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輝
1943年3月：蔡輝臨危受命
1943年3月，根據地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皖江區黨委和皖江行署改組，七師政委曾希圣兼區黨委書記，副政委李步新兼副書記；張凱帆任皖江行署副主任（主任為呂惠生）、黨組書記。原皖中財經委撤銷，成立由葉進明任處長、蔡輝、倪子干任副處長的財經處，蔡輝兼貨管總局局長。財經處成立前后，部隊實行地方化，大大強化了地方政權建設的武裝保障。皖江行署財經處成立后，著重抓了幾項主要工作：
（一）加強公糧、田賦和稅收工作，協助貫徹減租減息，發展農業生產。
（二）加強貨物管理，以控制戰略性貨物和易貨貿易來對付敵人的經濟封鎖。
（三）多方擴大稅源，主要是流通稅，增加財政收入。
（四）發展公私經營生產合作社、供銷合作社、消費合作社，繁榮經濟。
（五）成立銀行，發行抗幣，控制金融。
（六）保障軍隊、軍工所需一切物資。
貨管總局的主要職能：一是通過下設的貨檢機構收稅，二是通過貿易增收。下設會計科、貨管科、貿易科，兼具有財政、稅收、實業、貿易四大職能。七師和皖江根據地財政收入主要依靠“總局”實現。1943年4月，經蔡輝提議貨管總局更名為皖江貿易總局。
財經處與皖江區黨委、行署的被領導關系，分為三條線：第一條線，凡是與老百姓利益直接相關的各項財經政策、稅收法令和重大經濟決策（如發行大江幣、稅制調整、發展合作社），由財經處提出，區黨委和行署批準后由行署頒發法令，由各級政府和職能部門負責組織實施。第二條線，為保證上交軍部和七師軍隊財政需求，由區黨委副書記李步新兼任總金庫主任，向財經處下達任務并監督實施。財經處的收入，包括大江銀行的收入，統交總金庫支配。第三條線，由貿易總局組織領導實施的敵區貿易，既是財經主要收入來源，又具有高度機密性和風險性，也是敵區情報、交通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復雜的戰爭環境中，為避免泄密和決策失誤，由曾希圣親自掛帥，直接對蔡輝實行一對一垂直領導。并指令區黨委敵工部段洛夫部長（新中國成立后任教育部副部長）、副部長吳錦章（新中國成立后任上海外貿局局長）協助蔡輝開展對敵貿易，同時開展敵區工作。為了保障蔡輝和貿易總局的安全，曾希圣特調一支200多人裝備精良的警衛大隊拱衛（大隊長周云祥是紅軍時期的營級干部，20世紀50年代曾任山東省、安徽省交通廳廳長）。蔡輝還抽調精兵500人組成水上武工隊，負責水上治安和武裝。
蔡輝一到皖江就面臨著七師成立以后最嚴酷的戰爭考驗：1943年，日軍為貫徹其大本營對華新政策和1943年《對華作戰指導計劃》，一面大力加強汪偽政權的政治和軍事力量，深化對其占領區的殖民統治；一面加緊對華中各抗日根據地進行更加殘忍的掃蕩和清鄉，以確保對其意義重大的京、滬、杭占領區及長江下游的交通安全。同時，留踞在大別山區的桂系國民黨頑固派堅持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不斷乘機向根據地進襲，使七師處于敵、頑兩面夾擊的困難局面。1943年3月12日—20日、4月30日—5月6日，日軍兩次重兵突襲我皖江根據地巢無中心區。一度曾包圍我七師師部和七師獨立團，造成很大損失。5月11日—12日，又發動對無東區白茆洲皖南支隊和特委總部的突襲。6月10日，日軍配合偽軍劉子清部又襲擊我和含地區的含和支隊和含巢大隊。日偽軍在4次掃蕩中，共出動兵力1萬余人。在我軍以較小代價粉碎日軍數次重點掃蕩后，我軍又于11月1日、11月20日—27日，經數次反頑戰役，重重打擊了妄圖奪取皖江根據地巢無作為中心區的反共頑軍10個團的猖狂進犯。其中，11月20日—27日磨盤山一戰，在老百姓支持下，殲敵700多人，俘敵400多人，取得反頑自衛斗爭的空前大捷。
