慶談判、進軍東北和向北發展、向南防御戰略方針，從時間上來看是重疊的，其實是中央重大戰略的整盤棋局。對于這一點，華中局當時還無法看清，以為華中新四軍北撤僅僅是填補山東主力移師東北后出現的空缺，以至到9月17日還在向中央要求留一部主力在浙東。盡管如此，并不影響華中局對于北撤戰略的部署實施。為了爭取時間，中央和華中局不惜連續發出指令，撤離，撤離，越快越好！華中局在9月22日從上午11時到晚上9時，就北撤問題連續發了5份電報，可見軍情之急。
    實際上，當時浙東面臨的敵情已經十分嚴峻，內戰危機一觸即發。日本投降以后，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為維護其獨裁統治，積極準備發動內戰以消滅人民革命力量。蔣介石命令收編偽軍，阻止我浙東武裝參加對日受降，阻止我抗日武裝解放杭州、寧波，杭州、紹興、上虞一批偽軍改頭換面成了國民黨武裝，搖身一變成為接收主力。國民黨軍隊奉蔣介石之命，迅速搶占戰略要地，國民黨第三十二集團軍各部逐步向杭州、寧波緊逼。浙保一團二團占領奉化江口。在浙東根據地的周邊，國民黨軍隊環伺并逐步形成合圍之勢，情勢十分兇險。
    在當年，執行北撤命令確實是痛苦的。因為絕大多數干部戰士和當地群眾的思想認識一時轉不過彎來，撤離前的各項準備工作遇到許許多多的難題，撤離過程中又將面臨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最令譚啟龍等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割舍不下的是，浙東這塊曾經用血汗澆灌過的土地和情同手足的浙東人民。
    1945年9月23日，浙東區黨委在上虞惠豐鎮召開擴大會議，研究部署北撤行動，作出八項決定，要點是：1.全力控制杭州灣南岸、沿海主要渡口，封鎖錢塘江口，集中所有能夠集中的船只，電請蘇中方面速派船南下支援，確保北撤用船，為北撤渡江做好一切準備。2.建立留守處，保護兵工廠、醫院、印刷廠等后勤人員和傷病員。3.與國民黨駐軍說明，要求保護我留守人員的安全。4.留少量精干隱蔽堅持。5.限期收回抗幣，動員群眾用抗幣兌換糧食和現金，每元換大米1斤，以免根據地人民受到損失。6.通知地下黨注意自保。7.發《忍痛告別浙東父老兄弟姐妹書》。8.把黨委制改為特派員制，由劉清揚、邢子陶負責四明地區，馬青負責金蕭地區，王起負責三東地區。
    從9月30日起，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和黨政機關、地方干部15000余人，按計劃分三路北撤。
    第一路分兩批，第一批由譚啟龍、連柏生、顧德歡、謝忠良率領區黨委、行政公署、司令部、政治部、軍政干校、警衛大隊及部分地方黨政干部，于9月30日下午4時在古窯浦登船北渡。第二批由張翼翔率領四支隊與鄞奉地區的部分干部，10月1日晚在庵東、相公殿一帶登船北渡。
    第二路，由張俊生率第二旅，9月30日在臨山、英生街一帶登船北渡，何克希率領率第一旅五支隊，遇臺風3日后登船北渡，隨即經歷了澉浦突圍戰斗。
    第三路，由張文碧、劉亨云、楊思一率領三支隊、金蕭支隊，10月6日分別在臨山、直落浦登船北渡。
    10月26日，浙東游擊縱隊及黨政機關和地方干部共15000余人，先后到達蘇中海安集結。11月16日，中央決定成立新四軍第一縱隊，譚啟龍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浙東游擊縱隊主力改編為第一縱隊第三旅，何克希任政委，劉亨云任副旅長兼參謀長，張文碧任副政委，楊思一任政治部主任。
    浙東戰略大北撤，從接到北撤命令，到蘇中順利集結，時間極短。整個過程充滿了驚險、生死考驗，彰顯了我軍指戰員、地方干部、人民群眾的核心意識、大局觀念和革命大無畏精神。北撤戰略的順利完成，從根本上消除了我黨我軍力量分散、四面受敵的隱患，為日后形成優勢兵力給國民黨反動派以致命一擊，集聚了力量，鍛煉了隊伍，爭取了政治上、戰略上的主動。（本文作者為浙江省寧波市新四軍研究會常務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