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辦”在上海
1937 年7 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 月改稱為第十八集團軍）。為了開展國統區的抗日民主運動，在南京、武漢、重慶、太原、長沙、桂林、蘭州、西安等地，公開設立了八路軍辦事處。
這期間，在上海福煦路多福里（今延安中路504 弄21 號）就曾籌建八路軍駐滬辦事處，當時牌子已制好，因形勢發生變化而未掛出，名義上叫“八辦”，實際上是中共對外活動的公開機關。“八辦”的負責人是潘漢年、李克農、劉少文，工作人員有趙瑛、朱志良、王少春、孟進和張紀恩等。李克農和趙瑛夫婦及譯電員朱志良住在該機關內。后來，大概在10 月，劉少文、孟進夫婦也搬進來住。
1937 年10 月底，日本侵略者占領上海周圍，11 月12 日上海淪陷，成了“孤島”。“八辦”公開機關被迫撤銷，轉入地下，從公開活動轉入半公開活動。10 月，李克農離滬，由劉少文具體負責，機關亦遷至薩坡賽路264 號（今淡水路192 號）。這是一幢沿街坐西朝東的三層樓房，二房東是進步話劇演員藍蘭，她住在二樓和底層，三樓是“八辦”機關（前樓為劉少文、孟進夫婦住房，后樓作會客室兼飯間）。
地下電臺設在貝勒路（今黃陂南路）148 號三樓，發報工作由李白負責。聯系電臺的機要交通員是王少春，他作為朱志良的“家庭教師”常來機關。潘漢年每隔一二天就來和劉少文研究情況，商量工作。張紀恩是秘書，做劉少文的助手，平時不住在機關內，住在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285 弄（瑞華坊）4 號，劉少文、錢俊瑞、馮雪峰、曹荻秋、孫冶方等因工作關系都先后去過他家。
“八辦”在上海進行秘密活動兩年多，后來由于情況變化，龔飲冰從延安到上海，接替了機要和電臺的管理工作。不久，環境日漸惡化，不能再以“八辦”名義進行活動了。
1939 年底，劉少文離開上海去重慶，薩坡賽路的秘密“八辦”機關就撤銷了。
成立新四軍駐上海辦事處
“八辦”機關撤銷后，成立新四軍駐上海辦事處就顯得十分必要了。
當時，上海辦事處沒有固定處所，不可能有什么機關形式，分散有幾個點，辦事處主任楊斌住所也是一個辦公處。張達平的一處住所也成了辦事處的一個辦公處。1941 年10 月張達平調至蘇北工作，該處亭子間退租。由李子明、蔡平夫婦出面另租西康路武定路附近的一爿中藥店三樓，作為新四軍上海辦事處的新址，后因該處地方小，活動不方便，1942 年三四月間遷至甘世東路（今嘉善路）興順東里15 號2 樓統廂房，直到1942 年底辦事處結束任務。辦事處在上海建立了兩個固定的秘密聯絡站，平時不用，其一是在愛多亞路滬光電影院附近（今延安東路），由黨員劉燧章開了一家煙雜店，取名益星商店；另一個是在呂班路（今重慶南路）震旦大學（今交大醫學院附近），也有一名黨員開了家煙雜店。這兩個店都是楊斌親自掌握，為華中局、蘇中區黨委和楊斌作特殊聯系用。江蘇省委和楊斌的直接聯系人是省委組織部長王堯山和劉峰。
1942 年新四軍軍部又在上海開設報關行，孫郁文（孫明）具體負責此事。同年7 月，軍部派馮銘銓到上海負責物資采購運輸工作，并任命其為新四軍上海辦事處副主任，報關行孫郁文劃歸馮銘銓領導。報關行以代運貨物為掩護，便于向新四軍運輸各種物資。馮銘銓還利用上海的社會關系，在北京路國華大樓開設海昌商行，以經營土產為掩護，在上海站落了腳。
楊 斌
嚴密的地下組織
