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里大轉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經過14年的艱苦斗爭，抗戰終于取得了全面的勝利。可是，國民黨蔣介石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蓄謀并積極準備發動全面內戰。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為華中確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命令中共山東分局書記羅榮桓率領山東主力部隊7萬余人和地方干部4000余人跨海赴東北，華中新四軍主力北上山東，鞏固山東根據地。中共中央決定，在華東成立中共中央華東局，原華中局撤銷，成立中共中央華中分局，歸華東局領導，山東分局在華東局建立后撤銷（1949年3月重新建立，歸華東局領導），所屬歸華東局領導。饒漱石任華東局書記，陳毅、黎玉任副書記，統一領導山東、華中兩大戰略區的黨政工作。
1948年3月，山東青州解放，華東局機關和饒漱石、張云逸、許世友、曾山等領導人進駐青州城南彌河鎮閔家莊一帶。組織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參軍支前，組織擔架隊、小車隊，籌集物資，支援濰縣戰役、濟南戰役。
解放軍南下作戰，保育院應運而生
1948年9月，黨中央作出了組織淮海戰役的決策。其時，設在山東的中共中央華東局、華東軍區調集軍隊，抽調地方干部組成干部縱隊，準備南下作戰。但是，南下部隊的孩子、抽調地方干部的孩子和一些在戰斗中犧牲的烈士的孩子如何處置？在槍林彈雨、硝煙彌漫的戰爭年代，大軍南下作戰，孩子隨部隊轉移還是留在地方？有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這成了擺在大家面前的一個難題。
面對這個棘手的問題，華東局、華東軍區的領導十分重視。為了解決干部的后顧之憂，華東局領導決定成立華東保育院，把孩子集中管理起來，使干部安心在前線打仗和工作。而恰在此時，曾山的妻子鄧六金帶著子女從大連風塵仆仆地來到了青州，在華東局待命安排工作，一起待命的還有黃海明和李靜一。于是，華東局組織部部長張鼎丞、秘書長魏文伯、財辦主任曾山等，分別找到從大連回到華東局正在等待分配工作的黃海明、李靜一、鄧六金3位大姐談話：黨交給你們一項光榮的任務——籌辦一個保育院，安置南下干部的孩子，讓他們有一個安穩的家，使他們的父母輕裝出發，安心南下戰斗。
黃海明、李靜一、鄧六金3位大姐都有孩子，她們從自身的生活中體會到：多年動蕩不安的生活，使孩子一出生便被迫存放到四面八方的老鄉家中，他們小小的年紀就開始經受各種苦難的折磨。孩子們確實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累，決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他們應該有一個安穩的家了。
1948年4月，3位大姐召集華東局、華東軍區和山東省政府機關干部中有孩子的母親召開大會，在創辦保育院籌備工作上集思廣益。會上，母親們選出黃海明、李靜一、鄧六金等5人組成籌委會，黃海明、李靜一為正副主任。4月底，華東局批準成立華東第一保育院，歸華東局辦公廳領導，并任命李靜一為院長、鄧六金為協理員。
李靜一是個大學生，1932年紅軍時期入黨的老黨員；協理員鄧六金是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紅軍。她倆雖然都沒有搞過保育院，但作為母親，都有著一顆仁慈之心。她們向華東局領導表示：“這些孩子的父母，有的是為革命光榮犧牲的烈士，有的是在戰斗最前線沖鋒陷陣的戰士，有的是指揮千軍萬馬的將軍，難道能把他們的孩子再扔到樹底下、草堆上、小路邊，讓孩子們生死聽天由命嗎？不管有多大困難，我們一定要把保育院辦起來，把孩子們帶好、帶大。”
