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春—1945年秋：以商養軍大飛躍
1944年春-1945年北撤前夕，是七師軍隊和皖江根據地建設大發展的黃金時期，也是財經收入以兩倍數持續大增長的黃金時期。至1944年底和1945年初，七師已有財力一次性按軍部要求調款5000萬元支援五師。
1944年春天，皖江根據地的經濟建設中有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第一件，是根據地民眾皆知的黃絲灘大江堤工程建設。在皖江行署呂惠生、張凱帆親自主持領導下，自1944年1月開工至1944年4月竣工。這是皖江地區有史以來，也是抗戰以來全國范圍興修的最大水利工程項目，這道防洪大堤全長13華里，使境內8縣400萬畝農田和300萬人民免遭水患。據無為水利部門評估，今天建同等規模的水利工程至少要5個億。
第二件，是當時鮮為人知的秘密：皖江根據地與蕪湖敵偽占領區之間，建立起以民間貿易形式為掩護的“官商”間貿易渠道；進而與上海日商建立直接貿易渠道。正是這一重大突破，為區黨委和行署領導下決心斥巨資興建大型水利工程解除了后顧之憂。
主動爭取與上海日商建立直接貿易渠道
1943年春，皖江行署成立后，就由呂惠生、張凱帆著手籌策和興建黃絲灘大堤。呂、張都是無為人，深知修建大堤對皖江農業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重大意義。但苦于資金短缺，經常和蔡輝商量如何解決資金問題。蔡輝1941年在沙洲縣任縣長時，就非常重視水利建設，親自主持了36條半港套疏浚工程，所以非常擁護行署的這一為民造福的決定。但他也非常清楚，如果沒有“意外橫財”，積累起這筆資金非一二年之功不可。然而，不久，這一機遇竟然不期而至。
1943年夏秋之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發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轉變。為防止美軍在長江三角洲一帶登陸，日軍正在抓緊部署向華中沿海城市增兵，擬在1944年—1945年投入兵力從17萬增至60萬左右。為此，侵華日軍在上海成立總后勤部，代號“登部隊”，以征收大米（軍糧）為主要任務。侵華日軍同時也給汪偽南京政府下達了征糧任務。汪偽三個方面軍的餉糧自籌都很困難，再為日軍加征，汪精衛壓力很大。江南敵占區為中心城市密集區，所產糧米尚不能保障當地居民最低消費需求（實行限額供給制，配雜糧）。蘇中、皖中等江北產稻區，也多為我方根據地，廣大農村更為我所控制。湯家溝江南岸的蕪湖是中國四大米市之一，但大米主要來源是皖江地區；1942年春，皖江封糧后，蕪湖、銅陵、繁昌等地的敵偽長期處于糧荒狀態，雖組織幾次大掃蕩，亦所獲甚微。至1943年秋，日偽軍已難形成對皖江根據地實施重兵進襲和占領的戰斗實力（日軍主力已抽調增援太平洋戰場，補充的日韓青少年兵，戰術水平和戰斗意志很弱，進襲我根據地時一遇到強敵即撤退）。為掌握米源，汪精衛和日本“登部隊”都寄希望于蕪湖。汪精衛任命曾一度當過蕪湖偽維持會長的汪子棟為偽“軍糧籌委會”所屬“總力社蕪湖分社社長”；日軍駐上海登部隊派楠木為駐蕪湖分社的顧問，對汪子棟籌糧實施監控。汪子棟早年留學日本，做過日商洋行的買賣，又在蕪湖開設了“利記商號”，經營糧食、食糖、棉布、百貨等，是蕪湖商界的頭面人物，日偽背景很硬。我皖江禁糧出口后，“利記”幾次企圖高價私購私運，均被我查扣，損失很大，糧食貿易幾乎中斷。此時，一方面，蕪湖、上海、南京大批商人通過與集成號易貨交易，生意興隆，獲利甚豐，令汪子棟、楠木垂涎不已；另一方面，日偽軍令如山，若汪子棟、楠木再無作為，必將遭到軍法處置，令汪子棟如坐針氈。日本經濟顧問楠木對二戰局勢發展看得比較清楚，知道日本大勢已去，厭戰思想也基本定型。汪、楠迫于形勢和壓力，以及私欲的驅使，急欲和我方溝通關系，但不知我方虛實，又不敢輕舉妄動。
汪、楠的動態，通過我們在“利記雜糧”潛伏的皖南地下黨員汪侖傳遞到貿易總局，引起蔡輝高度重視。蔡輝即通過與汪子棟相熟悉的楊大炎、周運福等合作商人，以及敵工部的情報網絡，從上海、南京、蕪湖各方面搜集情報，通過分析，認為有爭取汪、楠作“交易”的可能。根據曾希圣指示，蔡輝和敵工部長段洛夫研究制定了具體方案。段洛夫是新四軍高級領導干部中的“日本通”。早年曾在日本留學，精通日語（新中國成立后曾任高教部部長），非常熟悉敵情。根據預定方案，蔡輝連續三次通過楊大炎捎話給汪子棟，約他見面。汪子棟起初顧慮極大，怕中圈套，經過楊大炎溝通，才下決心與蔡輝見面。在楊大炎安排下，蔡輝、汪子棟第一次會面在湯家溝附近的江面上舉行。據葉進明回憶：“在一個冰冷的夜晚，汪子棟乘了一艘小軍艦駛進了湯家溝的河面上，我們在兩岸埋伏了部隊，以防萬一。我方的全權代表是蔡輝同志，也坐了一艘小汽輪，在汪航道上面靠攏，汪子棟請蔡輝同志上了軍艦。經過一番唇槍舌劍的爭辯后達成了一筆亦軍亦商的特別交易”（葉進明：《皖中地區財經工作回憶》）。通過初步談判，汪子棟下決心與我方秘密交易。第一次談判，雙方達成以下協議：我方發貨以大米、煙葉、山貨為主，對方出貨以布匹、食鹽、食糖、紙張、五金電器、醫藥和醫療用材為主；同時，對方來貨每批要夾運30%的軍用物資。同時約定：所商定的物物交換的品種不得隨便更動，不得臨時增減數量，不得提早或者推遲交貨日期，不得任意改變交貨地點，以確保安全。這樣，根據地積壓多年的煙草、山貨頓時成為暢銷商品，換到了我們兵工廠急需的軍工物資及大量醫藥、布匹、高級印鈔紙等。
