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任奶奶參加政協會議。前排右為任奶奶。
1937年11月12日日軍占領了上海，13日清晨從蘇州常熟沿江的高浦口、徐六涇口、野貓口等處登陸，常熟淪陷。日軍沿途殺人放火，奸淫擄掠。梅李鎮(zhèn)塘橋是日軍從常熟向西進軍的必經之地，在梅李萬渡橋，中國守軍對日軍進行殊死抵抗后大部犧牲。接著日軍的飛機狂轟濫炸，梅李鎮(zhèn)百十戶商店、住宅，包括任奶奶女兒任彩芬家的房屋都被炸毀，流離失所的平民四處逃難。
50年后，當年日軍第十六師團的一個叫東史郎的上等兵的《東史郎日記》公諸于世，日記中寫道：“梅李是個大鎮(zhèn)子，已經被炸得滿目瘡痍，這個鎮(zhèn)子里也安了電燈，還有兩層的樓房，這在北支那是絕對見不到的。兩層樓房顯得有文化氣息，而電燈又與一個文化城市相般配…… 鎮(zhèn)子處處瓦礫成堆，破敗不堪，沒有可以立足的地方，鎮(zhèn)子的盡頭有一座高高的塔樓，頂部已被炸毀，任憑晚秋的枯枝吹打，鐘聲已喑，搖搖欲墜。原計劃我們在梅李住一宿，因無房可住，只得繼續(xù)前進。天黑后，露營在一個小村子。夜間，山羊像嬰兒一樣地叫，令人生悲。村子里不見村民人影，走進一間即將倒塌的房子一看，兩個患重病的無法逃脫的支那人，躺著呻吟，樣子看上去讓人生厭。打掃得很干凈的院子里堆著幾百斤稻谷…… 我們在這里做飯燒水不必拾柴,在稻谷堆上放一把火,燒水、煮飯、烤火全部解決了。稻谷通宵達旦在燃燒，造成了極大浪費。”從東史郎的日記中我們知道，梅李鎮(zhèn)已經被炸得沒有完整的房子了。
任奶奶名叫盧月芬，此時，他的丈夫任偉才已經去世。任偉才是鎮(zhèn)上有名的中醫(yī)，開了一爿中藥鋪，憑著精湛的醫(yī)術懸壺濟世。因幾代人從醫(yī)，任家在當地老百姓中有很好的口碑。任奶奶生有二子一女，長子任天石，次子任天懷，女兒任彩芬。任奶奶精心呵護3個聰明伶俐的孩子。孩子們沒有辜負父母殷切的期望。長女任彩芬隨父學醫(yī)，成為一名中醫(yī)兒科醫(yī)生；長子任天石于1932年考取上海中醫(yī)學院，畢業(yè)后回鄉(xiāng)開診所，服務鄉(xiāng)里；次子任天懷先隨父學醫(yī)，后跟隨長兄天石在上海中醫(yī)學院深造，若沒有日軍入侵，任天懷也會是一名出色的醫(yī)生。
任奶奶獲悉梅李鎮(zhèn)被炸毀心急如焚，即刻派小兒子任天懷去梅李鎮(zhèn)將女兒與外孫接到鄉(xiāng)村的家里暫時居住。此刻，任奶奶的女婿出差在外杳無音訊，兵荒馬亂，一家人寢食難安，作出種種猜測。數日后，一個與女婿一起經商的鄰居回來了，從他的口中得知，女婿病臥在南京下關的一家客棧里，正逢日軍南京大屠殺，女婿未能幸免，慘死在日軍的屠刀下，成了30萬遇難同胞之一。噩耗如晴天霹靂，全家人沉浸在極度悲痛之中。任奶奶安慰女兒的同時，跟3個子女說：“好端端的一個鎮(zhèn)子沒了，家也沒了，好好的一個大活人說沒就沒了，這個家國仇恨是要報的。”
災難接踵而至。城里淪陷后，日軍的戰(zhàn)火燒到了農村，百姓相互攙扶著紛紛外出逃難。任奶奶與長子任天石也帶著全家老小與鄰居親友，分別乘坐7 艘木船離開了家鄉(xiāng)。沿途凄慘的景象，讓這對母子看到河山已破碎，人民大難臨頭，逃來逃去逃不掉當亡國奴的悲慘命運。任天石想去延安參加革命，但家庭的現狀，一家老小的挽留，他們只能來到蘇北興化，把幾家暫時安頓了下來。
