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am not a fighter, but only a writer.”（我不是一個戰士，只是一個作家。）
這是郁達夫對美國作家史沫特萊說過的一句話。具體的時間，一說是在1930年，一說是在1933年；至于地點，則是在宋慶齡舉辦的一個家庭宴會上。不承想，就為了這句話，當年的他不僅被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除了名，而且后來——即1939年前往新加坡時，又被一場風波引為了話題。
的確，在絕大多數人的眼中，郁達夫的性格離不開頹廢、感傷、孤傲、狷介，郁達夫的行為也同樣離不開美酒和女人；也就是說，真正的郁達夫是和“戰士”的稱號根本搭不上邊的。《郁達夫傳》的作者袁慶豐甚至做過這樣的推想：“假如郁達夫當初聽從長兄的規勸，斬斷與王氏映霞的情絲，就不會有與王氏的事實婚姻；沒有這層家庭關系，就不會有那場紅杏出墻的悲劇；沒有這場悲劇，就不會有郁達夫負氣南下福州，最后出走南洋從事抗戰宣傳工作……”很顯然，按照他的意思再繼續推延下去，即：假如沒有這一步出走南洋，也就絕對不會有后來的悲壯犧牲以及拋尸于異國他鄉了。
是的，如果沒有這么多的“假如”，作為文人，他們的人生道路完全應該是另外的一種樣子——“多事之秋，國難當頭，以中國之大，固然放不下一張安穩的書桌，但卻有千山萬水，廣闊天地，讓無數書生或者投筆從戎，或者繼續他們的本職工作。在學校里教書做學問，有西南聯大，吳宓、陳寅恪、沈從文不是去了么？弄創作搞宣傳，有武漢抗協，老舍、巴金、朱自清不是都呆在那里了么？……”袁慶豐的話確實沒有錯。
然而，偏偏是郁達夫走了，又偏偏是郁達夫犧牲在了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究竟是時代造就了郁達夫這個英雄呢？還是性格成全了郁達夫的最終結局？他畢竟是以其特殊的經歷、特殊的方式，推翻了曾經為自己做出的“不是一個戰士”的“結論”，而真正地成為了一名為國捐軀的抗敵勇士。
“現在的我，當然是百分之百的必勝論者。”——抗戰初期的郁達夫
郁達夫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他的這一根本性轉變又究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作為與他相識二十年、特別是最后又曾與他一同流亡于蘇門答臘島的老朋友胡愈之，于1946年的9月向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遞交了一份書面報告，以自己的所見所聞證明了這位“戰士”型的作家——郁達夫光榮而偉大的一生：
作為一個詩人與理想主義者的郁達夫，是“五四”巨匠之一。他永遠忠實于“五四”，沒有背叛過“五四”。正如“趙胡子”是郁達夫的偽裝一樣，他的表面的生活態度，談醇酒婦人做香艷詩等等，也不過是詩人的偽裝，用以應付他的敵人、他的迫害者罷了。所以只有那些沒有性靈的、從未和他真正接近的人，才會從達夫的生活的表面去作評價。如果是接近他的和讀過他作品的，會明白達夫對生活是何等嚴肅，他對人類是何等熱愛！
其中的“偽裝”之說暫且不論，郁達夫對于生活的嚴肅和對于人類的熱愛，這確實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在他的一生當中，有一點是非常清晰的——這就是他對于日本軍國主義的認識，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
郁達夫
