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生
打響抗日第一槍
陳玉生1900 年出生在江蘇泰興縣三區陳家莊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八九歲時在本莊讀過兩年私塾，10 多歲以后隨父在家中種租田，15 歲時其父托人把他帶到上海進入生和隆油廠當徒工。后由上海中共的外圍組織“社聯”成員陳進覺介紹加入上海抗日救國會，接受到黨的教育和革命思想的影響。1936 年參加黨領導的上海日商紗廠罷工。后被法國巡捕房拘捕，送交上海國民黨警察局關押，1937 年4 月轉至原籍泰興警察局，同年9 月獲釋出獄。
他出獄后不久，就聯系了陳進覺、馬般青、錢文禮等從上海返鄉的中共地下黨“社聯”組織成員，與他們共同商定成立了“靖泰抗日救亡協會”和“靖泰抗日游擊隊”。在靖泰地區第一個扛起了抗日大旗，拉起了抗日武裝。游擊隊成立后，沒有槍，他們就分別到國民黨的區公所、鄉公所去“借槍”，到地主土豪那里去要槍，由于游擊隊的抗日聲望，很快籌到158 支長短槍和一批子彈、手榴彈等武器裝備。經過短期訓練后，即于1938 年2 月21 日，在靖江城到廣陵鎮之間的范家石橋伏擊日軍黑田中佐的一個中隊和偽軍一個大隊共200 多人。此次伏擊戰斗從早上9 點一直打到下午3 點，共斃敵43 人，沉重地打擊了日偽軍的囂張氣焰，打響了靖泰地區抗日斗爭的第一槍。
泰興曲霞舉義旗
廣陵范家石橋伏擊日偽軍之后，陳玉生領導的靖泰抗日游擊隊名聲大振，但也引起國民黨頑固派的嫉恨害怕。因此，他們千方百計想扼殺這支新生的抗日武裝。
1938 年2 月，在國民黨江蘇省主席、反共頑固派韓德勤的唆使下，國民黨南通專員公署保安司令袁國寶派人到陳玉生游擊隊的駐地靖江孤山鎮游說，聲稱他們抗日熱情可嘉，但未得到政府允許就拉隊伍不合法。因此要求他們到南通去接受訓練，然后正式確認合法番號，編為正規地方常備軍。陳玉生等不知對方施陰計，所以就把隊伍開到南通城外的廣州會館宿營。第二天就被何克謙、袁國寶繳了械，何、袁想借日偽之手殺害他們。陳玉生見上了當，立即組織游擊隊突圍，逃到了靖江西來鎮，再次集合游擊隊員，重新組建武裝，隊伍擴大到300 多人。這時，陳玉生想，游擊隊雖然重建，但沒有番號，還不能放手打擊日偽開展抗日，故想方設法找到“通如區右翼指揮部”的張公任，讓他收編，以便在合法的旗幟下進行抗日活動。有了番號，陳玉生心里還是不踏實，認為畢竟是在國民黨的領導下，終有被吞并的危險，所以一心想找到共產黨，由共產黨來領導這支隊伍。他立即派游擊隊政治部主任陳進覺到江南找新四軍，找共產黨的組織。因為那時新四軍早已成立，江南也有陳毅的新四軍部隊活動。1938 年7 月，正當陳玉生的游擊隊稍有發展之際，又遭到國民黨保四旅何克謙部的圍攻，陳玉生感到在國民黨地方常備旅番號下隨時都有被吃掉的危險，于是又與張公任一道投靠魯蘇皖邊區游擊軍李明揚，他們是蘇北的地方實力派。這年10 月讓李明揚收編為第三縱隊，陳玉生任支隊長。有了新的番號，加之中共蘇北特委又派金求真到陳玉生的部隊去發展黨的組織，陳玉生不僅自己秘密加入了共產黨，同時還在部隊辦學兵連，培養抗日苗子，為黨組織輸送人才。由于陳玉生的八支隊宣傳黨的抗日主張，教唱抗日歌曲，還經常與新四軍江南部隊接觸，魯蘇皖邊游擊軍副指揮李長江認為八支隊有通共嫌疑，想趁葉飛新四軍挺進縱隊攻打郭村之前先解決陳玉生的八支隊。1940 年5 月，陳玉生得知李長江企圖后立即電告葉飛，要求派部隊接應他們舉義歸隊，到郭村共同抗擊日軍。此時二李已經開始對葉飛挺進縱隊實施圍攻，葉飛同意派挺縱四團團長邱玉權前去支援。是年7 月1 日，陳玉生率隊1000 多人，突破二李的包圍和日偽軍的封鎖，順利把部隊開到了江都，與葉飛挺縱會合。從此，陳玉生正式回到新四軍的隊伍，走上了由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之路。
1941 年陳玉生（中）與戰友于蘇北留影
決戰黃橋逞英豪