她們發揚紅軍時期毛澤東提倡的“支部建在連上”的優良傳統，首先成立了華東保育院黨支部，鄧六金任支部書記，使保育院籌辦工作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在黨支部的領導下，她們克服戰爭環境物質條件的艱苦和困難，認真貫徹華東局為保育院確定的“保證工作，一切從簡”的辦院方針，選擇辦院地點，挑選保育人員，籌備辦院物資，緊張而有序。
為了選好院址，鄧六金一連跑了幾個地方看房子，最后落址在青州大關營村，距華東局機關駐地2 里路，距縣城20里路左右。孩子們的寢室、課堂等，用的是沒收的地主大院和公房。生活、學習必需器具，只做了小床、桌椅、黑板以及活動用的秋千、滑梯、蹺蹺板。玩具只有幾個小皮球和自制的布娃娃，收集木工做小床等鋸下來的小木塊用作積木，還搞到了對孩子們開展活動來說十分有利的一架破舊的鋼琴。
華東局組織部讓她們從各方面物色、調集了一批適合做保育、教育、總務等工作的黨員干部。在這些骨干中，有毛巧、阮力、肖遠、亓一軒、牟曉明、王云飛、朱子懿、文蕓、叢樹貞等。接著，成立了院部，院部下設總務、保育、教育三個股，后改為科。總務科長亓一軒，保育科長朱子懿，副科長文蕓、毛巧，教育科長阮力，副科長肖遠，醫務負責人叢樹貞。同時，為加強對職工的政治、業務培訓，建立了職工學校，校長由鄧六金兼任，阮力任副校長。保育員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從軍區衛生部初級衛生人員訓練班調來學員20余人；從膠東區政府動員來的具有初中文化的婦救會骨干和積極分子10多人。華東局辦公廳還從直屬機關調來一批男同志，做財務、保衛、后勤、采購和炊事等工作。隊伍迅速壯大起來，保證了教學工作的順利實施。
鄧六金與李靜一密切配合，帶領大家僅用兩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籌辦工作，在大關營村創辦起了華東保育院，并首批接收了62名孩子。
在今山東青州城南的大關營村，有一座四壁斑駁的老宅，院落十分寬敞，里面分散著建有七八間房子，這就是當年的華東保育院。之所以把院址選在這里，當時有兩點考慮：一是山東除濟南、青島還剩孤立之敵外，廣大農村和中小城市都已解放，解放區連成一片，環境安全穩定，能讓孩子們較為安定地生活；二是大關營村距華東局機關所在地閔家莊僅2里地，離益都縣城也不過20里左右。這對保育院就近接受華東局的領導和隨時南下搬遷，在益都火車站乘坐火車，都有非常便利的條件。
保教員復式教學，大課堂生動活潑
保育院第一批接收的62個孩子，根據不同的年齡段，分成了3個班：3至4歲的18人，為幼稚小班；4歲半至6歲的22人，為幼稚大班；6歲以上至10歲的22人，為小學班。后來，各班的人數逐漸增加，到1949年初，又增加了一個幼兒班。這個班的孩子在入院的時候，他們的保姆也一起隨同孩子進院工作。為了加強對這些較小孩子們的照顧，院里決定讓保育科副科長毛巧兼任幼兒班的班主任。與此同時，這個班采取了保育員負責制，即一個保育員固定一兩個、三四個孩子，白天照顧孩子學習、活動，夜晚帶最小的孩子睡覺。小學班的孩子文化程度高低不一，分為一年級上、下學期和二年級上、下學期4種類型，在班內分組實行復式教學。后來，隨著入院孩子的陸續增加，小學班又分成了初級、高級兩組，仍然采用復式教學方法。
保育院開辦初期就確定了教學方針：實驗新民主主義的兒童教育，培養集體生活習慣，提高生活能力，發展智力，提高文化，鍛煉體格，培養服務精神，奠定參加新中國建設事業的思想基礎。當時還沒有出版小學課本，幼兒教材也只是借來的一本《游戲100種》。針對這種情況，教育科根據院教育方針和兒童的年齡、智力發展水平，分工執筆，自編教材。有語文、算術、常識等課本。保育院物資匱乏，桌子不夠用，學生們就用膝蓋當桌子，課本不夠用，便抄老師的板書，孩子學得帶勁，老師教得認真，教育質量日益提高。同時，她們十分重視對孩子的德育培養，組織老師經常給孩子講革命故事，特別是打日本侵略者、打國民黨軍的戰斗故事和斗地主、鬧翻身，兒童團小英雄的故事，教育孩子從小愛憎分明，樹立正確的人生觀。