郁達夫17歲時，即隨長兄郁曼陀東渡日本留學深造。在此期間，他親身感受到了身為“弱國子民”的歧視和屈辱，這不僅令他寫出了轟動一時的小說《沉淪》，而且令他在自傳體作品《雪夜》中寫出了這樣的認識：“是在日本，我開始看清了我們中國在世界競爭場里所處的地位；是在日本，我開始明白了近代科學——不問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偉大與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覺悟到了今后中國的運命，與夫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不得不受的煉獄的歷程。”用今天的話來講，也就是說當年的他已經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而且對于中國后來所遭受到的被踐踏被凌辱的命運也不幸而言中了。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郁達夫憤然而起，參加了由胡愈之等人組織的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聯盟；1932年“一·二八”事變發生，他不僅提筆寫下了通訊報道《滬戰中的生活》，向世界披露日本強盜的侵略行徑，而且與魯迅、茅盾等43人聯名發表了《上海文藝界告世界書》，強烈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1933年1月，他更是毅然決然地參加了由蔡元培、宋慶齡等人發起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以自己的行動奮力反抗侵略者的滔天罪行……
此間的郁達夫既是一名“戰士”，又是一名尚未完全脫離原有生活習氣的“文人”。——因為與妻子王映霞的情感糾紛不斷，他一氣之下鬧到了報端；為了徹底擺脫這場糾葛，他更是負氣跑到福建，當了一名省政府的參議。但是生氣歸生氣，發怒歸發怒，在國家大事與家庭小事的矛盾面前，他還是能夠區分出輕重與緩急來的——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正在福州任上的郁達夫二話不說便出任了該地區救亡協會的理事長，并親自承擔起《救亡文藝》的編輯工作；1938年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成立，廳長郭沫若聘請郁達夫為主管對敵宣傳的第七處處長，他同樣是欣然承允，后來只因錯過了抵達武漢的日期，而改任為三廳的設計委員；同年4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郁達夫被推選為常務理事及研究部的主任，他依然是興高采烈地走馬上任，并且代表文協，多次奔赴前線進行勞軍和視察。此間，他還以記者的身份，寫下了大量的通訊報道以及散文隨筆，向全國人民詳細地報道前線的戰況，全面地分析戰局的形勢。
——這里有對侵略者罪行的報道，字里行間充滿著仇恨。
視察歸來的郁達夫在文章中這樣寫道：“記者于滬戰開始后，曾由海上漂泊至寧波，由浙江內地經閩北而返福州，沿途所見，都是些赤手空拳喪家失業的婦孺老幼……”在紹興，他親眼看到了這樣一幅“慘極的流民移徙圖”：“江邊在大雨之下，濘泥之中，露宿著的上海難民，將近一萬，大半都系女工，以及老幼之無家可歸者。東面水際，聚擁著一簇蓬頭垢面的婦人，備極忙碌，則為昨晚上露天生產之一女工在幫忙；嬰兒啼哭聲，隱隱自人叢中漏出，似在嫌母乳之不足。”在福州，他親身遭遇到了日本飛機的轟炸：“先來三只，繞市數周，在城東的機場，投了兩三次彈。繼復聯合六只，復在機場，投下四十余彈。我方的損失，除在機場爛泥地上有了五十余個土孔以外，另外死了幾個好奇的正在機場近旁看飛機的鄉民，一共死了八九人，傷了十一二。”
——這里更有對前線將士奮勇殺敵的歌頌，字里行間充滿著樂觀與昂揚。
