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新四軍老領導、無產階級革命家粟裕指示成立的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在葉飛、彭沖、周克玉等歷屆老會長的領導下，通過扎實的資料征集、研究編纂和宣傳教育工作，使新四軍歷史研究不斷深化，宣傳教育富有成效，隊伍建設不斷加強，這對于學習、研究、宣傳新四軍起到了重要作用，對于深入開展黨史、政史、軍史研究作出了應有貢獻，對于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鐵軍精神和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產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影響。為深入貫徹中央和軍委黨史軍史工作會議精神，進一步適應新的形勢和任務，我們必須深化認識、不辱使命，努力開創新四軍歷史研究和宣傳工作的新局面。
新四軍在中國革命戰爭中的歷史地位
新四軍在中國革命戰爭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此都有專門的論述。拓展和深化新四軍歷史研究，必須充分認識新四軍敵后抗戰的巨大功績、巨大作用和巨大意義，以形成更加全面、更加豐富、更加深刻的認識。
新四軍對華中抗戰起了主力軍作用
新四軍組建后，按照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指示，開赴華中敵后進行抗戰。在政治上，新四軍是逆著國民黨軍大潰退毅然挺進敵后的，在沉悶的淪陷區炸響了一聲春雷，振奮了中國軍民的抗戰精神，起到了據局部而扼全局的作用，政治影響大，戰略地位高。在經濟上，新四軍揳入人口稠密、資源豐富、交通發達的華中敵后地區，在日偽軍指揮中樞所在地周圍和補給通道兩側開展游擊戰，扼制了日軍“以戰養戰”的企圖；在軍事上，把日軍的后方變成了前線，形成了正面和敵后兩面戰場，尤其是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新四軍成為抗戰的主力軍，最多的時候迫使16萬日軍和23萬偽軍困守華中占領區而不得脫身。新四軍這種從挺進華中敵后，填補抵抗力量空白，到讓日軍不順暢、不穩定、不舒服，又壓不服、趕不走、打不掉，而且作用越來越大，再到國民黨把新四軍拔掉就要消耗精力，影響形象，影響人心，影響全盤的過程，就是敵消我長的過程，就是新四軍生力軍作用的體現。
1938年5月至6月間，陳毅、張鼎丞帶領新四軍第一、二支隊先后挺進江南，點燃了江南敵后的抗日烽火；葉挺、項英帶領新四軍軍部和張云逸、譚震林帶領第三支隊分別到達皖南；高敬亭帶領第四支隊進至皖中舒城地區。此時，正是日軍大舉進攻武漢的時候，皖南是控制長江中下游航線的戰略要地。新四軍第三支隊開赴皖南前線，既可以牽制日軍進攻武漢，又可以掩護第一、二支隊進軍蘇南。1938年6月，粟裕率新四軍先遣支隊在鎮句公路中間韋崗設伏。上午8時許，日軍30多人，分乘五輛軍車，從鎮江向句容方向開進。當敵軍車隊進入伏擊圈時，先遣支隊突然發起攻擊，經半個多小時激戰，擊毀敵汽車四輛，斃日軍少佐土井及大尉梅澤武四郎等13人，傷日軍8人，繳獲長短槍10余支、日鈔7000余元、日軍軍旗一面及其他軍用物資。韋崗戰斗揭開了江南敵后抗戰的序幕。挺進皖中的第四支隊，為了遲滯日軍對武漢的進攻，在安（慶）合（肥）、六（安）合（肥）公路兩側頻頻出擊，1938年6月至10月，先后取得數十次戰斗的勝利，斃傷日軍1000余人，毀敵軍車150余輛，繳獲大批武器和軍用物資，有效擾亂了日軍的后方運輸線，狠狠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
為貫徹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確定的“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新四軍執行“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行動方針，各部隊沖破國民黨的限制，進一步向華中敵后挺進，在廣闊的敵后戰場上與日偽軍展開了英勇頑強的斗爭。從1941年開始，敵人頻繁地對各根據地進行掃蕩和清鄉，新四軍多次進行反掃蕩、反清鄉斗爭。新四軍挺進江南前，日軍在南京、蕪湖、鎮江一帶僅駐有兩三個聯隊。新四軍東進后，日軍增加到三個師團；到武漢失守后，日軍又增加兩個師團。當時，華中日軍共有13個師團、3個獨立旅團。新四軍抗擊日軍第六師團于武漢、黃岡、黃陂地區；抗擊日軍第十五師團于南京、鎮江、高淳、巢縣地區；抗擊日軍第五十八師團于鄂中漢川、云夢、潛江地區；抗擊日軍第六十師團于上海、鎮江段京滬沿線；抗擊日軍獨立第十二旅團于蘇中阜寧、寶應、江都、海門地區；還有六個師團及兩個獨立旅團為新四軍和國民黨軍隊共同抗擊。新四軍共對日偽軍作戰2.46萬余次，斃傷日偽軍29.37萬余人，俘日偽軍12.42萬余人，另有5.4萬余人日偽軍投誠、反正。
新四軍對八路軍華北抗戰起了呼應作用
抗戰期間，八路軍進軍華北，新四軍開拓華中，一個在北，一個在南，南北連通，相互策應，兩拳并發，形成南北犄角之勢，發揮抗戰整體效應，尤其是新四軍的紐帶作用，為八路軍發展華中和開辟蘇北創造了條件，促成了八路軍、新四軍兩大抗日勁旅的勝利會師。
1945年，蘇北軍區淮海軍分區部隊在江蘇省新沂縣草橋戰斗中的炮兵陣地