初次交易順利成交后，雙方商定由汪子棟擇日和楠木兩人到湯家溝秘密考察，并與我方進一步商洽。不久，按預定計劃，楠木、汪子棟在楊大炎陪同下秘訪湯家溝，下榻仁和旅社。為防止意外發生，我方除了加強武裝警戒外，曾希圣政委親自指示鋤奸部長兼公安局長李豐平（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浙江省長、省委書記、省人大主任）、副局長嚴佑民（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安徽省委書記、公安部副部長、上海市委書記）對湯家溝的防特防奸做了周密安排。汪、楠秘訪湯家溝的信息，我方嚴格保密，除了曾希圣、段洛夫、蔡輝、李豐平、嚴佑民、吳錦章等直接領導和參與者之外，對貿易總局干部也實行封鎖。汪、楠在秘訪期間，親眼目睹湯家溝的繁榮昌盛，震撼極大。秘訪期間，我方代表段洛夫、蔡輝與汪、楠多次長談，并由段洛夫與楠木就情報事宜，蔡輝、譚偉與汪子棟、楊大炎就貿易事宜，分別長談數次。蔡輝、譚偉代表集成號商行（實為我方貿易總局）與汪子棟的“利記糧行”（實為地方總力社蕪湖分社）進一步明確以下易貨條件：
雙方的條件是：汪子棟為我們采辦我們需要的物資，共分三類：第一類是軍火物資，如TNT火藥、雷管、機槍、扣發扳機等，占總額的30%；第二類是管制物資，如鋼材、銅材、五金、工具和機床等，也占30%；第三類是一般物資，如食鹽、火柴、電池、藥品、雜貨等，占40%。我方結算時，主要的支付手段是以糧食和山貨作價，其中山貨占30%。雖然，這筆交易我們是大占便宜的，但汪子棟也可以向日軍交賬了?！保ㄈ~進明：《皖中地區財經工作的回憶》）同時確定，在皖南敵區增辟易貨點，增大貿易額和增加換貨品種，以支持皖南抗日根據地的發展。
善于在與日商的商貿中獲取更大戰果
在接待日本顧問楠木時，我方發現他有厭戰情緒，正在尋找后路。段洛夫做了大量說服爭取工作，楠木同意為我方出力。我方也從交易差價中，壓扣了一些財務收益送給楠木，楠木非常感激。楠木在蕪湖日偽軍中身居要職，地位顯赫，后來做出了一些特殊貢獻。
劉健農（安徽無為人，當時在貿易總局擔任貿易科長，新中國成立后任蕪湖市委書記、市人大主任）回憶說：“大概是1944年的秋天，在一個氣候宜人的一天，楠木、汪子棟等人，在楊大炎、汪侖（我方駐利記雜糧的特派員）的陪同下，身穿便衣，乘坐小汽輪從蕪湖出發來到湯家溝，仍住在仁和飯店。段洛夫、蔡輝等同志接待了他們。采取分頭會見的辦法，經濟貿易方面的問題由蔡輝、譚偉同志（時任皖江金庫副主任，解放戰爭期間任大成公司副經理，新中國成立后任駐蘇商務參贊，外經部辦公廳主任）和汪子棟、楊大炎談判；段洛夫和楠木會談。會議進行了兩天。
“段洛夫長期做敵軍工作，斗爭經驗豐富，早年留學日本，會講一口流利的日語。聽說段洛夫和楠木的談話很有效果。經濟貿易方面的談判也進行得很順利，蔡輝等同志和汪子棟就貿易的內容、物資運輸和交付方式等交換了意見，達成了協議。
“經過不斷深入做工作，楠木和汪子棟等人利用他們的身份和地位做了一些對新四軍七師有利的事，例如：
第一，貿易的范圍不斷擴大。日偽方面由原來供應我方食鹽、布匹、食糖等，擴大到電訊器材、五金、藥品、醫療器械、鋼材、紙張（印報紙用）等，這些都是我軍和根據地十分緊缺的軍需軍用物資，大多是日偽明令禁止運入根據地的戰略物資。后來，甚至用1000噸的軍艦幾次運來了軍需物資和武器、彈藥。
第二，不時向我方提供情報。例如鬼子下鄉掃蕩前，向我方秘密通報，使我軍能及時轉移，減少了損失。有次敵人“掃蕩”時，湯家溝堆放了大量糧食，來不及轉移，我們就貼上汪子棟給我們的日偽“總力社蕪湖分社”的標簽，偽裝是敵方收購的糧食，避免了敵人的搶掠。
第三，營救我方被捕人員。1945年農歷正月初二拂曉，日軍向無為來鄉臨江地區進行了“掃蕩”，我們有5名干部（有王漁、何東初等）不幸被捕。他們都很機警，沒有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蔡輝同志又請楠木抓緊營救，以防事情敗露，請楠木和特務機關交涉并作保，汪子棟又花了錢，王漁等5人很快就被安全釋放。
特貨貿易—從未披露的秘密
通過楠木，為我方打通了南京日偽金融機構的聯系，將我軍在作戰中繳款和平日收集到的大量偽幣，秘密運到南京購買我軍急需的物資，換回了一些日元、美鈔。”（劉健農：《通過經濟貿易開展敵軍工作》）
與汪子棟、楠木關系打通后，通過雙方大規模“官商”間易貨貿易，我方不僅獲得大量所需物資，而且通過糧食、煙草、山貨、特貨出口，獲得源源不斷的財經收入，積累了豐厚的資金，用于軍隊和根據地壯大發展。
