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東抗日根據地，有一位支援中國抗戰的外國醫生，被陳毅軍長尊稱為“活著的白求恩”，他就是從希特勒故鄉維也納殺出的反法西斯英雄、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黨員、中國共產黨特別黨員、醫學博士羅生特。
初入新四軍
羅生特，原名雅各布·羅森弗爾德，1903年誕生于奧地利。1923年考入維也納大學醫科系，專攻泌尿、婦科，1927年畢業后進入國家醫院。因參加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參與人民革命斗爭，多次被捕入獄。1939年初，被德國法西斯驅逐出奧地利，永遠不準返回。羅生特帶了些醫療器械和隨身生活用品來到中國，他要以自己的專長，為中國抗戰事業服務。來華前，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介紹他到上海，與德國共產黨員漢斯·希伯聯系。希伯與他同為猶太族，同是原屬奧地利，后屬波蘭人。此時，希伯已與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建立了聯系。
希伯從皖南新四軍軍部回到上海后，羅生特當即與他聯系，并加入了希伯組織的學習小組。經過學習，他對中共和抗日根據地有了更多的了解。于是，提出要到根據地參加戰地救護工作。1940年10月，羅生特隨希伯與新四軍駐上海的干部吳之理會面，吳又向新四軍衛生部長沈其震作了匯報。中共黨組織批準了羅生特到新四軍工作的要求。1941年3月，羅生特隨沈部長抵達新四軍軍部駐地鹽城。
新四軍代軍長陳毅、政委劉少奇接見了羅生特，軍部還召開了盛大的歡迎大會，陳毅親自主持，劉少奇致歡迎詞。羅生特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介紹了奧地利人民反法西斯斗爭情況，決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亳無保留地把自己的醫術貢獻給抗戰事業。新四軍軍部任命他為衛生部顧問，協助沈其震工作。1942年春，羅生特向中國共產黨提出入黨申請，陳毅知道后，爽快地為羅生特作了入黨介紹人。羅生特成為了一名中國共產黨的特別黨員。這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也是很特殊的。
羅生特和衛生部副部長崔義田、主任齊仲桓一起，忙于軍部以及駐軍周圍的第三師的醫療診斷、手術和講學工作。軍首長給他配備了警衛員、飼養員及一匹馱醫療器械的大洋馬。1943年，軍部選調會說英語的衛校畢業生方政給他當翻譯和助手。
除從事醫療工作外，羅生特還創作歌曲、寫文章，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調查訪問為素材，撰寫反映根據地軍民斗爭生活的著作《奧地利—中國》。
妙手回春救司令員
為了更好地發揮羅生特的醫療專家作用，新四軍決定送他去延安，第一次因路途安全沒有保證未能成功。第二次預定經新四軍第四師駐地皖東北，繞道重慶北上延安，由于地下交通線中斷，羅生特滯留四師。四師師長彭雪楓、政委鄧子恢就勢報告軍部，請求羅生特在四師工作一段時間。1943年春天，八路軍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羅榮桓患尿血癥，陳毅推薦他去新四軍四師找羅生特診療。經詳細檢查，羅生特認為羅榮桓患的是腎癌，但因沒有X光機無法確診，不敢貿然手術，即暫時采取保守療法，待有條件時再外出就診。經過羅生特的精心治療和調養，羅榮桓的病情大有好轉，不久返回山東。
回山東后，羅榮桓尿血病復發，陳毅又派羅生特到山東為羅榮桓治病。當征求他有什么要求時，羅生特提出需要一位精通醫術、又懂德語的合作者。陳毅隨即派黃農去山東。黃農畢業于河南大學醫學院、北平協和醫院研究生班，他會德語、英語，時任新四軍第七師衛生部長。1943年9月下旬，羅生特到達山東軍區駐地濱海區莒南縣，羅榮桓請他擔任軍區衛生部長，羅生特十分謙虛，堅決不干，羅榮桓只好安排黃農任部長，羅生特任顧問。
羅生特一到山東就給羅榮桓進行了全面檢查，結論是疲勞過度。他建議羅榮桓住到衛生部，暫時擺脫繁忙的工作環境，以保證治療。為了控制住病情，羅生特制定了周密的治療方案。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給羅榮桓測血壓，觀察小便，檢查飲食。有時夜間也進行觀察。經過一段時間的精心治療，羅榮桓的病情有了明顯好轉。1943年冬，日軍向山東根據地大舉“掃蕩”，羅榮桓因夜以繼日地工作，治療計劃被打亂，剛剛好轉的病情又加重了。在整個反“掃蕩”中，羅生特跟隨著羅榮桓，千方百計采取治療措施，并對他的活動予以嚴格限制。羅榮桓大部分時間都是躺在擔架上指揮作戰的。
羅榮桓病情從1944年起漸趨嚴重。為了確診病情，羅生特用山東軍區僅有的一臺容量很小的X光機給他拍片，但片子很不清晰，對比度不好。于是派人去上海買回一臺大的X光機，但沒電源，又沒有配套的發電機。羅生特只好用金屬膀胱鏡作尿道檢查。每次檢查，羅榮桓都疼得大汗淋漓。與此同時，羅生特不分晝夜地翻閱書籍資料，并向羅榮桓夫人林月琴提出觀察病情、收集尿樣的要求。在羅生特的治療和精心護理下，此后兩年中，羅榮桓的病雖反復發作，但能保證他正常工作。林月琴后來回憶：“羅大夫很能體會我這個做妻子的心理，他對我的安慰和要求是那樣細致入微，他是一個高明的大夫，他對病人的治療，不僅是生理的，而且是心理上的，不僅是病人本人，而且涉及病人身邊的人。羅生特對羅榮桓的治療是有功的，如果沒有羅生特這位泌尿科專家的精心治療，羅榮桓同志將會遭受更大的痛苦和折磨”。
在1945年夏季反“掃蕩”和3個月攻勢作戰中，羅榮桓因勞累過度，病情再次加劇。為此，他電報毛主席，希望黨中央派人接替他的工作。毛主席復電說正擬派人，但最終還是沒有派來。羅生特密切關注著他的病情發展，盡最大努力給予治療和護理，使得病情又穩定了下來。抗戰勝利后，羅榮桓對林月琴感慨地說，他的“五年計劃”提前完成了，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了。羅榮桓所說的“五年計劃”，是從羅生特來山東算起，再活5年，堅持打敗日本侵略者。這中間羅生特有一份重要功勞。
新四軍中的“白求恩”
羅生特在給羅榮桓治病的同時，在軍區衛生部直屬醫院還擔負著重要的工作。黨政軍領導人找他看病，各界社會名流找他看病，周圍群眾找他看病，每次戰斗結束后還有大批重傷員送來請他處理，平均每天都要看幾十個病人。軍區首長為了保證他的身體健康，給他規定了看病的時間和看病人數，但這些規定常常被他自己打破。在山東，他究竟給多少軍民治過病，挽救過多少人的生命，這已是一個無法統計的數字。他自己曾幽默地調侃道：“醫生好不好，看看身邊有沒有病人就清楚了，看來我這個大鼻子醫生還算合格呀!”
