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冰生（1894.4—1974.2），阜寧縣阜城鎮人。祖父系清朝舉人，父親和三位伯叔均為秀才。何先生曾任北洋軍閥政府教育部文書科科員，北京圖書館館員。北洋軍閥混戰時，返歸故里，創辦地方小報，任《阜寧日報》《阜寧時報》副社長，并自辦《黃浦公報》《湖海商報》，揭露社會黑暗和豪紳們的丑行，深得群眾敬仰，和邑人龐友蘭（1940年被選為阜東縣參議會參議長、鹽阜區參議會副參議長）、楊芷江（1940年被選為阜寧縣、阜東縣參議會副參議長）有密切交往。
何先生為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思想進步，愿意幫助共產黨人。1928年至1930年，阜城北門外中共窯工黨支部書記胡長清，為幫助縣委籌集活動經費，經常向楊畫匠借高利貸。1933年10月起，阜寧縣委地下黨組織屢遭破壞，楊債主屢次向胡長清索還債款未果，便通過警察催逼。地下黨外圍組織請何冰生先生出面斡旋，楊債主才主動取消債款，并保證永不索取。
1937年10月，中共上海地下組織的上海救亡歌詠協會宣傳團第二隊，在陳飛、馮國柱等地下黨員的率領下奔赴延安，經南通、如皋等地，聯絡該地的進步青年許家屯、俞銘璜、唐小石等人，沿途宣傳黨的抗日救國主張。11月到阜寧，何冰生及楊芷江、龐友蘭等熱情接待，何先生組織阜城工商學界及市民，熱烈歡迎，并竭力協助馮國柱等一行組織演出和宣傳活動：召開座談會、演講會、文藝宣傳會，高唱《東北流亡曲》《大刀進行曲》《打回老家去》等革命歌曲；在阜城大操場組織有萬人參加的演講會，激發了阜寧各界人民抗日愛國熱情和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宣傳團離開阜寧時，何先生動員友人汪兆瑞等取下手上金戒指相贈，解決宣傳團路費。在《湖海商報》報社里工作的進步青年陳問天，在何先生的影響下主動跟隨馮國柱、俞銘璜等人的宣傳團北上延安。
1938年4月，日軍華中派遣軍一○一旅團佐藤正三郎率5個步兵大隊，1個野炮大隊共3000余人，從南通天生港登陸，沿通榆路北犯，先后攻克東臺、鹽城、上岡、草堰、溝墩，月底阜城淪陷。何冰生浪跡于阜寧縣東北鄉的獐溝、八大家、五汛港、團洼等地，保持民族氣節，不愿在敵偽的淫威下茍且偷生。
1940年10月，黃克誠司令員兼政委率八路軍第五縱隊解放阜寧全境，何冰生積極擁護抗日民主政府，與鹽阜區和阜寧縣抗日民主政府領導人宋乃德、曹荻秋、馮國柱、汪星、劉丹等人交往甚密。他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擁護抗日民主政府的方針政策，為抗日救國獻計獻策。他利用在阜城文化知識界的影響，幫助團結了阜城的一大批商人和知識分子，動員他們支持根據地的經濟文化建設。
1941年2月，阜寧縣首屆參議會在碩集召開，決定修筑海堤（史稱“宋公堤”），該堤竣工后，眾議建立“宋公堤碑”。何冰生獻其所長，工筆書丹，終使由阜寧地方知名人士楊芷江撰文，顧汝磥篆額，汪周（即汪繼光）刻石的豐碑——“宋公堤碑”巍然豎于大堤之上。
是年，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委劉少奇在汪朱集召開抗日民主統一戰線工作會議，何先生以老報人身份出席，會后與新四軍代軍長陳毅詩詞唱和甚樂。陳代軍長住處，曾懸掛一立軸，系汪周贈詩，何冰生先生手書。
1942年8月底，《大公報》著名記者范長江抵達阜寧停翅港。不日，《新華報》與《鹽阜報》聯袂舉行“報人座談會”。何冰生在會上得晤范長江，甚為敬佩，即興賦詩二首以表歡迎，“天界英才大任權，提高民主筆傳官。蜀西當局誰知己，蘇北主人獨重賢。繞道登山險不憚，同情抗日志彌堅。君家濱海堤猶在，相遇聚談話往年。”“海內爭呼名記者，傳家己任衍貽謀。發聾振聵言殊切，救弊補偏意不猶。耳目一新聞見廣，俗風四境易移周。識荊聚會方嫌晚，何幸南針到此留。”
1953年，何冰生受聘為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歷任政協阜寧縣第一二屆委員，第三屆常委。1954年7月，被選為阜寧縣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9年，阜寧縣黨政軍民興建阜寧烈士陵園，何冰生沐手恭書阜寧烈士紀念碑碑銘，嵌于碑身之北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