我軍在對日偽反掃蕩和反頑自衛戰爭中，雖然取得勝利，但我軍力量的削弱和財政損失很大，人民群眾的損失更大。軍部于1943年9月調譚希林代師長率二師十六團增援七師的軍力；軍隊地方化以后，新整編成立的3個支隊兼軍分區（皖南、含和、沿江）也在反掃蕩和反頑戰斗中進一步壯大，總兵力比1942年增加了1倍以上。這樣，一方面從民取稅的財政來源銳減，另一方面部隊迅速擴張，皖江財經狀況一度處于相當困難的境地。部隊供給一度十分緊張，戰士沒有煙抽（原來每月配給10包），每天5分錢的菜錢常常發不出，更難以完成支援軍部的款、物任務。
蔡輝臨危受命，即向曾希圣，張凱帆提出七條緊急籌措資金的應對措施，經區黨委、行署批準后全面實施：
（一）調重兵沿江、沿湖、沿路實行糧食封鎖，掐斷日偽的糧源；并由貿易總局實行對敵區糧食貿易的壟斷經營（原為自由貿易）。
（二）鹽業貿易國營化，由貿易總局統一組織供銷（原為自由貿易）。
（三）以皖中金庫的名義，發行債券，以大額本票（按當時物價折算成實物，憑本票可領用實物）形式緊急回籠法幣100余萬元；盡快建立銀行、發行抗幣，以回籠法幣、偽幣，控制金融。
（四）以繁榮經濟、互通有無和增加流通稅源為目的，鼓勵民間非貨管物資的自由貿易，對進出根據地的敵、頑區商人、商販和根據地商人、商販一視同仁，實行一站過境稅制（敵、頑區為多頭、多次抽稅），并由地方武裝和民兵組成護商隊，確保過往商人在根據地的人身、財產安全。同時，抽調數百名干部充實貿易總局所屬各地方的基層貨管（兼稅收）機構，在水、路交通要道全面設卡收稅。
（五）建立發展壯大公營經濟，發展公私合營的合作社，形成公營經濟在對敵貿易和軍需、軍工生產領域的主營主導地位，帶動民營商貿和手工業的發展。
（六）建立湯家溝自由貿易區，以長江航運為載體，以我為主，與敵、頑區開展大規模的三邊特種貿易，“以出養進”，以迅速增加根據地的財力和大批量進口所需軍用物資和民用工業品，滿足根據地軍民的需求。（當時上海糧食價格是根據地3～4倍；根據地工業品是上海的3～4倍）。
（七）抽調一批有文化、有能力、德才兼備的縣區級領導干部充實財經隊伍，加強黨對財經工作的領導能力。
皖江抗日根據地
開辟對敵特別貿易商港
皖江貿易總局在無為三宮殿成立后，1943年4月份即移師湯家溝西北部的陳家村。開辟二壩為對敵區特別貿易商港，由貨管科長李樹華負責聯系接待；開辟湯家溝為開放商埠，廣招天下客商。總局在湯家溝萬字會內掛牌成立“集成號商行”，蔡輝化名張光華，兼任總經理；又聘民主人士、當地商界首領沈濟民（行署副主任唐曉光的岳父）出任經理；由“集成號”吸收民營資本，設立合作社性質的“裕民號”和“正大號”，專營五金、百貨等民用商品，由金其贊、郭方明兩位民間人士分任經理，仍然歸“集成號”領導，重大事務由集成號倪化黎負責；開設了國營“利民鹽號”，由李樹華兼經理，統控鹽業批發。“集成號”商行統一對敵區戰略物資的易貨貿易，出口糧、油、棉、麻、煙草、山貨、土特產品，易貨進口鹽及布、煤油、紙張、機械設備、民用工業品、軍需物資、軍工物資等工業品。進口貨物中，凡軍用物資，統由“集成號”商行調撥給七師供給部門和軍工部門；凡民用物資，則由“裕民號”、“正大號”負責處置。“裕民”、“正大”商行主營非屬貨管范圍的一般貿易，主要依托民間供銷、生產、消費合作社組織，調節市場，一方面平價供應五金、百貨、民用工業品，一方面組織糧、油、棉、土特產供給“集成號商行”。為保障公平交易，也大量采用易貨形式結算。鹽由國營“利民鹽號”批發供應，以平抑鹽價。