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爆發的時候，我是新四軍皖南部隊里一個26 歲的女戰士；2015 年我100 歲，有幸榮獲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 周年紀念章”。
高唱著《別了，皖南》歌曲踏上北移征程
我記得在新四軍轉移前夕，駐地周圍的國民黨頑固派特務到處造謠，說新四軍此行是開到東北去，甚至說到蘇聯去的，以動搖皖南新四軍官兵的軍心。
轉移前，新四軍軍部曾在云嶺吳氏大宗祠內舉行告別皖南民眾大會，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發表“告皖南同胞書”的演講，其情景熱烈而悲壯。1941 年1 月4日，新四軍離開皖南駐地的那一天，新四軍軍部主辦的《抗敵報》出版了“告別號”，在“告別號”上發表了一篇著名社論《臨別之言》，還發表了由葉挺、項英、袁國平、周子昆等軍領導同志聯袂署名的《告皖南同胞書》，與駐守三年的皖南告別。遵照黨中央關于新四軍軍部盡快北移的命令，我們新四軍皖南部隊6 個團9000 余人編為3 個縱隊，高唱著《別了，皖南》的新四軍歌曲，告別云嶺，告別皖南，踏上征程，我清楚地記得，這首歌由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作詞、新四軍作曲家任光譜曲，成為此次皖南新四軍戰略大轉移的序曲。《別了，皖南》的歌詞如下：“前進號響，大家準備好，子彈上膛，刺刀出鞘。三年的皖南，別了!目標，揚子江頭，淮河新道。哪個來攔路，哪個被打倒！沖過重重疊疊的封鎖，沖進日本鬼子的窩巢。我們一定勝利，我們一定到達目標！”鏗鏘有韻，軍味濃郁，鼓舞士氣，氣壯山河。
關于這首歌曲的創作情況大致是這樣的：1940 年底，根據黨中央指示，新四軍軍部即將離開駐守三年的皖南涇縣云嶺，北上到江北敵后開辟新的抗日根據地。有一天，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給作曲家任光送來他自己創作的一首歌詞《別了，三年的皖南》，請任光譜曲。袁國平對任光說：“新四軍在皖南已整整三年了，同志們對皖南都很有感情，現在即將北渡長江，得給同志們打打氣，以振作精神，到江北敵后開辟新的根據地。”聽了這番話，任光很受感動，接過歌詞便全力投入創作。任光的妻子徐韌也在一旁出了不少的主意。一天上午，葉挺軍長路過任光住地，聽到任光一邊哼唱一邊修改，也提了一些意見。3 天后，歌曲《別了，皖南》終于完成并被傳唱。
現在想來，我之所以對這首歌曲留下這么深的印象，主要原因是，她充分表達出了我們江南新四軍將士當時那種對皖南依依不舍的惜別之情，她不啻就是我們的青春之歌。同時還有一個原因，《別了，皖南》是我們最喜愛、最敬仰的新四軍作曲家任光的人生絕唱，是他留給皖南、留給新四軍乃至于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后一首歌曲。因為當年新四軍9000 人馬唱著《別了，皖南》告別云嶺時，作曲家任光、徐韌夫婦也隨軍部直屬隊踏上撤出云嶺的征途。部隊遭國民黨軍伏擊時，任光和軍部直屬隊的許多非戰斗人員，退到一個叫石井坑的小山村，被國民黨軍發現，敵人居高臨下瘋狂地向人群射擊，任光不幸中彈犧牲。
任光的妻子徐韌在皖南事變中被俘，她是我的戰友，又是我的難友，我們一起被關押在上饒集中營的女生隊里。才智兼備的徐韌與殘暴的敵人斗智斗勇，她甚至利用敵人組織集會之機，登臺清唱了兩首歌，直到女囚們鼓掌擊拍喜氣洋洋，憲兵才驚覺上當，原來徐韌竟是用英文演唱《新四軍軍歌》和《別了，皖南》。
