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似一掛瀑布，從峻冷懸崖上躍下，把自己粉碎成無數呼嘯的水滴，只為融入那一片汪洋；他用生命的激流，挾著浪花，百折千回，只為追尋歷史的真相。從滬上文化界翹楚到新四軍秘密戰(zhàn)線精英，落差之大，挑戰(zhàn)之巨，他從容應對，游刃有余。在步步驚心中，將自己砥礪成一柄利劍，耀然著犀利的鋒芒。然而卻伴之以冷凝風霜，起伏跌宕。他仰天長嘶，和淚泣血，但心中依然有一抹永遠的亮。他就是揚帆，一帆高掛，千里遠航。
早年揚帆
加入新四軍后改名“揚帆”
1939年初的上海雖已成為“孤島”，但中共領導的地下抗戰(zhàn)文化活動依然風生水起，彰顯著中華民族的不屈意志和抗日決心。其時，上海已成立文化界救亡協會，統(tǒng)領上海進步文化界，為前方將士募捐、組織慰問演出等。當時，成立不久的新四軍軍部要求上海地下黨動員一批知識分子去加強文化工作。同時，上海《申報》《新聞報》《譯報》等先后收到群眾慰勞前方抗敵將士的捐款要送往前線。于是，由上海地方協會和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聯合組成前線慰問團，公開名為：“慰勞三戰(zhàn)區(qū)將士演劇團”。團長是上海地方協會的代表吳大琨，副團長則是文化界救亡協會的代表揚帆。
揚帆是由上海地下黨選中的。他是中共上海文化人總支部的委員，負責與文藝界團體、個人的聯絡工作。揚帆此行任務艱巨，既要率團到三戰(zhàn)區(qū)慰問演出，又要將參加新四軍的文化人和學生安全送到，還要與三戰(zhàn)區(qū)協商給新四軍捐款。揚帆積極籌備，細致謀劃，以確保安全。此團共60人左右，春節(jié)后分兩批出發(fā)。揚帆與吳大琨是第二批走的，他們由上海抵達浙江溫州并轉道金華。正好周恩來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名義到浙江視察，也在金華。周恩來聞知上海慰問團在金華后，便通過時在金華的黨東南分局組織部長曾山約見揚帆。繼之又到慰問團駐地與大家見面，周恩來高度肯定了上海人民的熱情，也希望慰問團能夠排除困難，安然抵達新四軍。
此時國共間雖然有統(tǒng)一戰(zhàn)線，但當局對新四軍仍諸多設障和掣肘。時在江西上饒的三戰(zhàn)區(qū)特地派人到金華催促慰問團前往上饒。而到上饒后，三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顧祝同就不讓他們再前行了。顧祝同甚至要求揚帆留在三戰(zhàn)區(qū)政治部從事電影工作。揚帆雖婉言推辭，卻已無行動自由。有在三戰(zhàn)區(qū)政治部工作的揚帆熟悉者悄然對他說：“顧祝同是不會讓你們走的。你們不要怕翻臉，要沖出去。你們是民眾代表，他們不敢抓你們的。”揚帆此后與大家商量，一起設了一個局。在全體團員會議上，隊員們裝得慷慨激昂，大罵幾個領頭的搞欺騙，是人販子。揚帆表態(tài)愿與大家一起行動。大家吵吵嚷嚷，就這樣沖往火車站又返回金華。他們隨即找國民黨浙江省主席黃紹竑交涉。黃紹竑說：“三戰(zhàn)區(qū)已通報說你們是共產黨，我和周恩來是好朋友，你們只有到浙西去慰勞了，那邊是我的部隊。”就這樣慰問團又被迫去浙西天目山。揚帆無奈中只有給新四軍寫信暗示他們的困境。一天，他們將隨行監(jiān)視的國民黨軍副官灌醉，步行翻過崇山峻嶺到了歙縣，乘上新四軍派來接慰問團的汽車，終于輾轉抵達皖南新四軍軍部。
此行如此艱難曲折，完全出乎揚帆預料，由此也折射出國共合作抗日中一種復雜詭異的局面。好在青山綠水的皖南風情以及新四軍的熱情，讓揚帆的心情舒暢了許多。