1940 年7 月下旬，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改稱為新四軍蘇北指揮部，下轄3 個縱隊9 個團。陳玉生的八支隊整編為第三縱隊第七團，三縱司令員是陶勇，陳玉生為三縱副司令員。整編后，部隊稍稍休息即東進黃橋，在黃橋創建了通如靖泰抗日根據地。對于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的抗戰行為，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韓德勤如芒在背，于是在10月4日組織3萬多頑軍向新四軍發動進攻，欲把新四軍消滅在黃橋地區。新四軍蘇北指揮部在陳毅、粟裕的帶領下，與頑軍進行了殊死的戰斗。特別是陳玉生所在的三縱，肩負著保衛黃橋東門的艱巨任務。當時三縱人員最少，但防線較長，而且面對的是韓德勤的八十九軍三十三師正規化部隊。戰斗一打響，敵人就用飛機、重炮轟炸新四軍東門防守陣地，并派出整團的密集隊形向三縱陣地進攻。守衛部隊在陶勇和陳玉生等指揮下，用機槍、手榴彈回擊了頑軍的進攻。在東門一度被頑軍撕開缺口時，陶勇、張震東、陳玉生等指揮員身先士卒，用刺刀見紅的拼搏精神把敵人打回去。在小焦莊失守后，陳玉生又奉陶勇之命，率領九團組織反攻，終于奪回失去的陣地，保住了東門外圍的安全。10 月5 日當晚，陳玉生又帶領九團指戰員乘夜突襲大焦莊頑軍三十三師師部，不但打亂了敵人的進攻部署，同時還活捉了三十三師六旅旅長苗仁林，大長了戰士們的斗志，大滅了頑軍的威風。戰至6 日清晨，三十三師被全殲，八十九軍也全軍覆沒，黃橋決戰取得決定性勝利。隨即新四軍乘勝追擊，相繼奪取了東臺、海安等重鎮，為新四軍與八路軍勝利會師奠定了堅實基礎。
1941 年1 月新四軍軍部在鹽城重建，并把新四軍與南下八路軍整編為7 個師1 個獨立旅。陳玉生部編在一師三旅，陳任副旅長。1941 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在華中敵后成立蘇中、蘇北等8 個戰略區。蘇中行政區又分為4個行署，同時建立相應的軍分區。陳玉生被任命為蘇中第三軍分區司令員。從此，陳玉生在這個崗位上勤懇工作，一直干到1945年抗戰勝利。
受命海軍建新功
1949 年初，黨中央發出了“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國”的進軍號令。人民解放軍飲馬長江，積極向長江以南進發。這時，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擺在了中共中央的面前，即人民解放軍迫切需要建立一支自己的海軍。為此，黨中央在西柏坡向華東軍區發出急電，要求華中軍區組建海軍，力爭于1949 年底以前能夠配合陸軍解放臺灣。華東軍區接到電報后不久就任命原華中軍區副司令員張愛萍為華東軍區海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此時的陳玉生參加渡江戰役南進無錫，被留任蘇南軍區參謀長兼無錫警備區司令員。6 月份，海軍張愛萍司令員路經無錫去上海赴任，面見陳玉生，要他到海軍工作。陳玉生樂意接受，隨即被任命為華東軍區海軍后勤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當時人民海軍事業舉步維艱，中國最大的造船廠即上海江南造船廠已被國民黨破壞殆盡，從國民黨那里繳獲的海軍艦船數量少，噸位小，破船多，要在短期內形成作戰能力比較困難。為此，陳玉生在海軍黨委和張愛萍司令員的領導下，積極開展工作，大力度地擴大自己的海軍實力。首先，他組織招商局，將商船買下改造為軍用船只，在數量上努力增加噸位。同時，陳玉生又組織人員，突擊搶修船廠的設備和機械，以提高船只的修復整裝能力，加大艦船的復生能力。其次是到香港買船擴充海軍力量。當時國民黨的部分艦船逃到香港被港英當局扣留，加之統治階層紛紛要變賣家產，賣船的較多，正是低價買船的好機會。但到香港十分危險，港英當局對華仇視，國民黨殘余勢力想搞破壞，但陳玉生不顧個人安危，組成三人小組冒險去香港購船。由于工作周密細致，購船十分順利，共買到登陸艦船14 艘、坦克60 輛、運輸艦2 艘，噸位達到3000 多噸，每艦可運2000 多人。與此同時，陳玉生不怕敵人的暗偵盯梢，堅持在港買船，經過四五個月的努力，又購到英國二戰時期5 艘退役的護衛艦，價值20 萬英磅，為中國海軍的裝備速成建設立下了大功。1951 年2 月，陳玉生被任命為華東軍區海軍司令部第一副參謀長，具體抓海軍的后勤裝備、后勤基地建設和海軍高炮技術訓練，為海軍的建設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大貢獻。