接著，又相繼成立了 “仁和旅社”、“舒六飯店”、“大江銀行湯家溝分行”、“大江銀行永豐錢莊”等公營服務企業，為過埠客商提供食宿、結算服務。蔡輝把湯家溝作為全戰區貿易振興的重點，經濟戰略眼光十分敏銳。湯家溝，歷史上是無為縣沿江三大商埠之一（二壩、湯家溝、三宮殿），也是江南蕪湖市與江北間三大商品集散地之一（東部裕溪口、中部二壩、西部湯家溝）。裕溪口是淮南線南端，為日偽軍占領；二壩與敵重兵屯占的蕪湖僅一江之隔，敵偽防范極嚴；三宮殿不通水路，又緊臨日偽占領的無為縣城。相比之下，湯家溝位于無為東鄉、巢無根據地中心，東銜含和地區，與二師、軍部相通，西有沿江區溝通五師，北靠嚴家橋皖江根據地和師部中心區，南有大江與敵相隔。周邊分駐有七師三大主力部隊（含和支隊、七師直屬部隊、沿江支隊），湯家溝所在的無東區白茆洲，駐有皖南特委和皖南支隊領導機關。且交通便利：雖南距長江約2華里，但有內江環繞而過，小火輪可直航長江；又有公路西銜無為縣城、三宮殿，向東至二壩、裕溪口。皖南事變前，湯家溝曾是國民黨規定的新四軍防區，一度是九江—裕溪口800里沿江富賈云集的南北貿易集散地。皖南事變后，汪偽劉子清部于1941年7月曾一度割據無為東南部，無為、三宮殿、湯家溝、二壩、臨江壩及裕溪口等重鎮成為汪偽據點，我軍則在外圍游擊。1941年7月—1943年初，湯家溝是劉子清部師部駐地，在兩軍對壘中戰事頻頻。1942年底，在我軍不斷打擊下，劉子清部東移含和地區。我軍重新控制無東區、二壩、湯家溝、三宮殿一線。但湯家溝在日偽殘酷統治下，昔日繁華商埠已蕭條衰敗，居民四散，無商貿可言。皖江實行糧食貿易管制和壟斷經營后，蕪湖米市糧價暴漲，帶動南京、上海糧價暴升。我方則以湯家溝為主要交易中心，有大量糧食可供出口，短短二三個月，吸引了大江南北大批商賈蜂擁而來，各類商行、大批易貨進口的工業品源源而至，米行、鹽行、五金行、百貨行、客棧、食府、錢莊、豆腐店、肉店、山貨行、中藥店，紛紛開張，各類手工業作坊應運而生，幾華里長的集市200～300家各類商鋪林立，僅糧行多達10余家，常住人員也從二三百增至3000余人。內江千帆林立，碼頭晝夜繁忙，白天集市人頭攢動，夜晚燈火輝煌，出現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太平盛世景象，被譽為“小上海”。
蔡輝三大奇招，粉碎敵偽經濟封鎖
在蔡輝親自組織策劃下，“集成號商行”通過三大運作，至1943年底，已徹底粉碎了敵偽的“經濟封鎖”。第一招：以鹽糧為突破口
第一個運作：以鹽、糧交易為突破口，聯合中間商，溝通大江南北。鹽是根據地軍民的必需品，也是敵偽嚴格禁運的戰略物資。當時蕪湖敵占區的鹽由蘇北輸入。控制運鹽船的是江蘇駐蕪湖的船業老大—楊大炎，他與蕪湖商界、軍界關系密切，與汪精衛的親信、偽蕪湖商會會長汪子株關系甚篤。他們合伙經商，控制著皖南的鹽運。楊大炎又名楊在田，是江蘇沙洲縣錦豐鎮的富商巨賈，當時任江蘇省駐蕪湖民船同業公會會長。蔡輝在沙洲縣工作時，楊大炎是統戰重點人物之一，蔡輝曾利用他當時掌握的沙洲十二港和運通代理行，成立了“一大輪船公司”，從事敵占區貿易。我方實行貨管后，蕪湖船運生意也大為蕭條，楊大炎的生意日見清淡，苦無出路。蔡輝一上任，就主動與楊大炎取得聯系。楊大炎聞訊張光華即蔡悲鴻后大喜過望，立即過江拜訪。雙方商定，再度聯手合作。第一筆生意是鹽、糧交易。楊大炎從蕪湖大鹽商處調鹽給我方，交換我方大米。鹽在根據地稀缺，米在敵占區價高。我方網開一面，敵方亦半閉眼。我方派出周金祥常駐楊大炎處作聯絡員，維持雙方經常聯系。這樣，從首批1000擔鹽交易開始，通過楊大炎介紹，蔡輝又結識了上海專營大宗食鹽、棉布等商品的巨商周云海夫婦。周在上海有一家“海記公司”，在蕪湖設有分公司“蕪湖海記公司”。