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叫江淮銀行”
黃海浪潮，滾滾翻涌；鹽阜大地，軍號嘹亮。
這是1941 年的暮春時節，綠油油的麥子正在拔節，青青的蘆葦在風中搖曳，鹽阜抗日根據地的人民群眾，在戰火硝煙中迎來了短暫的休戰時光。4 月1日，天氣晴朗，風和日麗。“江淮銀行”在鹽城中山西路（現鹽城劇場路15 號問渠巷北）正式開業。說起江淮銀行的來歷，它是由時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兼新四軍政委劉少奇一手推動創辦起來的。早在1939 年12 月上旬，劉少奇從河南確山轉移到皖東抗日根據地時，就審時度勢提出，新四軍要想在敵后鞏固根據地并取得抗戰勝利，必須要建立自己的銀行，發行自己的貨幣，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他為此專門找來財政經濟部副部長李人俊，聽取他關于日偽頑對我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金融掠奪的情況匯報。
李人俊匯報，新四軍建立的各抗日根據地大多新建不久，財政、稅收、金融、貿易等財經工作百端待舉，金融秩序非常混亂，進入根據地的貨幣除了國民黨的“法幣”外，還有“日軍軍用券”，汪偽政權強推的“華興幣”“中儲券”等偽幣。
日偽頑為達到經濟封鎖根據地的目的，一方面，在其占領區實施嚴格的物資統制政策和物資封鎖禁運政策，嚴控各類物資進入根據地；另一方面用他們發行的貨幣到根據地套購各種物資，肆意攫取根據地極為有限的資源，造成根據地群眾生產、生活困難。而且，敵人還通過加印貨幣導致貨幣貶值、生產假法幣等手段，坑害老百姓，使老百姓飽受日偽頑的貨幣洗劫之苦。
聽到這兒，劉少奇提出建議：“華中敵后的抗戰局面現在已經打開，我們也要建立自己的銀行，發行我們自己的鈔票，與他們開展經濟斗爭。”
他的話，燃起了李人俊心中的火焰，因為他也正有此想。劉少奇稍作沉吟后問：“李人俊同志，如果我們創辦銀行，叫什么名字好？”
李人俊想了想后道：“我們立足淮南、背向淮北，就叫‘兩淮銀行’吧。”
劉少奇聽后搖了搖頭，說：“兩淮面太窄，不夠氣派，新四軍要大力發展，將來要面向大江南北，跨過淮河、長江去解放全中國。我們的銀行就叫江淮銀行！”
攻克“三無”難關
江淮銀行起步于篳路藍縷，發展于艱辛時局。籌建時，面臨“無經驗、無設備、無人才”的“三無”難關，可謂雄關漫道、步步維艱！
但是，再難的難關，也抵擋不住“鐵軍”前進的步伐。1941 年2 月的一天，籌備江淮銀行的新四軍財政經濟部部長朱毅安排其部下李林前往上海，秘密采購印鈔所需的印刷機、凹凸版機、切紙機、烘干機等設備，并想方設法運到鹽城。從上海到鹽城，大多是日偽侵占區。由于敵人實施嚴厲的交通封鎖，哨卡、炮樓、據點遍地皆是，不要說運載設備，就是平民百姓進出其間，都要遭到層層盤查，老百姓形象地將其稱為“過鬼門關”。
李林知道，這個任務非同小可，稍有不慎，不僅不能完成任務，還隨時面臨被敵人抓捕犧牲之險。但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毫不遲疑地領受了任務。
肩挑重擔的李林以商人身份為掩護，秘密潛入上海后，與上海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系，較為順利地購買到印鈔所需的各種設備。但怎么運往鹽城？對于這道難題，上海地下黨組織提出租用外國小貨輪的想法，得到大家的贊同。因為，日偽軍對于外國小貨輪，盤查較松。
