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 年暮春的一天，在南京江東門的國民黨中央軍人監獄，一位身材高大、相貌英武的青年壯漢被押解入牢房。
這位壯漢是王范。他于當年4 月在上海被捕后，自稱張景慶，公開身份是上海英租界巡捕，沒暴露自己是共產黨員，沒有任何口供。因叛徒并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與身份，敵人沒有證據，只得以“共黨嫌疑犯”罪名判了他10 年徒刑，押往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獄方見王范身高力壯，可以挑三四百斤的重擔，就讓他服苦役當廚工，挑水擔菜，并給各監房送飯。
血火革命年代
1905 年6 月16 日，王范生于江蘇省如皋縣（今如東縣）掘港區上漫鄉一戶佃農之家。因家境貧困，只間斷地讀過3 年私塾便輟學了。他隨著父母、兄長辛勤勞作，但家中仍然一貧如洗，他深切感受到農民的苦難。他天性豪爽，自幼習武，到了青年時代，身強體健，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
1926 年初秋，正值大革命高潮之時，受中共組織派遣，青年地下黨員王盈朝到如皋東鄉農村開辟工作。他剛到東鄉掘港區下漫灶小學任教不久，首先結識了王范，兩人很快成為知心朋友。王盈朝和王范籌劃辦起了平民夜校，王范很快約集了數十位青年農民一起上夜學，學文化，聽革命道理，他們還秘密組織了農民協會。同年11 月，王范經王盈朝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黨內化名張云飛，成為如皋東鄉第一位農民黨員。同年底，王范負責下漫灶黨支部工作。1927 年4 月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江蘇城鄉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1928 年5 月1 日，如（皋）泰（興）起義爆發，王范和其他黨組織骨干根據如皋縣委的部署，組織黨員和積極分子等參加暴動，運用公開的農民協會斗爭地主，散發傳單，張貼標語，制造聲勢，吸引住敵人，反抗當局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血腥鎮壓。1930 年4 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四軍在如皋正式成立后，王范將數月參與籌集并具體保管的3 萬多元購買槍支錢款，送至紅十四軍軍部。同年7 月，王范等黨組織骨干又與紅十四軍所部一起，攻打江家園，擊斃惡霸吳省吾，東鄉一帶成了窮人的天下，是通海如泰革命根據地的一部分。他召開了80 多人參加的會議，會議健全了上漫灶、下漫灶的黨組織，他被選任黨支部書記。不久，在國民黨軍隊重兵“圍剿”下，紅十四軍暴動失敗，白色恐怖籠罩著通海如泰地區，王范化裝成農婦，河邊洗菜，口銜蘆葦，悄悄泅水十余里痛別家鄉，經南通往上海去尋找上級黨組織。
王范到達上海后，舉目無親。他干過苦力、雜役、小工等，屢因打抱不平、痛打包工頭被解雇，生計無著，走投無路中，他給如皋東鄉地下黨組織負責人葉胥朝寫信想返回，被告知家鄉環境險惡并被勸阻。一日，他見巡捕可在街上自由行走并打聽情況，尋思以此身份為掩護找尋黨組織，便在1930 年底憑著一身武功考上巡捕，在操班受訓半年后，被分配到上海四馬路英租界總巡捕房。不久，王范與打入巡捕房的中共地下黨員取得聯系，正式恢復了黨的組織關系。當時巡捕房中共地下組織歸上海的中央特科領導，共有12個支部，王范擔任四馬路總巡捕房中共地下黨支部書記。1932年1 月淞滬抗戰爆發，王范參與發動了租界全體華人巡捕，抬著被日軍殺害的華捕田潤生等兩位的遺體大出殯，舉行反日游行示威、罷工、演講；他舉槍迫使到蘇州河以南肆意捕人的日本特務退回蘇州河以北；同時，他也參加公開的反日同盟組織活動。王范在上海地下斗爭時期，化名張拓，他對自己這一時期的斗爭經歷，曾用詩句“三年黑暗舒壯志”來概括。
鐵窗豈摧初心
1932 年4 月，王范在上海被捕。出賣王范的叛徒，不知王范的姓名，也不知他是巡捕房的中共地下黨支部書記，只知他當過紅軍。在巡捕房的地下刑訊室里，面對兇狠的審訊，王范故意大聲叫屈，堅決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幾天后，他被引渡給南市區的上海警察局，國民黨中統特務和刑偵科偵辦他的案子。敵特對王范濫施酷刑，致使他遍體傷痕，王范拒不招供。敵特無奈，就讓叛徒上堂對質，王范一見叛徒，破口大罵：“原來是你這個混蛋誣告我！”并對提審人說：“這個家伙曾在四馬路上公開調戲一個青年婦女，被我攔下來狠狠訓斥，落荒而逃，就挾嫌報復。你們問問他，我除了警服上這個番號，真名叫什么?”叛徒答不上來，狼狽不堪。敵人見審不出結果，無計可施，又不甘心釋放王范，便以“共產黨嫌疑犯”的“罪名”判處10 年徒刑，將王范轉押南京，關入國民黨中央軍人監獄。在敵人的檔案里，記載著王范到上海后的化名——張景慶，番號708，沒有任何口供。