集成號、海記與楊大炎三家達成以下協議：周云海以1斤食鹽換我2斤大米（市場價1︰3）、1匹龍頭專用布換我200斤大米（市場價300斤大米）。運輸及安全，則由楊大炎負責。首批交易，即易進棉布500匹、食鹽2萬擔。食鹽交“利民鹽號”按平價出售，棉布運師部、軍部做軍衣用。周云海于1943年秋成立了“揚子鹽運公司”，在蕪湖中山路設有辦事處，內有我方人員進駐，接待來往革命同志。周云海夫婦組織了一支民船隊，從蘇北鹽、阜地區販鹽經運河、長江輾轉至湯家溝交換大米。皖江食鹽市場曾一度為“揚子江鹽業”所壟斷。可惜周云海好講排場，揮金如土，一年后終被高利貸壓垮。但其蕪湖辦事處仍舊為我地下交通維持到“北撤”前后。我方湯家溝鎮上設置了“蕪湖海記公司倉庫”，如遇到日偽軍掃蕩，就掛上用中文、日文名寫的“此倉庫物資屬日本軍糧采購委員會”的牌子，日偽軍見標牌則繞門而過。我方派聯絡員進駐蕪湖海記號，使其又成為我方秘密聯絡站，接應進出蕪湖干部、商人。同期，又在楊大炎名下，于蕪湖中山路建立了集成號控管的“運通運輸行”。名為商業運輸機構，實為我方在蕪湖最大的地下交通聯絡站。“運通”成立后，凡與我方有關人員途經蕪湖，也均由楊大炎負責接待，并及時提供日偽軍事情報。自此以后，這條溝通大江南北、敵我之間的商業、人員大交通線，掩護了大批往來敵占區的干部，傳遞了大量情報，運輸了從上海運往江北的大批日用、軍工物資、機械設備，成為從未發生過一起意外的“黃金線”。
皖江地區一向交通便利、商旅暢順。自上海、南京、蕪湖、九江、武漢淪陷，國民黨軍隊退守到大別山區、皖南山區后，皖江地區就成了京、滬、杭以及無錫、蘇州、蕪湖等城市商人與大后方重慶、西安的國統區做生意的必經之路。湯家溝則是皖江的閘門。湯家溝重新開埠通商的消息，迅速傳遍大江南北，加上稅低、過境安全、商品豐富，一時間萬商云集。江北的糧油、土特產品在這里集中，流向江南；江南的工業品在這里轉口江北廣大地區。有時一個商隊就是幾百人，一條商船就是幾百噸貨物，有時一天進出貨船上千艘，每天上收的過境稅（當時進口稅率：布匹、棉制品、藥品和食鹽5%，化妝品10%，奢侈品20%，軍需用品、農業生產資料免稅），最高達百萬元。盡管戰時經商是高風險行業，但巨額差價的巨大吸引力，反而刺激了長途販運業的發展。當時，上海與皖江比，民用工業品、鹽、布、紙張的差價為1︰3；大米差價、山貨差價5︰1。
第二招：進口軍需和特種物資
第二個運作：依靠愛國商人，進口軍需及特種物資。在用糧食、棉花、土特產品等農產品易貨棉布、鹽、民用工業品等的貿易局面迅速打開的同時，蔡輝又恢復了與上海愛國商人盛慕萊、朱玉龍、蔡志鍔的秘密聯系，授命他們設法以上海為根據地采購電臺、西藥、醫療用材、特種紙、油墨、炸藥、雷管、印刷設備、無縫鋼管等特種軍需品。盛慕萊、朱玉龍、蔡志鍔等愛國商人，是蔡輝1940年在蘇南沙洲縣開展敵區貿易時所建立和依賴的商業骨干核心。盛慕萊是嘉定縣黃渡鎮的鄉紳巨賈，1908年生，抗戰前曾任黃渡中心國民學校校長和黃渡鎮鎮長，在當地辦學修路，做了很多公益事業，威信高，關系廣。其妹盛琉蕓，是蔡輝在黃渡師范讀書時的同學，也是地下黨員，1933年與蔡輝結婚，不幸于1936年犧牲于敵獄。盛慕萊受蔡輝、盛琉蕓的影響，一直積極支持共產黨。1940年春夏之交，在蔡輝領導下，他買通了德籍外輪3艘，在法租界碼頭設立秘密倉庫，以糧油貿易為掩護，為蘇南新四軍六師運送了大批軍需物資和1500多名從上海到江抗參軍的新兵，貢獻很大，曾受到譚震林的接見和勉勵。蔡志鍔是蔡輝的胞兄，1910年生，1928年入黨，1933年—1937年被捕后脫黨，后在浦東經商，開有錢莊和棉花行，也是盛慕萊的商業合伙人。朱玉龍，抗戰前系上海海關警員，有一定文化，會英語，與偽海關、碼頭、軍警、商界、幫會各界混得很熟，更精通上海十里洋場的人情世故。