我被編在第三縱隊冒雨出發
1915 年，我出生在浙江省海鹽縣澉浦鎮。從小到上海隨父就讀，在上海長大成人。1939 年11 月初，我離滬赴皖，參加新四軍，那年我剛滿24 歲。
原先，我在上海地下黨領導下從事工人運動，在獲悉妹妹馮玲在云嶺新四軍軍部被敵機轟炸而光榮犧牲的噩耗之后，我便征得黨小組長李淑英的同意而毅然離滬赴皖從軍，為妹妹報仇，為抗日獻身。到達皖南涇縣云嶺的新四軍軍部，軍組織部部長李子芳親自接見了我這位“抗日烈士馮玲的親姐姐”的新戰士，并使我以百倍的熱情，立即投身到緊張而又繁忙的新四軍軍部服務團的學習、訓練中去。很快，我就被提前分配到三支隊政治部搞民運工作，我們三支隊的司令員是張云逸（兼），副司令員是譚震林。
雖然我們分散到鄉村去組織農抗會、婦抗會和青抗會，但是更多的還是與地方鄉紳和廣大民眾打交道，我們時刻牢記自己的新四軍身份，積極工作，并定期回團部匯報、請示。兩個月后，我們6 個女同志（顧勵、許可、趙亞、焦恭貞、沈銳和我）組成五團的一個民運小組，進駐繁昌縣八渡河五團團部附近開展民運工作，沈銳是組長。五團的團長是徐金樹，政委是林開鳳。在皖南事變之前，我一直都在三支隊五團的民運小組里從事著民運工作。
按照云嶺新四軍軍部大轉移北上抗日的部署，我們這些非戰斗人員，是可以優先分批轉移、渡江北上的。而且根據葉挺、袁國平與國民黨第三戰區的協商結果，新四軍的3000 多名非戰斗人員，已經從1940 年11 月開始，沿著國民黨規定的路線先期分批北撤，并且全部到達了江北根據地。
但是，由于一向好強的組長沈銳，堅持“要走就堂堂正正地走，而不要悄悄地走”，使得我們錯失了機會，只得隨同五團一起被編在第三縱隊（第三縱隊司令員是張正坤，政委是胡榮），于1 月3 日傍晚從繁昌冒雨出發，隨著大部隊轉移北撤。我們第三縱隊為右路縱隊，由五團所在的三支隊和軍特務團合編組成，約2000 多人。我們五團跟隨軍部前進，為全軍的后衛部隊，任務是保衛軍部，由葉挺直接指揮。
這山間泥濘小路上“一夜最少要走20 里山路”的夜行軍，對我是個很大的考驗，因為我自小在上海都市中長大，來新四軍只有一年多時間，加之背包和米袋被雨水淋濕，顯得更加沉重，因此好幾次滑下田埂掉到水溝里去，戰友們把我拉上道路繼續行軍，濕透了的衣褲被風一吹寒冷透骨。
跟隨部隊在丕嶺上突圍行軍
1 月6 日，我軍行至丕嶺地區時，突遭國民黨頑固派7 個師8 萬兵力包圍襲擊。我所在的第三縱隊五團，1 月6 日上午7 時許，在丕嶺遭到國民黨軍第四十師一二○團搜索部隊的襲擊。丕嶺戰斗，也便成為了皖南事變中的第一戰。
丕嶺是皖南涇縣茂林鎮與榔橋鎮交界的一座上七下八里的大山，四面群山環繞，其中以丕嶺為主峰，海拔908米。丕嶺多懸崖峭壁，怪石嶙峋，地勢十分險要，山間有一條狹窄的小道盤旋而上，是茂林古時通往旌德的必經之路。古道邊，一條山澗順山而上，清澈見底。從坑口村到丕嶺到榔橋鎮，爬山要8個小時。丕嶺戰斗中，我新四軍部隊兵分兩路向丕嶺進攻：一路從正面沿著上山小路迅速猛沖，另一路則從側面繞到敵人陣地背面，形成前后夾攻之態勢。經過20 多分鐘的激烈戰斗，就把頑軍打得暈頭轉向，向著百戶坑方向狼狽逃竄，丕嶺陣地完全被我軍占領。丕嶺之戰，共擊潰敵人一個連，殲滅了其中的一個排，繳獲了3 挺輕機槍。
霎時，前方不斷有傷員被抬下來，我們這些搞民運工作的女同志就忙起來了。我們得以最快的速度去動員當地的老百姓，用門板做成簡易擔架去搶運傷員，還得配合衛生員的包扎救護工作。尤其困難的是安置重傷員就地隱蔽養傷的工作，我們是以極大的愛心，強忍著淚水在努力地做著。有一個重傷員哭著對我說：“同志，你們要走了，就不帶我們一起走？”說得我眼淚奪眶而出，但我很快就鎮定下來，幫他擦去淚水，耐心地勸慰他以大局為重，聽從命令安心養傷，要相信我們還會回來的。