達成一致意見后，又有同志提出，即使租用了外國小貨輪，也不能一次性將設備全部運往鹽城，那樣目標太大，容易暴露，建議分三批來運。按此思路，第一批、第二批設備運送時倒是相對安全。運到第三批銅版紙時，出現了意外，外國小貨船在上海吳淞口被日偽軍的檢查站扣留，幸虧機智勇敢的李林臨場發揮，堅稱自己是商人，買紙回去是印刷廣告之用。日偽軍根本沒想到銅版紙會成為將來的鈔票，經上海地下黨組織的多方疏通，李林方才逃過一劫。
前后歷時半個多月，李林不負眾望，終于完成了這項艱巨的任務！
在李林智運設備的同時，江淮銀行籌備組也廣攬人才。主要通過四個渠道來招攬：第一條渠道，從財政經濟部抽調精干力量，充實到江淮銀行籌備組；第二條渠道，請上海地下黨組織物色和動員懂金融的愛國人士和有志青年來鹽城工作；第三條渠道，從設在鹽城的抗大五分校選調學生；第四條渠道，面向社會招考。
通過四條招引人才的渠道，即將成立的江淮銀行從幾人發展到近40 人。但他們大多對金融工作不夠精通，尤其是從抗大五分校選調來的20 多名女學生，對金融專業知識還是白紙一張。
不懂，就學！新四軍牽頭舉辦了“財經干部訓練班”，對新招人員進行金融業務培訓。第一期“財經干部訓練班”開班4 個月，培養了一批懂經濟懂金融的專業人才。
“我們的救星銀行”
江淮銀行設立在原胡泰典當行老板賈芝山的私宅內，這是一座石庫門大院。幾排青磚黑瓦的平房采用雕花木質結構，沿承了清代民房的建筑風格，顯得古色古香、清幽雅靜。
江淮銀行下設營業部、會計科、秘書科、總務科、金庫等部門，并領導正在籌建中的江淮印鈔廠。江淮銀行的開辦經費，是新四軍千方百計節省下來的軍費，首期調撥給江淮銀行6 萬元。按照江淮銀行《章程》的規定，其職能主要有三項：一是辦理農業貸款，用于購買種子、耕牛、小型農具和鑿井灌溉；二是向個體工商戶發放小額貸款；三是商業貸款。鼓勵商人到敵占區城市采購生產、生活資料，活躍根據地市場，解決群眾生產、生活必需。
而且，還貸方式也靈活多樣。比如發放給農民的貸款，基本上無息或低息，秋收后可用糧還貸、抵稅。對于到期無力償還者，在核清事實后，給予減免。這些做法，有效地促進了根據地經濟的發展，為抗日斗爭提供了堅強的經濟支撐。
1941 年6 月初，阜寧縣抗日民主政府的一名同志向江淮銀行反映：阜寧縣農村因旱災嚴重，麥子歉收，農民處于青黃不接之中，連購買稻種的錢都難以拿出。各地“農救會”向縣抗日民主政府告急，但政府家底子薄，擠不出錢來支持各地農民。得知江淮銀行成立的消息后，特地趕來求援。
行長朱毅聞訊后，立即請示軍部領導。軍部作出決定：對江淮銀行增撥3 萬元資本金，作為阜寧縣農村金融的調劑資金。資金到位后，江淮銀行工作人員連夜從鹽城奔赴阜寧，實行“上門服務”，將這筆資金逐一發放到阜寧縣的各基層“農救會”，由“農救會”根據各戶需求進行發放。
阜寧縣的農民領到貸款后，歡天喜地，他們連聲稱贊：“新四軍是我們的大救星，江淮銀行就是我們老百姓的救星銀行。”
三大攻堅戰
在根據地人民支持下，江淮銀行與敵展開貨幣戰，打響了三大戰：
