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勇
人們在生活中，會留下很多師長親友的照片，天長日久，有的照片難免漸漸褪色，而留藏在心靈中的底片，盡管歲月消逝，卻依然鮮明清晰。
上世紀50年代初期，我參加志愿軍到了朝鮮戰場，分配在東線的第九兵團政治部工作，常聽到機關干部們稱頌智勇雙全的兵團副司令員陶勇將軍。我是新兵，曾遺憾沒能在新四軍東進時期，看到陶勇率部在蘇中殲倭的雄姿；也沒能在渡江大戰中，看到陶勇擊傷敢于向我們挑釁的老牌帝國戰艦“紫石英”號的壯舉。但是，在朝鮮戰地，我卻真切地感受到了這位傳奇名將的風采和魅力。
有一次，我作為一名攝影記者，隨著陶勇上前線。我們的吉普車在敵機重點封鎖區“鬼門關”的北緣停了下來。面對盤旋的敵機和掛在空中的照明彈，防空哨兵要我們把汽車隱蔽起來，等到拂曉時刻通過封鎖區。
秘書問，為什么非要等到拂曉? 哨兵說，拂曉的時候，敵機對地面目標看不清楚，比較安全。陶勇聽了跨下車，踱了幾步，問防空哨兵：“繞道行不行? ”哨兵說，繞道要多走200多公里路，也有“鬼門關”。
“那就沖過去！不能在這里干等幾個鐘頭。”陶勇迎著照明區一揮手，拿定了主意。秘書和警衛員互相望望，明知危險，都沒有說話。駕駛員卻皺緊了眉頭，顯然是在為首長的安全擔憂。
陶勇看了看手表，走到駕駛員身旁，斬釘截鐵地說：“你坐到一邊去！”駕駛員知道陶副司令的脾氣，不吭聲，帶著一臉的無奈，乖乖地讓出了自己的駕駛座。陶勇身邊的人都知道，還在蘇北打日本鬼子的時候，部隊繳獲了第一輛摩托車，他不顧連連摔跟斗，當天就學會了駕駛，以后就敢在火線上穿梭飛馳。就這樣，陶勇親自駕起了吉普車。
小車拖著滾滾煙塵，奔騰跳躍，車上的偽裝樹枝紛紛甩落路旁，擋風玻璃和引擎蓋板反射著照明彈的強光。敵機很快發現了目標，竟鉆到照明彈底下進行觀察。嘯聲震痛耳膜，機翼閃著寒光。駕駛員和警衛員探身到車外，及時報告敵機動向，陶勇就根據情況不斷地改變著車速。
“俯沖啦！”駕駛員和警衛員同時喊。
敵機怪嘯著凌空直下。陶勇一踩剎車，隨著機槍的連射聲，只見一串串子彈冒著藍色火苗，噼噼啪啪地打在前方路面上；當又一架敵機剛進入俯沖并開始發射火箭彈的時候，陶勇卻猛踩油門，讓小車像快馬著鞭似地向前竄去。只聽得轟轟兩聲，兩枚火箭彈遠遠地落在車后爆炸了。
敵機連續攻擊沒有奏效，便在路面上投下了凝固汽油彈。陶勇拉低帽檐，圓睜雙眼，咬緊牙關，鎮定地將方向盤向旁一打，小車靈活地劃了一個半弧形，緊貼著路沿，避開燃燒液的高溫中心，又向前飛馳了。熱浪撲進車廂，燃燒液沾在車輪上，像長了火的翅膀一般，扇動著，扇動著，帶著呼呼的聲響。連續飛馳了好幾百米后，燃燒液才被車輪的離心力所甩凈。
就這樣，我們終于勝利地沖出了被照明彈映得通亮的封鎖區，除輪胎燒了一點外，誰都沒有損傷一根毫毛。
到了安全地帶，陶副司令這才把汽車傍著山根停下來，擦去滿頭大汗，脫下帽子扇著涼風。隨即，他又同秘書和警衛員一起，幫駕駛員檢查了汽車，加足冷水，又用腳踢踢車胎，用手拂拂飄到鼻子跟前的焦臭味，笑著說：“沒啥沒啥，小意思！”說著又像做了錯事的孩子那樣，摟著駕駛員和警衛員的肩膀，認真地說：“回到機關，可不能向司令員告狀喔！”原來，司令員對他喜歡親自開車并愛開快車的事，曾經多次提出過警告，他怕再一次“挨剋”。這正是陶勇的性格。他既有雄獅般的勇猛，還有著長者的溫厚、孩子般的天真。
我開始認識陶副司令，是在1951年夏天。那時，中朝軍隊經歷了5次大戰役，一直從鴨綠江邊打到了三八線。我們的兵團機關從咸興地區移到了江原道的一處深山里。有一天，兵團政治部宣傳部領導通知我到司令部去，說是陶副司令有事要“請教”。我背起照相機，帶著惴惴不安的心情，來到司令部駐地。經哨兵指引，我在茂密的松林中找到了陶副司令的住所。瞧，這簡直是一座風格獨特的別墅：茅草蓋頂的小屋連著防空室，門前有一方清除了雜草的平地，旁邊筑了花壇，種上了色彩斑斕的野花；一棵矮樹上，還用廢電線拴著一只小猴子，正在攀緣跳騰。來到小屋門口，我就聽見了一片噼噼啪啪的木器撞擊聲，夾雜著人們的陣陣歡笑。走近一看，原來是一些人圍著一張小小的康樂球桌，有的在打球，有的在圍觀當拉拉隊。其中有個打球人勁頭特別大，嗓門特別高。他穿著襯衫，挽起袖子，一邊打球，一邊叫喊：“瞄準——擊發——命中！哈哈！”
這個快樂的球手，正是陶勇，我們的兵團副司令。將近一年的惡戰苦斗，雖然使他明顯地消瘦了，而勝利，卻又使他變得年輕了。我走上前去，向他敬禮報到。他一見我，怔了一下，然后上上下下地打量著我：“嘿！小鬼，你是攝影記者嗎?”我紅著臉說還不算正式記者，剛開始學習。
“哦，現在不算正式記者，以后就是正式的了。”他說著，把我拉進了他的住室，從桌上拿起一架小型照相機，“你給我講解一下這玩意兒的性能和射擊要領，好不好啊?”