新四軍辦事處是一個嚴密的地下組織，采取嚴格的秘密工作原則和秘密工作方式，交通員上下級之間完全是單線聯系，下級不知道上級領導的住處，交通員之間也絕對不可自行發生橫向關系，也不允許了解與自己工作無關的情況。榮健生、張達平、王建中、葉錦田、李子明等先后掌管交通工作。榮健生等向政治交通員布置任務，幾乎全部是在馬路上或戲院、圖書館、飲食店等公共場所進行的。聯系的時間、地點以及可能遇到的障礙需要改在何處聯系等等，事先規定得嚴密、準確，從未發生過任何差錯。政治交通員之間絕對不允許自行發生橫向聯系，有時在路上相遇，大家嚴守紀律，互不招呼。
在辦事處工作期間，楊斌對黨的地下交通員要求非常嚴格，他經常說：一個出色的交通員，既要大膽，又要細心。一次，楊斌發現一個交通員在處理地下黨交來轉移人員簡歷表時，在煙灰缸里留有紙片殘跡，立即嚴肅地對該同志提出批評，指出這樣的行為嚴重喪失了應付敵人突然襲擊的警惕性！該同志被批評得愧疚不安。又有一次，楊斌在上海剛剛和上述這位同志認識時，發現這位同志和另一位同志合住一個灶披間，覺得不夠妥當，就吩咐這位同志去法租界僻靜的地方另覓一處住宅。當這位同志搬進新居后，有天楊斌來到了這里，聽說這里上下三層樓共住了4 戶人家，就問這位同志這座樓從底層到亭子間的樓梯一共有多少級，這下可把這位同志問住了。
原來楊斌問這話的意思，是要這位同志把住處周圍的情況了解得一清二楚。
楊斌強調說:我們的工作不必急于求成，最重要的是熟悉環境、隨機應變。有些“狗”很會裝模作樣，因此要格外小心。
先后參加新四軍上海辦事處工作的約有40 多人，除了辦事處主任楊斌和原在皖南的楊秉超外，大都是江蘇省委抽調給辦事處的。
巨籟達路（今巨鹿路）251 號亭子間是楊斌和榮健生、張達平研究工作以及徐盼秋、楊秉超和張達平交接大后方、皖南等地輸送人員關系之所。楊斌偶爾在這里住宿。
宋慶齡為了廣泛爭取國際友人和海外僑胞從道義上、物資上支持抗戰，于1938 年6 月在香港發起創辦保衛中國同盟（簡稱保盟），隨即設上海分會。按照宋慶齡“香港主要支援八路軍，上海則負責支援新四軍”的指示，保盟上海分會在前期曾默默配合“八辦”的工作，后期曾呼應新四軍駐滬辦事處活動。
抗戰時期楊斌與陳丕顯在上海的合影
繁重艱巨的組織輸送任務
新四軍駐上海辦事處成立以后，工作量最大、任務最繁重艱巨的是組織輸送人員。從它成立之時到1942 年底機構撤銷，共輸送人員1700 名左右。大體是這幾部分：
（1）江蘇省委從上海各方面動員、抽調參軍的人員，占總數70％左右。其中工人占大多數，其次是學生、職員。有一部分文化教育界人士，如教授韋愨、張宗麟、林和海，作家黃源、蔣天佐、林淡秋、王任叔（巴人）、阿英（錢杏邨）；戲劇界許幸之、天然、葛鑫、池寧；上海地下黨學委、工委等方面有關負責人葉梯青、陸欽鑫（許淦）、周一萍等。共產黨員約占三分之一，其余大多是黨的外圍——“工救”“職救”“學協”等抗日救亡團體成員，年齡一般是20 歲上下，也有年僅十五六歲的中學生和學徒。他們毅然離別親人，斗志昂揚地奔赴抗日戰場。地下交通護送人員去根據地的過程，一般是辦事處負責交通工作的同志把被護送人員名單以及與他們聯絡的時間、地點、暗語、暗號告訴交通員。交通護送人員每次可帶六七人，最多可帶十來人。按照性別年齡搭配編成兩人或三人一檔，適當進行身份化裝。當時，上海和蘇北南通、海門、如皋、靖江等地，每天都有早夜班客輪往返，交通員帶人一般乘夜班客輪，次日清晨到達蘇北港口。