分散突圍誤入敵陣
1 月12 日夜間，我跟隨部隊在位于茂林東南方的丕嶺一帶突圍行軍。我們五團與軍部、教導總隊等一塊共計400 多兵力，從石井坑東南，翻越最高峰——火云尖，突圍到大康王村（大坑王）的西坑，遭到國民黨軍第一○八師的堵擊，多次沖殺，終因兵力懸殊，未能突出重圍。此時，國民黨軍的包圍圈越來越緊，葉挺軍長即于當晚在大園村召開緊急會議，作出“命令部隊以石井坑為中心，分頭撤退，分散突圍”的決定。
因為我們是在激戰七天七夜之后的夜間突圍行軍，體力消耗非常的大，好多人都出現了嚴重的體力不支。再加之連日戰事頻繁，人已疲憊不堪，雖然四周槍聲不斷，我們仍困倦得常常在行走中不時睡著。有個叫周韶華的女戰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彈犧牲的。走著走著，天就快亮了，我發現只有我和顧勵、許可3 個女戰士在一塊，四周再也找不到其他人。
1 月13 日拂曉時分，饑渴困頓，促使我們3 個女戰士穿破荊棘去尋找水源。當我們終于在山腰間找到水溝，喝著冷水的時候，只聽到山腳下的村子里有人在向我們招呼：“快下來吧，我們歡迎你們！我們是自己人。”我們聽得喜出望外，以為我們的部隊已到山下了，便一路跌跌撞撞沖下山去。
不料這是頑一○八師駐地，我們被引到村中的一座房子里后，就被安置在火堆旁坐下烤衣服，這時才發現我新四軍軍部敵工部的林植夫部長已經坐在那兒了。當他認出我們后，只是無奈地推推眼鏡架，痛苦地說：“同志們，你們要記住，我們從此失去自由了！”后來我才知道，林植夫部長是12 日夜間行軍時與葉挺軍長失散之后，遇到余立金主任率領的教導隊，13 日被推為談判代表，隨同一○八師派來的那個排長一道走出山口去談判，結果一到一○八師師部即被扣住，關押到這兒來了。
我們為自己的受騙下山而痛悔不已。正是從那一刻起，我和我的新四軍女兵戰友們一塊，開始了長達4 年多的女囚生活，這一天是1941 年1 月13 日的凌晨。
兩天后，我們被押解到徽州歙縣的“定潭集中營”關押。后來我才知道，皖南事變中我軍的損失太慘重了，幾乎是全軍覆沒：除了2000 余人分散突圍、包括葉挺軍長在內的許多新四軍將士被俘、失散外，其余壯烈犧牲。
隨后，我們又從安徽的“定潭集中營”經浙江被轉移到江西的上饒八都，最后于1941 年3 月底抵達周田村的“上饒集中營”。我們女生隊30 人，被捕前都是分別在新四軍的司令部、政治部、教導總隊、戰地服務團、印刷廠等單位，擔任政治、文化教員和機要、民運等工作的，被編在軍官大隊五中隊三分隊（女生分隊），監禁地點在下周田村。就在這集中營關押的特殊環境里，我們女生隊的新四軍戰士，在已經悄悄成立的秘密黨支部的領導下，面對頑軍采用反革命的兩手措施，輪番對我們進行身體和心靈上的殘酷折磨，與頑軍進行著殊死的抗爭。
抗日戰爭勝利后，1945 年8 月29 日至10 月10 日，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與國民黨政府代表在重慶舉行談判，于10 月10 日簽署《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負責關押囚禁皖南事變戰俘的國民黨東南分團才被迫無條件解散，我們這些已經被國民黨頑固派囚禁了近5 年的新四軍將士們，才逃脫了牢籠、獲得了自由，開始了北上尋找組織的艱難旅程。
云嶺軍部的青春之歌可以作證，皖南事變的丕嶺硝煙可以作證，“上饒集中營”的陰森牢底可以作證，今日云嶺的戰地黃花可以作證，我們，不愧為“鐵的新四軍”！
（江志偉整理，汪蘋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