關于與汪子棟間的“特貨貿易”，沈君常（江蘇蘇州人，皖南事變前為軍部作戰參謀，時任貿易局會計科長。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安徽省物資廳副廳長、安徽駐上海辦事處主任）、吳錦章有以下回憶：“其后，汪子棟的胃口越來越大，他提出要以機槍、迫擊炮和子彈等軍用物資換取我們的‘特貨’，所謂‘特貨’就是他們渴求而又是我們嚴禁的鴉片。在日偽統治階層，他們醉生夢死，生活極其腐化墮落，對鴉片的需求量很大。鑒于這種特殊情況，我們把歷次在戰斗中從敵偽頑那里繳獲的和在敵我邊緣地帶取得的‘特貨’，用來換取抗日的特貿物資。這種特殊貿易全在夜間進行，對方將包扎好的輕、重機槍、迫機炮和各種子彈，偷偷裝上日軍的小汽艇，再悄悄運往我沿江地帶的姚溝、新溝等幾個聯絡點。我方派出武裝部隊在聯絡點四面警戒，并用小船將武器彈藥一一運到岸上，再把我方的物資裝上汽艇。就這樣，雙方又連做了幾筆‘大交易’”。
在商貿中擴大黨的政治影響，發展黨的統一戰線
至1944年春，湯家溝已成為全國19個抗日根據地轄區最繁華的商埠，先后吸引了大批上海、南京、蕪湖的商人前來投資、經商。隨著經濟戰線上節節勝利，政治影響也不斷擴大，黨的統一戰線獲得空前鞏固和發展，同時爭取了更多的愛國志士投入到抗戰的洪流中來。上海著名民族資本家、上海煙煤業同業公會會長潘以三應邀到湯家溝考察后，與集成號商行合作，在湯家溝投資建小煤窯、肥皂廠。最典型的還有石原皋和他的安源公司。石原皋是安徽皖南人，早年留學德國，是化工醫藥專家?？箲鹌陂g擔任上海仙鶴草素質藥廠廠長。他與胡適是近親。胡適抗戰期間在重慶，家屬則留在上海，托付給石原皋照顧。石原皋在上層社會和科技界聲名顯赫，交游廣泛，關系很多。石原皋是愛國民主人士，愿為新四軍出力。他的朋友汪伯威與七師參謀長孫仲德和巢湖大隊政委陳明遠在大革命時期即相熟，支持過他們的革命工作。通過孫仲德、陳明遠引薦，汪伯威、石原皋和蔡輝建立了聯系，積極為我方搞物資。1944年夏，石原皋、汪伯威秘密攜帶一批仙鶴草素止血藥品資助七師，由唐曉光、蔡輝接待，并受到曾希圣接見，相見甚歡。曾希圣親囑石原皋要幫新四軍做對敵工作，還寫了親筆信托石轉交上海金融界巨頭、偽交通銀行總經理唐壽民，勸他抗日立功。唐壽民欣然同意。恰好唐的內弟華士潤（日本西京帝大經濟系畢業）與石為好友，亦有抗日救國之心。蔡輝指示石原皋利用此背景，邀友人盧方在上海成立“安源公司”，地址設在江西路同和里1號，盧方任總經理，石任蕪湖分公司經理，專營與“集成號”的進出口貿易。成為集成號在上海的又一特貿陣地。石原皋通過盧方結識的日本人淵上，打通了日軍內部關系；華士潤又溝通了日本三菱洋行上海營業部的主任，聯系了一批日商。通過“安源”中介，我方與日商的貿易往來也建立起來。我方輸出的貨仍以上海稀缺的大米、煙葉、山貨為主，以皮革、油脂、酒類為輔；從日商處進的貨物有布匹、棉紗、食鹽、西藥、印刷顏料、五金、印鈔紙、焦炭等。石原皋根據蔡輝的意圖，曾誘使日商迅速運發大批量貨物，而我方則是小批量多批次形式拖延交貨，這樣既掌握了主動權，在抗戰后期，又套取了大批物資。華士潤為表抗日救國之心，曾慷慨解囊，先后捐贈約10萬元，采購炸藥、機械等違禁物資，存放在仙鶴草素廠內，伺機送往湯家溝。此外，石原皋還爭取團結了不少上層人士，參加抗日救國，如上海愛國民主人士姚惠泉、方慶咸、曹鴻儒、陳叔文和老科學家秉志先生等；在蔡輝安排下，還動員了化工專家郭成周、醫師孫良生、張守智以及機械、化工方面的技術人員、青年學生等數十人來七師參加抗日工作。
貿易總局掙的錢多到什么程度呢？葉進明回憶道：“在當時利用汪偽的關系對擴大貿易是極其重要的一關。我們收集到的法幣和偽幣，數量之大，要用麻袋、車裝，用輪船、汽車運，如果沒有南京、蕪湖的敵偽機關為我們服務，不僅無法度日，而且會遭到敵偽的打擊，很可能連人帶錢自投羅網。有了這種關系（指楠木、汪子棟），我們用敵偽的輪船、汽車，堂而皇之運到南京、蕪湖，進出敵偽的金融機關，購買我們需要的軍用物資，甚至連軍部需要而又難以弄到手的日元、美鈔等外幣，也可以從這里取得。”（葉進明：《皖中財經工作的回憶》）
抗戰勝利之初皖江貿易總局的四場收官之戰
從抗戰勝利到順利北撤的2個月左右，蔡輝領導的皖江貿易總局又打了四場非常漂亮的收官之戰：
第一戰，與國民黨爭奪日軍武器彈藥。1945年8月，波茨坦公告發表后，根據上級指示，蔡輝領導貿易總局，將工作重點轉向對敵偽開展受降的爭取工作，和搶運敵偽軍火和重要物資過江。劉健農回憶道：“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為了接受蕪湖日偽軍投降，七師成立了蕪（湖）當（徐）支隊，唐曉光任司令員，段洛夫任政委。經過楠木和汪子棟居中聯絡，日軍駐蕪湖的司令部吉村乘汽油劃子來到二壩，和段洛夫等同志說明，日本人同意向七師投降。當時我正在二壩，親眼目睹吉村過江來到我方駐地。后來駐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不同意向新四軍投降，只能向國民黨軍隊投降。于是楠木、汪子棟和吉村商定，偷偷運送給我方100多噸物資，包括幾十挺輕機槍和彈藥?！保▌⒔∞r：《通過經濟貿易開展敵軍工作》）沈君常、吳錦章有如下回憶：“1945年‘八一五’之后沒有幾天，楠木找到楊大炎的住處，說他已與日軍駐蕪湖部隊吉村隊長商妥，要把一批武器彈藥交給新四軍。隨后，楠木同周金祥來到吉村處。當夜，他們又趕到蕪湖，忙著向一艘機動艦上裝貨，所裝的約有20余大麻袋，內有幾十挺輕機槍和一大批子彈。裝妥后，楠木親自上船押送，將這批武器彈藥安全送到我根據地。三天后，蔡輝、段洛夫、吳錦章又做了安排，由陳偉洋派出船隊，駛往事先約好的蕪湖江邊，再次裝上吉村隊長送來的32挺輕機槍和大批子彈，順利運到我根據地，自此以后，楠木還經常往返于蕪湖和無為之間，不斷為我方送來大批軍用物資，其中還包括許多服裝?！保ㄉ蚓?、吳錦章：《在特殊抗戰中的特殊貿易》）
