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知識分子多，很重視文化教育工作。為培養抗日的軍政干部，新四軍辦有抗大總分校，各師辦有抗大分校；為培養和提高黨員理論和政治水平，中共中央華中局辦有華中黨校，各戰略區也辦有黨校(或黨訓班)；為培養抗戰的文藝人才，新四軍軍部辦有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為培養各類專業人才，1942年9月在淮南創辦了以韋愨為校長的江淮大學，同年11月在淮南創辦了以新四軍衛生部部長沈其震兼院長的華中醫學院，1945年5月在淮南創辦了由華中局宣傳部部長彭康兼校長的華中建設大學；為吸收青年知識分子，培養基層干部，各抗日根據地創辦了地區公學、行政學院和聯立中學；為提高根據地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大力扶持創辦中小學，廣泛開展冬學運動和識字掃盲運動。
新中國成立后，為培養社會主義建設人才，許多新四軍老戰士轉入了文教戰線，從事教書育人的工作，他們有抗日根據地辦“抗大”、黨校和各類專業學校的辦學經驗，把黨的教育方針貫徹到辦學和教學中去，為新中國文化教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作出了新的貢獻。
新四軍老戰士走向新中國教育戰線
新中國成立后，軍隊面臨向現代化進軍任務，提高科學文化水平是當務之急。當時各部隊都辦了文化速成中學，步校、炮校、航校、海校、軍事學院、軍醫大學和各種專業院校，一大批新四軍老戰士轉到軍事院校或當領導、或當教員，更多的是當學員。張崇文抗戰期間曾任抗大四分校政治部主任、副教育長，解放戰爭時期曾任華中野戰軍隨營干部學校校長，新中國成立后任華東軍政大學政治部副主任，第三高級步兵學校副政委、總高級步校政治部副主任。曾任新四軍第五師第三軍分區副司令員的王紹南，新中國成立后任第一高級步兵學校校長；曾任新四軍第四師團長的王楓，新中國成立后任華東軍區干部文化總校校長；曾任新四軍第十六旅參謀長的王勝，新中國成立后任解放軍裝甲兵文化學校校長、第六坦克學校校長；曾任新四軍第三師后方醫院院長的申涵，新中國成立后任第六軍醫大學校長。各類各級軍事院校提高了軍隊干部的文化素質，為軍隊現代化建設培養了大批指揮員和專業人才。
還有一些新四軍干部轉到地方辦教育。有的擔任了教育部門的領導職務。
新四軍有3位老戰士擔任國家教育部部長：一位是劉季平(新中國第4任教育部部長)、何偉(第5任)、劉西堯(第9任)；有7位任教育部副部長，他們是韋愨、錢俊瑞、雍文濤、周林、黃辛白、劉仰嶠、段洛夫。
擔任省教育廳廳長的新四軍老戰士：江蘇省有吳天石、陶白；上海市有姚力、戴伯韜；浙江省有沙文漢、盛華、劉丹；安徽省有孫蘭；福建省有王于畊、陳辛仁；湖北省有童世光、李實。
更多的是擔任各類高等院校的領導：夏征農，復旦大學黨委第一書記；周林，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國家教育部副部長兼北京大學黨委書記；薛尚實，上海同濟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彭康，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西安交通大學校長；盛華，華東紡織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復旦大學副校長、南京工學院院長，曾被國家教育部譽為“共和國老一輩教育家”；郭影秋，南京大學校長；項南，安徽大學黨委書記；顧玉良，上海教育學院院長；姚耐，華東財經學院副院長、上海財經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黃耕夫，上海機械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同濟大學黨委書記；劉仰嶠，武漢大學黨委書記；龔意農，安徽水利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王家揚，杭州大學校長；鮑有蓀，南京工學院黨委副書記、南京師范學院黨委副書記、副院長；溫仰春，華東紡織工程學院院長；童世杰，合肥師范學院院長；呂振羽，大連大學校長；鄧旭初，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王子光，鄭州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壽松濤，華東航空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姚力，華東政法學院黨委書記、華東師范大學黨委書記、浙江農業大學黨委書記；張孤梅，福建師范學院代院長、福州大學副校長、黨委書記；蘇堃，上海戲劇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蘇星，武漢醫學院黨委書記；孫叔平，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哲學系主任、教授；馮定，北京大學教授、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兼哲學系主任，等等。
在教育戰線做出新貢獻
戴伯韜是近代教育家。上海解放后，他負責接管上海文教系統單位，首先是各種專業學校和中小學校。大約在一周左右都恢復了上課。后又按照陳毅市長的指示，多次召開大中小學校教師座談會，進一步宣傳黨的政策，解決他們的思想和生活問題，使大家安定下來。到1952年，上海已初步建立了正規學校的基礎。他為恢復整頓和發展上海的教育事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顯著的成績。1950年6月戴伯韜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長、市教育局黨組書記。從1954年到1966年12年內，他領導編寫了兩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材。此外，他還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組織建設，為教育理論書籍的編輯出版，為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的籌建和教育科學研究工作，為培養一支教材編輯、教育研究隊伍，嘔心瀝血，埋頭苦干，做出了許多重大貢獻。
