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羅生特
雅各布·羅生特是奧地利猶太人，醫學博士，早年深受德國納粹迫害，1939 年被迫逃亡中國，1941 年皖南事變后參加新四軍，1942 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轉戰華中、山東和東北解放區，從事醫療衛生工作。當年他在緊張的工作之余，寫了一部手稿，記錄了他在華十載的親睹親歷。這部手稿后來由羅生特的外甥女安·瑪格麗特·弗蕾亞從羅生特的遺物中整理出來，經奧地利中國友好協會常務副主席、中國和東南亞研究所所長格爾特·卡明斯基教授整理、評注，于2002 年出版。2003 年4 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編譯出版了中文版，定名為《中國的大時代——羅生特在華手記》。
羅生特在手稿中講述了一個關于新四軍三師參謀長彭雄的故事。1941 年圣誕之夜，彭雄帶著警衛員一起給羅生特祝賀節日快樂。時年27 歲的他借著酒興給羅生特講了一個“生活中最有趣的插曲”，其實也是彭雄刻骨銘心的故事。一年以前，他還在八路軍一一五師。“我們的最高紀律是，只有當預測我們的損失很小時，我們才會發動進攻。但是有時候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氣，我愛進攻，太愛了。在山東這樣的事情就又發生了一次。我進攻，狠狠地打擊敵人，贏得了很好的一塊重要地區，但是我的損失也不小。那時在山東的軍事和政治指揮官是羅榮桓將軍，他讓人把我叫來，嚴厲而又客觀地批評了我。我很不理智，感覺很委屈，就說，他應該撤了我的職，讓我做他的警衛員。羅榮桓將軍凝視了我片刻，然后說道：“同志，就你現在的職位而言，也許就是再高一些的話，你的軍事才能都是足夠的。但是我的警衛員們都很合適，而且政治紀律性也比你強一些，我不需要讓你來做我的警衛員。”當時，抗日戰爭正處于相持階段，中央的要求是“由于日軍對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殘酷‘掃蕩’，及我軍之人力、物力、財力及地區之消耗，使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敵我斗爭進入新階段。在這個新階段中，我之斗爭方針應當是無時間的長期斗爭，分散的游擊戰，采取一切方式與敵人周旋，其目的，節省與保持自己的實力，不但是武裝實力，而且是民眾的實力，以待有利的時機。”彭雄雖然“狠狠地打擊敵人，贏得了很好的一塊重要地區”，但是我們的“損失也不小”，而這與中央當時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彭雄年輕氣盛，憑著自己的喜好，一時沖動，做出了與中央要求相違背的事情，自然受到了羅榮桓同志的嚴厲批評，羅嚴肅指出這是“政治紀律性”的問題。
政治紀律是黨的組織及其成員在政治行動和政治言論方面必須遵循的行為規范。紀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紀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紀律。政治紀律是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的根本保證，是黨的其他紀律的根本引領。從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對政治紀律的高度重視。不管你作戰多勇敢、軍事能力多強，“政治紀律性”是必須把握的原則和評判標準。守紀律，首先要守政治紀律，政治紀律是全部紀律的重要基礎。認真貫徹落實中央的政策要求是最大的紀律和規矩，而嚴格遵守和執行政治紀律，才能確保全黨、全軍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步調一致向前進。面對殘酷的斗爭形勢，除了堅定理想信念、堅守為民宗旨、具有頑強作風，還必須要有全局觀念、大局意識，服從命令聽指揮，否則，隨心所欲、各行其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必然渙散無力，成為一盤散沙。
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時期根據黨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賦予政治紀律以不同的內容。但是，不論政治紀律的具體內容如何變化發展，始終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決維護中央權威、切實保證中央政令暢通這些政治紀律所包含的內在原則從未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