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下太湖，接上火種
1949年2月2日傍晚時分，位處西太湖之畔的吳縣光福鎮上來了三個年輕男子。走在前面的是新四軍太湖游擊隊的秘密聯絡員王哲純與張祥元。他們兩人都是中共地下黨員。1945年，新四軍太湖留守處主任、黨的特派員、武工隊長薛永輝在堅持敵后武裝斗爭時，十分重視在城鎮開展情報工作和隱蔽工作。他通過在光福鎮上以醫生身份為掩護的地下黨員范濟春，先后發展了一批以當地小學教師為主體的進步青年骨干力量，王哲純與張祥元便是其中的兩個。這批青年在太湖游擊隊的直接領導與指揮下，于1949年初進入蘇州城區，為配合解放軍正面戰場，迎接大軍渡江南下，開展了積極的活動。今天，他們又把一位迫切要投奔新四軍的年僅20歲的小伙子給領來了。他就是走在王、張兩人身后的那個膚色白皙、一副城里人打扮的程伯皋。
程伯皋又名程知勤，1929年8月出生于蘇州城中一個貧苦市民的家庭。1948年，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中共地下黨在蘇州城區內秘密組建了一個名為“群社”的地下組織，程伯皋是其中的骨干。群社的基本成員是一批青年知識分子和店員，他們有一個比較嚴密的組織系統，也有著高昂的革命熱情。群社組建之后，他們為配合解放戰爭，在蘇州城內積極開展內線作戰：編印地下宣傳品，收集國民黨在蘇州的情報，秘密發動群眾。短短幾個月內，搞得國民黨蘇州當局心驚膽顫，坐立不安。但是，他們熱情有余，經驗不足。1948年11月20日傍晚7時許，正當程伯皋他們6個群社領導成員，聚集在蘇州觀前街西國華銀行大樓二樓金山石廠辦事處的一個小房間內，秘密開會時，由于叛徒出賣，程伯皋、沈立人等骨干被捕，被連夜押解常州國民黨交警第五縱隊，關進了國民黨的監獄中。1949年國共和談時，程伯皋等人作為政治犯被釋放了。
整整一年的牢獄折磨，使程伯皋更加看清了國民黨反動腐敗的本質。為此，他尋找自己組織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了。所以，當太湖游擊隊的干部張祥元第一次見面問他有何打算時，他即毫不猶豫地要求道：“請介紹我去解放區，或介紹我參加太湖游擊隊！”經請示批準后，才有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
一行三人披著暮色來到光福鎮后，徑直走進了王道偉的家。王道偉也是太湖游擊隊的干部，他的公開身份是當地一名小學校長。為避開敵人的眼線，程伯皋在王道偉的家中一直待到更深人靜時，才跟著張祥元與王哲純一起，直奔鎮梢一座由廟宇改設的“光福坎上小學”。
“這位是太湖縣蘇西武工隊隊長、蘇西留守處主任張振東同志。”經介紹，程伯皋終于找到了日思夜想的組織。他懷著激動的心情，向張振東匯報了“群社”活動及被捕釋放的經過，接著，又提出了要去蘇北解放區或到鄉下參加革命斗爭的愿望。張振東聽后建議說，上級正要求開辟城市工作，你們以留在蘇州城里開展地下工作為宜；可以建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臨別時，張振東表示，他的設想還需向中共太湖縣特派員、太湖縣武工隊隊長薛永輝匯報后，才能正式決定。至于程伯皋他們今后的工作，可以與王哲純（公開身份是光福小學校長）直接聯系。
第一次下太湖，雖然沒見到如雷貫耳的薛司令，但畢竟和組織接上了關系，程伯皋的心中還是異常高興的。
二下太湖，遍播火種
程伯皋返回蘇州城后，立即找到與他一起被釋放的原“群社”骨干沈立人，經商量，兩人都同意張振東的設想，決定留在城里開展地下工作。剛過了二三天，約在2月5日前后，王哲純再次從太湖之畔專程趕到蘇州城內，找到了程伯皋，說薛司令已到蘇西鄉下，要會見程伯皋和沈立人。程伯皋與沈立人一聽，當即高興地跟著王哲純就走，直奔太湖之濱的光福鎮。這時，已是暮色四起臨近黃昏了。程伯皋他們在王哲純的帶領下，繞過敵人自衛隊設下的層層封鎖線，又摸黑走了一兩個小時，來到了光福澗里村的一個名叫徐阿興的農民家。
就在這個普通農民的家中，程伯皋和沈立人第一次見到了薛永輝。當時，薛永輝雖是中共太湖縣特派員和太湖縣武工隊隊長，人們還是習慣地稱他“薛司令”(太湖游擊隊司令)。
薛司令不無贊賞地環視著面前這兩位立場堅定、斗志昂揚的年輕人，詳細地向他們詢問了“群社”的活動及被破壞、成員被捕及釋放的前后經過情況，征求了他們對革命斗爭的看法；又向他們介紹了全國的形勢后，這才正式向他們明確宣布：黨組織已做出了建團的決定，正式布置他倆留在蘇州城區內，組建地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上級的統一指導下，有序地開展革命斗爭活動。最后，薛司令還指示說，萬一城區形勢緊張，安全有問題，他們的地下團可以立即撤退到太湖之濱來。