數日逗留，他充分感受到新四軍官兵一種勃發(fā)的生機和斗志昂揚的精神狀態(tài)。特別是許多文化工作者的加入，促進了新四軍的抗戰(zhàn)文化宣傳。在皖南翠竹茂林的掩映下，抗戰(zhàn)文化活動蔚為大觀，地域抗戰(zhàn)激情氤氳升騰。揚帆感受其間，感悟其間，一種文化人的內心世界仿佛被激活。他知道，融入其中將是多么快慰的一件事。但他是肩負使命的，他必須回上海向黨組織復命。
這天，揚帆向副軍長項英與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辭行。不料他們力勸揚帆留下加入新四軍。沒有思想準備的揚帆一時表現得有些猶豫。項英熱情地向他介紹了新四軍的情況，并且稱：“我們非常希望像你這樣具有極強工作能力又從事文化工作的人才加入新四軍。”為了打消揚帆的顧慮，項英特別說：“我們將專門派人向上海黨組織說明。”
揚帆就這樣意外地加入新四軍，離開了上海文化崗位，成為一名職業(yè)軍人。也許為了紀念這樣一種特殊的人生轉折，他竟然改了新的名字。此前在上海，他的名字一直叫殷揚。此刻在皖南，他決定更名為“揚帆”。“揚帆”的寓意，雖然他從未說過，但顧名思義肯定有自我激勵的因素，人生亦將揚起新的風帆，馳騁新的抗日疆場，一種積極進取的姿態(tài)洋溢其間。
慰問團大部分同志都與揚帆一樣參加了新四軍。團長吳大琨則返回上海。不幸的是，他在途中遭到國民黨特務的綁架，被關在上饒集中營，后經營救脫險。
揚帆被任命為政治部下屬的文化隊指導員。隊長則是《新四軍軍歌》的曲作者、著名音樂家何士德。文化隊主要任務是為前方部隊培養(yǎng)文化宣傳的政工人員。學員一部分是從戲劇訓練班轉來的，另一部分是從軍部教導隊中選擇文化較高較活躍的青年集中而來，還有的是從部隊的文化工作者中調來培養(yǎng)深造的，共有70多名學員。專業(yè)課程為音樂、戲劇、美術、舞蹈。揚帆主要負責政治課。其時，軍部對文化人非常重視，生活待遇較高，而給揚帆專門配有馬匹代步。那是一匹性情較為溫和的棕色馬。揚帆經常騎著它奔跑在蜿蜒至遠山的樹影石徑上，感受著染嶂疊翠的皖南風光，一任思緒飛揚。
1940年初，時任軍部秘書長的李一氓找揚帆談話，決定調其到軍部執(zhí)法處工作。關于這次調動，兼任處長的李一氓以后是如此解釋的：“他（揚帆）開始時替新四軍一個戲劇學習班講了一個月課。雖然他過去的學習和工作接近戲劇，但搞戲劇的人在新四軍的不少。我們就說服了他，當了新四軍軍法處（即保衛(wèi)部）的地方科長。”揚帆的任務是負責軍部駐地的安全保衛(wèi)工作。對于一個文化人來說，這是完全陌生的一個領域。當時，軍部駐地周邊的情況很復雜，除了日偽軍經常派諜報人員進行刺探情報外,國民黨特務還千方百計進行各種陰謀破壞活動。以后揚帆說：“幸有李一氓同志對我言傳身教，不厭其煩地手把手地教我做工作，對我?guī)椭艽蟆！?/span>
軍法處的工作對揚帆鍛煉較大，他的性格變得理性、剛毅、堅韌和深沉，文化人的感性色彩和浪漫氣息鮮有再現。
新四軍時的揚帆
皖南事變突圍后“我依然是一個新四軍”
這年底，揚帆又接受了新的任務。此前，國民政府軍委會多次電令新四軍要全部開往黃河以北。中共中央從合作抗日的大局考慮，決定新四軍軍部撤離皖南渡江北上。皖南雖好，卻不能久留。軍部隨之開始做北撤準備。