親赴臺兒莊勞軍的郁達夫，回來之后這樣寫道：“我們的機械化部隊雖則不多，但是我們的血肉彈丸與精神堡壘，卻比敵人的要堅強到三百倍、四百倍。沒有到過前線的人，對我中華民族將次復興的信念，或有點疑慮。已經到過前線的人，可就絕對地不信會發生動搖了。”從福建前線回來之后，他更是這樣寫道：“金門、廈門雖則放棄了，但我們八閩的健兒，摩拳擦掌，準備為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復仇的志士，數目仍在五百萬以上。此外則老弱婦孺也在準備，準備于萬一的時候，作最后的犧牲。”此時身經沙場的郁達夫甚至以自己的切身體會總結道：“老實地說吧，我來到魯南戰地之先，對于最后勝利必屬我的這句口號，是有七八分懷疑的。在徐州住上半月，這懷疑便減少了四分，上湘西各地去一看，這懷疑又減少了二分，等到在武漢外圍的左右翼走了一圈之后，這懷疑卻完全去盡了。現在的我，當然是百分之百的必勝論者。誰有悲觀，就請誰去戰線前后各地走一走。不親歷其境，不用自己的兩眼和一身去視察體驗，真情是不會明白的。”
這樣的文字，在以前的郁達夫的筆下，是絕對不會出現的；這樣的情感，在以前的郁達夫的胸中，也是很少能夠見到的。
在郁達夫所留下的這一時期的作品當中，尤為可貴的是，他記載下了自己在一番狂熱之后的冷靜思索。——這是一篇名為《“一二八”的當時》的雜感，他先是回顧了自己早先的幼稚：“在交戰期間，我們一面目睹耳聞著閘北大火的煙焰炮聲，一邊只在跑馬路，寫文章，談閑天。得到一點勝利的消息，就四處的去報告，去鼓動。得到些不利的消息時，就大家圍集起來喝酒，痛罵，有時也會放聲大哭。”郁達夫沒有隱瞞自己的弱點和不足，他揭示出了當時文人們普遍存在的狂熱與浮躁。然而，自從“一·二八”的戰火之后，自從民族遭遇到生死考驗之后，他開始冷靜地反思自己，也開始認真地反思整個戰爭了——除了“兵火戰”之外，還包括“經濟戰，宣傳戰，外交戰”等等。這時的郁達夫，嚴肅地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我們所得到的教訓，就是無論在朝在野的各派各系，無論哪一個人，若非披肝瀝膽地精誠團結起來，大家一條心，一個目標地抵抗著，犧牲著，中華民族就永無生存的余地。中央太軟弱，太專制的時候，敵人一定馬上就會乘機而入，實行它的蠶食的毒計，挑撥，離間，偵探我們的弱點，因而來利用，這是敵人的慣技。”
郁達夫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軍事家，然而他以文人的敏感和作家的嗅覺闡述出了對于戰爭的看法，尤其是對于“中央”的看法，實在是難能可貴的，更是具有一定遠見的。據說當時的軍界就曾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廣東省的軍政首腦余漢謀，聽說郁達夫寫有一篇名為《軍事與政治》的時事論文，驚喜萬分，竟以六塊大洋的高價尋求購買。
“在海外先筑起一個文化中繼站來，好作將來建國急進時的一個后備隊。”
——新加坡時期的郁達夫
1938年的12月底，郁達夫應新加坡《星洲日報》社的邀請，告別祖國前往南洋工作。關于這次遠行，其原因有多種：或曰以償夙愿，領受南洋景色；或曰投荒炎海，開辟海外新戰場。但不管是誰，全都清楚地明白，郁達夫去國的真正原因，還是因為閨幃生變，創傷難復——
他在《毀家詩紀》中寫道：“寒風陣陣雨瀟瀟，千里行人去路遙。不是有家歸未得，鳴鳩已占鳳凰巢。”
他在《珍珠巴剎小食攤上口占和胡邁詩原韻》中寫道：“月缺花殘太不情，富春江上暗愁生。如非燕壘來蛇鼠，忍作投荒萬里行。”
郁達夫不是完人，更何況此時的他還遠遠沒有完成由“作家”到“戰士”的真正轉變。愛妻王映霞的紅杏出墻，終于使他選擇了逃避海外的道路；而《毀家詩紀》的發表，則再次為他引來了一場震驚朝野的軒然大波。看來他是太傷心了，而且竟然是不達“毀家”的目的誓不罷休。
