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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是十八軍
作者:仇邊疆 責任編輯:姚云炤 來源:《鐵軍》 日期:2024-04-18 瀏覽次數:7837
我的父親仇裕民,是原十八軍供需科科長,主管部隊的物資供應。我的母親蔡銘章,1944 年參加新四軍,是一名老戰士,入川時擔任供應科出納,隨供應科在成都采購物資,也是最早進藏的十八軍女兵。
1950年1月,十八軍后勤供給部長賴榮光(前排中)率本文作者父親仇裕民(前排右)等相關人員,在重慶籌集進藏物資時合影。
十八軍的“留守兒童”
我的父親仇裕民,是原十八軍供需科科長,主管部隊的物資供應。我的母親蔡銘章,1944 年參加新四軍,是一名老戰士,入川時擔任供應科出納,隨供應科在成都采購物資,也是最早進藏的十八軍女兵。
我的父母相識于豫皖蘇,相戀于進軍大西南的路上,于1950 年1 月份在四川樂山結婚。父母婚后不久,就去成都采購部隊需用辦公、生活物資。在成都工作期間,父親接到張國華司令員派人送給十八兵團周士第司令員的一封信。送信人告知父親,部隊接到進軍西藏的任務,全軍正做進軍西藏的準備。你們也要轉換任務,由采購正常辦公生活物資轉為重點采購進藏物資。
1950 年1 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第十八軍執行毛澤東主席下達的“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的指示,由軍長張國華率領當時已計劃安家川南的第十八軍轉道西藏。3 月6 日,十八軍在樂山召開了進軍西藏誓師大會,發出了“把五星紅旗插到喜馬拉雅山上”的豪言壯語。此后,進藏的準備工作全面展開。
物資準備乃重中之重。作為物資籌備領導小組,父親一行5 人,在時任第十八軍后勤供給部長賴榮光的帶領下去往重慶,以那一帶為中心采購進藏所需物資。當時,軍委制發一些物資,但未雨綢繆,還必須自籌一部分物資,包括帳篷、苫布、糧袋、膠鞋、雨衣、單衣、襯衣、絨衣、手套、風鏡、酥油、糌粑、棉衣或皮大衣、小型軍用鍋、銀元和黃金、汽油和酒精,后者是在前者缺少時使用。還有馬匹用的蹄鐵、帆布槽、鍘刀、馬草等等。
多年戰火之后,新中國成立之初,物資奇缺。父親他們為了以較低的價格購買到心儀的物資,多方打聽,四處奔波,貨比三家,反反復復商議取舍。那些日子,父親心急如焚,寢食難安,為弄到一批物資不知道要跑多遠的路,不知道要費多少口舌,也不知道要度過多少個不眠之夜。父親曾說“: 要籌集上萬人用的物資,哪能那么容易?發愁哇!白天聯系貨物,晚上清算賬目,開碰頭會,幾乎沒有空閑的時候。”
在山城,他們度過了一年多的時間,為部隊籌集了大批軍需物資。同時,他們又在樂山、成都等地購買了大量物資。這些物資,加上軍委劃撥的物資,兄弟部隊支援的物資,陸續運往甘孜。
自1951 年起,十八軍的進藏部隊陸續在甘孜集結,3 月底,父母親也隨之到了甘孜。部隊在進行教育時,軍長張國華談到他在北京向毛主席匯報進藏的準備情況,毛主席說,就官兵而言,“進藏對個人來說,一點好處也沒有,但你是共產黨員,黨需要你去,你去不去?”共產黨員講黨性,當然要聽黨的話。五十二師副政委陰法唐做《樹立革命人生觀》的報告,引導官兵學習《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等文章,使官兵、尤其是黨員樹立“愿為革命灑盡熱血,以身殉黨”的信念。父母親如同眾多官兵一樣,做好了犧牲自己的一切利益乃至生命的思想準備,因為他們時刻牢記著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