膠東半島四季分明，夏天把人熱得汗流如注，而到了冬天卻被凍得伸不出手來。盛夏季節，編寫教材的老師們只能手握蒲扇扇涼，汗流浹背，身體弱的干活兒干久了就會中暑暈倒。到了嚴冬，只有一身棉衣，有的老師雙手和雙腳都凍僵了，搓搓手，跺跺腳接著干。此時，戰爭還在緊張地進行著，解放區的印刷條件很落后，紙張的質量也不好，油印課本開學時發到學生手里，到學期末已磨損得不成樣子了。直到1948年年底，小學新課本才開始在解放區的新華書店出版發行，保育院的老師們這時候才從艱苦的編寫和油印工作中解放出來。
保教人員還經常帶孩子們到戶外去活動，讓他們走出去，在大自然和社會中學習、鍛煉、成長。孩子們看到農民耕種田地，干各種農活，知道糧食蔬菜是農民辛苦勞動所得，來之不易，吃飯時就會注意節約，不再隨便浪費飯菜，也培養了他們對勞動人民的感情。在風和日麗時，孩子們隨保教人員到小河邊的樹蔭下聽老師講故事，玩沙、戲水，揀小石子回來做計算教具，采野花回來美化環境，使他們增強了在大自然中生存，利用大自然生活的能力。老師們還常常把鋼琴搬到戶外活動場上，教孩子們唱歌、跳舞、扭秧歌、做游戲，培養他們的各種興趣和愛好。孩子們在保育院這個大家庭里幸福快樂的成長。
保育院以教育科副科長肖遠為主，與教師王云飛、牟曉明等一起組成一個班子，根據“生活教育”的理論，結合兒童喜愛音樂舞蹈的特點，以孩子們生活學習為內容，創作了近50首兒童歌曲和兩個兒童歌劇，使戰爭年代的大關營村出現了歡聲和笑語，聽到了歌聲和琴聲。
下面是留存下來的幾首歌曲：
《公雞叫》
（一）公雞叫，公雞叫，小朋友們起身早。
起身早，身體好，對著太陽笑一笑。
（二）小鳥叫，小鳥叫，小朋友們起身早。
起身早，身體好，見過老師問問好。
《弟弟年紀小》
弟弟年紀小，走路走不好，
跌倒了不要哭，爬起來慢慢跑。
《兒童節歌》
（一）咚咚咚咚咚咚咚，這是什么響？
你打鼓呀我敲鑼，這是慶祝忙。
大姑給我戴紅花，老師送我一包糖，
糖兒甜，花兒香，小臉兒紅又胖。
（二）咚咚咚咚咚咚咚，這是什么響？
你拍手，我踏腳，這是跳舞忙。
琴聲起，歌聲響，好聽歌兒傳四方，
六月一，兒童節，大家喜洋洋。
這些歌曲被匯編成集，于1949年5月在山東新華書店出版發行。新中國建立后，其中的許多歌曲被國內一些媒體轉載、播放。
大關營村80多歲的郇述杰老人回憶說：“孩子們有時晚上也要上課，學習都很用功很努力。”他還說，自從保育院建在村子里后，大關營村就熱鬧起來，村里的人經常聽到保育院里孩子們歡快的歌聲。
對孩子悉心培育，小花朵健康成長
保育院初創時期，有的同志對干保育工作思想不通，認為帶孩子是“低人一等”，“沒有出息”，因而不安心工作。
以鄧六金為書記的黨支部，重視做好職工的政治思想工作，每個科室的黨員，每個保育班的黨員，都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骨干，通過她（他）們向保教人員深入細致地做思想教育工作，使一些保教人員明確了搞好保育工作和打垮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關系，把平凡瑣碎的工作和偉大崇高的革命目標聯系起來，把平凡的工作和光榮的使命聯系起來，把后方的保障和前方的決勝聯系起來。鄧六金和李靜一兩位老黨員以身作則，率先垂范，黨員骨干發揮模范帶頭作用，調動了全院干部職工的工作積極性。
在華東保育院，鄧六金同志是華東局委員、華東財經委員會書記兼財辦主任曾山同志的夫人，李靜一同志是華東局秘書長魏文伯同志的夫人，在她們身上絲毫沒有以首長位高權重而自矜，以自己資深望重而自傲的特殊，有的只是老黨員、老干部對自己更嚴格的自律，對革命工作更多的奉獻。鄧六金的三兒子就在保育院，和其他干部的孩子同在幼兒班過集體生活，從未單獨和媽媽住在一起。孩子想媽媽想得厲害，一個晚上從幼兒班跑到了媽媽的住處，一個勁兒地喊媽媽，但鄧六金為了工作，抱起孩子送回了幼兒班。
在保育院，干部職工都管鄧六金、李靜一叫大姐，兩位革命老大姐原則性強，作風民主，平易近人，善于走群眾路線，依靠全院干部職工完成各項工作。凡是重大事項都要通過院務會議討論決定，討論中大家暢所欲言，有時甚至爭得面紅耳赤。決議形成，嚴格執行，大家心情愉快，各負其責。在這個革命大家庭里，如春天一般的溫暖，上下之間團結友愛，同志之間互相幫助，工作之間互相支持。這便是在戰爭年代華東保育院樹立起來的良好院風。
