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彪1949年于浙江金華
紅軍主力長征離去 我赴平修銅縣堅守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失敗后，中央領導機關和中央紅軍被迫撤離蘇區根據地，實行戰略轉移，開始了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長征。我們這些奉命留在蘇區的部分紅軍和游擊隊，同蘇區人民一道就地堅持斗爭，掩護主力紅軍轉移，保護著蘇區人民。因紅軍主力離去和斗爭形勢惡化，整個蘇區根據地相繼轉入了極其艱難困苦的歲月——三年游擊戰爭。
在那個時期，國民黨反動派集中了大量反革命武裝，對蘇區施盡了“血洗”、“屠村”等兇殘的辦法，瘋狂地屠殺、迫害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但是，我們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又有蘇區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所以革命斗爭的烈火，一直燃燒在湘鄂贛的崇山峻嶺中，不倒的革命紅旗也一直飄揚在人民群眾的心里！
1936年秋季，國民黨軍加強了對南方各游擊區的清剿，敵人向我們湘鄂贛蘇區實行了新的進攻。紅軍游擊隊的處境更加困難，斗爭更加艱苦。同年7月，湘鄂贛省委決定派我到平修銅中心縣去擔任蘇維埃主席。縣委書記是林梅青同志。由于情況緊急，我們兩個從省委受領任務后，便立即動身。我們從平江黃泥坳出發，當天就進入平修銅縣境。
平修銅縣地處平江之東、修水之西南和銅鼓西北面一角的地區，是平江、修水、銅鼓三縣的結合部。轄地縱橫200余里，全境都是山高林密、溝坑交錯的山區。這里人民生活困苦，階級矛盾尖銳，斗爭歷史悠久，有很好的群眾基礎和優越的自然條件。我們縣蘇維埃所在地就在三溪坳。當時，在這個地區，白軍的碉堡和挨戶團的崗哨，真是一個緊挨一個。他們采取步步為營的辦法封鎖、圍剿我們，妄想困死我們，摧毀這塊紅色根據地。
記得我和林梅青帶著通訊員，剛剛穿過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線，就被“嗚呼哨”發覺了，頃刻之間，四面“嗚呼呼……嗚呼呼”，一片鬼哭狼嚎。接著，敵人的機槍步槍一個勁地胡掃亂射。梅青同志望著我笑道：“老傅！敵人放鞭炮歡迎你上任啦！”
我們看了一眼這幫窮兇極惡的家伙，覺得真是又可惡又可笑。我們逗趣地還了他們兩槍，隨即閃進密密的森林小道，繼續朝我們的目的地走去。
趕了一程路，便到了梅青同志的家鄉。為了偵察一下敵情，梅青同志和通訊員先進了村子里。我守在山坡的大樹下，為他們放瞭望哨，以防萬一，好接應他們。
直到太陽快落山的時候，梅青同志和通訊員才上山來。跟隨在他倆身后的是梅青的母親林媽媽，只見她提著一個滿是青草蓋著的籃子，這是給我送晚飯來了。一缽白米飯，還有一碗熱氣騰騰的白煨雞，這是她家里僅有的一只雞和一點糧食。林媽媽守在旁邊，硬催我吃，直等我喝完了最后一口雞湯，她才滿意地笑了。
林媽媽是個英雄的母親，她的丈夫和三個子女都為革命獻身了。黃昏中，我們舉手向這位慈母告別，她凝神望著我們，噙著熱淚，擺擺手說：“去吧，梅青！去吧，傅主席！你們要好生保重，鄉親們都盼望著你們多為我們除害啊！”我們走過了兩個山坡，回過頭去，還隱隱地看到她老人家站在那里，向我們揮手。
