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蒼柏1888年出生于武昌。其祖父是湖北近代工商界的發軔之人，那時正值清末張之洞主政湖北時期，張之洞雖秉持舊學，卻力倡洋務，因而周家的經營順風順水，規模日見擴大。祖父去世后，其父親周韻宣開設鼎孚行，涉足商界，同時還與人合伙經營廣茂煤炭公司，銷售山西白煤。周韻宣后來還因杰出的經銷才能而被張之洞任命為漢口電器公司董事長。
有著這樣優越的家庭背景，周蒼柏早年在基督教美國圣公會在華創建的武昌曇華林的文華書院，接受西方現代知識及基督教博愛精神的啟蒙。民國初年，他轉入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學習商科，畢業后赴美留學，在紐約大學攻讀金融專業。此時國家貧窮落后，沒有國際地位，中國人在海外備受歧視。周蒼柏親身感受到了在外備受欺侮的滋味，內心產生了一種強烈愿望：走實業救國的道路，讓中國強盛起來。在紐約大學獲得商學學士學位后，1917年他回到國內，受著名銀行家陳光甫的邀請，主持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職員培訓工作。在此期間，他運用現代西方銀行管理理念和知識，成功地培訓了一批銀行人才，得到了陳光甫的賞識和重用。1926年，周蒼柏升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漢口分行行長。這一年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并以破竹之勢很快打到了武昌城下，北洋軍閥軍隊見敗局已定，遂從各家銀行強行提取大量現洋北逃，市面現款一時幾近絕跡。為此，武漢國民政府不得不靠發放代金券以維持流通，市內各家銀行也因此出現擠兌風潮，大多數銀行只得關門歇業。此時，周蒼柏挺身而出，代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漢口分行宣布保護儲戶利益，對以往的儲蓄存款一律按照現洋兌付。此舉在金融危機的當口確實冒了很大的風險，通告一出，儲戶如同吃了定心丸，停止了擠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漢口分行因此信用大增，不僅擠兌停止，而且存款驟增，其在武漢各界的地位大為提高，周蒼柏也因此成為金融界的風云人物。
為中共中央接收一筆巨款
上世紀20年代中期，共產國際擬匯給中國共產黨一筆巨款，以支援中國革命，但在北洋軍閥的恐怖統治下，沒有一家銀行敢于承接這筆業務，因而這筆錢遲遲無法直接匯到中共中央手里。于是，在漢口活動的董必武找到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漢口分行，請求周蒼柏幫助。周蒼柏了解到事情原委后，一口應承了下來，他設計先請共產國際把巨款匯到美國設在上海的銀行，然后由這家銀行化整為零，采取商業匯款的方式，分幾個戶頭匯入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漢口分行，這樣幾經轉手，這筆巨款終于轉到了共產黨人手中。
這件事最終還是被北洋軍閥政府知曉。一天，吳佩孚派了兩名便衣闖入周家，準備逮捕周蒼柏。那天，他的妻子董燕梁正在客廳忙活，兩個陌生人大搖大擺地闖進來，問道：“周行長在家嗎？”董燕梁不明所以，她看著兩個陌生人，問道：“哪個周行長？”來人道：“周蒼柏呀！”董燕梁心里一驚，知道來者不善，正想著如何應對時，突然周蒼柏從樓梯上下來。她便急中生智，沖著周蒼柏故意問道：“他們兩位來找周蒼柏，他在不在家？”周蒼柏聽出這話中有話，遂大聲應道：“他早就出去了。”兩個便衣聽說周行長出去了，便離開周家回去復命了。周蒼柏見情況危急，隨即離開武漢，潛往上海了。
資助湯池訓練班