為了踏勘北撤行軍路線，軍部抽調人員組成兩支隊伍分別向皖中和蘇南方向實地察勘。去蘇南方向的隊伍則以“參謀旅行團”的名義，由參謀處作戰(zhàn)科科長李志高任團長，揚帆任副團長，此行的具體任務是秘密的。他們從云嶺出發(fā)，經過多個國民黨防區(qū)。揚帆以后稱：“這一路線跨涇縣、宣城、郎溪、廣德等縣，對沿途的地形、道路、河流、村莊以及有關政治、群眾基礎、供應等情況都作了調查。”之后，他們設計了部隊行軍路線圖，返回云嶺向軍部首長作了報告。但以后軍部轉移時并沒有走這條路線，而是采取先向南到茂林、三溪、旌德再走寧國、郎溪，然后去蘇南，像個“之”字形的路線。對最終轉移路線的選擇，揚帆以后如是說：“聽說最后選用這一路線是項英同志采納剛從外地回來的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同志的提議，在1940年12月28日由項英主持的軍分會上集體討論決定的。”但事實上，軍部轉移正走向國民黨頑固派預先設置的包圍圈。
揚帆與軍部其他指戰(zhàn)員一起經歷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事變過程錯綜復雜，突圍經過腥風血雨。揚帆是軍部機關干部中為數不多的突圍幸存者。對此段經歷他以后曾有詳細回憶，再現了那驚心動魄的歷史瞬間。在此謹節(jié)錄突圍至石井坑一段：
“石井坑四周被一片大山包圍著，東西五里，南北七八里，有幾個零星的村子，近百戶人家，葉軍長指揮我軍占領四周的山頭，決心暫時固守，但守了四天，到1月13日戰(zhàn)斗完全失利，我軍傷亡慘重。我們已無力量可以突出重圍，也到了彈盡糧絕的境地，天又下著雨，衣服全濕透了。這時軍部首長決定分散突圍，以盡可能保存更多的革命骨干和有生力量。我被發(fā)給一千多元法幣作為突圍費，要個人設法沖出去，到蘇北或延安歸隊。我把隨身攜帶的文件和我自己寫的五六萬字的自傳式小說的札記文稿以及照片等都忍痛在山上燒毀了。”
揚帆歷經艱險，最終與胡立教一起突圍出來。抵達蘇中東臺時，已是2月中旬了。其時，陳毅、粟裕正在東臺城內指揮討伐偽軍李長江戰(zhàn)役。揚帆得知后非常興奮，他趕緊與胡立教一起前往指揮部報到。見到陳毅、粟裕后，揚帆脫口而出：“終于到家了”，說完禁不住潸然淚下。
陳毅說：“你們是皖南事變中突圍到達蘇北的第一批干部，你們辛苦了，我代表新軍部歡迎你們歸隊。”令揚帆意外的是，他們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在東臺休整期間，陳毅向揚帆詳細了解皖南事變的過程。這次見面令揚帆深刻難忘，以后他以《謁陳公》為題賦詩一首：
“儒將豐姿猶昔健，殷勤垂詢劫馀身。挑燈細認風霜跡，按劍時問叱咤聲。扼腕常嗟孺子算，橫眉還恨婦人仁。頻頻注目華中笑，十萬旌旗殺氣騰。”
根據陳毅的要求，兩日后揚帆與胡立教即往鹽城軍部。他們向劉少奇詳細匯報了皖南事變的經過。這是劉少奇第一次通過當事人了解到事變中情況。他非常認真地在傾聽，時不時地做些詢問和記錄。劉少奇高度肯定了他們在事變中的表現，希望他們盡快調整好狀態(tài)，準備迎接新的工作。
在鹽城軍部，揚帆領到了一套新軍裝。以后他在《皖南突圍記》中說：“當我再穿上軍裝的時候，我像一個孩子似地狂笑：‘我依然是一個新四軍！’”
“依然是新四軍”，定格了揚帆的信仰和忠誠，也定格了他的目標與追求。
從軍法處長到文化村長
新的軍部駐地對揚帆來說有著很大的新鮮感。它是鹽城著名的泰山廟，規(guī)模宏大，三進正堂，兩邊廂房。軍部機關工作人員大部分都住在里面，彼此會經常碰面。這與皖南軍部有很大不同，那里較為散落。
這天，劉少奇找揚帆與胡立教談話。劉少奇說：
“我昨天已經將對皖南事變的基本判斷形成了一份材料報告中央，其中結合了你們提供的一些情況。你們這次在皖南事變中的表現是好的，也是第一批突圍到鹽城的。可能最近一段時間內，將陸續(xù)會有皖南分散突圍的同志抵達鹽城，其中情況不盡相同。現在起，你倆就負責皖南突圍干部的審查工作。不管是誰，只要是從皖南突圍出來的，都要經過審查。這是對組織負責，也是對同志們負責。我們成立一個審查委員會，由華中局組織部長曾山同志牽頭，具體工作由你們負責。”