第二戰，收回大江幣、取信于民。1945年9月北撤前夕，根據曾希圣和區黨委的指示，蔡輝奉命回收全部大江幣。其方法是將除北撤時隨軍轉移的軍用物資、主要機械設備外，將公家全部一般物資包括糧食、木材、家具、庫存貨物、各類日用品標價拍賣，敞開回收大江幣。收回的大江幣，分點集中在牌樓、李橋、石洞埠等地，堆在院子里，澆上火油，當眾燒毀。師部還派了武裝部隊守衛監督。到最后一批部隊北撤時，市場上已沒有大江幣流通。但當地老百姓珍藏了不少。
第三戰，安全轉移巨額資金、重要機器設備和安排撤退疏散人員。
一是將所有可出口的物資，都變賣換成法幣存入敵區的銀行或錢莊里，以備應用。
二是貿易總局將全庫所存銀元、金條、金塊、金銀首飾等貴重物品依號登記在夾被心里，分發給排以上干部及警衛隊員北撤時穿著，到目的地繳公。
三是組織水路北撤。七師北撤分陸路（由曾希圣、譚希林率主力部隊）、水路兩條線。水路自1945年9月開始，即陸陸續續開始，有時一天幾船，由湯家溝集中上船，順江東下過南京至六合縣。運輸船只以貿易總局和所屬長江護航隊為主，江流船政辦事處配合，除利用護航大隊、船政辦事處自有船只外，主要租用蕪湖航運公司的拖輪和沿江民船。經貿易總局蔡輝親自安排大的運輸行動有四次：第一次，由趙鵬程率隊1個連，護送七師參謀長、含和支隊支隊長孫仲德、皖江行署副主任魏文伯等干部、戰士共千余人，乘著由日本人楠木帶到湯家溝的日艦掛拖12條大木船，偽裝成日軍由湯家溝附近的姚王廟出發，直達淮陰。第二次，是由貿易總局用租用的蕪湖1艘拖輪和6只木船，護送100多名傷病號和五六十擔醫藥用品，經長江至六合。第三次，是由貿易總局包租楊大炎的拖輪及木船隊由姚王廟出發，將大江銀行、印鈔廠、兵工廠、《大江報》等單位的機器、物資及部分人員轉移至六合，轉淮陰。第四次，是由貿易總局吳錦章、陳力生組織的船隊，將皖江貿易總局機關人員及胡德榮（七師留守處主任，負責七師北撤工作）帶領的區黨委、行政公署的老、弱、病、婦人員分三批護送至六合。
一共是六批，在轉移中沒有一批發生意外事故，無一傷亡和財產損失。圓滿完成北撤前善后工作后，蔡輝和段洛夫、陸學斌等率貿易總局及其他一批地方機關干部和警衛部隊，揮淚告別皖南人民，從無為湯家溝出發，經斗家壩過巢湖，并再登陸步行，經合肥、全椒、來安、天長、盱眙、泗洪至洪澤湖，又登船經運河到達淮陰，駐在淮陰北部王營鎮，歷時達1個多月。
第四戰，組建兩套班子，為北撤后在新形勢下開展國統區貿易做充分準備。一套班子由蔡輝帶吳錦章、陳力生、譚偉、彭肆、宋澤等，隨七師主力部隊北撤；一套班子由沈君常、吳谷泉、舒展民組成，赴上海建立聯絡機構。原在上海的我方人員石原皋、朱玉龍、盛慕萊等重組公司待命，蔡志鍔負責調度經營。
解放戰爭：“大成”再立新功
1945年11月，北撤至淮陰后，由于皖江行署已事實上撤銷，大部分機關工作人員由張凱帆率領編入蘇皖邊區政府；主力部隊進駐山東棗莊。七師師部在淮陰成立留守處。
貿易總局在淮陰成立“大成貿易公司”
1946年2月，以原貿易總局干部為基礎，在淮陰城內普恩寺成立由師部直屬的“大成貿易公司”?！按蟪晒尽迸c七師留守處合署辦公，歸曾希圣、李步新直接領導。因原皖江貿易總局在湯家溝對外公開名號為“集成號”，取其集大成而命名。蔡輝任經理，吳錦章、譚偉任副經理。在淮陰時期，貿易業務以經營蘇北鹽、棗莊煤為主。大成公司在上海的干部分駐主要商業合作企業，以利掌控。舒展民常駐長江鹽業公司，該公司由安徽省知名人士范治農在上海開設，我方委托范代理經銷鹽，收入全部歸我方，不屬營利性質。大成公司干部沈君常、徐德明、羅志成等常駐上海復興中路法商同得煤棧。這個煤棧是上海煙煤業大資本家潘以三的下屬企業。潘以三曾在湯家溝投資辦廠，與蔡輝關系很好。大成公司從山東棗莊搞的煤，按華東局饒漱石的指示，全部都賣給潘以三。為打通關系，蔡輝先派楊大炎在揚州開設阜淮鹽號，和反動軍警取得默契，打通關卡，又派盛慕萊在揚州城內設立聯絡站，負責往來接待，建立起蘇北—上海的交通線。又在五河、高郵、邵伯、娘娘廟、合德口設立分公司，由宋澤、梁功康等負責；由陳力生成立運輸公司，負責水路貨物運輸。
蔡輝又令朱玉龍通過這條地下交通線，把皖江貿易總局方面存放在上海的軍用物資，陸續運抵淮陰，并護送劉曉、陳國棟、阮英平、朱帆、侯奕齋、劉芳等領導同志去上海；接回翁迪民、李雪君、鄭日仁夫婦以及黃慧（譚偉夫人）等許多同志回淮陰。