真金不怕烈火煉
1952 年，中央針對黨和軍隊存在的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問題，在全國開展了“三反”運動。由于陳玉生長期在海軍后勤部工作，接觸的錢、財、物比較多，加之他為發展海軍事業曾到香港購買過船只，為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和購船的目的，有時往往要把自己打扮成富商形象，還要出入高檔場所，與客商會談和宴請。因此，有人揭發他這是嚴重的浪費現象，有失共產黨員的艱苦樸素精神。所以，受到了不應有的打擊。但陳玉生坦然處之，堅決維護黨的聲譽，服從黨組織處理。1953年他被錯誤處理貶調至南京軍區后勤部任公路處長。他尊重后勤黨委和后勤首長的領導，盡職盡責，毫無怨言。1955年開展的“肅反”運動中，陳玉生、楊桂芳夫婦又因所謂的游擊隊性質問題，被分別關押在兩處受審查，有人認為他在抗戰初期成立游擊隊是用的國民黨軍番號，所以屬國民黨的部隊，把陳玉生的入伍時間改在從郭村戰斗時間算起。對此，陳玉生非常不滿，與專案組據理力爭，甚至拍案而起陳述理由。他認為把抗日游擊隊定為國民黨軍不僅關系到他本人的政治面貌，同時牽涉到1000 多名游擊隊員的政治生命。所以不是一件小事。于是，他進京找到陳毅、粟裕、譚震林等老首長，申述原由。在老首長們的關心下，經過多方努力才得以平反。
1966 年“文革”開始后，陳玉生已轉業到地方工作，任江蘇省政府副秘書長職務。當時許多省級領導受到沖擊，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給老同志提供保護。如副省長管文蔚受到沖擊后，他就讓管副省長躲到自己家中，安排食宿，傳遞信息，守口如瓶，盡心盡力保護老同志。教育廳廳長汪青辰受沖擊后，被造反派趕出住所。他就把自己一樓的三個房間讓出來給汪青辰全家住，同時還在生活上給予盡力照顧和幫助。不久，他和妻子楊桂芳也受到沖擊，“造反派”要他們交待“復雜的社會關系”。其中一條是與國民黨軍的李明揚等接觸過甚，有通敵行為。陳玉生當時任蘇中三分區司令，為了統一戰線工作與李明揚等人接觸，那是爭取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共同抗日，這是抗戰的需要，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需要，與通敵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造反派見他不認罪，就發配他到農場勞動改造，讓他干重活臟活。那時陳玉生已60 多歲，加之有眼疾，實在是一種體罰和折磨，但陳玉生心地坦蕩，信念不改，充分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革命情操和品質，經受住了“文革”的沖擊和磨難。1976 年10 月，粉碎“四人幫”以后，陳玉生得到解放，先后擔任江蘇省委統戰部顧問、省政協副主席。1979 年、1983 年江蘇省委、南京軍區先后作出《關于陳玉生同志錯案的平反決定》。1982 年，陳玉生離職休養，仍關心全省的政治經濟形勢，積極參加社會調查，經常向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議和意見。
陳玉生在1994 年3 月21 日去世，享年92 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