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 年我們弟兄倆當兵，分配在福州軍區面對金門的炮三師通信連。最初的軍事訓練就是收、發無線電報。大概是在給家里的信中流露出了訓練枯燥的想法，爸爸鄧克生便來信鼓勵我們要學好軍事技術，信中說“莫要小看嘀嘀嗒，里面有學問、有玄機”，當時不甚理解。最近整理父母遺物，聯系他們講過的一些往事，領悟出了一些道理。
粟裕曾問葉飛，怎么你抓的敵情有時比我還快？
和媽媽同期參加抗大五分校第一期學習的，有個新四軍新兵秦基，是她的無錫同鄉（秦是無錫的一個大姓，我黨有名的秦邦憲烈士就是無錫人，我們外婆也姓秦）。媽媽在一分隊即女生隊，后轉到財會訓練班再培訓后分到財經部從事財會工作。秦基在十一分隊，畢業分到一師師部無線電訓練班培訓收發報技術，成了師部三科電報隊的報務員，后成長為葉飛手下的技偵骨干（我軍把地面偵察叫偵察，把無線電電訊監聽、密碼破譯稱為技偵）。從媽媽保存的秦基回憶錄中可知，是一次偶然機會使他從一個普通收發報員自學成了優秀的技偵干部。1942 年秦基隨譚啟龍、何克希過江開辟浙東抗日游擊區。當時處在國共合作期，雙方會有電報往來。我軍與自己部隊聯系，與國民黨部隊聯系，分別使用兩臺不同的機器，發報手法也故意有所不同，甚至還用左手。秦基發現對方不論與我軍聯系，還是他們自己內部各部隊之間的聯系，收發報的機器與手法都是一套不變。秦基就開始留心對方內部各電臺及收發報技術的差異，記錄下來，逐漸摸到了對方收發報技術特征。
1943 年12 月我軍擊敗一次搞摩擦的頑軍，繳獲了不少東西，秦基從一大包資料中發現有過期的電報底稿，就撿出來對照平時抄收的對方電報，居然發現有5份是完全一致的，由此破譯出這5份電報的密碼。此后譚、何首長積極支持秦基琢磨，還利用截獲的電報情報打過勝仗。1946 年解放戰爭開啟后，秦基回到蘇中在葉飛指示下組建了專業的技偵“五臺”，專門監聽、破譯國民黨軍隊的無線電通信。一旦截獲、破譯出情報即刻直送司令部。后來秦基和“五臺”在偵聽、破譯的基礎上，又把接受的訊息進一步分析、研判，給首長提供敵情動向參考意見，由收譯員升格成了偵察參謀。1945 年1 月，浙東新四軍曾救下一名被日軍擊落的美軍飛行員，美軍送了一臺諜報特工專用的微型收發報機作為感謝之禮，只有磚塊那么大，但頻譜寬、收發功效高，譚啟龍喜歡帶在身邊收聽延安的消息。內戰吃緊、“五臺”組建后，秦基向譚司令“要”回這臺機器。那時蔣軍已裝備上了步話機，常常用口語直接聯系。秦基憑著微型美式電臺，常能在戰場上及時收到蔣軍的行動計劃。軍情瞬息萬變，葉飛后來干脆叫秦基帶著機器跟在自己身邊，一有情況隨時匯報。陳毅看見秦基跑前跑后不斷向葉飛報告敵情、掌握著敵軍動向，很感興趣地問秦基“這是啥子寶貝？”粟裕也多次問葉飛，怎么你抓的敵情有時比我還快還準？葉飛很得意，秦基回答首長用上了美軍的微型收發報機。陳毅哈哈大笑：“你們這個小小收發報機這么靈，竟能把敵情摸得如此清楚！老蔣絕不會想到你們居然也有美援！”可惜的是后來打掃戰場，首長特意要下邊發現微型電臺就上繳，卻未搜到，蔣軍配備的電臺還是老式大機器。解放上海戰役中，秦基帶領技偵科日夜監聽敵臺。一天凌晨秦基值班時發現敵臺靜默兩小時無信號了，一反往常每到整點必開機聯系、24 小時從不斷聯的規律。情況反常，秦基敏捷地意識到敵情有變，要越級和葉飛直通電話，叫醒了已入睡的葉司令。他還沒把情況講完，葉飛就果斷地說敵軍要跑，當即命令部隊趕往吳淞口截住了未及登艦的兩萬多敵軍。這是秦基最后一次直通首長作敵情偵察報告，也是由電臺立的功。