1946年3月—7月，為大成公司鼎盛時期，客商云集，財源茂盛，來往干部，絡繹不絕。當時七師師部已離開了根據地，也沒有地方政權可依托，工廠也全部移交給地方和軍部，基本失去了財稅來源（七師留守處還保留著師部直屬機關、報社、文工團、后勤、警衛部隊，還領導著皖江和皖南敵區的革命斗爭，攤子大，花銷多，全靠大成公司支撐）。但很快日子又興旺起來，成為淮陰的“大戶人家”，還給軍部進口大量特需物資。據蔡志鍔回憶：“戰爭時期的貿易是一種特殊戰爭，經濟斗爭主要是為政治斗爭服務的。朱玉龍等既是“大商人”“大老板”又是掩護南來北往干部的得力保鏢。石原皋參加的正原公司，董事長胡靜如是國民黨京、滬、杭警備司令長官湯恩伯的機要秘書，朱堯安（余亞農的內弟）為公司經理，湯的部下將領張雪中、李銑等為股東，主要業務是與解放區做生意。1946年6月曾希圣派吳文瑞到上海，1947年3月吳回山東匯報工作，返滬時經連云港，同行8人被捕，即以正原公司職員身份交涉釋放。安徽省知名人士范治農在上海開設的長江鹽運公司，由大成聯絡員舒展民常駐該公司，給他的成鹽全部作為革命經費，不屬于營業性質。上海煙煤業資本家潘以三與華東局饒漱石有聯系，七師在山東搞到的煤炭幾乎全部給了他。他的華北煤業公司堆棧設在上海復興中路法商同得利煤棧，大成公司干部徐德明、沈君常、羅志成等常駐該公司?，F在有人說：大成公司總經理是潘以三先生。這是不確實的，應予更正。我于1946年6月和朱玉龍去淮陰大成公司會晤蔡輝。那時反動派蠢蠢欲動，三人小組代表，翻譯武漢被國民黨特務王繼美部打傷住院。晚間城外槍聲不斷，已嗅到火藥味。我們問蔡輝急切要什么東西，他回說，準備打仗要藥品。我們回上海后立即組織一批醫藥器材和藥品，仍然經運河運至淮陰，由朱玉龍親自押船，隨帶好煙、好酒，做為買路錢賄賂通關卡，回時偽裝客運航船，又護送一批干部去上海，轉往各邊?！保ú讨惧姡骸洞蟪少Q易公司外記》）
1946年春，山東棗莊、臺兒莊和蘇北淮陰地區已在解放軍控制下。大成公司擬搶運棗莊煤炭，從臺兒莊沿運河經揚州運銷上海。因揚州地區有國民黨二十五軍駐守，如何打通二十五軍關系是個關鍵所在。1946年3月，蔡輝邀請潘以三到高郵商談在上海建立長江商行（不掛牌），在揚州設分行事。潘以三提出可建立董事會，請若干知名人士任董事，一旦出事，可以為商行作掩護。潘以三的親家沈迪民是光復會創始人之一，曾入同盟會，堪稱國民黨元老，中山先生逝世后，沈迪民隱居蘇州，常出入書畫店“文學山房”，結識在二十五軍只拿干薪的副軍長唐子長及其外甥王崇漢。潘以三就利用此關系，赴蘇州請沈迪民出面宴請唐子長和王崇漢。宴請時，潘以三提出設立長江商行經銷煤炭業務的打算，當面聘請唐子長為股東（送股）兼董事，聘請王崇漢為長江商行揚州分行副經理。唐子長得到干股后當然十分樂意，專門寫信給駐揚州二十五軍李參謀長和趙副官處長，要他們幫助其外甥王崇漢在揚州經營煤炭生意。1946年4月上旬，潘以三偕同王崇漢、徐德明（大成公司干部）、周信伯（大成公司干部沈君常的舅父，揚州名望商人）同往揚州籌建分行時宴請了二十五軍參謀長和趙副官處長。這樣長江商行揚州分行就順利開張。4月中旬，第一批煤船20多艘通過揚州，不料途經瓜州時，煤和船主被當地中統分子扣留，幸好有個船員逃出前來揚州報信，王崇漢即與二十五軍趙副官處長聯系，趙即電話通知駐瓜州營長，把中統分子押解揚州，煤船一出瓜州，順利駛往上海。潘以三通過王崇漢常送錢物酬謝二十五軍李、趙兩人。這樣，凡從山東、河南、蘇北經揚州來國統區工作的同志，只要以長江商行名義，無一人一事發生問題。我解放區僅3個月內就運輸5000噸煤炭和食鹽到滬經銷。1946年6月，國民黨撕毀《雙十協定》，二十五軍接到命令準備向蘇北解放區進攻。趙副官無意中把消息泄露給王崇漢。王崇漢得此訊息后即告羅志成（原煤業職工、后參加革命）。羅派顧永康6月下旬護送我軍人員回淮陰時報告蔡輝。因此，后來二十五軍大舉進攻蘇北時，解放軍早已充分準備予以痛擊，二十五軍在褚莊大敗，李參謀長在進犯中受重傷。
不久，國共和談破裂，兩淮（淮陰、淮安）遭到轟炸，8月下旬，大成公司奉命轉移，經蘇北益林、魯南郯城，幾經周折輾轉至山東莒南縣的萍上時，已是秋末冬初。
大成公司轉移山東莒南重整旗鼓再開張
大成公司到萍上后，很快重整旗鼓再開張。開始以安東衛為進出口港口，由劉健農任安東衛分公司經理，又在日照縣濤雒（石臼所附近）增設分公司，由宋澤、彭肆、武漢負責，利用海運重開商道。春節前后已打開局面，業務重新恢復。
1947年2月，新四軍正式撤編，華東局以七師留守處為班底成立國區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部），曾希圣、李步新、黃耀南出任正、副部長。應曾希圣強硬要求，華東局批準大成公司劃歸國區部直屬。大成公司的工作重點除了籌款籌資，還要打通海上交通線，為南下敵后的大批軍政人員提供經費和護送。為此，大成公司將上海的各個攤子，統交新成立的上海工作組統一領導。上海工作組由方向明、吳文瑞分任正副組長，不僅負責與山東大成公司、國區部的聯系，還參與支持皖南敵后斗爭。蔡輝則重點抓山東—上海間海上交通線的開辟。
當時的情況，一方面國民黨正在組織對山東的重點進攻，大兵壓境，重重包圍，形勢急迫；另一方面，北撤時長江以南的我軍主力部隊和地方干部大量集中在山東，浙東獨立旅、兩廣縱隊也在內。我軍為實現從內線作戰轉移為外線作戰，由戰略防守轉為戰略進攻，把戰爭由解放區推向蔣管區，從敵側后牽制敵軍，則決定將大批軍政干部向皖南、浙江、兩廣反派遣。但此時，敵人對鐵路、公路嚴密封鎖，南下干部屢屢被捕（如大成公司吳文瑞在連云港北部、華東財委徐州聯絡站張馥馨等在連云港，先后被捕）。唯有海路尚有機會。蔡輝把這一任務交給了蔡志鍔和朱玉龍。他們不辱使命，歷經千難萬險，開辟了山東—上海的交通線，為我軍政干部迅速南下打開局面，贏得了時間。