在長達1 年零7 個月的進藏途中,十八軍的官兵蹚過了一道道冰河,翻過了一座座雪山,踏過了一片片無垠的沼澤,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
十八軍出發后,我母親也隨軍前行。1951 年,行軍到四川甘孜時,我出生在進藏的路上,我一直覺得,這份西藏情懷在我出生時,就注定了。
我出生不久,父母還要繼續前行,便把我送到了十八軍的后方基地——成都。
小學前,我一直在成都大邑縣唐場鎮的保育院里生活,這里幾乎全部都是像我一樣的十八軍子弟。
為了讓戰士們安心進藏,軍區領導把這些年幼的孩子聚集在一起,方便照顧。保育院里的阿姨,就充當起了媽媽的角色,負責我們的吃、穿以及啟蒙教育。
因為長期見不到父母,我對父愛母愛的理解有些模糊。記得母親第一次回成都探親的時候,我大哭著:“我不跟你走,你不是我媽媽,阿姨才是我的媽媽……”現在想想,母親當時該有多么無奈和無助。
1958 年,隨著弟弟妹妹們的出生,需要人來照看,我的奶奶從山東老家來到成都,我的童年里才出現了“第一位親人”。
那時,我和保育院的小伙伴們陸續進入了小學,在茶店子八一小學。每到周末放學,我總是迫不及待地回家,想趕快回去看看奶奶。
我一直還記著當時我們住的地方經常停水,每天早上醒來,奶奶總是催促著我:“趕緊去打水,要不來不及了!”我還記得,每次弟弟妹妹們放學,奶奶總是急促地邁著小腳,匆匆叫一輛三輪車,去接她的孫兒們。
當時住在院子里的幾乎都是十八軍的家屬,整個院子里沒有青壯年,只有老人和孩子。如此想來,我們算是第一批“留守”兒童了吧。
十八軍進藏前母親蔡銘章(中)和戰友合影。那時她已經懷著身孕,踏上征途。
護送20 萬銀元到拉薩
在我出生之前的6 月,父親就離開了甘孜。他沒有隨后勤機關人員走,而是接到了一項特殊任務:把20 萬銀元送到拉薩。
當時,毛主席指示,進藏部隊不能給西藏人民增加負擔,要自己籌措經費。所以,進藏部隊中的部分部隊,每人揣著100 塊銀元,到拉薩后交給部隊牽頭設立的臨時銀行。其余的一部分銀元,有專人運送。這是關乎進藏部隊生存的大事,張國華親自向父親交代:“你要千方百計把鋼洋送到拉薩,一塊都不能少。少一塊我拿你是問,送到了就是立大功!”
父親身為供需科長,自然知道其重要性,當即表態:“請首長放心,我保證完成任務!”
運送銀元,軍首長決定把軍直屬警衛營二連的100 多人交由我父親領導,組成運輸隊,一部分人擔任警戒,一部分人負責運輸,同時雇來十幾個藏族同胞當向導并進行運輸方面的指導。這支小分隊配備了100 多匹馬和十幾頭牦牛。
父親抓緊對運輸人員的培訓,要掌握一人趕3 匹牲口的本領;對鞍具進行改造,以利于駝運。為防止銀元受損、丟失、水浸,他們把一塊塊銀元用油紙包好,裝進箱子里,再細心地用苫布包住。
進藏整訓的時候,他們已經了解到,從甘孜到拉薩的2000 多公里,古人描述為“山有千盤之險,路無百步之平,亂石縱橫,人馬路絕,艱險萬狀。”崇山峻嶺連綿,草原戈壁茫茫,有密林深澗,有激流險灘,風雪無常,空氣稀薄,由此經過的人凍壞、凍死、凍傷、雪盲者并不稀罕。但是,身臨其境,他們感到比書中描述的更加復雜、艱辛、恐怖。
起初,雖有搶修過的道路,但雨季水多,毀壞嚴重,坑坑洼洼,隊伍行進緩慢,不免有牢騷抱怨,父親便與幾位干部跑前跑后,為大家鼓勁兒,比別人走更多的路,勞累可想而知。有的路段陡峭、泥濘,亂石堆積,人與牲口舉步維艱,只好找來樹枝、雜草鋪路,有時候還不得不把麻袋或衣物鋪上。等馬隊過去之后,有的衣物根本不能再用,有的干部戰士因此受凍。