1937年11月，中共中央駐武漢代表董必武利用統戰關系，與辛亥革命時期的老朋友、國民黨湖北省建設廳廳長兼湖北省農村合作事業委員會主任石瑛商定，為推進國共合作，促進抗戰期間湖北農村經濟的發展，湖北省農村合作事業委員會擬在鄂中應城的湯池，開辦農村合作事業指導員訓練班，簡稱湯池訓練班。這個訓練班準備由愛國民主人士、省農村合作委員會委員、湯池農村改進試驗區負責人李范一出面主持，共產黨派湖北省工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陶鑄具體領導。訓練班的開辦經費一部分是由省建設廳資助的，另一部分是由省建設廳棉業改良場場長楊顯東及中國銀行漢口分行農村貸款主任輔導員孫耀華等聯系各界愛國人士，溝通各方關系募集來的。楊顯東、孫耀華與周蒼柏都是老朋友，遵照石瑛的安排，訓練班開辦之時，他們找到周蒼柏，希望得到資金上的支持。周蒼柏毫不猶豫地捐款3000元，而且讓自己的次子周德佑參加了訓練班的培訓。
蔣介石發現這個培訓班“白皮紅心”的性質后，強令湖北省建設廳停辦培訓班。因而到1938年3月，訓練班僅辦了三期，湖北省建設廳便停撥了經費。訓練班停辦之后，有一天，陶鑄來到周蒼柏家里，興奮地對周蒼柏夫婦講，將來我們要把紅旗插到你們漢口銀行的大樓上！
周蒼柏
兒子周德佑參加了抗日演劇隊
周德佑是周蒼柏的次子，受家庭環境的影響，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擅長文學、繪畫、戲劇、音樂，會拉小提琴，他還與姐姐周小燕一起自編自導過戲劇節目，很受觀眾歡迎。他在中學學習期間，閱讀了大量魯迅的作品，受魯迅先生思想影響，他立下了為民族覺醒和民族抗爭而奮斗的志愿。1936年夏，他回到武漢，參加了中共黨員光未然（本名張光年，湖北光化人，著名詞作家）組織的“大光”讀書會，開展抗日救國宣傳工作，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周德佑又在漢口組織、創辦了《天明》抗戰期刊。8月，他與光未然一起組織了“拓荒”劇團。這個劇團后來改名為全國戲劇界抗戰協會流動演劇第七隊，周德佑是演劇隊的實際負責人。
1937年底，上海、南京相繼淪陷，武漢一時成為全國的抗戰中心。周德佑和演劇隊的同伴們一道，忙碌于游行示威、獻金捐款、慰問軍烈屬等活動。1938年初，周德佑給父母留下一封信，表示要帶領演劇隊去晉陜地區宣傳抗日。不料，在湖北應城的一次演出活動中，他不幸染上猩紅熱。雖經搶救，還是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周德佑犧牲后，時任中共中央長江局負責人的周恩來和鄧穎超，還前往周家慰問周蒼柏夫婦；在周德佑的追悼會上，鄧穎超題寫了“模范青年”的悼詞，《新華日報》還專門為周德佑出版了悼念特輯，周蒼柏夫婦十分感激。
兒子的犧牲也使周蒼柏的心靈深受震撼，他把原本打算留給兒子出國留學的費用，捐給了演劇七隊，并對演劇七隊的隊員們說：你們以后如果在外地遇到經濟困難，可到當地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借錢，借賬就記在我的名下；如有別的麻煩，我也會盡力幫助你們的。
武漢會戰后期，周蒼柏轉移到重慶，任中美合資的復興公司協理。不久，光未然也來到了重慶。這時候，國民黨已掀起了反共高潮，在重慶等地，公開追捕共產黨人。光未然先從重慶逃到云南，那時他身無分文，轉了一圈又回到了重慶。周蒼柏知道后，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運輸車把他帶出了重慶。其他的一些共產黨干部、新四軍指戰員、地下黨員等也用這種辦法被帶出去的。有些新四軍和地下黨員則住到周家，短則一個半月，長則一年，只要是兒子周德佑的朋友，他們夫婦都管吃、管穿。張曙是抗日的著名音樂家，有一次去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辦事，后面卻被人盯梢了，他將一條圍巾拿下來扔掉，然后從特務的眼皮底下閃進了周蒼柏的家里。后來他對周蒼柏講：周老，你的身份就是我們最好的掩護佛啊！