父親專長經濟，怎么和無線電臺牽聯上了？
不少老戰友對我爸爸的回憶中也提到了電臺。華中銀行行長忻元錫（“文革”后任財政部副部長、上海市副市長）回憶文中說他皖南事變后來到蘇中，最先接待并安排他工作的就是鄧克生與陳丕顯。說那時蘇中區黨委常在距離敵人據點七八里的“梅花樁”間流動，最多一夜移營兩三次。每逢有敵情需要轉移時，總見克生迅速向陳丕顯請示后即布置電臺撤離，他總是和短槍隊、電臺緊緊跟著陳，到了宿營地也是先架起電臺，安頓好陳丕顯后才休息。爸爸多年的警衛員徐能周回憶說，每次行軍轉移或有險情，老鄧最顧的就是電臺和一包書。而《抗敵報》（蘇北版）的譯電員李坤馥跟爸爸同事多年，她的記憶更精彩，說爸爸常提醒她們說電臺是敵人奔襲的主要目標，務必要隱蔽，還要格外保持警惕。有時夜里聽到狗叫聲異常,他都會組織轉移。一行軍就可看見老鄧一頭挑收報機一頭挑書本行李，同志們還形容老鄧是獨一無二的“中國與世界通信社”社長兼挑夫。爸爸本是搞經濟和理論工作的，而這些回憶怎么都是他和電臺的關系？
爸爸來華中前曾是湖南省委機關報《觀察日報》負責人之一，來到華中后又成了根據地《電訊新聞》《中國與世界電訊稿》的主辦人與重要撰稿人。從長沙、桂林經香港、上海這些大城市來到華中，爸爸深知根據地干部迫切需知外部信息，由電臺、電訊稿收錄編發，他把延安、重慶的聲音和滬寧等地及世界動向盡快地轉告給同志，使這一刊物成了類似新中國成立后的《參考消息》一樣受歡迎。這可能是理解爸爸電臺情結的原因之一。再看另一位華中銀行副行長兼華中局情報部副部長徐雪寒（新中國成立后任外貿部副部長，受潘漢年案牽連入秦城監獄10 多年，平反后為國務院研發中心顧問）的有關回憶，更有助于我們加深理解。面對日偽蔣頑包圍的復雜局面，華中局成立了賴傳珠、胡立教、潘漢年3 人組成的情報工委，潘任主任。接著周恩來電告華中局，把徐雪寒從重慶調給潘當副手。徐并未受過專業的情報特工訓練，何以被委此重任并和潘配合很好？由于他一是長期在上海地下黨工作，二懂日語，三是他的姐夫曾任蔣介石副侍衛長、表妹夫與蔣經國同學且任軍統要職，有不少特殊社會關系。徐雪寒常來往于滬寧敵占區，有些特殊經費是經我母親之手單獨領辦的。一回根據地他就梳理國內外、敵我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資料，或與潘漢年一起，或單獨分析、篩選出重要的信息報華中局、新四軍領導，有些再經華中局領導把關后電告延安。徐雪寒在上海編過《中國經濟情報》《救亡情報》，整理資料、去粗取精、去偽留真的能力很強，深得曾山信任。華中局繼而成立經濟情報處，任命徐為處長。與此同期，爸爸喜歡思考經濟問題的特長也被曾山、陳丕顯發現，安排他專做經濟業務。而他綜合分析各類信息特別是篩選、梳理經濟訊息的工作又和徐的業務很合拍，這兩個共同特點使徐雪寒與父親很知心，徐在1983 年《經濟研究》紀念父親的文章中專門回憶了他們20 世紀三四十年代，從桂林到新四軍共事的默契。