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耘生、章蘊夫婦與兒子的合影
被捕
1932年4月初，南京的街頭已經春意盎然，春風吹醒了沉睡的梧桐樹，剛剛脫去棉服的人們走出家門享受著午后的春陽。城南一條街上的居民發現五六個陌生人在他們的周圍走來走去，東張西望。太陽西沉后，這幾個人還沒有走開, 天色完全黑下來后，這幫人從四處向著一戶人家走去。粗暴地敲門后，開門的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領頭的叫喊著：“李耘生，李耘生。”小姑娘說：“ 哥哥一直沒在家，去漢口了。”來人又問：“章蘊在哪里？”小姑娘說：“嫂子也不在家，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姑娘看這幫人在家里翻箱倒柜，就把哥哥的兒子小寧抱到房東家去了。這幾個人把李耘生的家翻個底朝天，也沒有搜出他們想要的東西。于是，他們留下兩人在暗處守株待兔，等著李耘生章蘊夫婦自投羅網。一連三天，沒見李耘生夫婦回來，這兩人只好把小姑娘和兩歲多的李小寧帶走了。
這群人是國民黨特務。這家的男主人叫李耘生，女主人章蘊，此時正有孕在身。
自從特務闖進李家后，房東就知道李耘生出事了，按約定，他在屋外豎起了竹竿，以提醒回家的李耘生夫婦家里出事了。當天晚上，李耘生夫婦并沒有回家。第二天，他倆回來了，正在菜園子里干活的房東遠遠地看見了他們，用鋤頭示意家里出事了。李耘生夫婦警覺地轉過身去，一東一西地離開了，逃過了特務的蹲守。
三四天后，李耘生安排妻子章蘊化裝成病婦回湖南老家待產。章蘊不愿意在這個時候離開丈夫，但她此時挺著大肚子，特征明顯行動又不便，怕留下來給丈夫帶來麻煩。李耘生告訴妻子，處理完緊急情況后，他就去上海向黨組織匯報，到時再相見。章蘊帶著失子之痛和對丈夫的擔心離開了南京。她希望很快就能再見到丈夫與兒子。
送走妻子幾天后的一個傍晚，李耘生在游府西街教堂門前被捕，特務立即將他押至南京憲兵司令部看守所。
兩年前的夏天，南京黨組織遭到國民黨特務嚴重破壞，為了恢復黨組織，1931年2月，李耘生被中共江蘇省委派回南京，任中共南京地下黨的組織部長，以白下路貧兒教養院歷史教員的身份作掩護進行革命工作，妻子章蘊則以國民政府農礦部職員的身份掩護李耘生從事地下工作。李耘生以教書為名，秘密恢復和發展南京黨組織。他在講課時，時常講一些革命道理對學生進行啟發誘導；并主動接近一些進步教職員，秘密發展了5位青年入黨。晚上與節假日，他深入工廠、農村、街道，進行社會調查，秘密發展黨員，在國民黨的憲兵隊、警衛隊中秘密培養先進分子，甚至在國民黨中央無線電臺建立中共組織。半年多時間里，他建立了10多個黨支部，有近200名黨員，南京黨組織得到恢復和發展。
1931年11月，中共南京特委成立，李耘生任特委書記，負責江寧、江浦、句容、溧水、溧陽、宜興等地黨的工作。為了配合蘇區紅軍反圍剿斗爭，李耘生在京（南京）杭國道沿線建立了一支近百人的武裝游擊隊。他經常懷揣南京附近郊區的簡要地圖，指揮著這支武裝力量，神出鬼沒地活動在京杭國道上，給國民黨以有力打擊。
正在李耘生革命活動順利之時，南京的革命形勢急劇惡化。
京華印書館中共支部書記李向榮和軍委交通吳恕相繼被捕，供出暴動和罷工計劃；軍委書記路大奎被捕后叛變，帶領特務守候街頭搜捕黨員；市委書記王善堂被捕后叛變，交出了全市黨員密寫名單。
特務根據名單搜捕李耘生時，李耘生正在外奔波忙碌，只有李耘生妹妹帶著兒子小寧守在家里。
犧牲
李耘生被捕后，不承認自己是李耘生，說當局抓錯了人，他以“李滌塵”的名字同敵人周旋。叛徒路大奎被帶來當場辨認，李耘生斥責叛徒是為了開脫自已陷害他人，依然不承認自己的真實身份。敵人將信將疑，不能確定他就是南京地下黨的特委書記李耘生。一個特務向特務頭子說：“我們抱來的那個孩子已經兩歲多了，一定能認出他的爸爸。”特務頭子一聽，馬上露出奸詐的笑容：“快，快，去抱孩子。”
于是，一出人間慘劇發生了。