屋漏偏逢連夜雨，任彩芬的兒子又突患風寒，任天石雖是一名優(yōu)秀的醫(yī)生，但手中無藥，只能看著外甥奄奄一息而束手無策。外甥離世時，悲鳴而憤怒的任天石再也坐不住了，這家破人亡的禍殃，都是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任天石對痛苦不堪的母親說：“這彈丸之地的倭寇，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肆意欺凌我中華古國，是可忍，孰不可忍！”母親也是個嫉惡如仇的女子，她對兒子說：“不能忘記這國恥家仇，血債還要用血來償！我支持你們全部去前線打日本鬼子，不把鬼子趕出中國，我們沒有好日子過。”
1938年2月，任奶奶和任天石帶著全家與鄰居返回江南，此時的家鄉(xiāng)已面目全非。常熟城內和城外都有日軍的據點，其余地方被各類土匪占領。面對這種局勢，任天石對母親說，我要籌建抗日武裝，保衛(wèi)自己的家園。母親一聲“好”，任家的命運從此改變。
任天石一回家鄉(xiāng)立即召喚鎮(zhèn)上的青年，組織起了二三十人抗日自衛(wèi)隊。這些年輕人白天忙著自己的事情，做生意干農活，晚上放哨巡邏。隨著自衛(wèi)隊的不斷壯大，槍械和給養(yǎng)費用成了問題。任天石已經用完了家里多年的積蓄，遂與母親商量，把家里與人合資的中藥鋪盤掉。母親全力支持。沒多久，盤掉中藥鋪的錢也用光了，母子倆又把主意打在了自家那13間房屋上。母子一合計，就把家里賴以生存的13間新舊房子都賣了，所得錢款購買了槍支彈藥，自衛(wèi)隊武裝擴大到40余人。部隊在壯大，費用在增加，最后家里一大一小的兩只行醫(yī)船也劃了出來充作公用。
任奶奶雖是家庭婦女，但她胸懷大志，鼓勵支持兒子任天石毀家紓難抗日救國。任家的義舉，得到鄉(xiāng)親們的贊揚，紛紛將子女送到自衛(wèi)隊。
1938年7月1日，中共正式組編這支武裝部隊為“常熟人民抗日自衛(wèi)隊”，簡稱“民抗”，加上自衛(wèi)隊員共有100多人。這支部隊雖然很小，但意義非同尋常，因為這是蘇南東路敵后第一支由共產黨直接掌握的武裝。“民抗”成立后，任天石任大隊長，不久改任為“民抗”司令。
任天石隨著部隊轉戰(zhàn)南北，家里的一切都丟給了母親。由于房子、中藥鋪、行醫(yī)船全部賣掉與充公，加上日軍的追殺，任家一家老少居無定所，成了“游擊隊”。任奶奶帶著她的孫兒孫女們東躲西藏，好在有親鄰、民眾的巧妙掩護，才逃過了日偽一次又一次的追捕。
任奶奶對日本鬼子的仇恨，從家仇已經上升到了國恨，不僅支持長子任天石抗日救國，又讓她的長女任彩芬、次子任天懷棄醫(yī)從戎，追隨任天石打鬼子，姐弟倆也成了“民抗”隊員，隨任天石輾轉在常熟東鄉(xiāng)的村村鎮(zhèn)鎮(zhèn)抗擊日偽與土匪。有人將任奶奶比作岳母，岳母在民族危難之際，用繡花針在兒子岳飛的背上刺了“精忠報國”四個字。任天石的母親盧月芬雖然沒有在兒子的背上刺字，但她用實際行動詮釋了“精忠報國”這四個字。
1939年5月，葉飛率領新四軍六團以“江南抗日義勇軍”的番號進入常熟，稱為“江抗”。9月，400多名常熟“民抗”加入了“江抗”。江抗主力部隊撤出陽澄湖后，留下了36名傷病員，他們住在老百姓家里養(yǎng)傷，任天石領導的地方黨組織、地方武裝千方百計地掩護這36名傷病員，要為革命保留下“蘆蕩火種”。