第一戰是“陣地戰”。江淮銀行與蘇北邊區貿易局、稅務局密切配合，在售貨和收稅上，積極維護“法幣”地位，不讓日偽勢力發行的“日本軍用券”和“中儲券”在根據地流通，穩穩地守住根據地的金融陣地，使敵人的貨幣在根據地難以插足。為維護人民群眾的經濟利益，江淮銀行安排專人，按照一定比例，將根據地內群眾原先持有的日偽“日本軍用券”和“中儲券”等貨幣，按一定比例折換成“法幣”，確保人民群眾在貨幣戰中不受損失。第二戰是“鞏固戰”。敵人對根據地進行經濟封鎖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利用軍事控制，嚴防死守外界的物資進入根據地。但因戰線拉得太長，嚴防死守并不奏效，邊區的貿易往來，或如涓涓細流，或如洶洶洪流，難以抵擋。敵人見封鎖不住，又想出了鬼主意，他們發動敵占區的不法商販，流竄到根據地內哄抬物價。為維護根據地的經濟穩定，防止物價上漲影響百姓利益，江淮銀行果斷“亮劍”，他們注重貨幣的投放適度，大采購由江淮銀行與軍部及機關協調，嚴防貨幣過多沖擊市場。一旦發現根據地內物價高漲，比如糧食價格出現上漲趨勢，江淮銀行隨即出資調撥糧食，以低于市價售出，直至壓低糧價，打破了敵人搞亂根據地經濟的企圖與妄想。
第三戰是“反擊戰”。即擴大“法幣”的流通范圍，在接近日偽占領區的邊緣區域，新四軍一方面從江淮銀行抽調工作人員，到邊緣區秘密開展工作，除收兌“法幣”外，也收兌銀元、偽幣等，這些貨幣，經由江淮銀行周轉，可轉化為“以敵制敵”的金融武器；另一方面，在邊緣區開設商店，以雙重身份作掩護與敵周旋，開展業務，讓敵人防不勝防。
此外，江淮銀行還通過敵占區的地下黨，組織敵占區的愛國商人來根據地做買賣，為他們提供金融服務，并組織根據地的商人，化整為零，到敵占區購買生產生活用品，打通敵占區的物資流向蘇北根據地的渠道。
穩固的“金融堡壘”
1941 年7 月中旬，日偽軍集結重兵，在旅團長南浦襄吉的指揮下，由東臺、興化、射陽等地出動，四面合擊鹽城。
大敵當前，不容輕視！為避敵鋒芒，保存力量，中共中央華中局與新四軍軍部作出戰略轉移、暫時撤出鹽城的決定。江淮銀行按照上級指示，晝夜加班，與時間賽跑，爭分奪秒兌換群眾手中的“法幣”，避免群眾在敵人占領鹽城后遭受經濟損失。按照轉移部署，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向阜寧農村轉移，另有部分同志向蘇中區轉移。對于江淮銀行的轉移，也制定了“兵分兩路”的轉移戰略，一路由李人俊帶領部分人員向南轉移，奔赴東臺、海安，進入粟裕率領的新四軍第一師戰略防區蘇中區；另一路由駱耕漠帶隊，隨抗大五分校行動，向阜寧、濱海方向轉移，進入黃克誠率領的新四軍第三師戰略防區鹽阜區。
值得一提的是，在轉移時，不分白天黑夜，隨時會面臨危險，要時刻做好隱蔽及轉移的準備，特別是負責保管資金的陳克秋、周希平等10 多名女同志，勇敢地充當起“流動的金庫”。她們用米袋和被單改作錢幣袋裝金條、銀元和紙幣，分別捆在身上行軍，而置自己的行李于不顧。
為確保紅色資金萬無一失，必須錢隨人走。她們別出心裁，特制了一件灰色小馬甲，看上去很普通，里面暗藏數排小口袋，口袋上有繩子可系。小馬甲的袋子里全部裝著金條，睡覺時也不脫下。如此一來，這些十七八歲的女戰士，每時每刻都要穿著裝有金條的小馬甲，人均負重20 多斤，加之隨時要急行軍，其艱辛程度可想而知！
完成戰略轉移后，新四軍積極展開反“掃蕩”作戰，先后收復阜寧、東溝、益林、大中集、裕華鎮等重要集鎮，迫使敵軍退居于鹽城附近。到1941 年8 月底，日軍對蘇北根據地的大規模“掃蕩”已成強弩之末，最終以失敗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