月亮升起的時候，我們到達了縣委和縣蘇維埃所在地——三溪坳。這里云遮霧障，古樹參天。
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在我們前面的山頭上，修了個大碉堡，我們的縣委和縣蘇維埃就屹立在敵人的這座碉堡面前。借著森林的掩護，我們在山坡里，用樹枝、竹子、茅草蓋了幾個棚，它們既是宿舍又是辦公室，大家每天跟敵人“開門相見”。
到了駐地，梅青同志介紹我和同志們相見。梅青同志宣布：“根據湘鄂贛省委指示，調任傅彪同志為中心縣委副書記、縣蘇維埃主席，并兼湘鄂贛軍區第五支隊隊長。”同志們立即圍了上來，有的握手，有的送水……那股親熱勁兒，真是暖人心。
當晚，我們召集了全體游擊隊員會議。會上，我表達了為黨、為革命、為蘇維埃政權，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難的決心，并提出了我和梅青同志共同研究的活動方案，請大家討論。會議開到半夜，全體一致同意了新方案，且表示要堅決貫徹執行。
從這天起，我就跟這40多個戰友一起，穿山越嶺，出生入死地戰斗在連云山北地區了。我們采取 “敵人進山，我們出塅；敵人堵路，我們翻山越嶺”的辦法，燒碉堡、除叛徒、籌糧餉、鎮壓反革命，同敵人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
新四軍教導總隊第九隊（高級干部隊），第二排右二立者為傅彪
發動群眾打開局面 鋤奸懲叛致敵膽寒
為了盡快打開對敵斗爭的局面，到任后沒幾天的7月5日，我帶領平修銅游擊隊深入到修水盧源的梅田，將為禍半個修水蘇區、作惡多端的盧伯魁，挨戶團副總盧義卿擊斃，并處決了叛徒盧馨園。
爾后，我們又瞄準了罪大惡極的萬海安、萬輝萼父子。早在三年前，他們就投敵了，曾于1933年1月5日，帶領敵十九師，偷襲駐扎在大坑的湘鄂贛省軍區中路指揮部，我軍副指揮鄧紹華等49人犧牲。次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大舉進攻修水蘇區時，他倆又帶著敵人搜山，殘害我革命同志。先前紅軍游擊隊曾幾次捉拿他們，但都被他們逃脫了。他們自知罪孽深重，敵人進駐蘇區后，帶著一家老小住在三溪坳的敵中心碉堡底下，以為在敵之卵翼下即可茍且偷生。我們在查明了他們的活動規律后，決定除掉這兩個叛徒，為死難的同志報仇。這次，我將游擊隊分為兩個組，第一組在其屋前佯攻，我帶第二組埋伏在屋后唯一通往敵中心碉堡的石板橋邊。戰斗開始后，借著月光，只見房屋的后門突然開啟，從里面閃出兩個黑影直奔石板橋而來，這時，我和戰士們躍上橋面，手起刀落，解決了這兩個可惡的叛徒。敵人眼巴巴地看著他們豢養的這兩條走狗死去，卻不敢跨出碉堡一步。
國民黨反動派在平江、修水、銅鼓一帶構成一條封鎖線，有好幾個團的白軍駐守進剿。而當時我們縣委、縣蘇維埃機關只有40多個同志，10來條槍，幾十個手榴彈，其余就是些梭鏢、大刀。形勢是很嚴峻的，特別可惡的是，敵人強迫老百姓到據點附近去，并到處放上“嗚呼哨”。他們妄圖用這種毒辣的辦法來割斷我們和群眾的聯系。我們就采取“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殲滅敵人”的作戰方針，決定把40多個同志，三個一組，五個一群分散開來，插到敵人眼皮底下去，并分別到各個地區恢復和建立黨的組織。我們打擊土豪，發動群眾，搗瞎敵人的耳目——“嗚呼哨”，要把主動權奪回來。經過研究決定，我和梅青同志，軍事部長、宣傳部長等同志，化裝后在大白天深入敵人控制下的村子里去查明情況。