上世紀40年代初，演劇七隊到山西活動時，趙尋、彭后嶸等13人被閻錫山拘捕入獄，隨時都有被殺的危險。他們托人寫信向周蒼柏求救。周蒼柏這時任湖北銀行總經理，得到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主席陳誠的器重。他知道這些青年與共產黨親近，遂向陳誠說項，說這些全是進步青年，因宣傳抗日而遭逮捕。陳誠將信將疑，周蒼柏保證說：“我敢拿腦袋擔保，他們都是一群愛國的青年學生，決不是共產黨！”見此，陳誠便打電報給閻錫山，保釋這些青年。閻錫山起初并不理會，仍扣留不放。陳誠見閻錫山不給面子，就打電話向閻錫山發了一通脾氣。閻錫山最終不得不放了演劇七隊的隊員。
為葉挺囚禁恩施期間提供經費幫助
1942年底，時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的陳誠，在重慶參加全國戰區工作會議。會議期間，陳誠向蔣介石獻言說：“委座，葉挺這個人性格倔強、剛硬，但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他既是有情之物，我就有辦法軟化他。我與他同庚，同在保定軍官學校讀書，又同在粵軍鄧慳部一起干事，于公雖道不同，于私則有過交情。如果您同意把他交給我們第六戰區管束，我想我們慢慢規勸他，相信他總有回心轉意的一天。”蔣介石一聽，認為這倒不失為一種辦法，當即允準了陳誠的提議。
陳誠得準后，便去安撫葉挺。首先，他邀請葉挺出任第六戰區高參，到恩施去做事。不想葉挺一口回絕了他，說他不想當國民黨的官。陳誠碰了壁后，轉而邀請葉挺到恩施療養身體，妻兒同行，行動自由。葉挺當然明白陳誠的用心所在，但他思忖，照目前情形來看，蔣介石在短期內是不會釋放自己的，不如遠離重慶為宜。且久困重慶，軍統特務如影隨形，讓人十分討厭，到恩施后情況或許好些。這樣想來，他便答應陳誠同意前往恩施，但鄭重地提出兩項條件：一、不掛任何官銜；二、恩施期間的生活費用不勞當局供給，概由老友周蒼柏代為墊支，以后再如數償還。全國抗戰初期，葉挺在武漢組建新四軍軍部，與周蒼柏有過多次接觸，也結下了很深的友誼，所以才有了現在的提議。
葉挺到了恩施，被安排住進了薛家巷饒家大屋。湖北省政府遷址恩施后，饒家后人將大屋賣給了湖北省銀行，省銀行對它稍加改造，這房子就成了“民享社”招待所。得知葉挺要來，周蒼柏讓人更換了部分擺設，樓梯間也鋪了紅地毯，這里便騰出來做了葉挺的臨時住處。
葉挺來后，因一個人開伙不方便，周蒼柏便讓隔壁的民享食堂按照葉挺的要求，每餐將飯菜做好送來。為此，葉挺曾對周蒼柏做了交代，要求他的生活嚴格按照第六戰區民享食堂的規定，每餐四菜一湯，吃不完減分量，再吃不完再減數量。只是幾天過后，他發現每餐的伙食不僅分量在增加，而且菜品也越來越高級，雞鴨魚肉，還有廣東人喜歡吃的狗肉、兔肉、蛇肉，天天換著花樣端上來。開始時，葉挺以為是廚師自作主張，便托送菜的將多余的菜帶回去，并要求每餐少做些。后來見所說的話沒起作用，他就把民享食堂的經理李達可找來，對李達可說，我是個新四軍，我的生活要與我的身份相配，前方將士在流血犧牲，后方民眾在忍饑挨餓，我這個想干事能干事的人不僅閑坐著，而且還葷腥細素地吃著，吃不完還浪費著，這讓我于心不安，食之不甘啦！你還是照我每餐點的菜做好送來，算是我謝謝你啦！李達可臉上露出為難的表情，但還是勉強微笑著，表示回去遵辦。此后一個多星期，葉挺的餐桌上，除了少許的肉片之外，其他兩三個盤子，要么是清炒小白菜、扁豆，要么是清炒刀豆、土豆之類。山里的蔬菜經過露打霜凍之后，有一種特別的甜味兒，葉挺吃得很合胃口。
可這種日子不久又被打亂了。一天午飯時，葉挺的面前擺著一碗魚翅雞湯，一碟燒海參，一碟炒魷魚。葉挺知道這些稀貴的海產品，別說在地處內陸的恩施買不到，就是在重慶等大都市也很難見到，得費多少錢、多少周折才能弄到這些東西。想到這里，他的火氣一下子竄了上來。他對送菜的和身旁的勤務兵吼道：“不吃了，不吃了，屢次三番對你們說，不要超標準，你們總是不聽，這飯我沒法吃了，你們給我把周行長找來，我有話要跟他說。”說罷，他把筷子一甩，扭頭就到會客廳里翻報紙去了。
周蒼柏滿頭大汗地趕了過來。一見面，葉挺劈臉問道：“老周，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一個閑人，你讓我吃香的喝辣的不說，今天還給我弄什么海味兒，你這不是折磨我嗎？這飯我怎么吃得下！”