這個人膽子大，路子多，1939年起在上海法租界搞貨運站，曾幫助新四軍供給部采購軍需物資，與軍部供給部葉進明、徐雪寒、吳思孟等有過業務聯系。1940年經盛慕萊介紹給蔡輝，專門負責“走私”軍需物資至沙洲。蔡輝非常欣賞他的才干。在蔡輝多方扶持下，朱玉龍于1942年冬—1943年春，在上海成立“江運公司”，地址設在上海成都路彌爾登大廈。公司任務是專為皖江運送藥品、軍工物資。營業額雖不大，但貴在雪中送炭，做得及時，最主要的是給特種貿易闖開了路子。例如，在上海采購時，如何躲避憲特的偵查監視，運輸時如何瞞過海關檢查；在長江水域航行時，如何對付敵人等，為以后開展機密貿易提供了寶貴經驗。
1943年4月，應蔡輝之邀，盛慕萊、朱玉龍、蔡志鍔等率凌良才、杜海林等一批上海愛國商人赴湯家溝考查，從此進一步開辟了湯家溝—上海的特種貿易通道。盛慕萊1944年秋按蔡輝的部署，在蔡志鍔、朱玉龍協助下，以重金在呂班路30號（今重慶南路）“日本海軍聯歡社”名下的中央洋房租房設立了“中華物資公司”。公司為公私合營性質，注冊資金黃金400兩，公私各半。私方代表汪國華（原美孚公司經理人）為經理，公方代表蔡志鍔為副經理。公方代表盛慕萊任蕪湖辦事處主任，公方代表朱玉龍任采購主任，還有武漢同志（蔡輝的妻弟，1938年入黨）亦系我方重要工作人員（不公開出面）。總經理汪國華的辦公室與偽海軍部駐上海辦事處主任葉樹初的辦公室僅一墻之隔。汪國華、盛慕萊、朱玉龍等人每天西裝革履，轎車進出，司機、秘書前呼后擁，經常高朋滿座，皆是上海工商界巨子，相比之下，葉樹初就顯得較寒酸。盛慕萊、朱玉龍兩人有意拉攏葉樹初，經常請客送禮，熱情、豪爽、大方，很快就與葉樹初“稱兄道弟”；通過葉樹初，盛、朱兩人又和駐偽海軍部的日本顧問吉岡拉上了關系。盛先以合伙做生意為由，讓葉樹初偷偷發了點財；很快，葉的“發財夢”越做越大，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盛乘機讓葉入股，條件是由葉負責提供一條千噸級偽海軍軍艦，打著偽海軍旗號，為“中華物產”跑長江運輸。條件是從上海發貨按貨值付運費10%，支付現金；從無為返滬載貨亦按上海市價收運費30%，但以大米實物支付。發貨表面上以布匹、食鹽、焦炭、醫療器材、藥品、五金為主，私下夾帶軍工物資；返回上海貨以大米、煙葉為主，到上海后由中華物流公司在八仙橋聚昌米行出售（略低于市價）。后在葉樹初和吉岡默許包庇下，假以偽海軍辦事處名義，通過各種關系打通緝私、海關、兵工廠關系，為新四軍采購了大量軍用物資、機器設備，甚至槍械毛坯、炸藥、雷管等。汪偽海軍軍艦進出吳淞口以及在長江上航行，不受關卡檢查，通行無阻，抵達無為時在江心停泊，船上偽海軍人員一律不得上岸，由皖江貿易總局組織人力于夜間用駁船裝卸貨物。蔡志鍔回憶說：“由于葉樹初、吉岡等貪財，我們以財為餌，利用汪偽海軍軍艦在航運上暢通無阻的機會，購運軍用物資；與此同時，我們又給汪偽海軍軍艦上人員一些額外的好處，以便我們夾運軍工物品。此事由朱玉龍、武漢負責組織采購并包裝。然后將這些炸藥、雷管、工作用機、鋼軌等夾在其他貨物內運到根據地。接著，又由盛慕萊賄通汪偽兵工廠廠長，賣給我們大批槍械毛坯及零配件，相機運出。”（蔡志鍔：《新四軍七師根據地的對外貿易》）