（2）皖南事變突圍人員。皖南事變發生后，有一些負責干部經過極其艱苦的努力，大多于1941 年1 月至5 月輾轉到達上海。新四軍辦事處在江蘇省委的緊密配合下，組織人員精心接待和掩護，并通過地下交通護送他們安全返回蘇北根據地。饒漱石、曾山、譚啟龍、余立金、李一氓、錢俊瑞、夏征農、薛暮橋、胡立教、陳茂輝等都是在這時候到上海的。1940 年底，新四軍軍部決定，一部分女同志和軍醫處負責人秘密南撤到上海，當時由童樹民帶領鄧六金、楊光、李啟宇、郭惠蓉和軍醫處處長沈其震去上海。童樹民來上海后以私人身份為掩護，除了安置好自己在皖南事變后突圍出來的5 位同志外，楊斌又布置她接待安排好皖南事變后突圍出來的一些干部的工作。除幫助安排來這里的同志住宿外，主要是解決他們的生活費，做衣服化裝，以及治病等問題，一般在上海住三五天，最多一周后，即由新四軍上海辦事處派地下交通員護送他們回新四軍軍部。
（3）大后方撤退人員。皖南事變后，蔣介石集團在大后方重慶等地加緊反共反民主的活動．對我黨工作人員和愛國民主人士橫加迫害。使許多人不得不離開大后方，轉向我抗日民主根據地來。當時東南諸省交通要道大都為日軍占領，從大后方轉來上海實非容易，有的是從廣州轉道香港，有的是從廣西進入越南海防轉香港，再從香港到上海的。著名的新安旅行團的一部分小同志和團的負責人，新安小學的老師等41 人分批化裝從桂林轉香港再到上海。著名的文化戰士鄒韜奮和名記者范長江是1942 年初到上海的。
（4）蘇南撤退人員，浙江地區的地下黨員以及南洋返國人員。偉大的國際主義者奧地利大夫羅生特，德國共產黨員、作家希伯和夫人秋迪，也通過辦事處的地下交通，于1941 年春夏間被護送去蘇北根據地的。
護送人員去蘇北根據地的交通線，基本分東、西兩條：東線是經由南通的任家港（現改名南通港）、天生港，海門的青龍港等港口（均系敵偽控制）和到達蘇中四分區中心地區的掘港鎮一帶；西線是經由如皋的張黃港、靖江的新港等港口和到達蘇中三分區中心蘆港一帶。然后由上述兩地的交通聯絡站根據不同的對象和當地斗爭環境，分別護送人員去華中局、抗大五分校，或由蘇中區黨委組織部分配工作。
后來，榮健生、張達平調到根據地工作。由李子明等負責開辟的護送人員的交通線也有兩條，一條是淮南線，經揚州、靖江、南通等地進入根據地，在根據地由榮健生負責。
除了新四軍在上海辦事處開辟的交通線外，還有江蘇省委負責交通工作的田辛等開辟的一條護送人員從上海到淮南的交通線：從上海北站乘車到南京，再由下關老江口碼頭坐輪船到九里埂下船，從九里埂到水家灣，繞小路到邊區竹鎮附近六合交通站。
新四軍上海辦事處除了組織輸送人員外，還有其他工作任務：組織運輸醫藥、醫療器械、教學用具、電臺等軍用物資；搜集上海出版的包括敵偽報刊等資料，剪輯成冊，運進根據地。這個任務由蔡平和湯季宏負責；組織對外宣傳報道，將根據地帶來的新四軍反掃蕩、反清鄉等對敵斗爭的資料，送蘇聯塔斯社上海分社茹科夫，轉去蘇聯《消息報》發表；掩護根據地的干部到上海治病等。
1942 年10 月底，新四軍上海辦事處的隱身之所報關行被偵破。當時，楊斌不知道孫郁文、馮銘銓出事，去報關行之前先打電話詢問“請你買的東西買好沒有？”這是一種暗號。
報關行的人回答：“已買好，你來好了。”
放下電話，楊斌就奔了報關行，剛進門就被特務扣押盤問，幸好楊斌事先有所準備，辯稱自己是南洋華僑，在上海治病，找報關行托購西藥。
特務對楊斌搜身，未發現可疑證據，便將其隨身攜帶的手表、錢鈔和“良民證”沒收，一直盤問到晚上。楊斌的回答始終與自己身上的證件相符，毫無破綻，敵人只好放了他，并要楊斌第二天到大世界對面的茶館去一下。
楊斌意識到敵人不會輕易放過他，必有特務暗中跟蹤和監視。他感到敵人放自己一馬是想擴大線索，因此他不能隨便亂跑，但自己已經出事的情報應該如何通知相關同志呢？