第二天，我們一早就出發了。當我們進入附近一個村子時，就聽到了當當的鑼聲，還有“放哨的上班去啊”的叫喊聲。我們繞到一幢茅屋后面，聽到房里一個男子憤怒地說：“放屁，放他娘的屁……刀擱在脖子上就能嚇住人了嗎？”接著又聽到一個老年人低聲說：“兒啊！小聲點！耐住性子等著吧，總有一天……”我們剛想進去，這時，幾個民團和五個白軍，背著槍走了過來。我趕緊向同志們示意，并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大模大樣地慢慢向前走。敵人走到了我們身旁看了看，因為我化裝的是靖衛隊隊長，于是，這幾個反動派，一聲不敢吭，就走過去了。
隔了一會兒，一個老大爺從茅屋走出來。他的頭發灰白，腰彎背駝，手里提個長方形大竹籃，衣服補丁摞補丁。為了不驚動他，我們便跟在他的身后，等待接近的機會。
一會兒，老大爺爬上了一個雜樹、竹子叢生的山坡。我們邁著大步趕了過去，老大爺聽見響聲，回過頭來，大吃一驚，臉色顯得很驚慌。我們趕緊說：“老人家，你別怕，我們是紅軍！”“啊——你們要封村？”老大爺裝聾作啞故意打岔。我一聽，看了一下自己的裝束，就什么都明白了，同志們也笑了起來。我摘下帽子摔在地上，拉開上衣，露出里面的紅軍軍服，說：“老人家，你瞧，我們是化裝進村子來的。”老大爺聽了，仔細地上下打量了我們一番，緊張的神情慢慢舒緩下來。頓了一下，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眼里閃著淚花，嘴唇顫動著說：“同志啊，你們真是紅軍游擊隊！你們回來啦？！”接著，我們問起“嗚呼哨”等情況，老大爺說：“同志，你們沒看見村口樹上血淋淋的人頭嗎？我們不肯放哨，那伙惡賊就抓人砍頭示眾！”他還告訴我們，這個村里有一個極其反動的富農婆子，她兒子是挨戶團的頭目，是她告發殺害了村蘇維埃主席和黨支部書記。這富農婆子跟白軍的一個麻子營長勾搭一氣，監視和欺壓群眾，向敵人通風報信。前天又告發了兩個不肯放哨的貧農，白軍就把這兩個漢子殺害了。我們聽了都氣得直咬牙，但時間不允許我們多耽擱，我們便親切地安慰了老人一番，匆匆跟他告別。
過了一天，梅青同志一組也順利地回來了。我們交換了情況，決定盡快搗垮敵人的嗚呼崗哨，讓他們“耳聾眼瞎”；同時，由我帶一個組去干掉那個壞婆子，以打擊頑固反動勢力的氣焰，鼓舞群眾的士氣。
這年11月中旬的一個夜晚，北風呼嘯，天空中只有幾顆星星在閃光，我和軍事部長帶領五個隊員出發了。到了后半夜，我們按照那老人事先指點的路線，翻過墻頭，進到了富農婆子的后院里。軍事部長用刺刀輕輕撬開堂屋的門閂，大家便閃了進去，一下就摸到了那婆子的臥房里。這時，她還在做著好夢哩。真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我們沒有讓她哼一聲，就干凈利落地把她收拾了。然后，在大門口貼了張布告，公布她的罪狀，以警告其他的反動家伙。
梅青等同志也在這晚鎮壓了幾個地頭蛇。緊接著，我們又干掉了兩個忠心為反動派打“嗚呼哨”的地痞流氓。
這樣一來，四面的敵人都嚇得寸步不敢離開烏龜殼，群眾心上的石頭落了地，個個暗暗稱快，紛紛議論：“我們的人又回來啦！”我們決定趁熱打鐵，立即向群眾進行深入的宣傳教育，群眾很快就全都回到了我們的身邊。
我們知道，據點附近的群眾，在白軍的刺刀下面，不去放哨就會遭到反動派的屠殺。于是，我們便教給他們一個辦法：明里給敵人放哨，實際上做我們的耳目。當一知道白軍快要出動時，他們就故意到處喊叫：“土匪來啦——嗚呼呼……土匪來啦——嗚呼呼……”，通知我們及早防備。