薛司令的一番長談與指示，使壓抑在程伯皋心底的那鍋“開水”徹底地沸騰了起來。當夜，他們就住在了徐阿興家。但是，激動的心情，使他倆遲遲難以入睡。他倆就像不遠處的那八百里太湖一樣，在春風的吹動下，久久不能平靜。
第二天一早，程伯皋和沈立人就抑制不住激動喜悅的心情，打道回府了。一回到蘇州城，他倆就立即投入了組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工作中。在不長的時間里，他們先后將積極要求革命的學生、店員、教師、職工等140多人吸收入團；在城區的學校、醫院、郵局、汽車公司等單位，和黃埭、東山、西山、吳江縣蘆墟鎮等地建立了10多個團支部。與此同時，地下團還編印了機關報《新民主報》，在進步青年中秘密傳閱，影響較大；動員了一批青年團員，輸送到鄉下的游擊區工作；特別是通過各種關系，搜集到了城區國民黨軍警、機關、交通、電訊等情報，繪制了蘇州城郊地形圖，秘密送往蘇北解放區……才1個多月的時間，這把來自太湖之濱的革命火種，頃刻在蘇州城內外蔓延開來，并燃燒得有聲有色。
然而，革命斗爭的道路是決不會一帆風順的。就在程伯皋第三次前往太湖之畔時，他經歷了一場突如其來的危險。
三下太湖，短兵相接
當年3月中旬，眼看地下團工作已拉開局面，程伯皋就第三次只身前往太湖之濱的光福鎮，來到了鎮郊的澗里小學。在澗里小學中，有地下團輸送下鄉的沙劍剛、李平心正以代課教師為職業掩護，在那里開展工作。同時，他要向負責聯絡和指導建團工作的王哲純匯報工作。夜色漸漸地垂下來了，一批進步的群眾像以往那樣，悄悄地聚集在學校的大教室里，由沙劍剛和李平心向他們教唱革命歌曲。突然，村頭響起了急促的狗吠聲，轉眼間，敵人已從四面逼近了學校。夜色中，槍刺在月光下泛射著閃閃的寒光。這時，要疏散隱蔽已經來不及了。沙劍剛他們剛迅速地擦去黑板上的歌詞，敵人已破門而入，沖了進來。敵人見在這個時候居然有這么多的、并非是學生的成年男女集中在學校里，頓時疑竇叢生，如臨大敵，端起槍支與刺刀，兇神惡煞地圍了上來：“這個時候了，你們在這里干什么？”“你們聚集在這里干什么？”
面對胸前的刺刀，沙劍剛沉著地回答道：“這是村里開的夜校，沒地方，借學校一用。”“我們在教大家識字掃盲哪！”一邊的李平心也機靈地補充道。
當時，在光福、東渚、金墅等地開辦夜校是公開的，“合法”的，也是眾所周知的，何況沙劍剛和李平心來此擔任代課教師已有一段時間了，敵人也早就認識他們了。所以面對沙劍剛他們天衣無縫的回答，敵人信以為真了，紛紛收起了手中的槍刺。唯獨那個自衛隊長仍然滿腹狐疑，不肯善罷干休。他的三角眼在人圈中逡巡了一遍后，立即停留在了程伯皋的臉上。
“你是什么人？從哪里來的？來此干什么？”當自衛隊長看出程伯皋的膚色與服飾與當地群眾明顯有異后，即惡狠狠地一把從人群中拉出了程伯皋，然后迅速地拖到一邊，用只有兩個人才能聽得到的聲音追問道。
自衛隊長的這一招非常陰險，也非常棘手：他準備在得到程伯皋的回答后，再立即向沙劍剛追問答案。如果他倆的回答是一致的則無話可說；反之，其中便是大有貓膩了：這個白面書生很可能是“老四”（延用抗戰時期對新四軍的隱稱）派來策反的共產黨！而這幫人在此聚會的真正目的，也并非那么簡單了！那個代課教師沙劍剛的身份，更是值得懷疑了！
自衛隊長的舉止，當即在程伯皋腦海中激起一片電石火花。然而，他畢竟是經歷過生死考驗的革命者，面對驟然變化、猝不及防的情況，當即裝出一副傻呼呼的樣子，不等那個自衛隊長有所反應，便立即提高聲音回答道：“我是蘇州來的，是沙老師的朋友呀！”
“你？！”自衛隊長沒料到面前這個可疑的陌生人會這樣大聲地回答，不由惱羞成怒地狠狠一把推開程伯皋，然后來到沙劍剛面前質問道，“你說，他到底是什么人？”
此時的沙劍剛已經獲得了答案，所以他更加沉著冷靜了，笑嗬嗬地答道：“他是我朋友，是從蘇州城里來看我的呀。”與此同時，程伯皋繼續裝出一副江湖樣，一邊從口袋里掏出香煙向敵人們遞去，一邊笑嘻嘻地邀請道：“抽煙，抽煙，來，大家抽煙。歡迎大家有事到蘇州城里來尋我……”
敵人的陰謀頃刻間破產了！他們見雞蛋里挑不出什么骨頭來，就只得一個個灰溜溜地離開了小學校……
從此，這個位處太湖之濱的光福鎮，成為了程伯皋他們地下團的革命營壘。程伯皋每到一次光福，總要在這里接受新的戰斗指令，充實革命的動力。就在這年4月中旬，程伯皋第四次來到光福鎮，和蘇西、錫南的武工隊、地下黨負責人一起，應邀來到太湖之中的沖山島，匯報工作，聽取報告。在會上，薛永輝向程伯皋作了特別指示，他要求蘇州城里的地下團奮發工作，積極活動，爭取上層分子，控制地方武裝、交通工具、軍糧等物資，做好護廠護校工作，防止敵人破壞，以迎接蘇州城的解放。
會議結束的當天下午，程伯皋返城后，就立即傳達會議精神，布置工作。他們組織護廠護校活動，通過關系控制了蘇州“工商自衛隊”，掌握了蘇福汽車部分汽車，臨時成立“青年先鋒隊”，秘密印制臂章、橫幅、標語，物色向導，排練秧歌，教唱革命歌曲。
1949年4月21日，百萬雄師渡大江。不久，程伯皋就和同志們一起，迎來了蘇州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