營長曾炳華在甲子山戰役中左腿負重傷，在濱海軍分區醫院治療16個月，傷勢越來越重，最后轉到山東軍區衛生部，經羅生特實施了兩次大手術后，他的腿竟奇跡般地好了；莒南縣坊前鄉一婦女，患重病昏厥休克，家人以為她已死，給她準備后事，羅生特路過發現，給予搶救，起死回生，后來這位婦女活到80多歲；某天，羅生特正準備吃午飯，門外抬來一個已“沒有指望”的姑娘，她的父母哭天呼地，指明要羅大夫救救孩子，羅生特檢查后進行手術，從病人胸部清理出兩大盤濃血，將病人救活。
羅生特在婦產科領域也有很深的造詣，前來投醫的女同志成群結隊。他從一般婦科病、婦女不孕癥到少見的生殖系統疾病，都有精妙的治療技術。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女干部懷孕不是喜而是憂，挺著大肚子行軍作戰很不方便，生下的孩子不能隨身帶，大多是寄養在老鄉家。那時候不知怎樣避孕，又沒有避孕藥，懷孕后既不能作人工流產，也不會藥物流產。羅生特到山東后，女干部們紛紛找他做人工流產。他還教會女同志避孕方法，對有孩子的女同志主張絕育，并指出最好由男同志作絕育手術，因為這樣更為簡便安全。他是八路軍、新四軍中最早提倡和實施計劃生育的醫生。因此，羅生特在女干部中享有特別高的威望。羅榮桓元帥的夫人林月琴后來回憶道：“羅生特到來后，山東軍區的女同志可獲得了‘解放’，我們女同志特別感謝他!”有些女同志還向羅生特開玩笑：“羅大夫，你扼殺了多少條小生命？”
1941 年3 月，羅生特（中）在江蘇鹽城新四軍軍部與劉少奇（左）、陳毅（右）合影。
真正高尚的人
羅生特不僅是一位技術精湛的醫科專家，還是一位出色的醫學教育工作者。他作為山東軍區醫學顧問，根據當時嚴重缺醫少藥情況，狠抓醫務人員的培訓和醫院建設，并親自授課。他講課時，由衛生部長黃農當翻譯，采用通俗的語言，生動的圖解，使學員們聽得懂記得牢。在他的關心與指導下，一批批醫護人員成長起來，許多人成為部隊衛生戰線上的骨干。他在莒南縣陳家老窩村親自設計，建起了一所近百間房屋的戰時醫院，其規模在當時的根據地首屈一指。
羅生特到山東后，山東軍區首長決定對他特別照顧，每月發給他300元北海幣作生活費，服裝和軍區首長同樣。他找到軍區首長懇切地說：“我也是中共黨員、八路軍戰士，給我這么多生活費會脫離群眾的。”首長解釋說：“你的生活習慣和我們不一樣，時間長了會把身體搞垮的。”他卻說：“我的身體不是很好嗎？如果為了享受，我就留在上海了，不會來新四軍和山東的。”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他的生活費減少到100元，實際上連這個標準也達不到。因為他經常用自己的生活費給傷病員買營養品，有時還請同志們聚餐。由于工作勞累，生活艱苦，他健碩魁梧的身體慢慢消瘦了。
羅生特未結婚就來到中國，1941年進入華中根據地時已38歲，到山東時已40歲了。不論在華中，還是在山東，大家都很關心他的婚姻問題，要給他介紹對象，一直到1949年離開中國時，他都婉言謝絕。他說，我雖喜歡有異性伴侶的生活，但結婚是一件大事，我愿將來回國找本國人結婚。他對中國的風俗習慣非常尊重，為女病人查病、治病時，一定請其他女同志在場，雖然處于敵后艱苦環境，但對這點他始終恪守不渝，因此，博得患者的無限尊敬和一致好評，稱他是一個真正高尚的人。
抗戰勝利后，羅生特被派往東北工作，擔任東北野戰軍一縱隊衛生部長。1949年11月，他返回奧地利。1952年4月22日，羅生特病逝于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