1972年秋季傅彪與兒子傅濤的合影
全殲大橋反動武裝 各村恢復黨的組織
1936年冬，大橋的土豪劣紳樊吉生為安葬死去的親屬，霸占了貧農冷甫卿坐落在楊坊的一塊風水地“鐵欄關象”，并擇定11月6日為黃道吉日下葬。他唯恐楊坊群眾阻撓，花費重金從大橋五聯保請來了聯保主任樊圣卿、鏟共義勇隊隊長樊理珍和兩個班有24條步槍的隊丁來助威護葬。
當時，我正帶著一支60多人的游擊隊在修、平邊界的盧源活動。偵察班長盧洪水向我報告了這一情況后，我當即決定：殲滅此敵，為民除害。
這天下午，我們化裝成摘茶子、砍柴火、挖紅薯、走親戚等模樣的人，迅速地插入楊坊。然后，兵分兩路，一支埋伏在“鐵欄關象”的后山上，一支混到送葬的人群中，伺機行動。
這時，樊圣卿和樊理珍腰里別著手槍，坐著四抬大轎，領著一班人馬開路，后面跟隨著坐在轎里的樊吉生與一伙護葬的隊伍。他們扛著棺材，一路上吹吹打打，向楊坊開來。
當他們進入包圍圈時，我一聲令下“打！”，偵察班長盧洪水帶領戰士立即截住大轎，樊圣卿從轎里伸出腦袋，抽出手槍狂喊：“誰敢阻葬！”話音未了，他的手槍被打落在地，戰士們緊接著上前將他捆住。樊理珍一見情況不妙，忙從轎里跳下，鉆進薯窖洞里，也被戰士們拖了出來。那些隊丁，看見從天而降的紅軍，早已慌作一團，都乖乖地當了俘虜。
當晚，部隊駐扎在楊坊的新莊。在對樊圣卿、樊理珍這兩個血債累累的反動首領進行審訊后，我們按照群眾要求，將他們立即處死，以解民恨。
殲滅大橋反動武裝后，我們于第二天下午，又奔襲東渡港。敵五十師在這里修有碉堡，他們走后，由渣津聯保的義勇隊一個班接防。這天，義勇隊也和往常一樣，以為天下太平，把槍掛在墻上就玩樂去了。我們著便衣機智地干掉哨兵，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入碉堡，取了槍，將幾個企圖頑抗的敵人一一擊斃。此時，駐臺莊碉堡保安師四個攜帶手槍的便衣也趕到東渡港，均被我識破俘獲。這次在東渡港，全殲敵人一個班，繳獲步槍四支，手槍四支，斃敵九人，游擊隊滿載著戰利品返回縣蘇維埃所在地三溪坳。
沒幾個月，我們便堵塞了敵人的耳朵，敲瞎了敵人的眼睛，反動派的囂張氣焰被打下去了，我們奪回了主動權。擴紅、籌糧、籌款也都能進行了。接著，我們便在各村恢復成立了黨支部，發展黨員，擴大游擊隊，并把有覺悟的優秀青年輸送到紅軍去。在各村黨支部的領導下，大家又組織了一些不脫產的游擊小組，配合我們活動。
越是困難越要堅強 軍民一致巧斗敵頑
局面打開了，我們蘇維埃政權就是插在敵人胸膛上的一把尖刀，反動派惶恐不安，決定垂死反撲。特別在“西安事變”以后，他們妄圖一舉消滅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因此，從1937年初春起，我們斗爭的環境又進入了一個愈加嚴峻的時期。
這時，敵人在我縣的中心區——三溪坳的對面山頭上，又加修了一座很大的碉堡作為據點，并在原有的碉堡間，每隔三五百米就高砌崗樓。從排埠起，一直到家坑、黃泥坳一帶，組成了梅花樁式的密密層層的碉堡群和封鎖線。一處出動，四面合圍，反動派妄想把我們“一網打盡”。敵人同時進一步實行“移民并村”、“保甲連坐”、“經濟封鎖”等毒辣手段，嚴格控制買賣，規定每個人只能買一定數量的油、鹽、糧和日常用品，誰要多買，就以“通匪”論罪。那些“靖衛團”、“清鄉委員會”等等一班土豪劣紳、地痞流氓，糾集在一起對人民群眾進行瘋狂的屠殺，還高喊著“石頭過刀，人要換種”等窮兇極惡的口號。許多山林和村莊被整個燒光，許多革命群眾慘遭殺戮……