1939年冬，新四軍基本完成了戰略展開任務，但在華中仍有廣大地區尚待開辟，抗日根據地也有待鞏固。盡速發展華中敵后抗戰，是關系全局的一項戰略任務。11月19日，中共中央致電劉少奇、項英指出，整個江北新四軍的任務是：“從安慶、合肥、懷遠、永城、夏邑之線起，廣泛猛烈地向東發展，一直發展到海邊上去，不到海邊決不應停止。”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也深刻認識到，江蘇北部“是有最大發展希望的地區”，認為向東發展，開辟蘇北，政治上有理，軍事上有利。江蘇北部全屬敵后，有利于新四軍建立抗日根據地，有利于溝通華中和華北的聯系，有利于新四軍協同八路軍堅持抗戰，爭取最后勝利。
1940年6月，陳毅做通了蘇北國民黨地方實力派李明揚、李長江的工作，“二李”表示愿意與新四軍合作，協助新四軍東進抗日。此時，新四軍江南指揮部主力遵照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積極部署渡江北上，執行開辟蘇北的戰略任務，并向溧（水）武（進）公路以北地區集結，于金壇西北的西塔山擊退國民黨第三戰區第二游擊區兩個團的進攻，保衛了蘇南抗日根據地，贏得了從容北渡的時間。7月中旬，江南指揮部改成蘇北指揮部，仍由陳毅指揮，粟裕任副指揮，所轄挺進縱隊、蘇皖支隊、第二團、新六團，統一改編為第一、二、三縱隊，共九個團，7000余人。7月25日，新四軍蘇北指揮部所屬部隊揮戈東進，于29日擊潰奉韓德勤之命進攻新四軍的保安第四旅及稅警總團等部后，進駐黃橋、蔣垛、古溪、加力等地。新四軍進駐黃橋后，一方面積極打擊日偽，連克靖江東北的孤山、西來鎮等日偽據點，并粉碎了日偽兩次報復性掃蕩；另一方面積極創建以黃橋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據地，為八路軍南下部隊協力發展蘇北，建立了由南向北的前進陣地。同時，八路軍主力一部南下，加強發展華中的突擊力量。
1940年10月，黃橋自衛戰的勝利，特別是新四軍與八路軍南下部隊的會師，改變了蘇北的政治形勢和力量對比，基本掃除了蘇北抗戰的障礙，為進一步開展敵后抗日斗爭舉行了奠基禮。八路軍呼應新四軍向蘇北挺進，打開了蘇北的抗日局面，新四軍與八路軍連成一片，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妄圖將八路軍、新四軍分割兩地、各個擊破，或限死于黃河以北的陰謀。
新四軍對國民黨正面戰場起了配合作用
抗日戰爭前期，國民黨正面戰場是主要戰場，對于抵御日軍的瘋狂進攻起了重要作用。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后戰場，與國民黨正面戰場相配合，陷日軍于腹背兩面挨打、首尾難以兼顧的不利地位。在戰略防御階段，新四軍“擔負著配合主力，配合正面，配合戰役，配合會戰的偉大任務”，成為“吸引敵人、扼制敵人的鐵手”（《陳毅軍事文選》第9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從戰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國民黨的正面戰場，粉碎了日軍“三個月解決支那問題”的“速戰速決”的戰略企圖。
活躍在蘇南敵后戰場的新四軍女戰士
1938年3月，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部隊在徐州以北的臺兒莊地區，利用有利地形，與日軍展開大規模會戰，共殲日軍萬余人。1938年7月，武漢會戰歷時四個半月，中國軍隊與日軍展開激戰，共斃傷日軍近4萬人，擊落、炸毀日軍飛機78架，擊沉日軍艦艇23艘。徐州、武漢會戰期間，新四軍在華中敵后戰場與國民黨軍實現了較為融洽的政治合作和較為密切的軍事配合。早在這年2月至6月，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新四軍的任務和行動方針作了一系列指示，要求新四軍抓住日軍會攻徐州、武漢，無力后顧之機，主動地積極地深入到敵人后方去，在大江南北依靠人民群眾，廣泛開展游擊戰，創立抗日根據地。根據中共中央、毛澤東關于新四軍在華中敵后開展游擊戰爭的方針部署，新四軍軍部指示所屬部隊：“深入敵人后方，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牽制和分散敵人的兵力，配合國軍主力正面作戰，在持久戰中，爭取最后的勝利。”據此，新四軍各支隊分別開赴華中敵后和抗日前線，在大江南北展開了廣泛的抗日游擊戰爭。如為配合武漢保衛戰，新四軍江北部隊積極破壞安（慶）合（肥）公路，擊毀敵人百余輛汽車，使日軍的軍需物資運輸遭受困難，延緩了日軍占領武漢的進程。正是在這一年，新四軍挺進大江南北，廣泛開展游擊戰爭，連續進行了大小戰斗280余次，斃傷日偽軍3200余人，俘虜600余人，擊毀汽車180余輛，顛覆火車2列，毀壞橋梁90余座，嚴重威脅了敵人的交通線和指揮中心，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鼓舞了敵后軍民的勝利信心。
1941年初，新四軍第五、四師有力牽制向豫南國民黨軍進攻的敵軍。這年的鄭州戰役與湖北的侏儒山戰役，以及1944年的中原會戰等，新四軍主動配合國民黨戰場，展開了對敵攻勢。1943年春，日軍對蘇北國民黨韓德勤部發動進攻時，新四軍第三師捐棄前嫌，在戰前或戰役過程中，積極配合作戰，掩護突圍轉移，使日軍的進攻不得不在短短的四天內草草收場。新四軍積極對日作戰，不僅粉碎了日本全面控制華中的企圖，而且積極配合了國民黨的正面戰場。
