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在庚子新春期間爆發，兇猛無情地襲擊了武漢、湖北和整個中國，成為最近一個時期全國乃至全世界廣泛關注的熱點和焦點。
對于這次疫情，社會上有各種猜測，也有各種謠言。有的謠言摻雜著主觀臆測和“合理想象”，聳人聽聞地編造出一些“故事情節”，渲染所謂“陰謀論”，對此我們不能輕信。但如果剔除其臆測成分，我們應當冷靜地想一想，在這個以前發生過不少生物戰，曾讓無數人慘遭毒素摧殘的世界上，以后還會不會發生生物戰？生物戰離我們有多遠？當生物戰真的來臨時，我們是否具備快速應對、有效遏制和保證打贏的能力？這些都值得我們深刻思考和認真探討。
生物戰的歷史淵源及發展過程
生物戰，亦稱細菌戰。它是用細菌、病毒等微生物作武器，以人、畜和植物為主要侵害對象，人為制造大規模殺傷力的一種滅絕人性的戰爭形式。
生物戰古已有之。早在1345年，蒙古軍隊（韃靼人）進攻位于今烏克蘭西南的黑海港口城市卡法時，利用拋石機將感染鼠疫病菌的尸體拋進城內，瘟疫迅速在卡法城傳播，最終使烏克蘭不戰而敗，這是人類社會有記載以來的第一次正式細菌戰。1763年，英國給印第安人領袖送去染有天花病毒的毯子和手帕，大量印第安人由此被奪去性命，英軍趁機占領了大片印第安人土地。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毛毯攻勢”。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生物武器通過飛機、坦克等大型裝備裝載投送而被正式用于機械化戰爭領域。1915年，德國間諜將在美國港口待裝運送到協約國的馬匹接種了鼻疽、炭疽桿菌，借助馬匹把細菌和病毒傳染給協約國參戰官兵。同時，德軍還用飛機投放沾染病毒的巧克力、水果和玩具，傷害敵國居民。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先后在我國東北、廣州和南京等地建立制造細菌武器的專門機構（如臭名昭著的731部隊），并于1940年至1942年在浙江、湖南、江西、山東等地撒布鼠疫和霍亂等病菌，造成這些病毒感染疾病的發生和流行，僅魯西聊城、臨清等18個縣至少有20多萬人死于非命。時至今日，我們還受著日軍遺留生物武器的潛在威脅。
朝鮮戰爭期間，1952年1月27日夜，美軍飛機在我志愿軍陣地上方低空盤旋，爾后扔下了大量蒼蠅、跳蚤、蜘蛛等昆蟲，此后志愿軍各兵團還連續發現多起類似事件。經國內派往朝鮮的防疫專家化驗，這些昆蟲攜帶著大量霍亂、傷寒、鼠疫、回歸熱等病菌。
此后，美軍還在越南戰場上使用了大量化學武器，這些化學武器主要包括除草劑、落葉劑、毒氣CS等。尤其是1961年至1971年實施的“牧場工行動”，導致越南200萬公頃森林、大面積的水稻和其他農作物成片死亡。
除了傳統的生物武器外，還先后產生了具有劇毒性、能夠大規模殺傷人畜和植物的各種化學戰劑，以及使人受化學物質輻射而發生基因可遺傳變異的基因武器，給人類蒙上了更加恐怖的陰影。
生物武器的危害性及做好應對準備的必要性
生物武器，主要以病毒為中介，通過一定的裝載、投放和撒播工具，殺傷毒害預定地域內的人、畜、植物等，造成敵方有生力量的大量毀傷，從而控制戰局、贏得戰爭勝利。
病毒是一種個體微小、結構簡單的微生物，進入宿主細胞后，能夠利用細胞中的物質和能量進行復制、轉錄和轉譯，并按照其核酸所包含的遺傳信息產生新一代病毒。它具有三個基本特點：一是隱蔽性強，難以察覺。病毒是人的肉眼看不見的微生物，可以隱藏在宿主中間悄無聲息地繁殖和傳染。經過人工改造的病毒更像一把特制的鎖，只有研制者才知道它的密碼，其他人即使知道是生物武器，也難以查清它的來源與屬性。二是變種迅速，難以防范。生物武器中的各種病毒都有其獨特性，必須有獨特的針對性技術手段才能使其失去毒性。一旦產生人與人感染，可能會成幾何級傳播狀態，一發而不可收。三是成本低廉、威力巨大，作戰效費比高。生物細菌來源廣泛、制作簡單，殺傷力極強、生產潛力巨大。有人估算，用50億美元建造的核武器庫，其殺傷威力和作戰效能遠遠不及用5000萬美元建造的生物武器庫。如果將100公斤的炭疽桿菌病毒散播在一個大城市，300萬市民會立刻感染致死。
正是基于生物武器慘絕人寰的殺傷力和破壞力，世界有關國家于1925年6月在日內瓦簽訂了《關于禁用毒氣或類似毒品及細菌方法作戰議定書》，明確規定禁止使用生物武器。議定書問世后，對約束生物武器研制、遏制生物戰爆發產生了積極影響。
然而即使如此，一些國家及其軍隊對生物武器和生物戰爭的研究從未停止過。2018年10月4日，俄羅斯通訊社報道了一則消息，稱西方某國在俄羅斯鄰國建立生物實驗室，進行有毒物質的研究和試驗。盡管現在還不能斷定某些國家從事生物武器研究試驗的目的是什么，但種種跡象表明，少數國家至今仍未放棄生物武器，卻是一個不爭的現實。生物戰并非空穴來風，做好應對生物戰的相關準備，不僅非常必要，而且刻不容緩。
我們應該怎樣做好應對生物戰的準備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有備才能無患。無論生物戰是否會在未來可以預見或不可預見的時間與范圍內發生，我們都應當做好應對它的充分準備。指望靠一紙議定書就能讓生物戰銷聲匿跡、遠離人類，企望通過大聲疾呼、道義宣示就能讓生物武器在地球上徹底絕跡，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只有做好充分準備，才能在戰爭真的來臨時從容應對、有效遏制，最終取得勝利。