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我們始終牢記：要勇敢機智，避免敵人打擊，掌握戰爭主動權，使兇惡而愚蠢的敵人聽我們“指揮”，由我們“調遣”。
當敵人像篦梳反復圍剿我們的時候，我們不能走大路，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有敵人，就走荒野。為了不露痕跡，我們離開時，把走過、坐過的草地上壓倒的草都扶直弄好；上山時將草鞋倒過來穿，造成假象，迷惑敵人；敵人到東山，我們就轉到西山；敵人到了西山，我們又轉到東山；有時隱蔽在山腰的道路旁，待黃昏日暮，截住他的“尾巴”，狠狠地砍掉他“一節”。
就這樣，我們有時集中，有時分散，有時到東，有時到西，有時四面開花。山溝里，大路上，碉堡前，經常一下子就讓敵人尸橫遍地。他們欠下的血債，每天都要叫他們不是零付就是躉還。
我們這支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游擊隊，無論環境如何險惡，都如鋼鐵一般團結一致，頑強地堅持斗爭。不僅戰斗，就是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同志們一件棉襖穿四季，冬天是棉衣，春、秋抽出棉絮當夾衣，夏天到了，再揭去一層，便又變成了單衣。至于宿營，我們常常躺在大樹底下、青石板上，以天幕做蚊帳，大地做床褥。即便條件如此艱苦，同志們卻充滿著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我們的財政部長40多歲，留著一把胡子，是個放牛打長工出身的同志，成天樂呵呵的，比如遇上睡石板，他就能編個順口溜：“青石板光堂堂，紅軍戰士往上躺。養足精神滅白匪，一夜睡到大天光。”
吃飯更是個大困難，燒飯沒有鍋，我們就把鮮竹子砍下來，裝進米和水，燒“竹筒飯”吃。后來，山上常常連一粒糧食也沒有，我們就到處找野菜、挖草根，像榆樹花、榆葉、榆皮都搞來吃。一棵榆樹，真正全身都是寶了。還有的野菜、野果連名字也記不清楚了，我們常開玩笑說：大家遠遠超過了神農氏，他只嘗過“百草”，而我們恐怕都嘗過“千草”了！
當時，比糧食更珍貴的是鹽和酒，人不能缺鹽，酒則是清洗傷口的藥品，敵人嚴密地封鎖著這些物資。可是人民群眾真是了不起，他們千方百計地支持我們。我記得有一回，半夜里，剛剛落過一陣雷暴雨，我和財政部長帶著通訊員從山上下來，才到半山腰，忽然聽見一陣“梆梆梆”的敲擊聲，我們趕緊停下腳步，躲在深草叢里觀察動靜。不一會兒，一個頭戴笠帽，身披蓑衣的人，邊喊邊走向我們這邊來了。待他靠近了，我忙鉆出去，問了聲：“干什么的？！”這人立刻聽出了我的聲音，叫道：“傅主席！是你們啊，嚇我一大跳啊！”我也馬上聽出他是山下大村里的黃老伯——我剛到平修銅化裝偵察時，遇上的那位機警的老人家。他后來經常幫我們送情報、采買東西。他告訴我們，他是來送東西的。說著，就領我們到了一個雜草、小樹很密集的地方。在草叢里，他摸出五六根毛竹對我說：“這是前幾天，大家裝做砍柴送上山來的。里面有兩根里裝的是酒，其余幾根里裝的是大米。”隨后，他又取出一件蓑衣包著的棉襖交給我，我一提，好家伙，沉甸甸的，足足有一二十斤。黃老伯立即笑著告訴我：“這是全村的人把省下來的鹽化成鹵，然后把這件洗凈曬干的大棉襖浸泡在鹽鹵里，趁今夜暴風雨叫我送上山來的。這浸透著鹽鹵的棉衣，只要放在水里一煮，你們就有鹽吃了。”當時，我們興奮得不知說什么好，我緊緊地握住他的手說：“謝謝你老人家！謝謝鄉親們！”人民群眾就是這樣支持我們，關懷我們，為了我們出生入死，絞盡腦汁想辦法，英勇機智地同敵人作著斗爭。