蔡志鍔對此有過精彩描述：“朱玉龍和我于1947年2月接到杜海林從山東帶來蔡輝開辟海運的通知，最后加重語氣說‘成敗在此一舉’。杜海林并口頭傳達，公家暫無現款，要組織私人投資。當時上海情況，年關（陰歷）逼近銀根奇緊，物價看跌，叫別人冒風險投資是困難的。但形勢給我們以緊迫感，我們兩人靠社會信用共同張羅了約2萬元資金，采購了大批通信器材、五金、醫療器材、藥品、鋼材等物資，雇了一艘有防盜武器的機帆船，要價很貴，要預付來回運費偽幣4000元（約黃金20兩），我們出于途中安全和速戰速決的考慮，忍痛接受。向上海海關報關至青島（當時青島是國統區），由朱玉龍親自押船，揚帆出海，陪同去的還有杜海林，凌良才。
“機帆船駛至連云港海面上，朱玉龍遙見有一艘大風帆船觸礁遭險，船身正在徐徐下沉，朱自用望遠鏡窺視，只見很多人爬登船艙上面，揮手、揮衣呼救，朱、杜、凌商定立即予以營救，命機帆船全速駛向遇險船只，由于船上的老大和水手們也怕風險，不敢停車營救，朱等不多考慮，大聲說，救人要緊，你們救了人，到上海每人給1兩黃金作為酬報，決不食言。言方畢，車息船停，水手們放下救生舢板，奮力劃至該大風帆船旁，三三兩兩地先將婦女老幼病號等救上了機帆船，經過1個多小時的奮戰，全船130余遇險人員全部脫險，上了機帆船。在交談中得知他們是蘇中、華中北撤的干部和家屬，機帆船上的飯師傅煮水燒飯，給他們壓驚果腹。午夜后1時許，進安東衛港口，將營救上來的人員交該地海上公安局，并請代打電話告知大成公司蔡輝。
“機帆船由引水員領至石臼所港口卸貨，當時當地震動很大，因從上海用機帆船運進這樣多的急需物資，還是第一次。該船只?？績商欤兄匾蝿占鼻谢厣虾?，第一，東江縱隊北撤干部100余人要求國區部立即派船分批護送去上海南下廣東；第二，國民黨反動派步步緊逼，南京梅園中共辦事處和周恩來同志的日常經費，全被反動派封鎖凍結，華東局要國區部火速接濟，曾希圣要蔡輝指定朱玉龍專程將經費（約偽幣8萬元）送往南京中共辦事處。在此情況下，一時來不及籌集足夠物資回裝上海。經討論決定，先將發報機、五金等給楊浩廬領導的中和公司交換200簍花生油，另船裝發。大成公司只給了30簍生油，數十片咸豬肉，其余裝幾十噸食鹽押艙，另外給了特貨、偽幣和一根大條，回滬脫手后，除足夠償還物資成本和運費外，略有盈余。南下干部轉往他址。中共駐京辦事處經費，先由朱玉龍去南京看風向，被特務盯梢，甩掉尾巴后乘飛機回滬，不數日由潘漢年到朱家見面、驗收。
“經過這次考驗，朱玉龍經蔡輝、唐曉光介紹，曾希圣、李步新親自批準朱為特別黨員，由蔡輝單線領導。
“至此，局面已經打開，蔡輝通知駐滬黨員回山東大成面商要事。通知過去所有老關系擴大船隊，于是楊大炎、莊更生、杜海林、凌良才、王士銀、吳福壽等10數人都組織了船隊與大成進行貿易，當然他們也多少附帶政治任務，大成還派了政治交通員配合行動。
“2月底3月初，第二次去山東時，朱玉龍還雇了兩只風帆船，分別由交通員陳松發、倪培根押船，把撤離白區的溫寧兄妹帶往山東，東江縱隊的干部分乘各船全部漂海到了上海。這樣，上海山東每三五天就有一次海船來往，在短短四五個月時間內護送蘇、浙、皖、閩、粵各地南來北往的革命干部有300多人次。
“護送干部有個規矩，即互不問真姓名、真地址、真實職務。有時叫我付川資也通過別人轉交。所以要問我們究竟護送哪些人，去干什么，很難回答，而且沒有必要。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有位同鄉老朋友吳建功。吳原是浙江獨立旅的支隊長，抗戰勝利后擔任南匯縣長，1945年10月北撤時，我去送行，他曾鄭重囑咐我，以后漫長的歲月里，對家鄉子弟兵家屬要著意關懷和照顧，我慨然允諾。別后形勢發展很快，1947年5月，我接楊大炎通知說從他船上來了位老朋友要見我，我立刻到天主堂街京江弄堂的公司內，見到了吳建功，意外來客，相見甚歡。吳出示蔡輝給我的條子叫我墊付在滬活動經費，不久，國區部又捎來了革命經費轉交了他。我并向他提供了滬郊政治、軍事情況。1947年冬，他在南匯縣東鄉悄悄地建立一支游擊小分隊。1948年春，他又拉走了南匯大團鎮的兩個偽保安中隊，去浙東四明山建立了游擊根據地。1949年解放前夕，這兩支隊伍已發展成數千人的隊伍，配合解放大軍解放了上海、杭州。1951年4月吳受委屈，引起非正常死亡，現已平反?！?/span>
海上風險
蔡志鍔接著描述道：“第二次船隊從上海出發至山東時，有一條先行船，由朱玉龍的表弟邢某押船，駛至青島海面上被反動派還鄉團的匪船洗劫一空，并虜人、船去水靈山（四臨山）命贖。蔡輝得知后，把匪徒在根據地的家屬逮捕作為抵押，迫使他們釋放我方船只和人員。
“陳松發、倪培根的兩條風帆船結伴回上海時，陳船載貨輕航行快，倪船載貨重航行慢，漸漸落后，第二天傍晚駛至水靈山附近，見有一船酷似陳船，乃一面喊話一面駛向該船，臨近，船老大仔細觀察說不得了，上當了，前面是只匪船，話音未落，匪船打槍，彈如雨下，倪船不示弱亦即還槍射擊，但船板為敵彈洞穿數處，水就進艙了，老大立即下令，用棉絮堵塞漏洞，把艙內所有棉被全部拿到艙面，圍在船老大航船擋舵的周圍，他躺在甲板上用繩索拉著舵看著指南針航行，同時把艙面上三四十簍生油拋在海里減輕載荷，船頭就昂起，航行加速，這才脫險。這里附帶說一句，船上人員所以如此拼命，運費是昂貴的，我們議定：去山東的貨不算運費，回上海的貨四六分成，即船家到手40％，如遇天災人禍，互不索賠。