新四軍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起了策應作用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主戰場。以德、日、意三國為中心的法西斯勢力，妄圖統治奴役全世界。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中國駐軍奮起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新四軍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策應作用主要體現在防止德、日、意東西方兩股法西斯勢力匯合，防止日本法西斯集中力量于一個戰場等方面。正因為這種作用，才使中國戰場一度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在東方的主要戰場，直接影響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進程。
一方面，由于中國軍民，特別是八路軍、新四軍堅決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粉碎了世界法西斯策劃德、日、意東西方反動勢力的匯合，以及攻擊蘇聯和英美同盟軍的計劃。具體來說，粉碎日本法西斯的“北進”計劃，使蘇聯得以集中力量在西線打敗德國法西斯，為全世界人民贏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承擔了歷史性的光榮責任；又由于牽制了日本法西斯的“南進”計劃，有力地支援了英美盟軍在太平洋戰場和東南亞戰場上的作戰，為逐步取得戰略主動權贏得了時間。
另一方面，八路軍、新四軍和全國抗戰軍民，牽制著大量日本陸軍主力，給予日軍沉重打擊。“盧溝橋事變”以來，日本帝國主義派往中國的兵力最多時達40個師團，雖因太平洋戰爭爆發，曾從中國調出一些師團，但由于中國軍民的英勇抗擊，在中國戰場上日軍被迫保持27～29個師團，100萬以上的兵力。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傷亡達198萬余人。其中，在中國戰場傷亡達113.4萬余人，占傷亡總人數的70%左右。
再一方面，八路軍、新四軍和全國軍民，堅持抗戰時間最長、付出代價最大。中國軍民共傷亡2180余萬人，其中軍隊傷亡380余萬人（新四軍傷亡8萬余人），財產損失和戰爭損耗1000億美元以上。中國人民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重大貢獻。
新四軍對華東解放戰爭勝利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1946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決定，華東局與華中分局、山東軍區與華中軍區、山東野戰軍與華中野戰軍合并，對山東、華中兩大解放區的黨、政、軍實行統一領導。1947年1月21日，撤銷新四軍番號，山東野戰軍和華中野戰軍在魯南地區合并組成華東野戰軍，陳毅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和前委書記，粟裕任副司令員。在華東野戰軍12個縱隊中，由原新四軍部隊改編而成的就有7個多縱隊。如第一、二、四、六、七、十一、十二縱隊和特種兵縱隊，后又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九、三十軍。進入東北的新四軍第三師部分部隊、第七旅、三個特務團、第五師等，改編為東北野戰軍第二、六縱隊和晉察冀野戰軍第十二縱隊，后又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十九、四十四、四十五、五十九軍的部分部隊。經過血與火鍛煉的新四軍，解放戰爭中改編為華東野戰軍、東北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一部分乃至第三野戰軍、第四野戰軍和第二野戰軍一部分。
改編后的新四軍，為爭取和平民主而斗爭，順利完成新的戰略轉變，擔負起粉碎國民黨軍隊進攻，奪取全國解放戰爭勝利的歷史重任。新四軍不僅為贏得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且為進行解放戰爭準備了廣闊的戰場，準備了成熟的革命根據地，準備了堅實的民眾基礎，準備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特別是準備了一大批治黨、治國、治軍的領袖人才和黨、政、軍各級領導骨干，如葉挺、陳毅、粟裕、黃克誠、羅炳輝、張云逸、徐海東、彭雪楓、李先念等。由新四軍改編為華東野戰軍的部隊先后參加了萊蕪、孟良崮、洛陽、豫東、濟南、淮海、渡江、上海、福州、漳廈、舟山、一江山島等解放戰爭中的著名戰役；由新四軍改編為東北野戰軍的部隊先后參加了四平、三下江南、1947年夏季攻勢、1947年秋季攻勢、遼沈、平津、衡寶、廣西、廣東、海南島等解放戰爭的著名戰役；由新四軍改編為晉冀魯豫野戰軍和中原軍區的部隊，先后參加了大別山內線作戰以及淮海、渡江、解放大西南的各個戰役，為奪取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1944年秋，中共中央為發展東南各省的抗日斗爭和準備戰略反攻，并為在抗日戰爭結束后迎擊國民黨可能發動的反動內戰預作準備，重申了發展東南的方針，決定新四軍第一師主力一部南渡長江，執行南進任務，首先打開蘇南、浙西局面，再與浙東打通聯系，控制全浙江，然后相繼向南發展，爭取全面控制蘇、浙、皖、閩、贛諸省，為解放全中國做好準備。由新四軍改編的華東軍區、華東野戰軍、第三野戰軍，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及中共中央華東局、中原局的領導下，出色地完成了保衛老解放區、創建新根據地、解放華東大陸的任務，在全國解放戰爭中，共殲滅國民黨正規軍及地方部隊245.79萬人。