我們從小就看見爸爸有收集資料、分門別類建卡片的習慣，媽媽晚年還堅持分類剪貼報紙。曾山兼華中局財委主任，對發展華中根據地經濟十分操心，對徐雪寒、我父親所提供的敵、偽、頑經濟情報的分析很重視。他曾布局我黨在上海建立秘密金融戰線，就是找徐雪寒、陳國棟與父親商議的，一度還擬派爸爸入滬。這些來龍去脈，母親在《上海灘》雜志2012年11期、2013年7期的《鼎元錢莊：又一座中共地下金庫》兩篇文章中詳細回顧過。由于華中銀行本身也離不開人手，爸爸留在了根據地。他由區黨委秘書兼抓電訊稿轉做華中銀行業務后，仍然重視電臺資訊。如，安排專人每天抄收滬、寧、錫的經濟行情，離休的省人行金融研究所長黃如之對此多次撰文回憶他每天通過收音機抄收上海、無錫等地的物價與金融行情。爸爸為何如此重視長江對岸的市場信息？因為他和陳國棟、徐雪寒、忻元錫等蘇中財經干部都知道，發展蘇中經濟不能只滿足生產軍隊急需的糧油補給，更不能把蘇中經濟搞成自給自足的封閉自然經濟，而要根據蘇中與上海地域聯接、經濟互補的特點，順應、促進民間已有的為滬寧城市提供農副產品的商品經濟。具體細分來看，他們抓好華中經濟包含有這么幾個特色：一是把準了上海市場所需，大到糧棉油豬，小到菜蔬鮮活、皮毛豬鬃、桐油豆餅，努力指導、協調好區內軍民的產、銷與滬掛鉤，陳國棟、忻元錫都兼任過商貿局長，忻元錫、徐雪寒還分別秘密入滬，在上海組織起我黨的多家商貿公司，通過商貿解決了大量軍需；二是生意做大后，新四軍建起了江海運輸大隊和海防團，陶勇任團長保護江海運輸，從幾十艘木帆船發展到上百艘船包括機帆船，為蘇中與上海的商品流通包括采購軍需品保駕護航；三是扶持根據地的優勢大宗商品——鹽業生產，華中銀行專門撥款、抽人成立兩淮鹽務局，我們家老鄰居孫篤生（新中國建立后任輕工部鹽業負責人）就是華中鹽業的紅掌柜，江淮鹽西銷大后方、南銷滬寧，獲利不少；四，最厲害的是在與國統區的貨幣較量中，華中銀行敢掛牌組織貨幣交易，不叫中小商人在兩種貨幣的匯率兌換中吃虧，保住區內華中幣值穩定、升值，還不時攪亂敵占區的貨幣市場，最后還與上海市民、工商勢力聯手挫敗了國民黨的“幣制改革”。地處敵人心臟區域的蘇中根據地，財經工作能做到這份上，與注重外部訊息，密切把脈滬寧經濟動向分不開，這自然包括對電波中經濟資訊的重視。“文革”中爸爸挨批時看到批判他推崇商品經濟的話中，有句“早晚時價不同，專發差價之財”，說這話批到了點子上。老一輩離休后，我們多次陪媽媽看望陳國棟、徐雪寒和忻元錫等人，聽他們聊天總少不了市場行情，對數據很敏感。陳伯伯是被總理、陳云視為“鐵算盤”的理財專家，徐伯伯被總理表揚為“干一行、精一行”。他們回憶往事，都會說那時在敵占區做生意才叫商戰呢，既要考慮市場行情，又要考慮敵情、戰火情，經濟情報、軍政情報。緊盯訊息，生意不吃虧，還能由大的市場動向研判敵人的軍事、政治行動，電波中蘊千金啊。淮海戰役后杜聿明曾感嘆國民黨敗因，高層是指揮混亂、中層是情報失靈。
總參三部離休的鄧亭，怎么被譽為“識得天書”？