有的路段是盤山道,窄窄的路幾乎是掛在懸崖邊上,另一側則是令人目眩的河谷,巨浪翻滾,濤聲轟鳴,且不說人,就連騾馬牦牛也驚恐地踟躕不前,很多時刻,父親就和官兵走在靠懸崖的一邊,擋住牲口的視線,好使它們安心地前行,不至于因驚恐跌入深谷。偶爾,會有塌方出現,巨大的石頭騰起很高,飛到山澗,令人不禁冷汗沁出。那一刻,每個人都在賭著自己的性命,保護著銀元。
已經是融雪時節,冰河遍布,過了一條又一條,凜冽刺骨的冰水令人渾身打顫,走著走著腿腳就不聽使喚了,麻木了,摔倒了,渾身透濕,來不及換身干衣服。有的河底鋪滿亂石,時不時把腳碰得紅腫甚至淌出血來,不得不咬緊牙關前行。其間,說不定何時來一陣驟雨,剛剛被風吹干的衣服就又濕了。他們還遇到過冰雹,有棗子大小,一時間打得裝銀元的箱子啪啪作響,人的身上頭上也被打得疼痛難忍。牲口驚慌起來,大家顧不得冰雹,趕緊把一匹匹牲畜拉緊。
行路難,吃飯亦難。高原缺氧,飯只能做到七八成熟,粘牙,難以下咽,胃還翻江倒海地不舒服。所帶的壓縮餅干、蛋黃粉、脫水菜,也只能就著七八十度的所謂開水吞咽。如此飯食,還要翻山越嶺,體力實在難支,但革命的堅強意志在鼓舞著父親和官兵們,沒有軟弱,沒有屈服,沒有叫苦,有的是抖擻精神,勇往直前。
在父親他們的隊伍出發之前,雖然已經有先遣部隊清除反動的武裝余孽,但依然有小股頑敵匪徒出沒,襲擊行軍的隊伍,搶奪物資,傷害官兵。為了保證銀元和大家的安全,父親指揮警衛連的官兵,有人在前邊探路,有人在后邊警戒,總是處在高度警惕之中。夜晚,是他們最為擔心的時候,如果沒有趕到兵站,只好露宿途中。那樣的夜晚,真正是和衣而臥,枕戈待旦,官兵們把裝銀元的箱子排放在地上當床,人就睡在上邊。擔任警戒的官兵,有的在帳篷附近站崗,有的則在遠些的地方擔任流動哨。那樣的夜晚,父親幾乎不敢深睡,時刻擔心著出現意外。
最為考驗人的體力、意志和膽量的莫過于爬雪山了。父親他們經過了多少座大大小小的雪山,已經記不清楚,但經歷的危險、困苦終生難忘。若雪山坡度不是太大,也沒有遇上暴風雪的時候還好一些,不過是使出力氣就能往上爬。若遇上山體陡峭,道路崎嶇,風雪交加,父親他們就是在與死神搏斗了。他們前邊的部隊曾經傳遞來信息,因為山高路險,風雪彌漫,咫尺之遙道路難辨,有人與牲畜滾下山崖,有人與牲畜出現傷病,有人與牲畜被困死在途中。
父親他們得到這類信息,不能退縮,只能迎難而上。因為人與牲畜攀援吃力,他根據先遣人員的經驗,把牲畜分成四五匹一個小組,組織多于平時的人,連推帶拉,送到一個高度,再回來接應另一撥。
如此反反復復,所有的人員和牲畜就慢慢地到了山頂。那一刻,幾乎所有的人都累得癱倒下來,可是,他們不敢久留,害怕凍傷,害怕坐下了就起不來,稍稍喘口氣,又會小心翼翼地把牲口護衛到山下,不能讓銀元有任何損失。如果沒有牲畜,他們會像別的官兵那樣坐下來,滑到山下,省力不少。可是,他們不能,為防止牲畜摔倒,每個人都成為牲畜的活動支架,趔趔趄趄地伴著牲畜往山下挪。
就是在一次次翻越雪山時,有的官兵被凍傷了手腳,凍傷了臉,父親的手上腳上也裂開了一個個口子,鮮血流出來就凝結在一起,有幾次襪子脫下來非常困難,要一點點地用水洇濕了,手套脫下來也疼得鉆心。父親多年在外奔波,本來腳上就有雞眼和腳墊,這次行軍,腳上就又多了腳墊,雞眼和腳墊有8個之多,走路疼痛難忍,但又豈能不忍?他時時刻刻感到重任在肩,自己要有堅強的毅力,還要以自己做榜樣去鼓舞官兵。
4 個月之后,父親他們經過了無數艱難險阻,終于趕到了拉薩。他和百余名官兵可以自豪地向組織匯報:人沒有犧牲一個,牲畜沒有損耗一匹,20 萬銀元全部完整地運到!