借鑒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經驗教訓，我認為主要可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做好應對：
第一、健全應對生物戰爭預警響應制度。我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響應制度，疾病防控中心、病毒研究所、傳染病醫院等專門機構已形成體系和初具規模；這次疫情暴發后，還快速啟動了各級應急指揮機構。凡此種種，都為防控疫情擴散蔓延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從暴露出來的問題看，目前我們還沒有健全的預警制度，疫情早期預警和應急響應啟動遲緩，疫情初期許多地方處于忙亂狀態。以此為鑒，應對可能發生的生物武器襲擊，必須進一步健全現有預警響應制度。戰事一旦發生，由誰發出預警、由誰決定進入緊急狀態、由誰啟動應急響應機制，軍隊和地方、各級政府和各相關機構分別履行什么責任，等等，都需要進一步加以明確和細化。同時，應在現有體制基礎上，明確強化有關部門戰時應對生物戰的指揮協調職能，這個部門平時可寓于現有編制內履行日常組織協調職權。一旦有戰事，就立即轉為應戰機構、進入戰時狀態，使其發揮快速有效的職能作用。
第二、完善大規模傳染性病毒防控機制。這次疫情發生后，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憑借行政手段對防控工作進行了強力干預，舉全國之力打了一場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為遏制和最終戰勝疫情創造了良好條件。但如果發生生物戰，其發起時機可能更加不可預測，襲擊手段可能更加隱蔽，襲擊范圍可能更廣，殺傷威力可能更大，因而必須具備更加有效的制度性機制。這個機制擬以現有應對公共突發衛生事件綜合機制為基礎，以現有軍地疾病防治控制系統為依托，以現有傳染病防治體系為框架，按照平時應急、戰時應戰的需要，進一步建立完善相關規章制度和運行機制，突出搞好信息化建設，構建更加廣泛的監控網絡，使之具備及時快速有效的預測和監控能力；建立應對生物武器襲擊數據庫和實驗室，能夠隨時提供相關信息和應急應戰方案。
第三、加強應對生物武器襲擊裝備物資研制。我國已于1984年11月正式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作為負責任大國，我們必將恪守承諾、履行公約義務。但為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大規模生物武器襲擊，亦應研制必要的防御性裝備和物資。如，可利用科技優勢，運用現代高新技術，研制和建立偵察檢測生物戰劑（氣溶膠）的特種裝備和報警系統；研制快速有效洗消、殺滅、清除各種細菌病毒的專用器械和藥品，提高大規模、大面積消除病毒污染的技術能力；研制多種可防人傳人細菌病毒的疫苗，生產各種可用于病毒感染的防疫藥材和藥劑，提高大規模病毒感染的防疫救治能力，等等。必要時，可視情組建應對生物戰的快速反應部隊。一些西方國家早已建立了快速反生物戰部隊，可對重要地區和目標進行50公里范圍內的實時機動監控。對此，我們可研究借鑒。
第四、開展軍民聯合軍地一體應戰演練。自然疫情暴發與生物武器襲擊的一個最大區別是，自然疫情防治可以由我們主動把控，而生物武器襲擊則使我們完全處于被動狀態。因此，要提高應對生物武器襲擊、打贏生物戰爭的能力，必須加強實戰化訓練，在訓練中檢驗和提升應戰能力。經過SARS、COVID-19兩次大疫情，我們從應急機制到醫療體系都經受了近似實戰的考驗。但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在搞好基礎性、經常性、專業性研訓的同時，尤其要加強綜合性演練。2001年6月，美國舉行了一場代號為“黑暗冬季”的模擬演習。演習開始，電視臺報道一家醫院有20多人感染了天花病毒，隨即病毒迅速蔓延，兩個州遭到天花侵襲。到了第6天，已有300人死亡、2000人受感染。此時，全美1200萬支天花疫苗全部用完，所有學校被迫停課。不到兩個月，死亡人數升至100萬，受感染人數高達300萬，總統不得不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這次演習，檢驗了該國應對生物戰的各項預案，有利于提高應對生物武器襲擊的實戰能力。我國至今還沒有舉行過類似演習，今后應當酌情開展，目的在于通過訓練和演習，檢驗整個國家應對大規模傳染疫情和生物武器襲擊的綜合能力，為平時防控、戰時勝戰夯實基礎。
（作者簡介胡建新，曾任原南京軍區，聯勤分部參謀長、副部長兼應急保障旅旅長等職，大校軍銜。現為中國新四軍研究會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