反動派的陰謀詭計，一個一個地破產了。他們困不住我們，又找不到我們的蹤影，天天進剿，卻處處挨打，于是就搬出了放火燒山的毒計。怕死的敵人自己不敢上山，只是把山腳團團圍住，用刺刀逼著老百姓上山砍樹放火。搞得白天、黑夜煙霧騰騰，大火沖天，可是人民群眾跟我們是心連心的，他們一上山就故意大喊：“燒啊……燒啊……”這等于是給我們送信，好讓我們趕快轉移。所以，等到山燒起來后，我們也早就走遠了。
敵人不準群眾喊，群眾就跟他吵，弄得敵人不得不放槍威脅。結果，槍聲一響，又等于給我們送了新的情報，我們便又迅速轉移到另一個山上去了。
有時，敵人在那邊燒山，我們就在這邊燒山，燒得處處起火，山山冒煙，搞得敵人暈頭轉向，不知道游擊隊究竟在哪里。當他們驚魂未定的時候，我們就偷偷地摸到敵人背后，給他個突然襲擊，打得敵人首尾不能相顧。
1973年2月傅彪在南京軍區總醫院
出奇妙招破堡壘陣 革命烈火越燒越旺
白軍認為我們沒有重武器，對堅固的工事束手無策，因此到處修筑碉堡和炮樓。三溪坳的大碉堡，就蹲在我們縣蘇維埃所在地對面的山巔上，相距不過三四里，敵人出操時喊的“一二一”，我們都聽得清清楚楚。這“家伙”的確是我們的“眼中釘”，我們決心拔掉這顆“大狗牙”。
碉堡是由平江、修水、銅鼓三縣的白軍輪流把守的，按周換防。由于經常遭到我們神出鬼沒的襲擊，敵人成天提心吊膽，如坐針氈，只盼換防時間早點到。來接班的白軍，卻又希望遲點換班。所以這些家伙，往往是說明天上午走的，當天下午就溜了，而說明天一早就到的，卻總要挨到日上三竿，才敢壯著膽子出動。這個“秘密”，被群眾發現了，他們立即報告給了我們。
一天傍晚，白軍果然又提早走了，我們抓住空隙，跑上山頂，放了把火，燒掉了“烏龜殼子”。臨走時，又留下件“禮物”：把五顆手榴彈打開蓋子，引火索拴在釘牢的木樁上，然后用條大紅被單，把手榴彈包好，看上去小巧玲瓏，像是誰家的姑娘半路丟失的細軟包裹。
第二天上午，換防的白軍硬著頭皮來了，一看，哪里還有碉堡？只是一片還在冒煙的瓦礫！白軍排長嚇得直喊“倒霉”。可是，就在這時，一個白軍士兵發現了路旁那個漂亮的大紅包袱，高興得大喊起來：“排長！你看看……”白軍排長一看，立即喜上眉梢，拔腳上去就搶。其他白軍看見了包袱，也都不約而同地紅著眼撲過去。只聽得“轟”的一聲，山鳴谷應，硝煙塵土飛向天空，六七個敵人頓時血肉橫飛，他們滾的滾，叫的叫，躺在血泊里。其余的白軍失魂落魄，掉轉身就朝回跑，我們預伏在山坡上的部隊，像猛虎般直撲下來，把敵人壓在溝里。除少數脫逃外，幾十個敵人都跪著舉手繳了槍。
從此，敵人再也不敢到這里來筑碉堡了，他們即使夢到三溪坳，都能醒過來嚇出一身汗。就這樣，在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中，在四面的白色包圍中，我們湘鄂贛軍區第五支隊依靠黨，依靠群眾，經常與敵五十師、十九師、十八師及江西、湖南的保安團等六七個團的兵力進行艱苦的游擊斗爭。我們的平修銅中心縣蘇維埃政權始終屹立著，像高聳入云的連云山一樣巋然不動，革命的火焰越燒越旺，革命的紅旗高高地迎風招展。
在黨的領導下，這一支戰斗力強、活動范圍廣的紅軍游擊隊，到國共合作時，仍保留有200多人槍，隊伍后來到嘉義集結。雖然部隊人數不多，武器裝備也很落后，但絕大部分人員是三年游擊戰爭中保存下來的精華，是忠于祖國、忠于人民、忠于共產主義事業的優秀兒女，在后來的抗戰烽火中，匯成了馳騁在大江南北的不可戰勝的抗日鐵流——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