1943年6月，大江銀行成立，并對外發行“抗幣”。由于技術條件限制，初期票面為木刻，在背面寫上票額（小額：100元、1000元，大額：5000元、1萬元，最高5萬元），蓋上葉進明、蔡輝、倪子干三人之一的名章就投入市場，且票額大、數量少，實為本票；后發行木刻石印流通幣，但技術含量低、數量少，無法適應市場統一抗幣的迫切需要。但建膠印鈔廠，需要精密制版和對開橡皮印鈔機等大型成套設備和各種特種原材料（印鈔紙、油墨、化學制劑）和各個工種熟練技術工人。除了從上海突破，別無選擇。1944年秋，根據上級要求，蔡輝委托盛慕萊為皖江籌建一個當時技術、設備最先進的膠印“印鈔廠”，并指派徐德明（新中國成立后派駐香港華潤任副總）、沈君常赴上海協助、督辦。盛慕萊、朱玉龍等人神通廣大，很快就落實了印刷設備及原輔料的采購事宜；又通過蔡輝的親戚老中醫蔡玉堂，找到中華書局印刷廠的技術骨干過雪川。過雪川當時30歲，17歲就進入中華書局學徒，擅長彩印拓石制版，會拼繪制禮券、鈔票、錢票、股票等原版。由于戰時兵荒馬亂，經濟蕭條，工廠半停工，印刷工人的最低生活都難以保障，過雪川也半失業。為打消過雪川的顧慮，在盛慕萊親自陪同下，過雪川于1944年春節剛過，就秘密抵達了皖江根據地考察。過雪川受到蔡輝、葉進明、沈君常、徐德明的熱情款待，并親眼目睹根據地的繁榮景象，在蔡、葉的進一步宣傳啟發下，堅定了投身根據地的決心。幾十年后，過雪川回憶說：“一踏上根據地所看到的情景，就對我產生很深的影響。這里與日本占領的上海完全不一樣。人民生活安定，買賣東西既公平又方便。特別是糧食到處都可買，與上海軋戶頭，搭六谷粉相比，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這次我到根據地時間雖不長，但親臨其境，開了眼界，受到了教育。看到共產黨領導干部平易近人，人民安居樂業，尤其是糧食到處買得到，抗日救國的氣氛十分濃烈，對我的教育很深，深感共產黨比國民黨好。于是我晚上下決心跟共產黨走，要為根據地印出抗幣而奮斗，哪怕遇到再大的苦難也要干到底。”（過雪川：《長江邊上的斗爭—記大江銀行印刷廠的籌建和北撤》）過雪川回滬后，花了2個月時間，在家中既沒有設備又沒有工人的條件下，秘密組織石刻制版；又秘密串聯，動員招聘了65個（含家屬）印刻業各個工種（切紙、繪圖稿、拼底板落石、上機大版、雕刻銅版、鉗工、電工、泥水木工等）的技術工人。為解除技術工人們的后顧之憂，貿易總局規定，凡到根據地的，可以按原薪發雙工資（根據地一份、上海一份，從中華物產領薪），可以到中華物產領大米。當時在上海，能買到白米吃，就很不容易，現在每月領到白米，技術工人和親屬都很高興。1944年4月中下旬，盛慕萊、朱玉龍利用偽海軍軍艦將全部印刷設備和輔用材料運到蕪湖，又通過蕪湖“運通”，安全運至湯家溝；4月下旬，又通過地下交通線，將過雪川率隊的印刷廠全套技術班底，護送到湯家溝。20天以后，“伍元、壹元、伍角、貳角”四種面值的大江幣正式開始掛牌印刷。過雪川后被任命為大江銀行印鈔廠廠長。這批設備1946年10月北撤時，蔡輝以集成號名義租用了1條拖輪、4條大木船，將印鈔廠、軍工廠、報社的機器物資，經南京轉入蘇中內河，在二師游擊隊接應護送下，運至六合縣的八百步橋，由蘇皖行署副主任汪道涵親自組織民工拆分運至天長縣，再裝船過高郵湖過寶應，安全無損到達安豐源，并入華中印鈔三廠。
大江銀行印制的彩版小面額幣發行后，每日兌換的偽幣、頑幣需用麻袋裝、汽車運、輪船載。我方在金融領域取得主動權和壟斷權。除上繳軍部、支持各師數千萬及用于敵區采購外，還兌換成美鈔、日幣，存入南京敵區銀行，為解放戰爭期間華東局國區部開展對國統區經濟、政治斗爭奠定了豐厚的資金基礎。