關于郁達夫的這段經歷，《郁達夫傳》的作者袁慶豐是這樣分析的：“《毀家詩紀》的公開刊布，對郁達夫而言，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是一種‘閉門推出窗前月’的處理方式，不吐不快，不快不足以平心頭之恨。而對袞袞諸公和各界讀者，卻是‘一石激起千層浪’，一時輿論大嘩，評者蜂起。贊之者稱之為‘千古名文，一時絕唱’；嘆之者惜其為‘毀家之音’、失策之舉。按說郁王之爭，在國內時，就已攪起軒然大波；現在海內外再次為之嘩然，‘梅開二度’，當其謂也。但這一點，卻也正暗合了郁達夫‘分付梅花自主張’的心意。所謂‘樽已破矣，何再顧為’，說到底，郁達夫是詩人而不是俗人，是真名士而不是偽君子。”——一點沒錯，這正是郁達夫的真性情，“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的真性情。然而民族的危難呢？國家的存亡呢？毋庸諱言，這位“真詩人”、“真名士”竟因一時的沖動而忽略了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關系。
然而，郁達夫畢竟是郁達夫，他的了不起，就在于他最終沒有失去心中的主宰，就在于他最終還是能夠從個人的小圈子里掙脫出來，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工作當中。1939年的2月28日，他給國內的老友柯靈寫了一封信，詳細地講述了自己來到新加坡后的設想與打算：“……想把南洋僑眾的文化，和祖國的文化來作一個有計劃的溝通；當國內烽煙遍地，敵人的屠殺我婦孺、轟炸我不設防城市的‘犯大厲是姆’不停止之前，在海外先筑起一個文化中繼站來，好作將來建國急進時的一個后備隊。”
郁達夫不僅想到了，而且更是做到了。據為郁達夫編輯出版海外文集的郁風統計，在新加坡時期，郁達夫曾先后負責主編過十一種報紙的副刊和雜志，其中最多的時候竟能同時編輯八種，最少時也有三種。對于這些工作，他絕非僅僅是掛名，幾乎每一篇的原稿上都留下了他用紅筆修改過的痕跡。他不僅當主編，而且還代過主筆。僅以1940年8月3日至10月25日這段時間為例，他即為《星洲日報》撰寫了30篇社論，平均隔日一篇。如果再將他寫稿、改稿、寫信、寫啟事等等工作一齊加起來計算，那么每天的工作時間高達10小時以上，留下的文字不下100萬。
除了編輯報刊之外，他還擔負著大量的社會工作。別的不談，僅以發動南僑文藝界以自由捐助和文稿義賣等方式籌款支援國內文協總會一事，即得到了總會負責人老舍的萬般感謝。郁達夫自己也在他的文章《捐助文協計劃》中這樣寫道：“每月的捐款，雖則不多，但當重慶被炸，由我第一次將捐款匯寄文協之后，在渝的各理事們，都表示了無限的欽敬。”
對于郁達夫在新加坡的這一階段工作，當時他那年僅十一二歲的兒子郁飛亦有著難以忘懷的記憶：“那幾個月里，他除編副刊外還須寫社論，看大樣，每天都到后半夜才叫醒等在車座上打盹的印度籍司機開車送他回家。我每次被街上汽車聲鬧醒后就聽到樓梯上的腳步聲和鑰匙開門聲，接著房門口出現他疲乏的身影，開燈擱下皮包后先去沖涼，然后入睡。”
當年受中共派遣前往新加坡工作的劉尊棋，則從歷史的角度對郁達夫進行了全面的評價：“新加坡的華僑愛國抗日情緒是普遍的，但僑領宗派之間很不團結，而國民黨的‘海外部’又挑撥離間，排斥異己。在這個環境中的達夫，物質上雖然比較寬裕，精神上卻是很枯寂的。比不上當時在國內的郭沫若和同樣從文學家轉上新聞戰線的夏衍，他們有強大的共產黨，在那波譎云詭中斗爭可得到及時的向導和后援。達夫在‘萬里投荒’的戰場上卻是孤軍奮戰，沒有依靠。他又不是一個善于靠剪貼資料和拾人牙慧來寫文章的人。要他三天寫一篇社論，兩天寫一篇雜文，是使他站在搖晃的擂臺上和一群打手去拼搏。然而他憑著他的愛國主義激情，學生時代的社會科學素養，和橫溢的文學家才華，下筆千言，寫下了那么多的政治詩篇！”
郁達夫此時的動力究竟來自何處？更尤其是以往的他最怕開會，最怕參加政治活動，為此曾一再受到左聯的批評，甚至最終被開除了盟籍。但是當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他已儼然成為新加坡華僑們的抗日領袖之一了——他被推選為新加坡文藝界抗日聯合會主席、新加坡文化界戰時工作團主席、新加坡戰時工作干部培訓部主任，以及華僑抗敵動員委員會執委。這時的他，不僅是每天親自出馬訓練青年干部，而且還能像老僧守廟般地從早到晚坐在辦公室里干著那些最令他頭痛的事務性工作。
