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上了歲數容易懷舊，咀嚼回憶，過往甚至遙遠歲月的人與事，往往變得清晰，不斷在大腦中浮現，黎汝清便是其中之一。
熱情，真誠，樂觀，坦率，健談，有人這樣概括黎汝清的個性。的確如此，凡是接觸過他，與他有過交往的人，都會留下這個印象。最早見到黎汝清的名字，是上個世紀60年代，那會兒讀大學，常去圖書館翻閱報刊，上海的《青年報》和《萌芽》上時不時刊載他的詩歌和散文，署名總是“大尉黎汝清”，那時，他在駐滬部隊的一家醫院當副政委。
而與他有了接觸，則是1975 年我供職《江蘇文藝》之前，作為省新聞出版局文藝科的一名編輯，我有幸為他編輯出版了一本詩歌選《戰馬奔騰》。從此，便認識了，稍后，我編刊物，向他約過稿，去九華山一側的南京軍區大院他的住處拜訪過他，去了幾次就很熟了，他和同為軍旅作家的郭明倫還邀請我為軍隊業余作者上過課。那時，何曉魯還在南京八一醫院當護士哩，鐵竹偉也才學習寫作，兩人都參加了學習班。
老黎這個人，在有人的場合，很少主動開口說話，總是微低著頭作沉思狀。因而，在外人看來，好像寡言少語，其實，當他覺得有話要說時，是一定要說的，說起來也都面帶微笑，洋洋灑灑，侃侃而談，絕不人云亦云，犀利而獨到。
作為一位軍旅作家，黎汝清先后創作了“紅軍三部曲”（《萬山紅遍》《葉秋紅》《雨雪霏霏》）、“命運三部曲”（《生與死》《深谷英雄》《蒙塵玉》）、“悲劇三部曲”（《湘江之戰》《碧血黃沙》《皖南事變》）和《海島女民兵》（電影《海霞》據此改編）等作品，說他是那個時代我國軍事文學的領軍人物，當之無愧。
在漫長的寫作生涯中，黎汝清一直主張“文學、歷史、哲學三位一體，密不可分”，并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讀其作品，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文學的審美、歷史的厚度和哲學的深邃融于一體。其享有盛譽的代表作《皖南事變》在文學、歷史、哲學三者的結合上達到了相當的高度，頗具史詩的品格。
自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認同他的這一主張，也有人說其作品思想大于形象，說教議論過多。可是，古今中外的文學創作，從未定于一尊，誰說過非得這樣寫，而不能那樣寫？列夫·托爾斯泰的不朽著作，說教、議論可謂多矣，但因此而動搖了他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了嗎？答案不言自明，對老黎的作品也應作如是觀。
在我與老黎多年的交往中，有幾件事對我有過重要的影響，我一直銘感在心。
1980 年初，我被握有文壇權柄的人排擠出《雨花》雜志，兩三年間，處境艱難，“荷戟獨彷徨”，其中內情，老黎也有所聞，他約我見面，多有勸慰，有幾句話，我一直記在心中。他說：“背靠文壇，面向文學，唯一能證明自己的是作品，用作品說話，比什么都有力量。”這話，真的點醒了我，讓我從困惑迷茫中走出來。又過了一兩年，我寫出了報告文學《姚遷之死》、小說《東平之死》，一舉擺脫困境，打破了某人讓我告別文壇、銷聲匿跡的迷思，成了我創作與人生的轉折。
《姚遷之死》，尤其是《東平之死》發表后，我的寫作似乎進入一種亢奮狀態，原本倘在短篇小說領域繼續耕耘下去，想必會有新的收獲，可是，卻又嘗試起長篇小說來。根據自己掌握的大量素材，他以1947 年南京發生的“五二〇”學生運動為背景，為那場可歌可泣的斗爭，畫一幅時代的肖像。初稿寫了50 多萬字，投廣州花城出版社。半年后，該社兩位編輯來寧，提出了近乎否定的意見，但惜于題材具有填補空白的價值和我愿作修改的承諾，他們同意我改后再寄該社。
說實話，對長篇小說的寫作，我完全是個生手，可我不想作罷，怎么辦？自然想到了老黎，事先也未打招呼，我就拎著一摞文稿登門求教，盡管他一直很忙，聽了我的敘述之后，他爽快地說：“行，我看看，半個月后咱們再見個面。”