通過敵區貿易引進機器設備、原材料，也極大改善了宣傳、軍工生產條件。據皖江根據地的《大江報》總編輯舒文回憶：“1943年下半年，蔡輝、吳錦章等同志領導的湯家溝大成貿易公司（此記憶有誤，應為集成號商行）給我們從敵占區購買了印刷機械和鉛字、紙張、油墨等。自此，《大江報》就由油印改為拓印，組建了印刷廠。”（舒文：《皖江地區的黨報—大江報》）七師兵工廠1943年3月才形成生產能力，北撤時已壯大到800多人，能制作子彈、手榴彈、擲榴彈、刺刀、擲彈筒、迫擊炮、炮彈、地雷等，改造、維修各類槍、炮等，是后來華東軍區軍工生產部的主要技術力量之一。七師軍工部長喬堅1943年從軍部調七師，是兵工廠唯一的大學生，新中國成立后曾任空軍工程部修械部副部長。七師兵工廠改裝的平曲兩用82mm口徑的迫擊炮，在100米內平射，可摧毀敵土木據點。1945年在攻擊日偽據點、解放戰爭在棗莊戰役中，發揮過無堅不摧的威力。據七師軍工部陳效光（新中國成立后任上海城建局局長）回憶：“從敵占區購進的材料，種類繁多，究竟有多少項，現在已無法精確記憶。各種炸藥、雷管、TNT、硝酸、導火線以及化學制劑，五金工具中僅銼刀一項的各種規格就有方、圓、尖、粗、中、細等好多品種，而每個品種又有許多的尺寸。大的設備有各種機床，小的材料有琴鋼絲、甚至連胡琴弦也是從敵區購進的。最重要的材料，要算是做炸藥的原料和做炮筒的厚壁鋼管和生鐵；機械設備，則根據當時生產的需要想法購買，如車床、牛頭刨床、沖床、老虎鉗。這些設備一旦買到，立即送兵工廠投入使用，不需要我們儲存保管。這些物資都是大船從長江運進，由河道小船轉運，源源不斷的運達根據地。”（陳效光：《皖江根據地軍工生產物資供應》）。
第三招：拓展特種貿易
第三個運作：運用執政優勢，拓展特種貿易。1943年春，為進一步鞏固擴大皖江東部的和含根據地，繼而開辟江浦、全椒兩縣的游擊區，控制淮南路東至浦口一線，直逼南京城下，確保七師與二師、軍部的交通聯系，七師以300多人的和含獨立團（團長馬長炎）為基礎，與七師五十五團一部分組編成和含支隊，全支隊成立時共1000余人（不包括區鄉武裝、地方游擊隊），師參謀長孫仲德兼支隊長，黃火星任政委，副支隊長馬長炎，參謀長張铚秀。下轄4個大隊、1個特務連、1個教導隊。這一地區臨近南京、西控淮南線、東迫津浦線，戰略位置非常重要。南京淪陷后，即為敵、偽、頑、我必爭之地，四方勢力犬牙交錯，反復割據，由于多頭收租收糧，生產力破壞極大。當地百姓迫于生計，大量種植鴉片，形成長江三角洲最重要的鴉片生產和貿易中心。我方控制這一地區后，即設貨檢機構，先禁種煙，不僅無效，反遭百姓抵制；后實行特稅，稅率30%～40%，百姓仍私相交易，防不勝防。貨檢沒收的鴉片亦不知如何處理。1943年夏，蔡輝根據含和貨管處的情況匯報，報經曾希圣和區黨委批準，決定利用和含地區的鴉片資源，作為對敵貿易的特殊武器。任命和西大隊趙鵬程兼任和含貨管處處長。起初的“特貨”來源一是貨檢機構查沒；二是實物稅。隨著根據地實行禁煙和私營鴉片統由含和貨管處管轄的公司收購后，交貿易總局集成號易貨軍品、軍械、美元、黃金，重點保障軍隊特需。蔡輝經曾希圣授權，指令趙鵬程與貿易總局單線聯系，負責“特貨”組織。趙鵬程是和縣陳家溝人，早年家境貧寒，為生活所迫，參加了青幫，排行悟字輩。因輩分高，被稱為趙二爺。抗戰后，利用青幫師徒關系，收編國民黨潰軍，建立和縣抗日游擊隊，1938年率隊參加新四軍。和含青幫約10萬人之眾，每村每鄉都有大大小小的刀會、番會。趙鵬程既有政府委令在身，又有武裝力量（和西大隊下轄2個由當地人組成的游擊中隊）在手，更有幫會龍頭老大的威信，他廣收“門徒”，廣結朋友，大力開展統戰工作，把禁煙控貨的任務完成得非常出色。和含地區的財經收入，很快成為皖江貿易總局新的財源。和含支隊的軍工生產也借勢大大發展。《新四軍第七師》一文中記載：“含和支隊至1944年，兵工廠由1個發展為3個分廠，共有四五百名工人，兵工廠生產的機器和物資材料的原料，主要是通過和西大隊趙鵬程的關系，在敵占區建立采購網，從車床到炸藥、無縫鋼管，都能從敵占區安全地運到兵工廠，再由工人們制造手榴彈、地雷、槍支、布匹、彈藥。這些武器彈藥和布匹,不僅能基本保證含和支隊的戰斗力需要和干部戰士的衣服，而且還武裝了和含敵區的民兵，加強了根據地的整體力量。含和支隊在地方政府的幫助下，先后辦起了被服、毛巾、鞋襪等6個小工廠，專門生產軍需用品。”（新中國成立后，趙鵬程曾任安徽省體委副主任。在文革中，這段工作也成為他的“罪名”。）