貫待黨的教育方針。1950年5月，教育部副部長錢俊瑞在《人民教育》雜志創刊號上發表《當前教育建設的方針》，提出教育為工農服務，為生產建設服務的方針。劉季平，1963年8月任教育部副部長時，提倡學用一致和啟發式教學，反對注入式教學和死讀書。積極主張本著“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發揚忠于教育事業的獻身精神，改革和發展人民教育事業。
推動教育體制改革。鄧旭初1977年6月至1986年任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期間，提出高等學校管理體制改革方案，實行定編定員工作規范，推行責任制，教師聘任制，進行人才交流和工資改革等有成效的改革實踐；他開創中國高校的國際交流之旅；開國內高校引進外資的先河；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動了中國高等教育改革，他是我國高校管理的著名改革家，寫有《我們是怎樣進行學校管理改革的》《改革必須觸及管理體制》《上海交大改革的五年》及《憶上海交大重振雄風》等文章及著作。
在抗日戰爭時期曾擔任華中建設大學校長的彭康，1952年11月被毛澤東主席任命為上海交通大學校長，翌年任交通大學黨委書記。1955年1月，彭康首次提出面向教學、面向學生的工作方針。1956年率領交通大學西遷西安，任西安交通大學校長、黨委書記。建立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開設馬克思主義理論課體系，建立學生思想政治制度，完善院系和學科體系，制訂一系列教育、教學管理制度。彭康是新中國高等教育事業開拓者和具有遠見卓識的教育家，是交通大學西遷的奠基人，用艱苦創業的西遷精神，在西北大地上譜寫了華章，為陜西建設高等教育強省和科教興國奠定了基礎。
曾任蘇中公學校長、華中建設大學副校長的夏征農，1978年7月出任復旦大學黨委第一書記后，首先對那些在“反右”“文革”及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錯誤批判與迫害的教師、學生和干部，群眾進行平反昭雪及撫慰。他還在學校舉辦座談會，批判“文革”中的極左思潮，提高知識分子地位，并親自撰寫發表了《重視知識分子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從理論上闡述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性。
曾任抗大九分校訓練處副處長的姚耐，新中國成立后任上海財經學院院長，長期主持上海財經學院的黨政工作。他的辦學思想就是堅持將高等財經教育與我國的經濟建設實際密切結合起來。他認為，發展國民經濟的前提要發展高等財經教育，而高等財經教育又會在為經濟建設服務的過程中進一步發展，這是新中國高等財經教育的生命力所在。針對教學，他在學生的培養目標、課程設置、教材編寫、教學內容安排以及師資培訓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改革。在他的倡導下，上海財經學院在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上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和改革，在專業設置上恢復了經濟學系，并設立了財政經濟研究所工作室，使之為教學服務等等。1978年下半年，上海財經學院復建，姚耐又出任院長兼黨委書記，把許多有豐富教學經驗和研究成果的教授、學者重新請回學校，為上海財經學院的復興與繁榮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寫了《為實現四化辦好高等財經教育》《從歷史經驗看高等財經教育的改革》等教育論文。
用“抗大”精神辦學。曾任泰州獨立團政治委員兼縣委書記的張孤梅，是福州大學的創辦人，他一到任就向福州大學黨員干部和師生提出，要以延安抗大精神武裝頭腦、以抗大為榜樣創建福州大學的要求。他根據建校不同時期出現的問題，及時召開黨員干部大會和全校師生大會。那時候福州大學既沒有教學樓更沒有大禮堂，他以共產黨人求真務實、艱苦奮斗的精神帶領師生員工在一片荒野中興建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校園，為福州大學的創辦立下了汗馬功勞。張孤梅作為黨委書記，十分重視教師的培養，即使工作再忙也經常約一些教師談心。大部分教師的名字，他都能記得。他經常深入學生當中了解情況，做學生思想工作。他竭力主張實施理工合辦的方針，為后來福州大學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抓教育質量。王于畊在福建省教育廳工作時，著力依靠教師辦學的方針。解放初期，福建高考成績居華東各省之末，在廣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從1957年起，福建省連續3年在全國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中成績名列前茅，被譽為“高考紅旗”。1959年12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全面提高中等學校的教育質量》的社論，介紹福建省貫徹教育方針、提高教育質量的經驗。福州市高考成績位于全省前列，北京、內蒙、河北、山西、山東、河南、江蘇、上海、浙江、湖南、云南等地教育參觀團先后到福州參觀訪問。福建南安縣英都、仙都縣大濟汾陽民校掃盲工作卓有成效，大批文盲脫盲，培養出大批農村實用人才。農村干部群眾高興地說：“政治翻身，經濟翻身，文化也翻身”。1960年，福建省第八次全省中教會議召開，省教育廳長王于畊總結了中學全面提高教育質量的經驗，指出貫徹教育方針，全面提高教育質量，必須尊重和依靠教師，必須研究教學規律，必須建立穩定的、正常的教學秩序。她還擔任過福建教育學院院長、北京師范大學第一副校長。
新四軍是一支有文化的軍隊，在戰爭年代，他們用槍桿子、筆桿子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在和平建設年代，他們是新的教育體制的開拓者，新的教育理念的實踐者，他們作為新中國第一批人類靈魂工程師，為新中國培養了無數保衛和建設祖國的高質量人才，他們的功績永遠值得后人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