他的老友——當年在新加坡與他并肩作戰的張楚琨，永遠也忘不了那段緊張而又亢奮的時光。他說，在那戰火紛飛的日子里，他和郁達夫天天在一起，或是召開會議，或是進行演講，又或是慰問星華抗日義勇軍。身為團長的郁達夫，處處身先士卒，事事一絲不茍。他記得，由于每晚熬夜編副刊，郁達夫的眼里經常掛著血絲，聲音沙啞，面色憔悴，但是當他給青訓班的學員上課時，卻精神昂揚，宛如換了一個人似的。后來，敵人的轟炸加劇了，青訓班自第二期起，不得不將原有的一百多人分為四個中隊，散布在四個不同的地方。郁達夫沒有提出任何的要求，他默默地奔跑著，一處接著一處去講課，從未缺席過一次。張楚琨被深深地感動了，他提筆寫下這樣的評價：“他那瘦弱的軀體內爆發著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了一個在為希臘自由而戰的拜倫。”
郁達夫(左)與長兄郁曼陀 (中) 、二兄郁養吾(右)
郁達夫變了，他真的變了，有似脫胎換骨般地變了。其原因究竟在哪里，閱讀他此時寫的文章，有這樣兩篇是頗值得注意的——
《悼胞兄曼陀》：“溯自胞兄殉國之后，上海香港各雜志及報社的友人，都來要我寫些關于他的悲悼或回憶的文字，但說也奇怪，直到現在，仍不能下一執筆的決心。……最可靠的解釋，則實因這一次的敵寇來侵，殉國殉職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對于個人的情感，似乎不便夸張、執著，當是事實上的主因。反過來說，就是個人主義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里，漸漸的減了，似乎在向民族國家的大范圍的情感一方面轉向。”
《“文人”》：“‘文人無行’，是中國慣說的一句口頭語；但我們應當曉得，無行的就不是文人，能說‘失節事大，餓死事小’這話而實際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即以我個人的境遇來說，老母在故鄉殉國，胞兄在孤島殉職，他們雖都不是文人，他們也都未曾在副刊上做過慷慨激昂的文章，或任意攻擊過什么人，但我卻很想以真正的文人來看他們，稱他們是我的表率，是我的精神上的指導者。”
母親和大哥是郁達夫最親的兩位親人，他們竟先后死于侵略者之手——
母親陸氏，一位含辛茹苦將四個孩子拉扯大的寡母，死于1937年的冬天。——故鄉，祖祖輩輩生長繁衍的老家浙江省富陽縣被日軍占領了；故居，一家人生于斯長于斯的老屋被強盜們霸占了。為了不當亡國奴，為了不給侵略者下廚做飯，年邁體弱的母親孤身一人躲進了深山。整整六天六夜，既無食物果腹，又無衣被御寒，最終凍死餓死在荒山之上。此時的郁達夫遠在福州，噩耗傳來，痛不欲生。他無法回去奔喪，更無法親葬老母，只能在自己的寓所里設立靈堂進行遙祭。挽聯上是他親手書寫的八個大字：“無母何依，此仇必報”。
大哥郁曼陀，一位如父親般關愛幼弟成長的兄長，犧牲于1939年的冬天。——上海淪為“孤島”是在1937年的11月，此時位于上海的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被迫遷入法租界,成為了該時固守“孤島”的唯一一個中國法權機關。身為第二分院刑廳廳長的郁曼陀亦于此時開始了新的戰斗，他利用自己所處的特殊地位，堅持司法尊嚴，維護民族利益，積極保護愛國人士，田漢、陽翰笙、廖承志等人，均在他的大力營救下而最終獲釋。為此，一身正氣的他成為了日偽漢奸的眼中釘，他們先后兩次向他寄出了附有子彈的恐嚇信。友人們為他擔心，勸他外出避禍，他的回答卻是：“國家民族正在危急之際，怎能拋棄職守；我當做我應做的事，生死就不去計較了。”1939年11月23日的上午9點,郁曼陀從善鐘路寓所出門上班時,遭到了預先埋伏在附近的日偽特務的暗殺。