新四軍在中國革命戰爭中的軍事理論貢獻
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新四軍創造了適應作戰地區特點的各種作戰方式和手段，形成了有特色的戰略戰術，積累了豐富的人民戰爭和人民軍隊建設的實踐經驗，同時還創造了一整套政治、經濟、文化與教育制度和經驗，為奪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也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實踐和豐富了人民戰爭理論
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創立的人民戰爭理論，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核心是兩個方面：第一，人民群眾是戰爭實踐的主體；第二，人民群眾也是人民戰爭的主體。人民戰爭理論具有豐富的內容，其中最光彩奪目的有三個方面：一是以兼顧人民群眾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為核心的動員群眾理論。細心了解群眾日常生活的需要，從群眾日常生活斗爭引導到政治斗爭以至武裝斗爭，而不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號。二是以統一戰線為核心內容的組織群眾理論。要進行人民戰爭，就必須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的力量組織起來。運用統一戰線理論，最大限度地將具體利益要求存在著差異的人民團結起來，最大限度地將不同階級的力量團結起來，最大限度地發揮人民群眾的整體力量。三是以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為代表的武裝群眾理論。進行人民戰爭僅僅把群眾組織起來是不夠的，還必須把群眾武裝起來，使這種物質基礎以適當形式轉化為現實的戰斗力。在中國革命戰爭中形成的由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就是武裝群眾的創舉。
在反清鄉斗爭中新四軍指戰員在前沿陣地向日偽軍進行政治喊話
新四軍自覺實踐人民戰爭理論，并在實踐中努力豐富人民戰爭理論。1929年9月1日，陳毅在《關于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指出：“有黨有群眾的地方，我軍有極大扶助，如運輸、救護、擾敵、偵察等，敵人處于孤立地位，與之作戰比較有勝利的把握，即不幸失敗亦有法收容。”（《陳毅軍事文選》第16頁）這是比較早地說明了人民群眾對于人民戰爭的重要作用。1939年6月21日，陳毅在《茅山一年》中指出：“我們還要顧及民眾的情形，細心去了解民眾的痛苦，洗耳靜聽民眾的呼聲……現在許多民眾不愿意我們貼標語，我們就多用口頭宣傳，不能說扯標語的個個都是漢奸。民眾不愿意我們久住他的村莊，我們寧肯多搬幾次宿營地，千萬不要說抗日燒了房子不要緊。”（《陳毅軍事文選》第70頁）1939年4月15日，粟裕在《先遣隊的回憶》中說：“當時我們初到江南的時候，群眾不愿借房子給我們住，我們就完全在村外或者是田野里露營。在雨天的晚上，曾經遇到不肯開門借房子給我們住的事，我們也就站在門外和靠在屋檐下過夜。這樣有過很多次，有些時候，群眾不賣糧食給我們，我們也曾經餓過幾頓飯和吃過很多次糜糧……我們以這樣的忍耐和艱苦的行動，終于在短短的時期，使群眾誤會去掉了，而且還把我們這種模范行動傳遍了整個江南。由于我們一貫這樣做，現在他們不僅來請我們住到他家里去，還燒茶送水，賣糧食，探消息，救傷兵，拉東西，送信，帶路，捕捉敵探，擾亂敵人，破壞敵人交通，他們都踴躍參加。”（《粟裕文選》第1卷第47-48頁，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年9月北京第1版）
新四軍領導人認為，人民群眾是抗戰的主體，新四軍的數量和力量是有限的，如果把敵后地區的農民、工人、婦女、青年、兒童、商人、文化教育工作者，都納入各種抗日群眾團體，加以教育和引導，使他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各盡所能，為抗戰效力，其力量是十分巨大的。組織地方武裝和數量巨大的民兵自衛隊，戰時他們拿起武器，直接配合新四軍作戰，可以擔當支前、搶救、護理等大量戰時勤務，一旦新四軍轉移別區作戰時，可以就地堅持，保衛根據地；平時可以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同心合力建設根據地。1939年2月，葉飛對游擊戰爭和群眾運動的關系作了深刻論述：“單純的軍事家絕對不能勝任抗日游擊戰爭，就是內戰時期的經驗，也還不足以應付這全面的新的斗爭局面。由于抗日是民族革命戰爭，我們的力量來源于抗日人民為祖國而戰斗的熱誠，動員的深廣程度高，它包括了多階層的一切中國人，只有充分發動群眾，才能開展敵后游擊戰爭。”