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道1909 年出生在浙江蕭山縣一個佃農家庭，1930 年到上海當皮鞋工人，1932年參加革命，在“社聯”做地下工作，1934 年7月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任“文總”“文委”的地下交通員，總發行。1935年2月19日，中共上海中央局第三次遭到大破壞時，王公道與中央局書記黃文杰、宣傳部長朱鏡我、組織部長何成湘、中央局秘書處王凌波、“文委”書記陽翰笙、成員許滌新、田漢等29 人一起被捕，至1937 年1 月出獄，8 月參加抗日救亡組織上海煤業救護隊。
1937 年底，由葉進明(支部書記)、余繼良(組織委員)、王公道(宣傳委員)三位地下黨員成立了上海煤業救護隊臨時黨支部。上海淪陷后，煤業救護隊西撤安徽屯溪。1938 年1 月，王公道、葉進明在南昌結識了何士德、童紫、黃知真，并通過他們找到了新四軍南昌辦事處，受到辦事處主任黃道和組織部長鄭少敏的接見和歡迎。不久新四軍領導人項英、周子昆、李一氓等在軍部接見了葉進明、忻元錫、王公道，并轉達了周恩來關于將煤業救護隊留在新四軍軍部工作的指示。上海煤業救護隊120 余名愛國青年，帶著24 輛卡車和1 輛轎車以及藥品物資等集體參加了新四軍。1938 年2 月至4 月間，上海煤業救護隊分成三個中隊，開展運輸工作，將八省紅軍游擊隊中重要人員和年老體弱不能步行的，作為傷病員接送到安徽歙縣巖寺集中。王公道負責帶一路車隊和人員到銅鼓、修水一帶及景德鎮附近，接運湘鄂贛和贛東北地區的紅軍游擊隊。
為了表彰救護隊在接運紅軍游擊隊員工作的出色成績，3 月3 日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軍部秘書長李一氓、參謀處長賴傳珠、服務團團長朱克靖等軍部領導在張勛公館舉行會餐，招待煤業救護隊全體隊員。還開了晚會，服務團演出了活報劇和舞蹈。此后，煤業救護隊黨的組織關系由上海地下黨轉到新四軍政治部，由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直接領導。
在新四軍軍部移駐巖寺前，已設立了巖寺兵站。王公道任總兵站科長，由軍部政治部分配去巖寺（第一派出所），首任巖寺兵站派出所黨支部書記（對外稱指導員）。巖寺兵站位于國統區和新四軍管轄區域的交界處，只有一河之隔，凡要到皖南參加新四軍的第一站就是先到巖寺。國民黨軍經常阻止青年參加新四軍。有一批溫州來參加新四軍的青年就被國民黨軍隊扣押，王公道得知后，去國民黨部隊進行交涉，才將這批青年接來巖寺兵站，其中就有阮世炯同志。賴少其也是經過巖寺兵站，由王公道雇了一頭小毛驢送去軍部的。一些經巖寺兵站參加新四軍的老同志記憶猶新，到了巖寺兵站，就由公道同志主持歡迎會，唱歌、跳舞，熱鬧非凡，使同志們感到革命大家庭溫暖如春。1939 年春，周恩來赴皖南新四軍軍部時，曾在巖寺兵站住了一宿，王公道負責警衛和護送工作。
2019 年5 月20 日，上海人民出版社在滬舉行《公道在天——王公道蘇醖夫婦紀念文集》首發式，以此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 周年暨上海解放70 周年。在該書付印后，又發現一篇王公道的手稿，這是一篇尚未寫完的回憶錄，即《回憶張元壽同志》。
張元壽原是八路軍總供給部部長，長征干部，被派來新四軍，任新四軍總兵站站長；同時還有八路軍第四局（總后勤）局長宋裕和，也是長征干部，任新四軍軍需處長。王公道晚年寫回憶錄時，因心肌梗死住院搶救，文章沒有最后完稿，只留下了部分章節。但是首次披露了在1938 年新四軍建軍初期，巖寺兵站（第一派出所）的所長夏登高的姓名和葉黃副所長的姓名和職務，并指出兵站的位置。文章中兩次提到了總兵站站長張元壽所在馬岺坑的地名，馬岺坑是當時總兵站的駐地，也就是在總兵站遷移至章家渡之前的駐地。文章記載了1938 年2 月至3 月間，上海煤業救護隊的活動情況，同時敘述了他赴巖寺上任黨支部書記，向當時新四軍軍需處長宋裕和、第一任總兵站站長張元壽報到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