當天，劉少奇談話神情較為嚴肅。揚帆能夠感覺出劉少奇對這一問題的重視，以及對他們的信任。
果然如劉少奇所料，在以后不長的時間里有300多皖南軍部人員陸續(xù)突圍到鹽城。揚帆與胡立教負責甄別工作，與他們談話，了解突圍經過。作為皖南事變的親歷者，揚帆對突圍之不易以及重新回家的感覺有著切身體會。他盡量用一顆滾燙的心來溫暖他們，一經甄別結束，便向組織推薦安排工作。令揚帆記憶深刻的是，當時饒漱石也突圍到了鹽城。揚帆說：“他畢恭畢敬地站在我們面前說：‘請審查’。饒漱石突圍時曾被捕，他自稱是華僑的兒子，用錢賄賂了國民黨的連長給放出來的。”
在揚帆的視線中，鹽城景象，生機盎然。新軍部統(tǒng)帥七個師之眾，彰顯自信和堅定的抗戰(zhàn)意志；抗大、魯藝吸收了大量來自大江南北和敵占城市的熱血青年，他們活力四射，抗日熱情高漲；眾多文人云集，抗戰(zhàn)文化活動豐富多彩。這些都令揚帆精神為之一振，一掃因皖南事變所產生的沉痛、悲憤情緒。揚帆還特意寫下了“等閑越盡千重堵，快抵新邦第一人”之句。
不久，軍部任命揚帆為軍法處副處長兼鹽阜區(qū)地方保安處處長、鹽阜區(qū)黨委社會部部長。用揚帆自己的話說“除了擔任軍隊保衛(wèi)工作外，同時還要參加鹽阜區(qū)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工作。”此后，安全保衛(wèi)、鋤奸肅特，就成了揚帆的重點工作。當時根據地周邊形勢并不太平，揚帆絲毫不敢懈怠。
1941年7月，日軍掃蕩鹽城，揚帆隨新四軍軍部轉移阜寧停翅港。這年底，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軍入侵上海英法租界和占領香港。原來依托上海和香港進行抗日活動的文化人被迫轉移。他們從上海、香港、重慶等地撤退到蘇北。如阿英、賀綠汀、范長江、艾寒松、薛暮橋、駱耕漠、孫冶方、夏征農、許幸之、何士德、黃源等。對新四軍來說，他們是特別寶貴的抗日文化的人文資源。陳毅可謂大喜過望，決定擇定一個地方將這些文化人集中住到一起，以便于抗戰(zhàn)文化的開展。這個地方就是距離軍部不遠的阜寧賣飯曹。
相傳，明洪武年間，曹氏人家從蘇州閶門遷徙到淮安府廟灣場定居，從事農耕。從阜寧縣城至淮安府有一條官道，官府車馬、南北客商，熙來攘往，必經廟灣場曹氏村莊。為此，曹氏經營的賣飯小鋪便在官道旁應運而生。也許是占著天時地利，也許是經營有方，小飯鋪生意興隆，名揚四周。久而久之，人們便以“賣飯曹”而代稱曹氏村莊了。1942年，因為眾多文化人聚集于此，“賣飯曹”便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化村”而聞名遐邇。
其時，華中局專門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員會，由錢俊瑞任書記。根據陳毅指示，揚帆以文委委員的身份作為軍部與文化人之間的聯絡人，并負責照顧他們的生活。文化村中人主要有阿英、范長江、孫冶方等十多人，但周邊報社、魯工團以及抗大總校的一些文化人亦常到文化村相聚。他們潑墨揮毫，賦詩唱和，棋琴書畫，無所不有，營造出一種空前熱烈的文化氛圍。他們還成立了一個文化雜志編委會，委員各自承擔撰稿任務，積極籌備出版刊物。陳毅與三師師長黃克誠、副師長張愛萍以及華中局宣傳部長彭康、文委書記錢俊瑞亦常至文化村，與文化人交流、暢談。
在戰(zhàn)爭的大環(huán)境下，居然有這樣一個敵后文化村，可謂是個奇跡。它充分彰顯了新四軍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情懷，也成為新四軍是一支文化軍隊的最好注釋。