獄警抱著李耘生兩歲多的兒子李小寧來到看守所，走近7 號的鐵欄桿前，李耘生一下子看到了獄警抱著的孩子是自己的兒子小寧，他立即意識到特務的惡毒計謀，忍著上前抱兒子的沖動，轉過身去。誰知，兒子已經看到了父親，哭喊著“爸爸！爸爸！”小寧一邊哭喊著一邊雙手撲向鐵欄桿：“爸爸，爸爸，我要爸爸！”李耘生轉過身來，走近鐵欄桿，把手伸出鐵欄，撫摸著兒子瘦弱的小身體，擦干兒子小臉上的淚水，強忍著的淚水涌了出來，剛剛還大哭的兒子笑了起來。獄警一聲不吭，抱著小寧離開了7 號牢房。小寧再一次地哭喊著：“爸爸，爸爸，我要爸爸！”兒子遠去了，長長的走廊上是小寧“爸爸，爸爸”的回音。李耘生肝腸欲斷，日夜思念擔心的兒子竟然以這種方式相見。
李耘生的身份暴露后，敵人對他軟硬兼施，百般利誘，逼他說出黨的秘密，遭到李耘生的拒絕，最后敵人對他說：“現在擺在你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條生路，一條死路。只要你說四個字‘愿意轉變’就是生路。”
李耘生想都沒想選擇了后者。
1932年6月8日凌晨，一聲尖厲的“李—耘—生”的嚎叫，劃破了黎明的寂靜，也驚醒了李耘生與獄中難友。李耘生知道自己馬上要為黨犧牲了。他從容地起來，穿好衣服，將床鋪上的書疊好，送給難友作為紀念，然后大步跨出牢門。一個執法官走上前來問：“你還有什么遺囑？要不要給家里寫封信？”李耘生答道：“我的家信早已經寫好，遺囑就是希望親人們與你們斗爭到底！”幾天前，李耘生確實給家人留下了遺囑，遺囑寫在一張紙條上，托人轉給妻子章蘊：“過去一百斤的擔子兩人分擔，以后只好由你一個人來挑了。”這天的清晨，第一縷陽光出現在東方時，李耘生迎著晨曦走向雨花臺刑場。
妻子的思念
章蘊回到長沙兩個月后，生下了女兒早力。她得知李耘生犧牲的噩耗后，幾乎被悲痛擊倒，腦海中常浮現與李耘生第一次相遇的情景。
那是1926年的武漢，李耘生任中共武漢硚口特區區委書記，章蘊任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湖北漢口特別市黨部婦女部長。當時的武漢被北洋軍閥所控制，國共兩黨的黨員被稱為“革命黨”，一經抓獲即被就地正法。那天早晨，章蘊和漢口特別市黨部的青年部長陳定一外出，分別向婦女和學生宣傳北伐。傍晚，章蘊回來，看到武昌火巷口的燈柱上掛著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她走近一看，竟然是陳定一。章蘊如五雷轟頂，就在她不知所措時，迎面走來一位青年，勸她趕快離開這危險之地。這人一直陪著她走到區委機關，這位青年就是李耘生。
1927年初，章蘊調任中共漢口硚口特區組織部長兼婦女部長，與李耘生成了革命同事，不久又成了革命伴侶。現在她剛剛生下女兒，就失去了丈夫。母親和姐姐百般勸慰，章蘊逐漸走出痛苦。1936年秋，她回到了黨組織的懷抱，任中共湘潭中心縣委書記，繼續革命征程。抗戰期間，章蘊來到東南地區，在新四軍和華中地區擔任領導職務。
1945年上半年，章蘊向黨組織提出尋找兒子小寧的下落。在黨組織的多方努力下，小寧終于找到了。李耘生犧牲后，小寧被送到孤兒院，遠在山東的祖父得知消息后，變賣了僅有的田產，將孫子贖回。章蘊見到小寧的時候，小寧已經15歲了，她緊緊摟著兒子瘦弱的身軀，淚如雨下。
后來李小寧去蘇聯學習造船，回國后在國防科工委工作，曾任國防科工委外事局局長，在崗位上做出了不凡的貢獻。但他一直認為，父親的犧牲是他間接造成的，他的那聲“爸爸”，給他留下了難以抹去的心理陰影。
1982年，在李耘生犧牲50周年時，章蘊在女兒早力的陪伴下來到雨花臺，站在李耘生遺像前，久久地注視著英俊儒雅的李耘生，感慨地對女兒說：“看，你的父親還是這么年輕啊！”回到住處，章蘊夜不能寐，起身寫下了一首《如夢令告英靈》：
回首雨花臺畔，別語匆匆遺愿。
五十易春秋，日日在肩雙擔。
雙擔，雙擔，未敢白頭言倦。
回首雨花臺畔，從此一家離散。
遺腹女初生，千緒萬思相伴。
遺范，遺范，兒女受人稱贊。
回首雨花臺畔，休說離愁千萬。
血雨又腥風，奔走后方前線。
彈冠，彈冠，歡慶天旋地轉。
駭浪惡風難忘，換得神怡心曠。
春色滿人間，告慰英靈如上。
如上，如上，胡不破云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