張國華軍長和后勤部領導對父親和官兵們的表現給予極大地贊賞。此后,父親才能夠與母親通信,知道了我的出生。
父親仇裕民站在十八軍后勤部的菜地里,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西藏開始大規模種菜就是在十八軍進藏后。
不幸中的幸運
父母那時經歷的艱難險阻,我在后方基地渾然不知。
雖然父母不在身邊,但是我很少覺得孤獨。和從小就互相陪伴的伙伴兒們在一起,我覺得我們就是一家人。從保育院一起長大的十八軍子弟們,吃一樣的食物,穿一樣的衣服,雖然條件艱苦,但是大家一起打打鬧鬧,誰都沒有抱怨過。但是,除了歡樂,我們經常要體會其他孩子不會有的悲傷。
當時,川藏公路雖然已經修好,但是地勢險峻,山多彎急,經常會有進藏或者回家探親的十八軍戰士發生翻車事故。
所以,時不時會有父母因翻車去世的消息,傳回成都,不少伙伴兒因此成了孤兒。
父親在西藏工作了14 年,一直從事軍需工作。在這14 年間,他無數次回到內地,也是無數次從拉薩乘坐汽車回內地,經受著生死考驗。那時候,川藏公路狀況極差,還要繞峰盤嶺,還要穿越雪山,還要涉水過河,正常的情況下單車走一趟要一周的時間,車隊所需時間更長。因為翻車,因為汽車拋錨困于風雪之中而死人傷人的事情經常發生。父親,有時候是父母親一起,每往返一次成都與拉薩就把心高懸起來。
一次,父母親,還有十來位干部和他們的家屬,乘坐一輛改裝的面包車由拉薩回成都。汽車在翻越一座雪山時,突然方向失靈,急速向懸崖沖去。那一刻,人們都意識到要粉身碎骨了,本能地驚呼起來。可是,驚險戛然而止,汽車被一個粗大的樹墩卡住了,車頭懸在了崖邊。人們緊張地下了車,不禁唏噓不已,慨嘆是樹墩救了一車人的命。事后,父親笑著說:“又撿了一條命!”