1946年6月，任天石任中共華中十地委常委兼社會部長，擔負滬寧沿線城市上層人士的統戰(zhàn)工作。當時，十地委設在上海，12月初，任天石來到上海。任奶奶先是隨部隊北撤到蘇北，在海門、如皋等地隱蔽居住，后來服從黨組織安排，擔負起看護革命下一代的繁重工作。她除照料自己的孫兒任春嘉（任天石之子）、孫女任雪芳（任天懷之女）外，還照料薛惠民烈士的兒子薛涌歐、薛涌嘉和戈仰山烈士的女兒戈雪芬。5個孩子，最大的6歲，最小的只有3歲，生活起居全由任奶奶一人照料。她明白這些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是祖國的未來，不能辜負黨的信任和委托。在居無定所的艱難環(huán)境下，她帶著孩子們過著東躲西藏的游擊生活。任天石到上海后，任奶奶又帶著孩子們來到上海浦東，住在浦東盛家巷8號。
任奶奶待5個孩子一視同仁，沒有絲毫偏差。生活上，無微不至的關懷、呵護；思想行為上，如教育兒女們一樣嚴格教誨。夏秋，安排孩子們去野外拾柴禾；冬春，讓孩子們挖野菜、掏鳥蛋，解決生活中的困難。
不久，任奶奶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fā)生了。
任天石等人在上海被捕了，被關押在虹口警備司令部。此時，警備司令部還不知道任天石的真實身份，但懷疑他是共產黨的重要人物，每天施以各種酷刑，逼其招供。任天石一口咬定自己是生意人。敵人苦于沒有證據，便把他轉押到上海南市看守所。后來，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從一個叛徒口中獲悉了任天石的真實身份。1947年的10月間，任天石被轉解至南京寧海路19號國防部保密局看守所。第二年的春天，任天石平靜而英勇地走向了刑場。
任奶奶知道兒子被捕，但不知道兒子已經犧牲。她仍然帶著幾個孩子在上海浦東農村躲避國民黨特務的搜捕，這“老少游擊隊”到處投宿，老百姓家、草場、豬圈都是他們居住的地方。為了安全，她不讓任天石唯一的兒子任春嘉和外人說話，以致后來任春嘉先生性格內向。此時，女兒任彩芬化名李建華負責上海地下黨與蘇北的政治交通工作，在一次執(zhí)行任務中殉職。母親還沒有從女兒逝去的悲傷中走出來，組織上怕老人再也受不了失子的打擊，就瞞著任天石犧牲的實情。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組織上才告訴任奶奶，任天石已于幾年前犧牲了。
新中國成立后，任奶奶被選為當地的政協委員，但她和普通老百姓一樣，生活在常熟老家農村，不要組織照顧，靠自己的雙手紡紗織布、耕地種菜。直到1960年任奶奶病重才到蘇州的兒子家治療。那年7月1日上午，她把孫兒任華軼（任天懷長子）叫到身邊。老人輕聲問孫兒：今天是什么日子？孫兒沒有思想準備，一時答不出來。任奶奶喃喃地說：“要記住今天是黨的生日，我想吃碗生日面條。”那年月，國家正處于困難時期，家里沒有面條。華軼母親特地去機關食堂用飯票換了一碗面條。晚輩們將老人扶起，任奶奶盯著碗里熱氣騰騰的面條，慢慢地吃了幾口，露出滿意的神情，安詳地躺了下去。第二天凌晨，任奶奶永遠地閉上了眼睛。
常熟梅李是中國孝愛文化之鄉(xiāng)。如今，任奶奶作為常熟三賢母之一（另兩位是翁同龢奶奶張?zhí)蛉恕?/span>李建模夫人薛杏蓮），她的事跡陳展在“常熟人民抗日自衛(wèi)隊成立舊址”紀念館里，供人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