（《葉飛傳》第7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抗日戰爭中，新四軍有了群眾的支持，在同日偽頑隔一條路或一條河的“三角斗爭”地區設立醫院，安置傷病員，住上幾個月或一年敵人也發覺不了。“阿慶嫂”是無數擁護支持新四軍的人民群眾的代表。華中抗日根據地內出現了“新四軍江南化、江南新四軍化”的生動的大好抗戰局面。華中軍民一體的人民戰爭，使日偽軍變成聾子瞎子，處處挨打，時時驚恐，陷入了滅頂之災。解放戰爭中，淮海戰役是人民戰爭體現得最充分最壯觀的戰役。淮海戰役正是處在新四軍革命根據地的基礎之上，人民群眾的作用很大，人民戰爭所爆發出來的威力更大。據統計，戰役中支前民工共543萬，出動擔架20.6萬副，大小車88.1萬輛，籌運糧食9.6億斤，由前線向后方轉移傷員11萬余名，算下來平均九個民工支持一名戰士作戰，實際上形成了600萬軍民對80萬國民黨軍的格局。陳毅曾講過，“淮海戰役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
總之，新四軍比較早地認識到人民群眾在革命戰爭中的巨大作用，充分認識到人民群眾是戰爭實踐和戰爭主體的思想，及時提出了動員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的要求，進一步實踐和豐富了毛澤東人民戰爭理論。
創新和發展了游擊戰爭理論
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實踐中，毛澤東在深入分析中國革命戰爭特點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人民戰爭規律的戰略戰術原則，游擊戰就是其中之一。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和朱德等曾總結出紅軍作戰的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在反對國民黨圍剿的戰役戰斗中，毛澤東又提出了“誘敵深入”的作戰原則，這些都是對游擊戰術的高度概括。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著重闡述了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指出游擊戰爭在抗日戰爭中不是個戰術問題，而是個戰略問題，應該把它提到戰略地位，這是由抗日戰爭的特點決定的。后來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中，毛澤東進一步論述了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明確指出沒有游擊戰爭，忽視游擊隊和游擊軍建設，忽視游擊戰的研究和指導，將不能戰勝敵人。其具體的戰略和方針主要有：一是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御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和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二是和正規戰爭相配合；三是建立根據地；四是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五是向運動戰發展；六是正確的指揮關系。尤其是第一點，在戰略的防御戰之中采取戰役和戰斗的進攻戰，在戰略的持久戰之中采取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在戰略的內線作戰之中采取戰役和戰斗的外線作戰，這是整個抗日戰爭要采取的戰略方針，也是游擊戰爭要采取的戰略方針，是游擊戰爭戰略原則最中心的問題。解決了這個問題，游擊戰爭的勝利就有了軍事戰略指導上的重要保證。
新四軍是由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而來的，積累了豐富的游擊戰爭經驗。1929年9月1日，陳毅在《關于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從14個方面總結了紅四軍的游擊戰術問題，并認為“這是紅四軍的法寶”。（《陳毅軍事文選》第15-17頁）1934年，“項英、陳毅把在反圍剿斗爭中積累的經驗，概括為這樣一些基本原則：不是盲目地有仗就打，而是有目的地打；要打能擴大政治影響的仗，打能發動群眾的仗，打能得到物資補充的仗；不打硬仗，而是‘賺錢就來，賠本不干’，以最小的犧牲換取最大的戰果。”（《陳毅傳》第155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1938年1月，粟裕在《游擊戰術講授提綱》中指出：“抗戰以來的事實證明，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只有正規軍在正面進行的正規戰爭是很不夠的，必須同時在敵人的后方開展游擊戰爭，才能實現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最后把侵略者趕出去。”（《粟裕文選》第1卷第11頁，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年9月北京第1版）新四軍東進時，毛澤東在1938年5月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說，“抗日游擊戰爭的根據地大體不外三種：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區”，“至于能否在平原地區建立長期支持的根據地，這一點現在還沒有證明”。