還有一次,則是父親的驚險記憶了。當時,他們接到軍委急電,必須在三天內由拉薩趕回成都,然后乘飛機去北京。正常走七八天的路程,三天走完,玩命!玩命也要走!父親和后勤部的領導,幾個人兩臺車,司機換著班開,日夜兼程,風雪無阻,車速跑到了極限,險情時有發生。但是,他們不能放慢車速,軍人的天職使他們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命令,終于在飛機起飛之前趕到了成都。
我一直想,我和弟妹們是真的幸運,我們的父母雖然遠在西藏,但是我們還是完完整整的一家啊。
不過,大部分的伙伴們飽受分別之苦。雖然我第一次見母親的時候很陌生,甚至有些排斥,但是一旦感受到了母愛,我就不愿母親離開了。每次母親回西藏,我總哭鬧著發脾氣,母親只能含著眼淚一步三回頭的離開。
正是因為我們需要承擔這些痛苦,所以軍區首長特別命令一定要好好照顧這些“留守”子弟。于是,我們小時候經常可以吃到用酥油炸的拉薩河的魚,又香又酥,一次可以吃好幾條。
還記得我們很多小朋友還穿過降落傘布做成的衣服,據說那是1962 年繳獲印軍的戰利品,綢緞質地,又軟又滑。我們穿著一模一樣的衣服,覺得自己時髦極了,神氣得不得了。
從保育院到小學畢業,就是這些伙伴兒們互相陪伴、互相支持,父母不在身邊,我們成了一家人。
直到現在,每年的4 月19 日我們都會在茶店子小學相聚,這一天就是我們的“返校日”。那段時光,現在回想起來還是那樣溫暖和難忘。
一輩子的西藏情
父母因為長期在高原生活,嘴唇早已變成了紫色,手指甲也已經塌陷。
進藏不久,第十八軍改編為西藏軍區,父親擔任后勤部軍需處長,母親也在1954 年去往西藏,在軍區八一農場擔任會計。一年后,部隊整編,部分人員退役,母親退役到成都工作,幾年后又回到西藏,在后勤部幼兒園任園長。西藏本就缺糧,幾萬軍人突然而至,吃飯問題凸顯出來。黨中央和毛主席早有指示:進軍西藏,不吃地方。不吃地方,還要吃飯,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還沒有修通的時候,運輸困難,供給不足,如何辦?多管齊下。其一是到邊境線上的貿易市場采購。那時候,已經有了位于日喀則地區亞東縣境內的亞東口岸,與印度、不丹兩國接壤;有了位于喜馬拉雅山南麓中尼邊境聶拉木縣樟木鎮的樟木口岸。這兩個口岸,交流來自世界很多國家的物資。父親作為軍需處長,重任在肩,他經常帶領有關人員到兩個口岸采購物資,然后運往西藏軍區各部隊。
多少年后,我在一次聚會時遇到時任十八軍軍參謀長的李覺伯伯,他對我說:“那時候,我經常帶你父親去口岸采購。購買了糧食,馬車運!”父母親有時候與我們開玩笑:“你們現在吃進口大米,我們早在剛解放的時候就吃上了。好多人吃慣了粗糧,剛吃進口大米,營養過剩,不適應,身體還浮腫呢。”有些毛線、呢子或其他布匹,也是從亞東和樟木兩個口岸購進。
在購進物資的同時,部隊發揚延安時期的南泥灣精神,開荒種地,豐衣足食。這項工作由軍需處來指導,父親因此經常深入部隊。軍區機關在譚政委帶領下在距離拉薩不遠的地方辦起了“八一農場”,種糧種菜,但主要是種蔬菜。父親曾講,因為土地肥沃,拉薩河水源充足,日照時間長,種出的各種蔬菜,與內地的蔬菜比,要么個頭大,要么個頭長,營養還豐富。當時,父親到成都休假、辦事,回去的時候,總要帶些菜籽,這似乎是很多官兵的習慣。