文化村村長由陳毅直接指定揚帆擔任，并具體交代任務有三：一是負責軍部、華中局和文化人之間的聯系；二是支持文化人的工作；三是辦好食堂、俱樂部，照料好文化人及其親屬子女的生活和安全。
當時根據地物質生活艱苦，但對文化人的生活還是盡可能地優(yōu)待，發(fā)衣服和日用品均參照團級干部待遇，每月還發(fā)放特別津貼。陳毅對文化人的關心更是無微不至。揚帆說：“陳毅經常親自來探望，談笑風生地和他們談心，沒有什么好的招待，他便把自己最喜歡喝的紅薯丁粥來招待大家。大家對陳毅的儒將風度甚為贊佩，對他直爽誠懇的態(tài)度都深受感動。”1942年底，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離開鹽阜區(qū)，轉移至淮南黃花塘。行前，陳毅特地將揚帆留在鹽阜區(qū)，繼續(xù)照顧文化人的生活和安全。其時，日軍正對鹽阜區(qū)進行大掃蕩。揚帆迅速對文化人進行疏散和撤離。包括將阿英一家安排到射陽河邊的華成公司隱蔽；將剛到蘇北不久的鄒韜奮轉移到阜東縣八灘鎮(zhèn)附近的大楊莊楊芷江家里“打埋伏”，最后又秘密護送其經蘇中根據地返回上海。這段時間，揚帆在戰(zhàn)火硝煙中頻繁奔波，悉心照料，妥善安排。在鹽阜區(qū)文化人有的重回上海，有的輾轉去延安，有的隨部隊行動。面對日軍如此大規(guī)模的掃蕩，在鹽阜根據地的文化人均安然無恙。揚帆可謂功不可沒。
遭遇“無端屈辱無端恨”的特殊經歷
1942年底，軍部成立新的軍法處，參謀長賴傳珠調揚帆兼任軍法處長。軍部轉移前的一天，因劉少奇赴延安而繼任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的饒漱石找揚帆談話，他說：“日軍要侵犯這個地區(qū)，軍部要轉移，你留下。保衛(wèi)工作是黨的一把‘寶劍’，我把這把指揮刀交給你”。
揚帆問：“有什么具體要求？”
饒漱石說：“你到三師找黃克誠，再到上海一個秘密辦事處去工作，各地的負責同志到上海，你把他們送到延安去。”
這個任務有些突然，但他決定還是先到三師報到再聞其詳。其時，三師的防地是鹽阜區(qū)和淮海區(qū)，黃克誠任師長，張愛萍任副師長，洪學智任參謀長。揚帆隨即被任命為三師保衛(wèi)部長兼調查研究室主任。揚帆直接參加了鹽阜區(qū)的反掃蕩斗爭，并在此過程中努力完成陳毅交給的保護和妥善安置文化人的任務。
揚帆說：“在三師工作中，我和黃克斌、張愛萍等領導同志接觸的時間較多。我是個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他們是經過長征的干部，政治上很強，水平很高，文化知識也很豐富，很了解知識分子的特點和弱點。”在揚帆印象中，“黃克誠師長平易近人，和藹可親，但是在原則問題上是十分嚴肅的。”“張愛萍副師長當時只有33歲，是經過長征的青年將領，又是常識豐富具有多種興趣的儒將，他當時就會攝影和沖洗技術，和他相識的知識分子干部都愿意和他交談。”揚帆以后曾特別強調：“在三師這段生活在我一生中是最值得懷念的”。揚帆此言饒有意味，因為此后他便遇到人生中的第一次大坎坷。
1943年10月，揚帆接到通知前往淮南天長軍部開會。當他興致匆匆抵達軍部時，竟然是對他的突然逮捕審查。這太意外了，揚帆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先后被關押在淮南地區(qū)盱眙縣的黃花鎮(zhèn)和小李莊的農家小屋中，日夜由部隊戰(zhàn)士看管，陋屋破爛不堪，生怕我逃逸，先手銬，后腳鐐，把我當成個重要犯人看押。”揚帆以后在回憶中如此介紹。