他一路走一路想，途經大世界時他放緩了腳步，駐足遙望這燈紅酒綠的是非之地，甚至想在大世界跳樓自殺，跳樓自殺后肯定報紙上要登消息的，利用這個辦法來通知其他同志。這念頭剛從腦中閃過，他又忽然感覺跳樓自殺不是最好的辦法，還是要想辦法脫身。
楊斌左躲右閃匆匆回到公寓，恰好隔壁鄰居在請客辦宴會，喝酒劃拳的聲音他聽得一清二楚，這時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真是天賜良機，這正是脫身的好機會。楊斌就在公寓里悄悄準備著，瞄準隔壁鄰居深夜散席時，他身穿雨衣，蒙住頭臉，趁機混入賓客中悄悄溜出了門，甩掉了盯梢的尾巴。
楊斌隨后又迂回到李子明家里，跟李子明和他的愛人蔡平講述了事情的經過。
楊斌講過后，三人立刻進行了分析，敵人放他只能是兩個原因，一是放長線釣大魚；二是想敲詐他的錢財。
三人分析來分析去，又認為應該從最壞的方面打算……于是李子明當機立斷，要楊斌馬上離開上海。可能敵人當晚已發現楊斌跑了，因此要化裝離開。
李子明的妻子蔡平立刻操起剪刀，三下五除二幫楊斌剪掉頭發，再進行化裝。
楊斌有顆金牙，會成為他個人的重要特征。他想用剪刀敲掉，就在他用力敲擊時，李子明急忙制止了他，如果硬敲臉是要浮腫的，勢必會增加敵人的疑點。
李子明隨后讓楊斌將西裝脫下，改穿一身中裝，用李子明母親的身份證（李楊氏）改為“李楊明”換調照片，年齡、性別用橡皮擦涂掉重改，蓋了一個假的印章。
這時，三人又研究到什么地方去，怎么去的問題。
李子明建議楊斌先到蘇州，那里有個姓裘的同志經營了一個小廠，是1938 年李子明在上海亞美龍發展其入黨的，此人應該可靠。
楊斌聽后感覺到蘇州還比較保險，于是決定由李子明陪同先到蘇州，再派交通員接他到解放區。
第二天一早，臨出發前，楊斌向李子明夫婦交待工作說，他出事的第二天上午，已經約好上海黨負責人之一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王堯山在陜西路碰頭。楊斌把此任務交給蔡平，叫她去聯系王堯山。告訴他楊斌出事了，要切斷聯系。另一件事情，南昌路有個中年婦女，是地下交通員，也要蔡平去通知她，楊斌出事了。
李子明陪同楊斌乘早車趕到蘇州，到了那家小廠見到裘同志，李子明向他介紹楊斌說：這是我的朋友李楊明，來這里看看，參觀一下，玩幾天，你要設法為他弄到一張身份證。
好說好說。裘同志一口答應下來。
未出幾日，裘同志就把楊斌的身份證辦好了。
楊斌在交通員掩護下，立刻奔赴淮南根據地。
交通員回來后告訴李子明，楊斌已安全到了根據地，并要李子明仍留在上海工作，12 月份到蘇中區黨委和他碰頭。
到了12 月份，李子明因事脫不開身，蔡平帶著他的密信和地圖由交通員史祥林陪同到蘇中區黨委匯報工作。
楊斌已在蘇中區黨委擔任秘密工作部部長，接受了新的指示：撤銷新四軍上海辦事處，成立蘇中區黨委秘密工作部上海聯絡站或辦事處，直接同楊斌聯系。
新四軍上海辦事處成立兩年中做了許多工作，護送了大批工人、學生、職員和知識分子、知名人士等去蘇北根據地，為支援抗戰、鞏固和建設根據地，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作者簡介：雪靜，本名高晶，女，滿族，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一級文學創作職稱，江蘇省作家協會理事。出版長篇小說、長篇傳記、報告文學、散文隨筆集《旗袍》《夫人們》《天墨》等19 部。曾榮獲中國當代女性文學獎，省、市“五個一”工程獎及南京市政府文學藝術獎、金陵文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