我們表哥鄧亭也是新四軍出身的情報干部，過去只敬佩他16 歲只身一人從長沙跑到蘇北參軍。新中國成立后也住南京，在鼓樓高樓門，嫂嫂壽勇與他都是南京軍區五局干部。我們常去看他，卻不知他具體干什么，家里貼著“不該看、不該問的不看不問，不該說的不說”等8 條保密守則，也不能多問。他離休后進了總參上海干休所，我們到上海就住他家，聊天多了一些，但還是沉默少語。他說起原工作只是淡淡地說，偵聽、抄收下的敵方電訊碼，密密麻麻，看似浩繁無序，實則還是有序可尋的，總有內在規律，和戰場的實況結合起來分析，總能破譯出來。換一套密碼，就重新下功夫再摸索，日積月累對編碼、破碼就摸索出了一些門道。結合他的經歷，我們算是知道了電訊、情報業務中的技術含量。前兩年鄧亭去世，我倆到上海參加了追悼會。只見挽聯上譽他為“三部戰士，探賾索隱，天書得識”，我們不太理解。作為資深情報干部，他的追悼會與眾不同的是沒有任何文字介紹生平事跡。還是聽送別他的總參三部及各軍區情報局戰友私下回憶，我們才得知一二。戰友們對鄧亭評價很高，除了南京五局，福州軍區、濟南軍區情報局的建立與業務指導，鄧亭都參與了，培訓帶出了不少技偵干部。說他識得天書，此話一點不假。鄧亭參加新四軍后，被分配從事破譯工作。不少人面對一串串、成堆的阿拉伯數字，視之為天書直搖頭，更不要說破解內容了。而鄧亭卻能靜下心、鉆進去，很快成了三野情報戰線破譯密碼的新秀。他離休到上海后，我們陪他去看望他的老首長、三野情報部負責人胡立教（當時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正好和第一書記陳國棟互為鄰居），胡還記得他，稱贊他那時人雖小、破密碼的本事不小。
“文革”也影響到軍隊，鄧亭夫妻和軍區五局許多干部被趕出南京城，一度下放到蘇北響水縣建設兵團，說是知識分子要勞動改造，情報業務也中斷了近10 年。“九一三”事件后，葉帥抓軍隊情報工作的恢復，要他們那批業務骨干盡快歸隊。重回南京有阻力，軍委決定他們成建制調往福州軍區。這樣，鄧亭和徐充（原粟裕身邊作戰參謀、王必成與江渭清領導的二十四軍機要處長）等老五局干部組建起了福州三局新班子。三局和五局一樣也因“文革”而業務中斷，10 年未截獲偵破一個空中情報。當時未整理的電報收聽件堆了滿滿整屋子，鄧亭等人耐心細致地分檢，先把大量無用的剔出去，接著對可能有用的進一步研判，把故意迷惑我方的假情報篩選剔出去，最后攻關、破譯，一舉破譯了一個重大情報，受到中央軍委頒布的集體一等功獎勵。他的戰友對我們說，鄧亭真不簡單，業務停了10 年，面對的又是海量數據，他居然依舊能破譯成功。這就是對他一生“探賾索隱、天書得識”的解釋。在福州，我們還經歷了一件事，也從側面看出鄧亭與情報戰士的敬業。1981 年的夏天我們和鄧亭一起去看望到福建任省委書記不久的項南夫婦。項南愛人汪志馨是和母親同船同日從上海到蘇北參加新四軍的，兩口子和鄧亭母親鄧評又是鹽阜地區、蘇皖邊區共事多年的戰友，十分熟悉。看望中項南說你媽媽鄧評是個很能干的女干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真可惜。除了這些憶舊的話，項南還說，我剛剛接見了臺灣駕機起義的黃植誠，和他交談中感覺他還是有覺悟的，駕機行動不是偶然沖動，也不是個人私利引發的。這次你們部隊的情報反應還不錯，沒有誤把人家當作敵機來犯，否則一旦擊落就麻煩了。聯想這些真人真事，爸爸當年信中所囑的“小小嘀嘀嗒，里面有學問，有玄機”，意味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