抗戰期間，國內的鴉片貿易都以政權為背景。鴉片貿易從來都是暴利性交易，抗戰期間則由各方特務機構秘密掌控。日軍是由關東軍特務機構主管，日本駐華特務機構的特別活動經費和偽滿洲國政府財政經費，80%依賴鴉片交易收入。國民黨則由戴笠的特務系統和胡宗南、湯恩伯的部隊勾結，與敵偽區做特貨生意。我方的貿易關系也兼具特工性質。在敵偽頑區，鴉片是特權的象征，只有掌控軍政大權的達官貴人才有權支配；有需求的豪商巨富們則不惜千金求購。我方利用所掌握的鴉片，在對敵經濟戰中大大增加了砝碼，發揮了三大特殊作用：一是通過與敵偽內部高層的秘密交易，我方進一步獲得大量情報機要和軍火、黃金、美鈔。二是通過鴉片交易，收買、控制了敵偽一些重要崗位各個環節的軍警人員，為我軍地下交通線和軍品采購線的開辟和安全，大大減少了意外風險。貨物在受檢被堵的關鍵時刻，一包鴉片就可能化險為夷。三是百倍以上的差價，為我根據地獲取了巨額利潤，客觀上對抗日救國大業起了重要作用。
鴉片特貨貿易究竟規模有多大？由于歷史的原因，史料沒有披露。但其在特殊時期的特殊作用，應予以正確評估。
“曾老虎”和他的三大翅膀
經一年的努力，自1943年春—1944年春，七師和皖江根據地的財經收入，以貿易性收入和流通稅收為兩大支撐點，實現高速增長。黨的建設，軍隊建設和政權建設也取得進一步發展。這一年，皖江根據地的財政收入比1942年凈增長2倍以上，不少于6000萬元。1944年1月24日—10月9日，七師分三次上交軍部1400萬元。這一年的發展，與三位杰出人才的調入皖江根據地有很大關系。政權建設：由于張凱帆的調入，大大加強了黨對抗日民主政權的建設；財政戰線，由于蔡輝的調入使皖江財經工作突飛猛進；軍隊建設，由于譚希林的調入，使七師的軍力和軍事指揮能力提高到新階段。有人戲說，1943年“曾老虎”添了三大翅膀，不飛也得飛。也有人戲說，張、譚是文武兩翼，協助曾希圣支持軍政大局；蔡輝雖小，但沒有尾翼，老虎也上不了天。
1942年5月，曾希圣就提出：“無為變有為，繁昌更繁昌”的經濟目標。皖江貿易總局成立后，特貿工作直屬曾希圣垂直領導。曾希圣經常到湯家溝，和蔡輝，段洛夫、吳錦章等一起分析敵我形勢，參與決策討論和方案制定，幫助解決困難，協調各方面關系。
曾希圣高度重視建立經濟統一戰線工作，多次出面和蔡輝一起接待重要客商和派往敵后的同志，和盛慕萊、朱玉龍、蔡志鍔等一批愛國商人非常熟悉。區黨委、區行署根據蔡輝請求，陸續抽調了一批皖江最精干的干部充實貿易總局，無為聯中（實為我黨領導的干部培訓學校）的畢業生、從敵頑區投軍的知識青年，都讓貿易總局擇優首選。由貿易總局派往敵占區的縣團以上干部，曾希圣有時還親自參加送行。貿易總局從敵占區回湯家溝述職的骨干，曾希圣有時和蔡輝一起聽取匯報，總結得失。曾希圣豐富的敵區工作和情報工作經驗，對指導和推動皖江對敵貿易斗爭發揮了重要作用。曾希圣的領導方法有兩個特點：一是創新型的重大決策敢于拍板，敢于負責；二是關注細節，尤其是敵后工作的安全事宜，經常對派出同志千叮萬囑，關注到服飾、行走路線等細節，使大家受益匪淺。但一旦決策后，具體實施就完全放手，給蔡輝充分發揮的廣闊舞臺，非常尊重和保護蔡輝的首創精神，不抓辮子，不搞秋后算賬，蔡輝也不辱使命，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經濟奇跡。
（作者單位：北京新四軍研究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