因為長期做軍需工作,父親非常注重部隊的節約,尤其能夠從大處著眼,杜絕因疏忽而造成浪費。那時候,部隊的供應物品種類很多,有布匹,有衣服,有原糧、有面粉;有臘肉、干菜、香腸、食用油,還有各種新鮮肉類和沒有提煉過的豬油等等。軍需處分管的部隊有野戰軍、空軍,還有工兵。保障部隊糧食和其他物資的質量和安全,是保證部隊供給的基礎,絲毫不可忽視。父親對此十分關注,每年的夏秋季節,他都會比平時更多地深入基層。同時,不光軍需處的同志們要下去,后勤其他部門也會抽調人員下去。他們檢查倉庫的儲糧儲物情況,督促倒倉,絕對不能出現霉變,絕對做到出陳儲新。到了年底或年初的時候,父親更多的是跑北京,參加會議,爭取物資。
有一件令父親大喜的消息,就是在北京開會時獲得的。1963 年,父親到北京開會,聽說沈陽一家工廠生產了高壓鍋,做飯不受外界氣壓的影響,非常適合在高原地區使用。父親回去之后,立即向后勤部領導匯報,并很快陪部領導飛去沈陽。在廠家,他們進一步了解了“雙喜牌”高壓鍋的性能,認定適合高原做飯使用,當即定下了一批,并告知廠家:“你們最近生產的高壓鍋,我們可以全部購買!”此后,還與廠家共同研制了適合連隊做飯的大型高壓鍋。此舉,對改善連隊的伙食狀況舉足輕重,受到官兵稱贊。
在部隊進藏初期那些年,因為能采購到物資,自己種糧種菜,糧食保管得好,多措并舉,即便在我國三年困難時期,西藏軍區也沒有受到缺糧斷炊之苦。后來,遇到戰事,軍隊自儲的物資供應十分充足,作戰沒有后顧之憂。對此,西藏軍區的領導心里踏實,張國華敢于拍著胸脯向中央領導說:“后勤供應沒問題!”高層領導聽了,當然十分滿意。
部隊進藏之初,父親他們軍需處還擔負著一項任務,就是部分軍用品的試用、研究。高原環境的特殊性,決定著軍用品與內地部隊的不同,很多品類要逐步研制、實驗、完善。軍需處與北京、秦皇島、上海等地的研究所建立了聯系,借鑒國外經驗,集中研究方便食品和輕型被服,部隊在使用中提供實驗結果。比如壓縮干糧、速熱米飯、脫水蔬菜及方便肉類,要做到使用快捷、方便,有較好的口感,還能在較長時間保證不變質。如今,我們看到的加水即熱的速熟食品,在當時已經生產。官兵的皮大衣、大頭鞋,開始的時候保暖但很重,影響行軍速度,后來都有改進。
在西藏的14 年,是父親超常忙碌的14 年,是為部隊的軍需工作付出大量心血的14 年,官兵有口皆碑。
1965 年,父親因為身體實在支撐不住,調到了北京工作,我們全家終于團聚了。
調到北京工作的父親,還是離不開西藏,每天的工作、閑暇的時間,都是在談論西藏。原來是聽別人講,現在終于天天聽父親和我們說西藏,說十八軍。
有一次,我問父親:“那么苦的環境,你們為什么還那么堅持呢?”
父親想都沒想:“沒有為什么,就是不折不扣完成黨的任務。”
進軍西藏、解放西藏、建設西藏是一個完整的過程。我們的父輩尚未完成的任務,我們這代人又接了過來。很多十八軍的子弟,我兒時的伙伴,在成年后,相繼去了父輩的部隊,為建設西藏奉獻了自己的一生。
家有十八軍軍人,戰士要堅守黨性原則,妻子要支持丈夫,子女要支持父母。我們從小承受痛苦,承受分離,承受責任。作為十八軍的后代,對于西藏,我們有著一輩子的情懷,因為這是我們的父輩戰斗過、奮斗過的地方;是孕育十八軍精神和老西藏精神的土壤。雖然我沒有去西藏當兵,但這份情懷、這種精神同樣在我心里扎根。我們兄弟姐妹5 人,長大后都相繼參軍,投身部隊。工作戰斗中,也像父母一樣兢兢業業,恪盡職守,踏踏實實完成上級布置的任務。
有一本《毛選》四卷袖珍本,是我1968 年參軍時父親特意送給我的,我現在依然放在床頭。父親當時說:“你要認真讀毛主席的書,聽黨的話。”之所以由衷而言,是因為他一直讀毛主席的書,聽黨的話。在父親的身上,有很多從那個年代過來的共產黨人所具有的特殊品質,如對黨忠誠、艱苦奮斗、勤奮敬業、廉潔自律、吃苦耐勞……
2020 年3 月27 日9 時,父親仇裕民病逝于成都,享年101 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