監獄的政治犯中，有些也是從上海轉押來的，有個叫章阿昌的，趁著在監獄洗衣房做苦役的機會，經常與難友們悄悄交流情況，關心難友們的疾苦，告誡難友“千萬不可向敵人屈服”，鼓勵難友們堅持斗爭。章阿昌真名張熾，是獄中秘密中共支部負責人，并設法與獄外黨組織取得了聯系。王范與章阿昌結識后，通過章阿昌了解了獄中一些政治上可靠的同志，找機會調到政治堅定的中央特科無線電訓練班學員陳坦等同志所在押的監房。王范轉到陳坦等所在的監房不久，望著牢房里難友們一張張被折磨得慘白的臉，焦躁地說：“這個地方我是要出去的，我一定要越獄?！彼c同牢難友惠浴宇見面后也說：“我們要組織暴動，和反動派拼！”當時看守就在他身后幾步遠，這使先他入獄、經歷過獄中斗爭的惠浴宇為他的“蠻勇”吃驚。惠浴宇回憶道：“剛進中央軍人監獄，許多難友都和我一樣，沒有坐牢的經驗。斗爭情緒很高，常常鬧監，以為這樣才體現了共產黨人的堅定性和大無畏精神，以戴鐐加銬關南監獨居室為榮。王范就是一個……”因痛恨獄中的非人生活，王范與同在廚房做苦工的兩位難友牽頭，打算暴動越獄。一天，王范把自己的棉大衣和外套送給陳坦，并告知自己家的地址，說要準備越獄了。陳坦比王范入獄時間長，經過幾年的磨煉，對待問題比較慎重，他問清了王范等3 人的越獄設想后，就一步步幫王范分析，指出在敵人層層重兵把守，并有高墻厚壁、護濠鐵網嚴密設防的情況下，如此手無寸鐵地貿然行動，遭受失敗的危險極大。王范聽取了陳坦的意見，及時與另兩位牽頭越獄的難友通氣，取消了這次行動，并在陳坦等同志的具體幫助下，商量好了一致對付獄方追查的口徑，拒不承認有越獄之事。由于軍事犯中有人告密，王范被獄方加雙鐐關押到被稱為“監中之監”的南監獨居室，后經難友們抗議，王范被放回普通監房。
就這樣，經過獄中黨的負責人劉寧一、惠浴宇、陳坦等難友同志的幫助與教育，王范認識到獄中斗爭的主要任務是：堅守氣節，保存力量，提高自己，長期堅持，以待時機。
列寧曾說過：革命者應該把監獄當成“學校”。王范身陷囹圄的5 年多，學到了任何大學都學不到的東西。在獄中結識了陶鑄、劉寧一、劉芝明、劉順元、惠浴宇、陳坦、陳同生、鄭平、曹瑛、黃霖等多位生死與共的良師益友。經獄中斗爭的組織者楊澤等難友向監獄教誨室主任沈炳銓（大革命時期加入共產黨，后脫黨，一直找不到黨組織）爭取，一些進步書籍、理論書籍都隨著外文書被帶進監獄。他在巡捕房的一位好友回憶：“他在監獄給我寫過一封信，唯一的要求，是要一本書?！蓖醴锻低甸喿x了一些進步書刊，如鄒韜奮辦的《生活》周刊、《新生》《永生》《再生》，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河上肇的《政治經濟學》，以及《世界革命史話》《世界知識》《東方雜志》《國聞周報》等等。他與難友們深信：革命一定會勝利，堅持多學些知識，充實和提高自己，將來出獄好為黨多做工作。他曾詼諧地說：“我是‘鐵窗大學’畢業生。”
王范生前常常深情地懷念那些犧牲在雨花臺的同牢難友，包括在雨花臺就義的獄中秘密中共支部負責人章阿昌（張熾）。新中國成立后，每每提及或是清明節去雨花臺吊唁烈士，他總是喃喃自語：“那么多好同志、好戰友，白天我們還一起下棋、談笑，一起學文化、論時政，深夜就被拉到雨花臺槍決了……”一語未了，這位剛強的壯漢眼中已經噙滿淚水，泣不成聲。
重回黨的懷抱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王范被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營救了出來。
在李克農的領導下，王范與劉順元、劉寧一等同志一道，負責接待、審查被釋放的政治犯，以及還未釋放政治犯的出獄交涉。由于國民黨的阻撓，一般中共開具一份有10 個政治犯名單，一次只能救出7 至8 人，然后中共繼續交涉。從1937 年8 月下旬開始，監獄陸續放人，出獄同志被安排在鼓樓一帶的旅館、浴室，一直持續到10 月份。西流灣1 號也是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工作人員的住處。當時，夏之栩、錢瑛、劉順元、王鶴壽、劉寧一、喻屏、王范等同志住在那里。他們生活很簡樸，五間屋子，兩頭兩大間，男、女各住一間，中間三小間是公用的，有一間是廚房，幾個男同志睡地板，兩人合蓋一條被子，王范與劉順元抵足而眠。住在西流灣時，王范負責買菜，辦事處請了一個廚工為大家燒飯做菜。
辦事處的同志負責對獲釋出獄人員的審查甄別，并根據獄中表現做出鑒定。李克農為王范做的結論是：“堅定、精干！”“表現堅決！”
11 月下旬審查工作結束后，辦事處分批撤往武漢。王范改名換姓，跟隨李克農等同志，輾轉去往延安，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