新四軍東進后，經過幾年的艱苦奮戰，不僅在華中這一廣闊的平原地區站穩了腳跟，而且還建立了能長期支持的抗日根據地，摸索了一整套適合于華中平原地區開展游擊戰爭的作戰方法。1942年，陳毅代軍長在華中局第一次擴大會議上作了《論軍事建設》的報告。他說：“分散以削弱敵集中之優勢，集中以突擊敵分散弱點,是我軍反掃蕩作戰的有效戰法。這是歷年來不斷反掃蕩指出的真理，此其一。”“掃蕩與反掃蕩是連續不斷地進行著的。此種情勢決定了根據地鞏固中的流動性，決定了部隊正規化的游擊性，決定了一切工作的集中領導的分散性……這是敵后環境的工作規律，此其二。”“反掃蕩的戰略戰術原則是：發展廣泛游擊戰，但要反對輕率浪戰。主張積極行動，但反對盲目亂拼。主張突然襲擊，但反對毫無準備及毫無計劃。主張保持有生力量，但不疼惜應有的犧牲。主張進攻，進攻時反對冒險主義。主張轉移，轉移時反對逃跑主義。主張防御，防御時反對保守主義。要學會隱蔽埋伏，而隱蔽埋伏是為了創造突擊的機會，而不是埋槍賣馬式的散伙收隊……這就是歷年來實戰中指證出的正確的戰略戰術的原則，此其三。”（《陳毅軍事文選》第163-164頁）
新四軍以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獨立擔負起整個華中地區抗戰的重任。他們堅持“制敵而不受制于敵”，采取各種方法進行作戰；堅持變被動為主動，殲滅敵人，保存自己，進行反掃蕩、反清鄉作戰；堅持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把游擊戰爭建立在人民戰爭的基礎之上；堅持游擊戰爭的隱蔽突然、以少勝多、部隊輕便靈活、指揮統一協調，尤其是創造了適合于華中平原和水網地區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這是新四軍特有的創造，這也是貢獻。“把抗日游擊戰上升到戰略高度去論述，在共產黨軍隊將帥中，粟裕是最早這樣認識和實踐的人之一”。（《粟裕傳》第176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1935年，粟裕提出‘敵進我進’的游擊戰方針，這是他對毛澤東、朱德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提出的游擊戰用兵‘十六字訣’的創造性應用和發展。”“要點爭奪與敵進我進相結合，辯證地解決了軍事斗爭與根據地建設的關系問題，這是粟裕對抗日游擊戰爭的獨創性貢獻。”“要點爭奪不是盲目硬拼，而是積極斗爭。如果在敵人嚴重進攻面前，不采取積極斗爭的方針，就會被敵人分割、封鎖、壓縮根據地的企圖得逞，就不可能建成基本根據地。既是游擊戰，又是要點爭奪，是不是矛盾？不。游擊戰的特點在于秘密而周到地準備，迅速而突然地動作，主動而靈活地指揮。游擊戰的戰術是在實踐中發展的，我們應該根據新的情況創造新的戰法。”（《粟裕傳》第282頁）陳毅也曾說過，我們打不起平型關那樣的戰斗，八路軍和新四軍不同，八路軍是主力兵團，有七八萬人，是在山地上打仗，因此他們能夠打大勝仗。我們是按中共中央指示辦事，就是要保持游擊戰，要積小勝為大勝。（《新四軍發展史》第285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第2版）這些游擊戰的經驗，在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得到了創造性運用和有效的驗證。1941年日偽軍在蘇南、1943年日偽軍在蘇中進行殘酷的清鄉，強化偽政權，利用平原、水網，在清鄉區修建碉堡，構筑數百里長的竹籬笆封鎖線，到處設立據點和“檢問所”，妄圖搜尋和殲滅人民抗日武裝。新四軍緊密團結廣大人民，進行了機動靈活的斗爭，在蘇南和蘇中取得了反清鄉斗爭的勝利。
由此可見，新四軍是一支具有豐富游擊戰爭經驗的部隊，最早認識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發展完善了游擊用兵“十六字訣”的方針，獨創性地提出了要點爭奪與敵進我進相結合的游擊戰術，尤其是摸索出了一整套適合于華中平原地區開展游擊戰爭的作戰方法，創新和發展了毛澤東游擊戰爭理論。
開拓和提出了大兵團作戰理論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中共中央任命陳毅出任新四軍代理軍長，重建新四軍軍部。陳毅在深刻了解新四軍現狀的基礎上提出了“游擊兵團”和“正規軍團”的概念。1941年，陳毅在《四年抗戰與新四軍現狀》和1942年中共華中局第一次擴大會議報告中指出：“本軍過去僅只做到模范游擊兵團之程度，今則業已走到正規化的大兵團的階段。此種集團大軍，其任務，其編制，其補給，其行動，其數量質量均與往日游擊兵團實有新舊時代不同之概。”（《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第3輯第42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皖南事變后）本軍突破了被包圍的危境，取得了堅持華中敵后抗日民主陣地的偉大勝利，本軍本身較皖變前反而更加強大，完成了全軍鐵的統一，由游擊兵團提高到正規軍團的階段，由無數小塊游擊區形成了一片寬廣的敵后游擊根據地。”“對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三種戰法，我軍均應學習和研究……我軍不拒絕采用任何戰斗方式，而且應做到能使用和掌握所有戰斗方式，從分散的游擊戰到集團的大規模的運動戰，到持久的城寨戰，均應列在我軍研究訓練和試用的范圍內。”（《陳毅軍事文選》第186頁、177頁）