華中局成立了一個揚帆案件的專門審查小組，組長是饒漱石，成員有城工部長劉長勝，情報部長潘漢年。第一次審問饒漱石親自出場。據揚帆回憶‘他劈頭就說：“原來你是特務。我問你，你和陳毅那么接近，你在我與軍長之間挑撥離間了些什么？快把事實交代出來。”當時正是“黃花塘風波”發(fā)生不久，陳毅已經離開軍部而往延安。饒漱石與陳毅的矛盾亦因此公開化。揚帆沒有想到陳毅與他這種正常的上下級工作關系竟被如此玷污。他氣憤地回答：“你如果把我當作黨員干部的話，就不應該提出這樣的問題，你如果把我當作敵人，我是不會回答你的。”饒漱石當即語塞，后訓斥幾句就走了。當然審查還在繼續(xù)，揚帆終于知道原來重點是他當年在南京國立戲劇學校工作時參與“救國會”活動的問題，而起因則來自延安。
1943年，青年學子凌頌強從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畢業(yè)后投奔延安。凌頌強即以后成為著名電影導演的凌子風。其時正趕上延安整風運動，為了證明自己清白，凌頌強坦陳當年由戲校老師石蘊華介紹加入南京“救國會”，從而與愛國進步人士接近并傾向共產黨的。當時南京戲校的校務委員會主任是大名鼎鼎的國民黨“CC”派健將張道藩。而石蘊華則是揚帆的本名。這下讓主導“搶救失足者運動”的康生抓到了把柄，他斷言“救國會”與國民黨“CC”派有關，在延安制造冤案的同時，通過逼、供、信的材料也認定揚帆是國民黨“CC”分子，于是通知華中局將揚帆逮捕審查。揚帆被誘到軍部開會，而后腳鐐手銬全副加身，審訊誘供輪番進行。稟性耿直的揚帆誓不屈服，每次審訊都以僵局收場。對揚帆的審查持續(xù)了10個月。這是揚帆特別痛苦的時期，除了身體受到摧殘外，精神上的折磨更是苦不堪言。一個堅定的革命者被自己的組織以手銬腳鐐的方式所懷疑和審查，這種委屈是難以承受的。
所幸揚帆的案件后來由潘漢年負責。潘漢年當年在上海領導抗戰(zhàn)文化工作，具有豐富的國統(tǒng)區(qū)工作經驗，對“救國會”的背景、歷史和人員都較為熟悉。他十分清楚“救國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群眾性的抗日救亡組織，對推動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形成做出過貢獻。參加過救國會就是“CC”派，實在是牽強附會。在與揚帆的接觸了解中，他更堅信揚帆是無辜的。但當時案件由康生主導，且由延安交辦，潘漢年一時還無法將揚帆解脫出來。為了寬慰揚帆，以示信任，潘漢年特意作詩兩首傳給揚帆。因揚帆字“炎”，故一詩名為《懷炎》：
“細雨寒風憶楚囚，相煎何必數恩仇。無權拆獄空嘆息，咫尺天涯幾許愁。”
另首《慰炎》：
“面壁高歌字字真，江郎豈肯作狂僧。無端屈辱無端恨，巨眼何人識書生。”
可以想象來自潘漢年的“巨眼何人識書生”之句，對身處絕境的揚帆來說是何等的寬慰。同時，潘漢年繼續(xù)進行調查取證，在獲得了揚帆無內奸特務嫌疑的確鑿證據后，立即向華中局和延安匯報，他頂著重重壓力，堅決要求推翻強加給揚帆的罪名。此時，延安方面也正在糾正“搶救運動”中存在的“過火”問題，凌頌強也已得解脫，揚帆終于可以重見光明。
1944年9月的一天，看守部隊的教導員突然對揚帆說：“恭喜你！你的案子推翻了。”接著，饒漱石進屋就握住揚帆的手，顯得尷尬的樣子說：“我沒有話講了，我沒有話講了。一句話，組織上錯了，你沒有錯。”又說：“如果當時你亂講的話，倒會惹出麻煩來”。此句對揚帆十個月堅定的抗爭和對真理的堅信可以說是一個最好的注釋。以后揚帆寫有自嘲詩《無罪》：“一聲無罪疑相戲，整罷行裝意轉癡。敝榻曾留千里夢，小窗長伴五更思。重視化日凝眸苦，乍卸沉鐐舉步遲。笑問獄中何所有，斑斑血淚百篇詩。”