兩位親人的離世，使郁達夫的思想徹底發生了變化，從上面的兩段文字中可以看到：他已經開始從個人的小“我”中走出來，融入到人民群眾的大“我”之中了；他已經開始思索“文人”的本質究竟應該是什么、作家的真諦究竟應該是什么了。據他的老友張楚琨回憶，他們兩人之間曾經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在所謂“新加坡防御戰”前夕，一次，我和郁達夫一起進防空壕，他近乎自言自語地說：“戰爭把我們團結在一起了。”然后問我：“我僅僅是一個作家嗎？”
我興奮地回答：
“您還是一個戰士，達夫先生。”
這樣的答復，郁達夫應該是滿意的；如果有機會讓他重新寫一篇文章的話，他一定會將他以前說過的那句話——“我不是一個戰士，只是一個作家。”更改為：“我不僅是一個作家，更是一個戰士。”
郁達夫手跡
“在艱難奮斗的環境中鍛煉出來的文人，總比生長在溫暖逸樂的環境中的人要堅強偉大。”
——蘇門答臘時期的郁達夫
無疑，是這場戰爭徹底地改變了郁達夫。
作為一名受害者，他曾經在給日本評論家新居格的公開信《敵我之間》中歷數了敵人的侵略罪行：“毀壞了我在杭州在富陽的田園舊業，奪去了我七十歲的生身老母，以及你曾經在上海會見過的胞兄；藏書三萬冊，以及愛妻王氏，都因這一次的戰爭，離我而去了……”他還在他的文章《詩人的窮困》中說過：“詩人未必固窮，窮了也未必一定工詩。不過在艱難奮斗的環境中鍛煉出來的文人，總比生長在溫暖逸樂的環境中的人要堅強偉大，卻是自然的結果。”
就這樣，郁達夫在一天天地變化著：以往的那種頹廢與感傷的情感遠遠離他而去了，以往的那種孤傲與狷介的性格也漸漸地消失了蹤影。尤其是1942年初，當新加坡最終被圍、英國方面高舉白旗不戰而降時，當包括陳嘉庚在內的各界抗敵組織的領導人以及知名人士既得不到英國總督的有效保障也得不到重慶政府的有力幫助時，郁達夫終于以戰士的姿態開始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歷程——一段改名換姓后流亡蘇門答臘的歷程，一段有如棄兒般孤軍奮戰的歷程，一段完全放棄了以筆進行戰斗的歷程。
整整三年的時間，生活改變著郁達夫，郁達夫也改變著生活。為了接濟更多的流亡同胞，他以“趙廉”的假名開辦了一家酒廠，經營著釀酒的生意；為了掩護自己的身份，他娶了一位連漢語都不會說的當地女子為妻，以遮蓋他人的耳目；為了保護進步人士，他進入日本憲兵隊充當翻譯，于暗中為大家通風報信……
郁達夫與王映霞
著名畫家郁風是郁曼陀的女兒，她最了解自己的這位三叔。為此她不無感慨更不無崇敬地為郁達夫的這段人生寫下了這樣一段評語：“以他那樣一個早已成型的慣于赤裸裸地自我表白的人，卻必須偽裝成虛情假義的商人；以他那樣一個對于日本侵略強盜恨得咬牙切齒的人，卻不得不為其作通譯，并整日強顏歡笑；以他那樣一個嗜酒如命的人，為了保持清醒的頭腦，卻只能守著自家的酒廠而滴酒不沾；以他那樣一個崇尚美、追求美的人，為了隱蔽自己，卻只能選擇了一個‘何麗之有’的僑生女人作妻子；以他那樣的一個文弱書生，面對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特務，竟能揮起手掌怒打對方的耳光；以他那樣的一個具有著豪放性格的名士，為了掩護戰友的安全，竟然也能煞費心機為其排憂解難……”
是的，郁達夫太難了，真的太難了，他不僅在努力地改變自己以往的生活，更在努力地改變自己昔日的性格。他成功了，他終于成為了一名出色的“地下工作者”。著名華僑陳嘉庚先生曾無比感激地說過：“達夫先生不僅掩護了我，還援救了許多被俘的僑領。”馬來亞的一位共產黨領袖也曾公開地表示過：“這位趙老板真了不起，沒有他的幫助，我們的組織就會遭到不可補救的損失。”