1940年5月，新四軍在皖南父子嶺戰斗中繳獲的部分戰利品
粟裕為了指導部隊適應大兵團作戰的新形勢和更快掌握山地作戰要領，于1945年2月上旬，在蘇浙軍區司令部駐地以山地作戰為題講軍事課，參加聽課的有軍區機關直屬單位連以上干部。粟裕共講授了掌握山地特性與大兵團作戰的關系、大兵團山地戰備行軍、大兵團山地戰備宿營、大兵團山地作戰的一般要領、大兵團山地作戰的參謀工作等五個方面的問題，尤其對大兵團山地作戰的一般要領闡述得十分透徹。（《粟裕文選》第1集第635-644頁）
新四軍領導人創造性地提出了大兵團作戰理論，對各個大戰略區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首先組織好小兵團作戰，然后組織好大兵團作戰，再組織好大兵團與大兵團的聯合作戰，實現由小兵團過渡到大兵團，由分散的小兵團作戰，到各個戰略區配合作戰。有的戰略區熟悉自己的地形，有的戰略區不熟悉新的地形，各個戰略區先打一些仗，等到部隊得到進一步擴充，戰斗力進一步提高，武器裝備進一步改善，最后各個戰略區共同開始作戰、聯合起來作戰，最終實現大兵團作戰。這是重大的戰略理論的指導，不僅豐富了毛主席十大軍事原則的實質，而且對整個解放戰爭的戰略指導都有推動作用。
天目山第一次反頑戰役就是新四軍大兵團作戰的例證。1945年2月12日，正當新四軍蘇浙軍區部隊向杭嘉湖敵后轉移，對日偽軍展開進攻時，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趁機令所部由孝豐向我后方進攻，企圖消滅我軍。我被迫自衛，天目山地區反頑戰役開始。頑第六十二師、“忠義救國軍”共五個團，攻擊我第三縱隊七支隊，妄圖切斷挺進杭嘉湖我軍的退路。粟裕指揮第三縱隊七支隊奮起自衛，當日在廣德正南上堡里將頑“忠義救國軍”一部擊潰，隨即以一部進至孝豐北陽岱山、景和里一線。13日，粟裕電令第一縱隊主力日夜兼程西移孝豐以北，投入孝豐地區交戰；15日，命令第三縱隊第八、九支隊投入戰斗。經過兩天激戰，16日晚蘇浙軍區第三縱隊開始全線反擊。頑軍抵擋不住，全線潰逃。這次戰役打垮了進攻的頑軍，殲滅頑軍1700人，繳獲迫擊炮3門，重機槍12挺，輕機槍30余挺，步槍600余支，取得第一次反頑作戰的勝利。此后，又取得了天目山第二、第三次反頑戰役的勝利。粟裕在天目山地區連續打了幾個漂亮仗，中共中央領導非常高興，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首長在醞釀中共中央委員人選時，給予粟裕高度評價：“粟裕同志將來可以指揮四五十萬軍隊。”后來的歷史發展，不僅證實而且超過了中共中央領導的預言。
1946年7月13日至8月3日，粟裕指揮華中野戰軍3萬余人發起蘇中戰役。第一仗他就選殲強敵，在宣泰作戰中收到出奇制勝之效。第二仗他留下少量部隊在宣泰迷惑敵人，主力部隊秘密運動至如南，又收聲東擊西之效。第三仗他利用海安打運動防御戰，以少量部隊鉗制大量敵人。第四仗利用敵兩個旅在李堡交接防的機會，當機立斷發起攻擊，收到奇襲之效。第五仗鉆到敵人肚子里打，在丁埝、林梓地區出敵不意，以險取勝。第六仗用“圍魏救趙”的戰法，在如黃路大量殲敵后，解了邵伯之危。第七仗邵伯保衛戰在大量殲滅敵人后勝利結束。一個半月連打了七仗，每仗總以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運用多種作戰形式，連戰皆捷，共殲敵5萬余人，俘敵將軍11名，取得了戰略初戰大勝。粟裕總結這次戰役時曾說過，任憑幾路來，我只打一路，以弱勝強。此役，延安總部稱為“七戰七捷”，毛澤東給予高度評價。蘇中戰役“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術，為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充分肯定和推廣，成為克敵制勝的十大軍事原則之一。
1947年5月上旬，華東野戰軍獲悉國民黨湯恩伯兵團的作戰部署：以整編第七十四師為中心，整編第二十五師、整編第八十三師為左右翼；又以整編第六十五師保障整編第二十五師側翼，第七軍和整編第四十八師保障整編第八十三師，限于12日（后改為14日）攻占坦埠。當時，華東野戰軍已經開始東移，準備實施對第七軍和第四十八師的作戰行動。粟裕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有利戰機，果斷改變已經付諸行動的計劃，提出新的作戰方案，突破以往選殲弱敵或殲側翼、孤立之敵的傳統打法，以反突破來對付敵人的突破，迅速就近調集幾個強有力的縱隊，以“猛虎掏心”的戰法，切斷敵南撤的退路，把蔣介石的御林軍、五大主力之首、號稱“王牌”的整編第七十四師，從重兵集團中央割裂出來，予以干凈、徹底殲滅。粟裕精心組織和指揮了這次戰役，決定以五個縱隊主攻敵整編第七十四師，以四個縱隊阻擊敵十個整編師對我的圍攻。戰役從5月13日發起，粟裕指揮第四、九、一、八縱隊正面抗擊和兩翼包圍第七十四師的同時，命令隱伏在魯南地區的第六縱隊，以急行軍到達孟良崮戰場，在第一縱隊協助下，首先攻下了第七十四師的后方輜重所在地——垛莊，切斷了第七十四師的退路；又迫使第七十四師丟掉美制重炮和其他現代化裝備，收縮到孟良崮和蘆山的山區，使第七十四師完全處于被動地位。5月15日我軍對第七十四師發起總攻，16日下午即攻占第七十四師所有陣地。此役全殲整編第七十四師，擊斃敵中將師長張靈甫，殲敵3.2萬余人。這次戰役的勝利，給了敵人以沉重的打擊，迫使國民黨暫時轉入守勢。新四軍及后來的華東野戰軍關于大兵團作戰理論，不僅是對中國革命戰爭軍事理論的貢獻，而且對今天的軍事斗爭準備同樣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探索和加強了人民軍隊建設