為答謝潘漢年的信任，揚帆又寫有《贈漢年》詩：“真真假假費疑猜，欲辯難言知已哀。自是奸人離間苦，謾嗟執(zhí)事信從衰。含冤曾灑英雄淚，湔辱空跨國士才。幸有寸心如火熾，凄涼伴我過年來。”
潘漢年與揚帆從此有著更多的信任，他們又同在根據地的保衛(wèi)戰(zhàn)線上，相互配合默契，在驚心動魄的情報戰(zhàn)線上立下赫赫戰(zhàn)功。卻不料又成為建國后著名冤案“潘揚事件”的源頭。
晚年揚帆夫婦
勇闖南京城的秘密使命
1944年冬，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形勢和中國抗戰(zhàn)正面臨重大轉折。為了適應形勢發(fā)展需要，華中局決定成立敵區(qū)工作部，任命揚帆為部長。這是全新的工作，工作對象主要是日偽軍。揚帆知道在對敵反攻即將到來之前，分化瓦解日偽軍，促使日偽軍投降反正，對勝利的進程有極大意義。
這天，饒漱石突然召見揚帆。他對揚帆說：“有一個名叫紀綱的人剛從南京監(jiān)獄放出來，他自稱是我們的情報工作干部，這次是駐南京的日軍“華中派遺軍總司令部”岡村寧次那里派來的，說有重要信息要向我們傳達。”如此敏感和重要的情況，揚帆從事保衛(wèi)工作以來還是第一次遇到。繼之，饒漱石很嚴肅地對他說：“你去負責接待審查，弄清楚日本人究竟要搞什么鬼把戲。”
揚帆隨即與紀綱見面，并通過多方渠道查證，確認紀綱是我們有關部門派在南京領導情報工作的干部，他在南京以中醫(yī)作掩護。在他領導下有兩個重要的情報人員。一位是原留日學生汪錦元，潛伏在汪精衛(wèi)身邊當秘書。他曾獲得汪精衛(wèi)與日本人談判的秘密條約等重要機密材料。另一位陳一峰，是汪偽中央通訊社的采訪主任。他與一名日本記者中西功經常交換情報。后中西功被捕，牽連到與紀綱、汪錦元、陳一峰的關系，致他們全部被捕。這次日軍岡村寧次總部從監(jiān)獄中將紀綱放出來，并不加掩飾地派他到新四軍來，確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
當然從日本來講，已預感到形勢發(fā)展的不利，試探通過多渠道找到一條延緩其失敗命運的辦法。而通過紀綱前往新四軍就是他們的一著賭棋。此前日本人曾多次希冀與新四軍聯系均未成功，最后選中紀綱前來試探。
華中局和軍部了解了日本人的真實意圖后，向中央作了報告。中央批準華中局可派人與日方秘密接觸，“目的是為了了解對方的意圖，但是交代了應掌握絕不和日本談判什么具體問題的原則。”這是親歷者揚帆以后回憶的原話。作為戰(zhàn)爭雙方，知己知彼，屬于兵法范疇。在即將對日反攻的時機，秘密戰(zhàn)線是一條至關重要的戰(zhàn)線。
1945年6月的一天，根據事先接洽，紀綱從南京帶來了岡村寧次總部的三個日本人，他們都改穿中國便服，在六合縣竹鎮(zhèn)附近的一個村子準備談判。新四軍方面首席代表是華中局宣傳部長彭康，他曾留學日本，精通日語。代表有軍保衛(wèi)部長梁國斌和敵工部長揚帆。據揚帆回憶：“三個日本人畢恭畢敬的樣子，完全不像抗戰(zhàn)初期日本軍人表現的那種飛揚跋扈、蠻橫無理、目空一切的形象。對我們說了些對新四軍很敬佩之類的好話，接著提出他們奉命來向我們談‘局部和平’的意向，我們拒絕了。”而新四軍的意圖很清楚，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華中日軍由新四軍受降。談判自然沒有結果。也許日方覺得這樣的結果回去無法交代，便提出希望新四軍派代表至南京與岡村寧次總部高層接觸，并保證人員安全。揚帆說：“我們考慮正式派人去和日方上層接觸，對進一步觀察了解日本人的意圖和動向，向中央提供研究全面敵情作參考是比較有利的。”
