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抗戰前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是由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改編而成，1938年初改編時只有1萬余人，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戰，這支部隊發展到21萬，地方武裝9.7萬余，最多時抗擊16萬日軍和23萬偽軍，成為名副其實的“華中人民的長城”。
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出現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遇到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持續數年的中美貿易戰沒有消停，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使大變局更加突顯。疫情與貿易戰雙重疊加持續時間長，影響范圍廣，對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國內許多企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面對當今新環境，企業要適應新的挑戰，做大做強方能立于不敗之地，新四軍用人之道對我們當今企業攻艱克難，繼續演繹新傳奇，具有非常值得借鑒的意義。
新四軍始終堅持黨的領導，永葆人民軍隊本色
新四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不斷建立健全黨的組織體系，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使全軍“上下同欲”，是新四軍不斷走向勝利的根本。
適時調整領導機構。在國共談判如何組建新四軍之時，黨中央、毛澤東堅持單獨成立一個軍，國民黨不插入一個人，堅持共產黨的獨立領導權。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共中央根據形勢的發展，適時調整黨的領導機構，始終保持黨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如1938年1月，成立以項英為書記的中共中央長江局東南分局和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11月將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1938年11月，成立了以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原局，負責長江以北地區黨的工作；皖南事變后的1941年4月，正式成立由劉少奇任書記的華中局，將原東南局、中原局所轄地區劃歸華中局管轄。
建立黨的組織體系。在皖南的兩年多時間里，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領導新四軍中的黨的工作，各級黨組織也都建立起來了，做到連有支部，團有軍政委員會和總支部，支隊建立軍政委員會和黨委，初步形成了共產黨在新四軍中的組織體系。隨著挺進敵后，部隊發展很快，難免魚龍混雜，加上敵后環境艱苦，戰斗頻繁，一些不堅定分子甚至逃跑叛變。為此，1939年7月召開的新四軍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提出：發揮共產黨員在建軍中的模范作用，使新四軍成為黨領導下的政治上、軍事上堅強的鐵軍。
全面加強黨的領導。組建初期，受國民黨當局的限制，新四軍一度未能設置政治委員，由軍事副職行使其職權，影響了政治建軍。重建軍部后，團以上各級正式任命政治委員，在部隊中進行了政治委員制度的教育，要求各級政治機關的工作，都是為了保證黨的路線政策和上級命令的貫徹執行。黨員和黨支部在連隊公開化，積極發展新黨員，黨員在主力部隊的比例通常保持在40%左右，這為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提供了組織保障。
新四軍來源廣泛，人力資源豐富
新四軍的人員組成主要有三個方面：
南方八省十四塊游擊區的紅軍和游擊隊。由三大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原中央蘇區留下的紅軍部隊，主要由項英、陳毅負責；第二部分是在江西以外地區“兩個軍團的剩余部隊”，即1934年春由紅七軍團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隊，同年11月與紅十軍合編的紅十軍團，這兩個軍團在浙贛邊失敗后留下的游擊隊，由劉英、粟裕等人領導；第三部分是紅四方面軍的留守部隊，包括高敬亭領導的鄂豫皖紅二十八軍和周駿鳴為隊長的鄂豫邊區游擊隊。這三大部分，最后逐漸形成了互相獨立、各自為戰的14個游擊區。接受改編的紅軍和游擊隊官兵約有7000余人。
在國統區招募的進步人士和知識青年。新四軍籌建之初，葉挺等領導人就商定盡快招收一批進步文化工作者和知識青年，組建戰地服務團，用進步的文化工作為部隊和地方服務。戰地服務團于1938年1月在南昌成立，朱克靖任團長。另外，根據國共雙方達成的協議，在南昌、長沙、福州等地設立了若干個新四軍辦事處、留守處或通訊處，這些機構以公開合法的身份，在國統區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為新四軍動員補充兵員。如閩北游擊隊改編前300多人，經兩個月短期整訓，發展到1300多人；長沙辦事處兩個多月招收了近2000名學生，大部分送往新四軍。到1938年4月，從各地到皖南集結時，新四軍已發展到10300人。