他是個重承諾的人，果然，半個月后，我應約上門，交談中，他就這部初稿主旨的深化、結構的調整、人物形象的塑造及至某些細節的可信度等等，作了很長時間的指導，并在文稿上作了多處勾劃標注，在很大程度上幫我理清了修改的思路，增加了我修改的信心。最后，他說：“對一個作家來講，第一部小說的創作很重要，其中難免會遇到挫折，但在寫作過程中摸
到了規律，積累了經驗，下面再寫就好辦了，頭難頭難，克服了頭難就不難了。”記得，兩人談得差不多了，已近午，他的夫人鄧德云女士從軍區食堂打了飯菜，我也沒客氣坐下來邊吃邊聊，真是滿載而歸。
老黎的話，是他的經驗之談，一年多后，這部著作題名《危城》，作為“故都三部曲”之一，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境內外（包括香港）多家報刊發表了評論，產生了不俗的影響。有了《危城》的寫作體驗，“頭難”過后，我相繼又寫出“故都三部曲”之二《寒星》、之三《落日》以及《逐鹿金陵》《秦淮世家》等十二部長篇小說，在我的創作道路上，黎汝清關鍵時刻的提攜是彌足珍貴的。
時間到了1992 年，這年3 月中旬，我因搜集內戰時期歷史資料，北上京華，20 日下午，冒雪拜訪了前輩夏衍后，經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趙水金聯系，下榻于中紀委招待所。晚飯時，在食堂與老黎不期而遇，彼此都很驚喜，飯后我便去了他的房間，原來就在隔壁，就這么巧。
于是兩人擺起了“龍門陣”。他告訴我，是應人民文學出版社之邀來改一部長篇小說，已來了十多天，一時還回不了南京。我也對他說了旅京計劃，其中，涉及到我的一部長篇小說《沼澤地》，要與作家出版社簽合同。他問我寫的什么，我說，寫藝術人體模特的，他笑道：“你怎么對這個感興趣了？”我回答：“寫人性。”還告訴他，為此，我還采訪了他的創作室領導胡石言在南京師范學院美術系教油畫的兒子，得到了不少素材。他“啊”了一聲說：“你還真能鉆。只是此類題材有些敏感，審查不知會不會遇到麻煩？”
“合同一簽，那就是他們的事了。”我說。
還好，當年11 月，這本書由出版社易名《女模特兒之戀》出版，對此書名我持異議，以為太俗，但出版社執意要改，也許是出于發行的考慮，我只能妥協。
夜晚的交談，還涉及某些國是民情，“吃飽了撐的”，管我們何事？只是文人積習難改，憂國憂民啊！
當天的日記，我寫下了這樣一行文字：“晚與黎汝清于中紀委招待所交談至次日凌晨兩點。”
除了見面，我們也有書信往來，至今我手上保存有他五通信札，其中1985 年8 月份的一通長信，透露了北京高層圍繞電影《海霞》（根據《海島女民兵》改編）的改編拍攝所展開的斗爭，令我驚詫莫名。
他給我的最后一封信，寫于2007 年5 月22 日，因數日前，我將剛出版的8 卷本《厐瑞垠文集》寄他批評并留作紀念，他有復函。
信的開頭，他客氣地祝賀我“多年艱苦努力為文壇作出的巨大貢獻”，而后述及自己的近況：“我自從進入干休所離職休養后，自感年齡日增，落后于時代，就不再深入部隊體驗生活了。同時也感到該寫的都寫了，老題材寫不新，新題材寫不像，就擱筆休閑了。果然是年齡不饒人，腦子變得遲鈍了，許多歷史淵源都記不清了，最明顯的是迎面遇上熟人，叫不出名字，爐子上面燒開水，一干別的事就忘了，滿壺水燒成半壺，目前，只能是讀書看報，消磨時間。”
這是摯友的肺腑之言，接信后，我想去看望他，鄧德云女士說：“老黎偶有不適，改日吧。”
隨后就拖下來了。又過半載，我與鳳章相約去中山北路干休所見他，鄧德云女士回應：“他患了阿爾茨海默癥，連兒孫都不認識了，你們來，他也認不出來，再說人也瘦得厲害了，見了，你們心中也不好受，虧你還記得他，心領了。”聞此，我的心感到少有的悲涼，一位寫了兩三千萬字、著作等身、思想活躍、爽朗健談的著名作家，竟有這般遭遇，上帝封了他的口，不再讓他表達對人世間諸般事物的看法，這是何等的不公！
2015 年2 月25 日，老黎走完了88 歲人生旅途，在混沌中離開了紛紛擾擾的人世，生前寫了那么多皇皇巨著，他的生命將在浩瀚的文字中延續下去。
至今，我的書櫥里面收藏著他題贈的《海島女民兵》《皖南事變》等著作，一瞥之間，無比親切，我感到他仍活著，還是那個活力四射、談風甚健、才華橫溢的黎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