“有時海上遇風雨迷霧，一次航程多達十天半月。方向明乘杜海林的船，在海上漂了16天才到上海。7月，鄔通慧一條船到威海衛遇臺風翻船，人雖得救，貨都沉沒。9月，來找我，要死要活，要我救濟，我權衡得失，不得已給了他偽幣3000元。他去山東就這么一次，1948年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后，向敵人供出我的秘密住址，我遂遭逮捕?！?/span>
意外收獲
蔡志鍔還說：“1947年6月間，美國救濟總署的一艘外國輪船給解放區輸送剩余物資，停泊在石臼所港口卸貨。那艘運輸船是大型登陸運兵船改裝的，船長是美國人，大成公司石臼所負責人武漢與他聯系，他主動提出有些剩余軍火可以出售，并有興趣看一下解放區。于是武漢備了兩匹白馬，帶他到坪上大成總公司和蔡輝見面，大成招待所趙以勤親自做了西餐款待，大成出面買了兩挺機槍和一些彈藥。他們送了軍毯、夾克衫、香煙等，趙以勤也分到軍毯一條、夾克衫一件、白馬力司香煙一條（給解放區剩余物資很多，以上是額外給大成的）。但船上有國民黨特務，把這事給告發了，后來，聽說全船員工都被解雇了?！保ú讨惧姡骸洞蟪晒就庥洝罚?/span>
這條海上交通線，直至1948年8月山東部隊轉外線作戰時才中止。蔡輝先組織老弱婦幼撤至牟平縣山區待命，率主要人員撤至煙臺，不久膠東半島受敵人攻擊。8月底，蔡輝令趙以勤率船從海道送最后一批皖江干部到上海，由上海工作組派人轉送皖南游擊區，交皖南特委書記胡明。吳錦章、陳力生等帶領大成公司部分同志轉回蘇中、蘇北隱蔽地帶待命。9月中旬，在遼寧新金縣，華東局宣布國區部撤銷。曾希圣、李步新率國區部及武裝人員南下，后曾被任命為二野副參謀長。黃耀南與撤至煙臺的家屬老弱會合，經海路撤至大連。蔡輝帶領警衛隊在膠東一帶打游擊。1948年8月膠東解放，蔡輝到山東青州，向華東財委代表孫冶方結清賬目，大成公司才正式結束。蔡輝奉調山東省政府出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管財經政策制定。后隨大軍南下，參與上海敵產接收工作。華東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成立后，曾山任主任，華東各戰區財經主要領導人張勁夫、方毅、孫冶方、薛暮橋、陳國棟、李人俊、汪道涵、蔡輝等齊聚華東財委。蔡輝擔任辦公廳主任兼機關企業處處長。
國區部上海工作組的重大貢獻
國區部上海工作組在解放戰爭期間也做出重大貢獻，尤其對皖南敵后武裝斗爭的勝利有特殊功勞。
據時任中共皖南地委書記的胡明同志回憶：“曾希圣同志對皖南的工作十分關心，從1947年開始，繼續不斷派出大批干部到皖南，對皖南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在派來的干部中大多數是皖南本地人，他們有不少是起了獨特的作用。如吳文瑞，他對建立上海、皖南交通線起了很大的作用。1947年春，華東局國區部決定成立上海工作組，由方向明任組長，吳文瑞為副組長，成員有石原皋同志（文革前，方向明為安徽大學黨委副書記，吳文瑞為安徽省委常委、秘書長）。
“為了策應大軍渡江，1949年1月，上海工作組遷來蕪湖，改為蕪湖工作站。他們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當時影響最大的是策動安徽省保五旅的起義。該旅旅長王漢昭，廣西人，他和我黨鄭漢同志有聯系。1月，保五旅從皖北撤到皖南，方向明決定他們開到績溪縣，并將關系介紹給皖南地委，由地委就近指揮。2月9日，地委把保五旅擬起義情況電報粟司令，粟回示說沿江敵軍策反工作應積極進行，但不要他們立即起義，要他們盡一切努力保持現有陣地，以便策應我軍渡江。4月20日，地委接到大軍渡江的同志，21日，同意王漢昭起義；23日晚，王將部隊帶到績溪七都，召開大會宣布起義。24日，按預定計劃占領旌德縣城，切斷敵江防部隊南逃之路。數天之后，敵南逃的殘兵敗將在旌德城放下武器。
“為配合大軍渡江，我蕪湖工作組對安東號軍艦的策反工作起了作用。從20日到21日，該軍艦按我方要求，借故拖延上司作戰的命令，完成黨交給的任務。為配合大軍渡江、爭取蕪湖縣長謝汝昌的起義有很大的作用。謝汝昌是實力人物，掌握著1000多支槍的武裝，他是青陽人，和方向明同鄉，和石原皋是北大同學。經過爭取后，石原皋向謝布置任務，要全力負責蕪湖治安；保護進步人士安全；確保電廠、紗廠等國家財產不受破壞等。22日晚，駐蕪湖敵軍全部潰逃，謝汝昌穩住了蕪湖。23日，蕪湖市完好迎接了我渡江解放軍。4月下旬，我皖浙贛支隊和平解放屯溪城。4月27日，我二野三兵團渡江大軍，進占軍事重鎮歙縣城，殲敵6000余人。5月初，皖南全境解放。5月5日，二野三兵團和皖南游擊隊在歙縣城召開會師大會，熱烈歡慶渡江戰役的偉大勝利，歡慶皖南全境獲得解放?！保ê鳎骸队肋h懷念曾希圣同志》）
新中國成立后：世事滄桑變故多