派誰去？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艱巨任務，此人要有膽識、勇氣、智慧和對祖國的忠誠，同時還要有視死如歸的決心。軍部最終決定由揚帆作為新四軍代表前往南京。這對揚帆是一種高度信任，也是揚帆所執(zhí)行任務中最具危險性和挑戰(zhàn)性的。軍部決定揚帆與這三個日本人同行，以顯示新四軍大義凜然無所畏懼的氣概。行前，軍部專門開了歡送會，同志們囑咐他一定要小心謹慎。揚帆說：“這次是日本人乞求于我，估計不敢對我下毒手，但萬一日本人翻臉不守信義，我也作了準備，無非一死而已，請同志們放心。”
揚帆只身入虎穴，在南京中山路原國民黨政府鐵道部大樓里，與日軍華中派遣軍的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見面。揚帆正義凜然地說：“我是新四軍的聯絡部長，是奉新四軍軍長的命令前來的。”今井武夫提出日方希望在華中與新四軍達成局部和平協議，甚至愿意讓出八個縣城。并且表達了希望將來合作共同對付美英和蔣介石軍隊的意思。揚帆終于了解了日軍上層的真正意圖，他們離間新四軍與盟軍的關系亦此暴露。揚帆沉著應對，不予表態(tài)。他稱：“只聽意見，不具體談判。”次日，總參謀長小林以岡村寧次代表的名義出面見揚帆。他宴以西餐，表達了“不作具體談判，希望保持聯系”的意向。此后，揚帆在南京城“溜達了幾天”，感覺到了南京城日偽軍普遍士氣低落的一種氣氛。他堅信，抗戰(zhàn)勝利已經為期不遠。返回根據地后，揚帆詳細地向華中局和軍部作了匯報。
此后，時局發(fā)展急劇變化。隨著美國飛機在日本廣島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蘇聯對日宣戰(zhàn)及百萬紅軍進入中國東北，毛澤東發(fā)表《對日寇最后一戰(zhàn)》的聲明，朱德總司令連續(xù)發(fā)布受降及配合蘇軍作戰(zhàn)命令，前線各地開展了對日軍的全面反攻。日軍投降指日可待。
8月14日，新四軍軍部又派揚帆前往南京，敦促岡村寧次向新四軍投降。揚帆與紀綱星夜啟程，直達南京。揚帆住一地下黨員同志家，派紀綱先去試探日方態(tài)度。紀綱見了日軍指定的聯絡人，提出朱德總司令已向岡村寧次下達命令，要求日方就近向新四軍繳械投降。日方答復說，根據《波茨坦公告》的規(guī)定日軍只能向國民政府投降，希望新四軍方面諒解。
此時，蔣介石已下令，阻止中共領導的抗日軍隊受降，麥克阿瑟以遠東盟軍總司令的名義下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及其軍隊投降。偽南京市市長馬超俊也發(fā)表談話透露，“陳公博將以三十六萬大軍警備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區(qū)，完整交給蔣介石，阻止八路軍新四軍接收。”很明顯蔣介石與日偽已經合流，將合謀抵制中共領導的抗日軍隊受降。揚帆覺得如此形勢下，與日本人見面也是無益的。他便在南京城里部署地下情報人員準備配合我攻城部隊的一些工作，以及盡可能地策劃偽軍起義。同時，了解南京城的守備情況。此后，揚帆返回復命。根據形勢的變化，中共中央改變了進攻南京的計劃。但在南京地下黨的策劃下，汪精衛(wèi)最精銳的偽警衛(wèi)三師起義，回到人民陣營。揚帆聞之后十分欣慰，畢竟這是他所參與的秘密戰(zhàn)線工作的勝利。
抗戰(zhàn)勝利后，揚帆擔任新成立的中共華中分局聯絡部部長、華東局社會部副部長、情報部部長等職，他始終馳騁在中國共產黨的秘密戰(zhàn)線上，為新中國的誕生鋪設了一條看不見的特別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