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碑
張耀淇是我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軍隊保衛系讀書時的同班同學，當時是黑龍江省軍區政治部保衛處干事，小老虎是我給他起的外號。幾十年過去了，在我們同學圈里，很少有人喊他的大名，而小老虎卻是響當當的。用東北人的話說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說起位于北京市復興門外木樨地的中國人民公安大學，這是全國公安戰線的最高學府，可這地方的大學里怎么會有一個軍隊的系呢？其實這很簡單，我黨是先創建了軍隊，再創立了新中國，這軍隊的保衛工作就是國家公安工作的根，公安工作的歷史是從井岡山紅軍時期的鋤奸團開始寫起的。公安大學建校時，毛主席和周總理親自決定給軍隊留一個系，當時叫五部，后來逐漸規范為軍隊保衛系，簡稱軍保系。我和張耀淇是1993年3月入校，參加為期三個月軍隊保衛處科長培訓班。這個培訓班和地方縣市一級的公安局長崗前培訓班同步，分開編班，統一授課。畢業后沒有多久，小老虎就去了中俄邊境的密山邊防某團任政治處主任。我當時并不知道密山在哪里，他在電話里說，你聽說過興凱湖嗎，查一下地圖就知道了。
后來他告訴我，興凱湖在唐代時叫湄涂湖，金代改稱北琴湖，到了清代才叫興凱湖。她原本是我國最大的淡水湖，直到1861年中俄勘界一分兩半，成了中俄的界湖，湖的一半包括湖東的一大片領土被沙俄搶占了。就現在這半個湖，也是煙波浩渺，一望無際，其面積僅次于青海湖，相當于78個西湖、10個梁山泊、2個太湖。站在興凱湖邊，游人看到的是碧綠的湖水，呼吸到的是甜甜的空氣，品嘗的是美味湖鮮。可只要稍懂一點近代史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軍人、中國邊防軍人，站在這里舉目一望，就會有一種令人窒息的不爽撲面而來，這么好的一個大湖，明明是我們的，咋就一夜之間只剩下一半了呢？
2015年的冬天特別冷，我倆在哈爾濱的冰天雪地里相遇，鐵鍋燉大鵝熱氣騰騰的，幾杯東北小燒下肚，兩個早已脫下軍裝的哥們仿佛又回到了激情燃燒的歲月。他說，老哥，邊防軍人有一種特殊的情懷，你不在邊防線上走上幾年，那是絕對感受不出來的。身后是祖國，面前是界碑，邊防無小事啊！我在密山邊防團干了兩年，鐵絲網那邊的人可不省心了。“一支槍驚動了黨中央，一條路捅到了外交部”，這些都是我親身經歷的。每次到前沿巡邏，到了界碑總要停下來，就算一點事沒有，都要上去摸一摸，四周轉一轉，反復打量，多看幾眼才覺得心里踏實。這幾千里中俄邊境線上的每一塊界碑，聯想起來，哪一塊都有令人扼腕的心酸故事。
他猛喝一口酒，繼續說界碑的故事：
我們防區的一塊界碑，原本應該立在山頂的山脊線上，因為這是國際慣例啊，后來不知咋的卻到了山下，這里就有一個無法啟齒的真實故事。據說，當年清政府和對方進行了艱苦的談判，好不容易把對方的一大堆蠻橫無理的要求給頂了回去，勘邊定界，約定某年某月某時設立界碑界樁。這是一個國家的大事，對方自然非常重視。到了設立界樁之日，他們出動整隊的軍人，荷槍實彈，四駕馬車，浩浩蕩蕩開到山上，挖坑立樁，拍照留影，然后歡呼而去。我們呢，負責談判的欽差大臣由于嚴寒和疲勞臥床不起，無法理事，彌留之際把幾個他認為比較信得過的地方官叫到床前，叮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辦好，并把身上所有的銀兩全部交給了所托付的人。誰知，這事卻一下成了這幾個地方官的肥差，他們先把銀兩扣下一半，幾個人分入囊中。然后裝模作樣，任務逐級下派，銀兩層層克扣，立碑的事情最后落到了兩個大字不識的農民身上，說把這塊石頭抬到山頂埋好，每人賞銀子一兩。兩個農民很高興，抬著界碑往山上爬，越往上爬越累，抬著抬著兩人就抬不動了，便開始合計：“這破玩意死沉死沉的，有啥用啊，干嘛非得抬到山頂上，在這里不行啊？”“有啥不行的，我看這里就挺好！”于是乎，兩人把界碑往路邊一撂，其中一個人一腳將界碑踹下山溝，下山領了銀兩回家喝酒去了。
過了幾年，雙方根據約定對邊界進行復勘。對方的界樁紋絲不動立在山頂，我們的界碑呢，蹤跡全無。咋整啊？一級一級興師問罪，找唄！這哪用找呢，把兩個當年的農民抓來一審就明白了，我們的界碑靜靜地躺在山溝的荒草叢中。對方一看哈哈大笑說：“尊敬的閣下，實在不好意思了，這是你們自己把界碑定在這里的，那這里就是你們認定的邊界。我們對此表示尊重，我們國家的界樁今天必須移到這里來！”在場的官員面面相覷，啞口無言，眼睜睜地看著人家把邊界又向我方推進了幾公里，并且不費一槍一彈。恥辱啊！據說，事后這兩個農民被斬首，幾個官員也都革職查辦，但失去的領土卻永遠也回不來了。
張耀淇在邊防團留影
也就是從這一天開始，我們彼此約定，等退休之后要專門到中俄邊界的每一個哨所走一趟，把每一塊界碑的故事都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