蔡輝在1940年—1949年10年嚴酷的戰爭環境中，從實際出發，創造性提出和踐行“以商養軍”、“特區特貿”“建立廣泛的抗日經濟統一戰線”，先后在沙洲（蘇南六師）、無為（皖江七師）、蘇北、山東以貿易為主要手段，以碼頭為特貿樞紐，開辟了華中根據地與上海、蕪湖等淪陷區城市之間的城鄉商品航運大通道，創造了根據地原料產品大規模輸出（抗戰時期，主要輸出糧、棉、油、煙草及特貨；北撤至蘇北，輸出鹽；轉移至山東，輸出煤、鹽）和敵占區工業品、軍工產品大規模輸入，及流通性財政收入高速度增長兩大戰時經濟奇跡。同期，建立起我黨領導下廣泛的經濟統一戰線，組建起一支打不爛、壓不跨的對敵經濟貿易先鋒隊。這支隊伍中既有參加新四軍的共產黨人，也有黨外矢志不渝的愛國志士，以他們為核心，在敵后建立起廣泛的愛國統一經濟戰線。他們白手起家，大智大勇，不畏艱險，千方百計沖破敵人的重重封鎖，為我軍輸送了大批寶貴的軍械、彈藥、醫藥、通訊器材、布匹、紙張、機器設備等戰略物資；為我根據地提供了巨額資金；建立起一條又一條地下交通線，掩護了大批干部進出敵占區。在整整10年對敵斗爭中，這支經濟統一戰線大軍的核心，沒有一個人叛變、沒有一個人脫逃、沒有一個人貪污，沒有發生一次重大事故；在敵人心臟地區購軍需、設倉庫、開航線，雖然多次遇險，均能化險為夷，沒有造成重大人員和財產損失，創造了二次大戰史上罕見的奇跡。迄今，這支默默無聞卻百戰百勝的神奇商戰之師，仍充滿后人不可想象的秘密。
新中國成立后，從湯家溝走出來的共產黨人，成為安徽省上世紀5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經濟建設的一代創業型領導。安徽省經委、重工業廳、輕工業廳、財政廳、商業廳、外貿廳、物資廳、水電廳、建筑廳、糧食廳、供銷合作社等部門的主要負責人，文革后的許多省、市級領導，都出自湯家溝；葉進明、吳錦章、陳超柱等分別出任上海公用局長、外貿局長、城建局長。這批“長袖善舞”的商戰精英，在歷次運動中沒有一個人由于貪腐問題被查出，終生廉潔奉公。這在今天，是不可思議的神話。曾希圣任華東局第二書記、安徽省委書記兼山東省委書記。張凱帆曾任安徽省副省長、書記處書記、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席。李步新長期任中組部副部長，分管華東干部，生前為全國政協常委，中顧委委員。段洛夫生前為高教部部長。石原皋曾任安徽省政協秘書長。汪子棟在日本投降后，受國民黨通緝，逃到香港，后回日本，不知所終。楠木隨七師北撤至淮陰，參加軍部的日本人“反戰聯盟”，內戰爆發前回日本，不知所終。盛慕萊1949年為配合解放，在上海作策反工作時被叛徒出賣，于解放前夕壯烈犧牲于上海龍華監獄，被追認為烈士。蔡志鍔1948年11月因叛徒出賣，被捕。同期被捕還有石原皋同志以及數十名大成公司外圍商人。一審以“資敵通匪”罪被判刑7年，后通過行賄再審，以“國共合作時期正常商業行為不構成犯罪”為由和石原皋等先后無罪釋放。新中國成立初期曾任上海松江中級法院院長，后受蔡輝案株連入獄。1956年在押安徽勞改時，幸為張凱帆、曾希圣搭救，安排在合肥工業大學圖書館任資料員。朱玉龍1950年任華東局黨產管理處（機關企業管理處，蔡輝兼處長）所屬祥安公司副經理，奉命常駐香港。1952年三反運動中，蔡輝含冤去世，朱玉龍受到牽連，誣為“奸商”，困居香港3年，不敢回滬，丟了黨籍。1957年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讓時任省委秘書長的吳文瑞寫信給朱玉龍叫他回合肥，吳文瑞夫婦在長江飯店請朱玉龍吃便飯，勸他回合肥工作未果。后朱玉龍到北京晤吳仲超（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結清“祥安”賬目后，于10月再赴香港途中被以“特嫌”由秘密關押，4年后，直至1962年，口頭宣布犯走私罪處徒刑4年半，罰金3000元。因他在材料中交代曾替幾位中央領導帶過幾只手表。后由李步新出面會商華東局魏文伯，由楊浦區委統戰部每月發生活費25元。文革中，被批斗、關押、停發工資，妻離子散，境況凄涼，1973年患癌癥，無錢醫治而亡。楊大炎，新中國成立后被“共產”，不知所終。潘以三曾任上海市政協常委，文革中罹難，1972年含冤離世。大部分參加經濟統一戰線的外圍商業骨干，因有一般歷史問題（如參加過國民黨、幫會、社會關系復雜等），或有地產、房產、農田、小企業等私有財產，歸入被剝奪、改造行列，終身不被信用。
這支曾經輝煌10年的商戰大軍，隨著領軍人物蔡輝于1952年春含冤去世而煙消云散。蔡輝于1952年春在“老三反”運動中蒙受巨大冤屈，仍嚴守黨的“特貿”機密，唯恐在辯解時可能損害黨的威信，為此已承受了巨大精神壓力。但在“特貨貿易”問題上，面對黨外不明真相群眾的激憤指控時，有個別領導人公然當眾否定歷史事實，反誣系蔡輝個人所為。蔡輝不堪忍受顛倒黑白、反功為過的蓄意謊誣，憤然以死明志。時年僅38歲。隨著蔡輝去世，蔡輝和“湯家溝”就被歷史塵封了。直至1982年蔡輝平反后，這一段史實才陸陸續續出現在地方黨史資料和一些老同志點點滴滴的回憶錄中。
只有張家港和湯家溝的一些老人，還依稀記得70年前“小上?！钡妮x煌，依稀記得有一位背著背包的蔡縣長和一位騎著白馬的蔡輝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