然而，郁達夫的真實身份最終還是暴露了。那是1944年的下半年，他被兩個漢奸——一個是中華中學的校長，一個是日本憲兵隊的譯員洪根培，無恥地出賣了。面對著突如其來的險惡形勢，不少文化人都驚慌失措，開始做逃離的準備。郁達夫沒有慌亂，他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后，泰然自若地對胡愈之說：“按照目前的狀況，我是躲避不了了。日本憲兵每天都要到我家來喝酒閑談，雖然沒有說穿，但明擺著已經被他們所監視了。我的意見是你們趕快設法離開，不然將會牽連到太多的人，造成更多的犧牲。”就這樣，在郁達夫的精心安排下，胡愈之等一大批著名人士開始分頭轉移或隱蔽他鄉了。
郁達夫自己呢？此時的他沒有留下任何的文字來表明自己的處境和心情，但他卻留下了一份遺囑，以此證明自己的視死如歸。——那是1945年的正月初一，華人們都在歡天喜地過春節，而他卻認真地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
“余年已五十四歲，即今死去，亦享中壽。天有不測風云，每年歲首，例作遺言，以防萬一。
以改業經商以來，時將八載，所有盈余盡施之友人親屬之貧困者，故積貯無多。統計目前現金約存二萬余盾，家中財產約值三萬余盾；‘丹戎寶’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長百二十五米達，寬二十五米達，共一萬四千余盾。凡此等產業及現款金銀器具等當統由妻何麗有及子大亞與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紙廠及‘齊家坡’股款等因未完故不算。……”
——這，就是經歷了八年抗戰磨礪的郁達夫；這，就是面對著生死考驗毫不畏懼的郁達夫！
然而，同樣也是他——這位幫助過眾多之人的郁達夫，卻因為在政治觀點上不能被自己的同志所接納，而始終未能參加當地的秘密小組“同仁社”；同樣也是他——這位援救了眾多之人的郁達夫，卻因為對自己缺乏應有的保護意識，最終倒在了敵人的槍口之下。
那是1945年的8月29日，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十四天，正在家中與朋友聊天的郁達夫被一個土著青年叫出了門外。當時天已擦黑，剛剛吃完晚飯的他甚至沒來得及換下身上的睡衣和腳上的木屐，便匆匆離去了；然而這一走，卻再也沒有回來，卻再也沒有了任何的音信……
直到數年之后，人們才在眾多史料的查尋中發現了最終的線索：他被日本憲兵隊殘忍地殺害在了武吉丁宜附近的荒野之中，至今尸骨無存！
……郁達夫就這樣走了，就這樣為他的一生畫上了最終的句號。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認郁達夫為革命烈士。他是抗日戰爭期間唯一的一個犧牲在異國他鄉的著名作家，唯一的一個犧牲在日本投降之后的著名作家。
郁達夫真正地成為了一名戰士，他用他的行動證實了他已經的的確確成為了一名戰士。但是熟悉他的人們卻仍要這樣說：郁達夫還是原來的郁達夫——
他仍然是那個寫《沉淪》的郁達夫，仍然是伴隨著悲憤、誤解、孤寂、消沉而掙扎奮進的郁達夫；也仍然是那個為無產階級文學的曙光而歡呼、為人類的不平而狂叫的郁達夫；是那個當創造社奄奄一息，放棄一生中第一次拿到的大學最豐厚的待遇，忍受著戰友的譴責獨自跑回上海挑起重擔忍辱負重的郁達夫，也是那個自幼讀書傾心于伯夷、叔齊、嚴光、陶淵明、文天祥、謝皋羽的崇高靈魂的郁達夫。
這是郁風在《蓋棺論定的晚期——〈郁達夫海外文集〉后記》中寫下的一段話。看來，要想真正地理解、真正地看懂郁達夫確實不容易，是相信他自己的話呢——“我不是一個戰士，只是一個作家”？還是相信胡愈之的話——他平時的一切都是“偽裝”？但不管怎么說，郁達夫最終是犧牲在了敵人的槍口之下，就跟所有的先烈們一樣，義無反顧、視死如歸。盡管他不是“左聯”的盟員，不是中共的黨員，甚至連“同仁社”的成員也不是，但他卻是一名真正的“有行”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