原來，作戰部門根據陶副司令經常深入部隊視察陣地的需要，給他新配了一架繳獲的照相機。他見我有些拘謹，便笑著說：“請大膽指點。你總比我先學一步，先學為師嘛！”
從此，我這個剛剛入門的見習記者，就成了陶副司令學習攝影的“輔導員”。有一天，輔導完畢，開午飯了，陶副司令留我一起吃飯，同桌的還有兵團參謀長覃健。桌上兩菜一湯，唯一的葷菜是兩個荷包蛋。陶副司令夾一個荷包蛋在我的碗里，怕我推讓，又用筷子使勁地將荷包蛋搗碎；接著把另一個荷包蛋分成兩半，和參謀長一人半個。
“小鬼，你到底幾歲了?”陶副司令突然笑著問道。
“不是告訴過你了嗎?18。”
“肯定打了埋伏。”覃參謀長在一旁插話。
陶副司令虎著臉接上說：“應當忠誠老實嘛！把生辰八字報給我聽聽，說假的，小心我打電話査你的檔案。”無奈，我只好報了出生年月。副司令一聽，哈哈大笑了：“參謀長在這里，你還能騙得了！按科學算法，不足16歲嘛。”忽然，他止住笑，逼問：“唔，你是怎么混進部隊的？”
我一時摸不著頭腦，心頭怦怦直跳。
他看見我羞紅了臉，忙又改口道：“快吃飯，不用緊張，保證不開除你的軍籍！不過，虛報年齡可要改正過來。年紀小參軍打仗并不丟臉，我當兵那年也只有16歲，如今當了兵團副司令，周總理、陳老總見了我，還叫我小陶小陶的，我才不賣老哩！”吃完飯，陶副司令又親自給我削蘋果，一邊侃侃而談：“革命需要人才，人才不夠，只好從實踐中培養嘛。不少同志20來歲能當上營長、團長，十五六歲的娃娃為啥不可以學當記者?我沒有上過正規軍事學校，過去貪玩，不用功，靠領導管得緊。有回不肯參加學習，陳老總要派警衛班把我綁了去學習。后來也就自覺一點了……”說著，把削好的蘋果塞進我手中，“你這娃娃兵，可要好好學習，唔！”
我心里熱乎乎的，低著頭啃蘋果，一邊卻在品味著這些甘霖般的話語，溫暖得就像在家里一樣。
1953年初夏，前線比較平靜。兵團政治部特邀朝鮮畫家洪圣哲來兵團駐地，創作油畫《打擊侵略者》。陶副司令知道這事以后，就打電話給政治部主任謝友法，要求將畫家洪圣哲請到司令部去，就把畫室安在他的住所旁邊，說要親眼看畫家畫畫。《打擊侵略者》剛畫成，陶副司令又來電話命我去拍照，除了為他和畫家與畫作一起拍照外，他還接過我的照相機，特地為我和畫作拍了照片留作紀念。洪圣哲通漢語，激動地贊嘆說：“想不到……戰功赫赫的陶將軍會這樣喜愛藝術，真讓人感動啊！”
有一天，志愿軍總部和各兵團的高級將領們到我們兵團駐地開作戰會議，陶副司令又要我去拍照。我頭一次見到這么多高級將領，慌了神，端著照相機，東邊轉轉，西邊站站，好容易鼓起勇氣，走到將領們跟前，取好景，迅速按下了快門。不料，剛松過一口氣，這些老干部忽然指指點點地議論了起來，只聽得志愿軍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像吟詩一般地吟道：“好個娃娃記者，聽聲音，咔嚓一下倒清脆；看鏡頭，上面還罩著一個蓋！”
指揮員們都樂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窘得我無地自容。這時，陶副司令搖搖手道：“別笑，別笑，娃娃記者初次見到這么多大首長，難免會緊張。請大家原諒，多多原諒！”一邊走上前來，站到我身旁，看看拍攝場面，為我鼓勁壯膽：“唔，這個角度不壞。沉住氣，重拍一張。”說完，表示撫慰地摸了一下我的頭，走回到指揮員中間去了。李志民也微笑著安慰道：“小鬼，不必緊張嘛，我們又不吃人！”
歡聲笑語，使我振作精神，終于完成了任務。
這些都是幾十年前的事了，但回憶起來，總像發生在昨天，我仿佛在陶勇將軍的親切關懷下，還剛剛擺脫童稚狀態。十年浩劫中，身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副司令員兼東海艦隊司令員的陶勇將軍，未能為國捐軀海疆，卻被林彪、四人幫害死在一口水井中，令人悲憤！陶勇將軍猝然離世，專案人員也抄沒了我所珍藏的大量照片，但他們無法抄去我心靈中的底片。陶勇將軍的音容笑貌，永遠銘記在我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