周蒼柏“國”字型臉上，已滲出不少汗水。他取下眼鏡，抹了一把汗，哈哈笑道：“哎呀，希夷（葉挺字）兄，原來你是為這事，你的伙食是陳主席特別交代的，食堂方面當然不敢怠慢，這次購回的海鮮，是陳主席從他的省長特支費中拿出七兩黃金，專門讓李達可找人到宜昌買回的。主席說，你近時伙食清淡，考慮你是廣東人，所以才去買這些海產品。你不吃，豈不太辜負了你老同學的一片心意？”
葉挺把手中的報紙往身邊的沙發上一扔，憤然道：“這個辭修（陳誠字），他讓我吃了這些海鮮，我就跟他一起躍龍門啦？不吃！”
周蒼柏無奈地搖搖頭，趕緊讓人撤下海味，重新炒了幾個素菜端來，葉挺這才停止了絕食。
轉眼就到了舊歷年關。葉挺的妻子李秀文和小女兒楊眉也來到了他的身邊。葉挺對周蒼柏表示，他一家人住一棟房子沒必要，他想住小一點的，最好到鄉間去住。經過陳誠同意，葉挺一家三口就搬到了恩施城西朱家河的一處農舍住了下來。在這期間，周蒼柏依舊給他們提供一些日常開支的費用。
用聯合國救濟物資接濟中原軍區部隊
抗日戰爭勝利后，周蒼柏出任聯合國救濟總署湖北分署署長，好友楊顯東任副署長。當時，由新四軍第五師主力組建的中原軍區部隊，處在國民黨軍的包圍之中，糧秣給養十分困難，董必武和王震先后找到周蒼柏，希望給予中原軍區部隊以援助。于是，周蒼柏以救災的名義，利用救濟總署的旗幟，親自押送物資，穿過國民黨軍的兩道封鎖線，把聯合國十幾卡車的救援物資，送到了中原軍區所在地的宣化店。中原軍區的部隊因此得以堅守中原，與敵人周旋。
此事后來引起了聯合國駐上海善后救濟總署美國人的注意，他們向周蒼柏質詢說，你們湖北的救濟物資怎么都接濟給了共產黨呢？周蒼柏胸有成竹地說，按照聯合國的救濟條文規定，救濟物資是應發給戰時中國的困難人員的，并沒有黨派之分，共產黨和國民黨一樣，只要有困難就應接濟。美國人被回得無話可說，此事也就作罷。
指導鄭紹文用錢生錢
在支援中原軍區期間，周蒼柏與中原軍區駐漢辦事處的處長鄭紹文建立了很好的關系。當時中原軍區處于國民黨軍包圍之中，其他解放區為支援中原軍區，送來了不下幾百萬的錢款。這些錢款原本是要通過中原軍區駐漢辦事處來采購物資，再轉送中原軍區的，但因一時用不了那么多，鄭紹文便將這些錢打捆裝進麻袋，藏在自己睡覺的床底下。中原軍區駐漢辦事處設在漢口德明飯店。有一天，周蒼柏到那里去拜訪鄭紹文。周蒼柏是多么精明的人，他很快就發現了鄭紹文的秘密。此時國統區的物價飛漲，通貨膨脹日漸嚴重，周蒼柏關切地對鄭紹文講：“你們共產黨啊，只會打仗，不會做生意。”
鄭紹文吃驚地看著周蒼柏說：“此話怎講？”
周蒼柏笑著說：“革命不只要會搞錢，還要會生錢才是。你把這些有用的錢放在床下無用之地，眼睜睜地看著它變成一捆廢紙，多么可惜，何不將它存進銀行，取息保值呢，那可夠你辦事處20多個人的開支，還有多的。”
鄭紹文一聽這話有道理，馬上照周蒼柏說的去辦了，果然取息不少。
后來鄭紹文到北平（北京）中共和談代表處報賬時，財會人員在對賬中竟然發現收款大于付款，不禁追問其緣由來。當鄭紹文道出其中的原委時，財會人員笑道：“你呀，讓錢生錢了，全黨的經費如果都像你這樣去做，那我們的開支就能確保無虞了。”
鄭紹文連忙解釋說：“這哪里是我的發明啊，這是黨外高人周蒼柏指點的功勞。”
正因為周蒼柏與共產黨的這種深厚關系，所以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黨給了周蒼柏以極高的榮譽。周蒼柏出席了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并當選為委員。開國大典時，周氏夫婦作為烈士家屬應邀登上了天安門觀禮臺。此后，周蒼柏回到武漢，出任湖北省工商聯主任委員、中南區輕工業部副部長，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務，董燕梁則擔任了湖北省婦聯副主任及國務院參事等職務，就是在“文革”極“左”的年代，周家也因為有了周恩來的關照而避免了抄家挨斗的厄運。周家長女周小燕后來更成為上海音樂學院的教授、副院長、名譽院長，成為有著國際影響的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