華東保育院創辦之初，由于大批糧食支援了前線，后方的糧食較為緊缺，上級配給保育院的只有白薯粉。孩子們本來就面黃肌瘦、營養不良，整天吃白薯粉不利于孩子們成長。看到這種情況，李靜一和鄧六金特別著急，她倆邁開雙腿，不止一次地到華東局，到華東軍區，到地方政府求援。在兩位大姐的共同努力下，部隊和地方各方面向保育院支援了白面、大米、豬肉，華東局還向保育院撥了5頭奶牛、4只奶羊，有了這些，就可以給孩子們供奶，增加營養。經過一段時間的調養，孩子們臉色紅潤，身體不再那么瘦弱，個頭兒不斷長高。
當時，農村物質條件差，吃水要一桶一桶地從井里打，再一擔一擔地挑回來；糧食柴草要用馬車從幾十里以外運回來；蔬菜副食要天天趕上馬車到集市上去買。盡管事情繁雜，千頭萬緒，但保育院的工作人員不畏艱難，不怕繁瑣，把每項工作做得井然有序。
孩子們的營養健康問題成為鄧六金、李靜一時刻掛在心上的頭等大事。為了孩子們的身體健康，保育院千方百計地搞好孩子們的營養保健。當時，按照供給制的標準，供給孩子們的主食是紅薯、小米、煎餅，而菜金是很少很少的。為了給孩子們增加營養，分管營養的保育科科長文蕓和總務科的同志，把孩子們按標準供給的吃不完的糧食換成豆子，磨成豆漿，做成豆腐，以改善伙食；為了給孩子們增加鈣質，除燉骨頭湯給孩子們喝外，文蕓和老炊事員時也傳還一起做醋，用醋燜酥小魚，讓孩子們連魚帶骨頭一起吃。保育科和總務科的同志還想方設法粗糧細做、制訂食譜、變換花樣、調劑飯菜，增加孩子們的食欲。他們對身體較差或體弱多病的孩子，則按“病號菜金”標準，另做病號飯并增加牛羊奶的供應。在她們的共同努力和各單位的熱忱援助下，孩子們的食品營養迅速得到改善，每個星期能夠吃上一次肉，牛奶、羊奶、豆腐已成為孩子們的主要營養來源。
在衛生保健方面，鄧六金、李靜一主持制定了一系列衛生保健制度，餐具頓頓消毒；飯前、飯后洗手抹嘴；毛巾、手帕洗凈煮過；被子一月一洗，床單、枕巾一月兩洗，棉被、棉墊一月一曬；熱天每日洗澡洗頭換衣服，冷天每晚洗屁股、洗腳；每周換洗內外衣兩次、洗頭一次，每周剪指甲一次，20天理發一次；按季節注射預防針等等。
由于注意搞好營養、保健，孩子們的身體都比較健康。但戰爭年代環境艱苦、缺醫少藥，一旦遇上傳染病就很麻煩。有一次，一個班的孩子全得了麻疹。在阿姨的精心護理下，大多數孩子很快痊愈，惟有1歲多的小女孩陳淮淮并發了肺炎，高燒幾天不退，整天昏迷不醒，情況十分危急。
“一定要救活這個孩子！”鄧六金見狀萬分焦急，“淮淮的爸爸南下，臨走前把孩子托付給我們。我們一定要在淮淮爸爸凱旋的時候，把健康活潑的孩子交給他！”
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只有青霉素能救淮淮。可整個華東局也找不到一支，怎么辦？
“濟南可能有。”有的同志說。
“去濟南。”鄧六金大姐當機立斷。她要了兩匹馬，帶領醫務員叢樹貞，連夜從大關營出發，一口氣跑了300多里路，來到剛剛解放的濟南，在一個教會醫院買到了兩盒青霉素，并連夜返回保育院給病重的淮淮實施注射，使淮淮轉危為安。
華東保育院在大關營村期間，共發生過3次流行性傳染病，生病兒童87人，在全院教職工的共同努力下，孩子們安然無恙，最終全部康復。
保育院遷址上海，師生們喜笑顏開
1949年3月，華東局、華東軍區渡江南下，同時成立了代號為“女子學校”的留守處，華東保育院由留守處領導。為了安全保衛和保育院南下乘車方便，當月保育院遷到了青州城里的天主教堂，孩子們睡覺、上課、活動都在教堂內。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曾山任上海市副市長。華東局和華東軍區移駐上海。
6月，華東局通知保育院南遷上海。鄧六金帶隊率華東保育院孩子、工作人員97人，從青州火車站登車南下，告別了華東保育院的創辦地——青州。當孩子們到達上海站時，上海車站一片歡騰。這次由鄧六金指揮的、為時一個月、行程1000多公里的“大行軍”，終于勝利完成。
據史料統計，從1948年6月開辦到1949年6月，華東保育院共接收1至10歲的孩子137人。在保育院，這些孩子沐春暉，潤雨露，獲新知，強體魄，在烽火的搖籃里健康成長。這些孩子中后來有的成長為黨政軍高級干部，如陳毅的長子陳昊蘇、粟裕之子粟戎生、譚震林之子譚冬生、劉瑞龍之女劉延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