在敵后游擊戰中發展的抗日武裝。僅靠1.03萬人，要在強敵占領下的華中敵后開辟抗日根據地，力量是遠遠不夠的。為此，毛澤東于1938年5月4日指示新四軍到敵后去“創造根據地，發動民眾的抗日斗爭，組織民眾武裝，發展新的游擊隊”。一是吸收地方黨組織或失去組織關系人士發展的抗日武裝。蘇南、江北淪陷后，當地黨組織和一些失去組織關系的黨員紛紛組建抗日武裝，新四軍主力部隊一到，便主動接受新四軍領導和指揮。如蘇南管文蔚一度失去組織關系，他組建的丹陽抗日自衛總團在陳毅率新四軍一支隊進駐茅山后，不久就編入第一支隊序列。二是收編地方抗日武裝。國民黨撤退后，淪陷區遺留下來的一些零散武裝、地方民團、幫會武裝和一些自發組織的抗日武裝，陳毅采取了“號房子”政策，先給他們以干部和軍政支援，然后授予番號，使其從跟隨新四軍抗日到接受新四軍領導，進而收編為新四軍主力部隊。如丹陽延陵的貢友三部，經陳毅派干部整訓，發展為區常備隊，1939年2月改編為丹陽獨立支隊，1940年6月編入新四軍新六團第三營。三是接受日偽軍投誠反正。新四軍政治部設有敵軍工作部，由東京帝國大學留學生林植夫為部長，負責對日偽軍的宣傳工作。尤其在抗戰后期，日軍和偽軍反正、投誠、倒戈者層出不窮，抗戰八年中，新四軍共爭取5.4萬余名日偽軍投誠反正。四是廣泛招募愛國青年參軍。新四軍進入江南后，痛擊日軍，瓦解偽軍，清剿土匪，深得民心。老百姓一改舊觀念，提出“好鐵要打釘、好男要當兵”“吃菜要吃白菜心，當兵要當新四軍”等口號，涌現出許多父送子，妻送郞，參軍打東洋的動人事跡，為新四軍的發展壯大提供了大量人力資源。
新四軍注重干部培養使用，不斷提升戰斗能力
創辦教育機構培養干部。毛澤東同志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新四軍從建軍之初，就十分重視對干部的培養使用。一是在軍部創辦教導總隊。新四軍組建之初，干部嚴重缺乏，除黨中央從延安和八路軍陸續調派外，新四軍主要通過創辦教導隊來培訓干部。軍部從武漢移駐南昌后，葉挺、項英便調集干部籌建教導隊。1938年2月，教導隊正式開學，設軍事、政治各一個隊。軍部轉到皖南后，教導隊于4月擴大為教導營，轄3個隊，學員達300余人；8月擴編為教導總隊，由副參謀長周子昆任總隊長。教導總隊貫徹延安“抗大”的辦學和教育方針，共辦5期，先后培訓4000余名干部。二是創辦抗大分校。除皖南軍部外，新四軍各支隊成立不久便創建相應學校，大力培訓干部。游擊支隊在1938年11月創辦隨營學校，1940年3月升格為抗日軍政大學第四分校，支隊司令員彭雪楓一直兼校長。江北指揮部1939年10月成立教導大隊，次年6月擴編為江北軍政干部學校，校長由張云逸兼。蘇北指揮部1940年11月成立抗大第五分校，陳毅任校長兼政委。軍部重建后，第五分校由軍部直接領導，1942年5月擴建為抗大華中總分校，華中各抗大分校接受其領導。
注重干部的選拔任用。華中局和新四軍軍分會1941年6月就對干部選拔任用提出了要求，即必須堅持選擇那些具備較強黨性的同志。為了準確培養選拔干部，組織部門設有專門的干部負責干部工作。對干部調動、提升、降職或免職也作出了相應規定，即要經過黨委或軍政委員會的討論，報上級軍政機關批準。如團級干部的調動和升降，應經師黨委討論，軍一級批準。。
大量吸收并善待知識分子。正確貫徹執行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大量吸收并善待知識分子，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是新四軍政治工作的一大特色。大量知識分子的入伍，推進了工農干部知識化和知識分子工農化進程。一是持續吸收。建軍之初，除各地辦事處推薦外，上海地下黨在八一三事變后，動員了上千青年參加新四軍，其中以知識分子為多；江蘇省委以組織慰問團的名義，將一批青年知識分子留在新四軍，這批人不少是文化界青年名人，如揚帆、聶甘弩等。軍部重建后，一些進步的愛國人士、知名學者等輾轉到香港、上海，新四軍一師得知后立即聯絡，使范長江、鄒韜奮等名人陸續到達根據地。二是提拔重用。華中局成立前后，專門向各部隊發出了《大膽提拔知識分子干部》的電文：“對于有能力、有特長、思想正確，在部隊中已有相當工作時間的知識分子應即大膽提拔”。1941年10月，一師營職以下60%是青年知識分子。三是待遇優厚。在皖南期間，軍部規定知識分子的津貼高于軍政其他人員。新四軍指戰員的津貼，當時團以上干部每人每月4塊大洋，營連干部每人每月3塊大洋，項英等軍部領導每月也只有4塊大洋，而專家學者每月十幾塊至數十塊，個別的每月100塊以上。
對當今企業的借鑒
新四軍的發展，印證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道理，對當前面臨困難的企業可資借鑒。
企業要有文化信仰。新四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裝，廣大指戰員明白為誰打仗、為什么打仗的道理，始終能夠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受疫情等影響，當前逆全球化有所抬頭。全球化的趨勢可能一時受阻，但不可逆轉。文化信仰是企業所有管理要素發揮作用的前提，企業家一定要堅定文化信仰，企業也要有遠大的愿景、強烈的使命感和正確的價值觀，通過各種途徑，使企業文化真正進入員工的大腦，成為員工的信仰，指導員工的行為，這是企業可持續發展最基礎、最本質的力量。
企業用人要不問出處。新四軍來源極其廣泛，把不同山頭、不同背景的隊伍整合起來，統一在黨的領導下，高舉抗日大旗，才創造了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對企業來說，只要人品好、守法遵紀、有一技之長、適合企業事業發展需求，不論地域來源、學歷高低、資歷長短、文化背景，不論國內培養的還是“海歸”，甚至不論國籍與信仰，企業均可招募使用。
企業要培養使用好人才。新四軍重視教育培養干部，注重干部的選擇任免和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為堅持華中敵后抗戰培養了大量人才。企業要以尊重人才、培養人才、用好人才為出發點，通過各種方式，培養企業所需人才，倡導員工在學習中提升工作能力、在學習中不斷升華，實現工作價值。不拘一格使用人才，要惟德惟才，不能唯親唯近。對于有專長的、對企業發展作用大的專業技術人員，更要在經濟上、工作上、生活上予以關照。
主要參考文獻：
《新四軍的組建與發展》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編軍事科學出版社
《華中抗日根據地史》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編當代中國出版社
《鐵軍出山》江西省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歷史研究會編江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