新四軍在敵后抗戰中，能夠在極為復雜、艱險的環境中，出色地完成抗日任務，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斷加強部隊的全面建設。
在政治建設上，中共中央華中局（前期的中原局）堅定不移地執行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從華中敵后的實際出發，制定各個時期對日偽頑的斗爭策略，適時提出斗爭方針、指導思想和行動口號，加強各級黨組織自身的思想、組織、作風建設，保證黨始終成為民族解放斗爭的堅強領導核心。在國共合作條件下，新四軍不因戰區指揮關系而削弱或放棄共產黨的領導，不因統一戰線的環境而降低為統一戰線的軍隊，始終保持政治上組織上接受共產黨領導的獨立性。新四軍繼承發揚了紅軍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組織上實行政治委員制，（抗戰前期以軍事副職履行政治委員職責）團以上單位設政治機關，連隊設政治指導員；注重把階級教育與民族教育聯系起來，用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教育部隊，把政治工作做到基層，保證各項任務的完成。
在武裝力量建設上，實行主力軍、地方武裝和民兵三結合，新四軍走出了一條主力部隊地方化，大力發展地方武裝，地方武裝主力化，迅速充實主力部隊的發展道路，尤其是1941年11月22日中央軍委《關于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下達后，新四軍將主要注意力放到了加強地方軍和人民武裝的擴大與鞏固上。主力軍執行機動作戰任務，地方軍執行守土抗戰任務。根據斗爭形勢，或實行主力部隊地方化，或將地方武裝上升為主力部隊，基干民兵上升為地方部隊。新四軍貫徹“一面作戰，一面建設”的建軍方針，著眼于數量上的發展和質量上的提高，部隊的發展既考慮戰略任務的需要，又考慮根據地物力、財力承受能力。軍政素質的提高，前期著重克服游擊習氣，使部隊走上集中統一的軌道，后期提出了建設正規化黨軍的要求，不斷提高部隊技戰術水平和組織指揮能力。到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新四軍主力部隊達21萬余人，地方部隊9.7萬余人，民兵自衛隊96萬余人，成為日本侵略者無法逾越的銅墻鐵壁。
在鐵軍精神鑄就上，新四軍從成立之日起，就與鐵軍有機聯系在一起。新四軍的全稱是“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軍長是葉挺，其意就是要繼承和發揚北伐戰爭期間葉挺獨立團所在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的鐵軍精神。新四軍在八年抗戰烽火和長期革命斗爭實踐中，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高度重視自身的建設，保持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執行嚴格的紀律，經過千錘百煉，鮮明揭示了鐵的信念、鐵的紀律、鐵的團結、鐵的意志、鐵的作風的主要特征，鑄就形成了以“跟黨舉旗的堅定信念，英勇果敢的鋼鐵意志，相忍為國的博大胸懷，堅忍不拔的頑強作風，眾志成城的赤誠團結，步調一致的自覺紀律”為主要內容的鐵軍精神。這種精神繼承了葉挺獨立團、紅四軍和南方紅軍游擊隊的革命精神和戰斗作風，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毛澤東思想哺育下，吸收廣大人民群眾的豐富營養，不斷得到發展和升華。
在文化建設上，新四軍抗日救國的重任和部隊嚴重缺乏各類人才的實際情況，促使全軍廣大指戰員對知識分子和人才有一種特殊強烈的渴求。抗日戰爭爆發后，滬、寧、杭、漢等地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門和東南亞各國的廣大愛國知識分子，在各地中共地下組織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共產黨員的動員組織下，投奔到新四軍參加抗日戰爭。他們中不僅有大量的中學生，還有許多大學生以及工業制造、財政金融、醫藥衛生、文學藝術、歷史哲學等方面卓有成就的專家學者。一時間，在新四軍的各個部隊和華中的各個抗日根據地，群賢畢至，英才薈萃，匯集了一大批愛國知識分子。這些多才多藝的知識分子加入新四軍后，紛紛施展各自的才干，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據不完全統計，八年中新四軍音樂家們譜寫的傳播比較廣的抗日歌曲多達500首；有近百個文藝團體，先后排演了800多部劇目；創辦各種報刊80多種，為及時傳達黨和根據地政府的聲音，宣揚根據地軍民的英雄業績，鼓舞人們的斗志，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在后勤保障上，新四軍建軍初期尚能從國民黨第三戰區領得部分餉彈和藥材，皖南事變后完全依靠自籌自給，出現了直接依靠根據地政府和人民群眾辦后勤、勤儉節約辦后勤、分散流動辦后勤、后勤工作戰斗化和后勤工作人員革命化等特點。在經費緊張、條件簡陋的情況下，兵工生產、醫療衛生、財政建設、軍需供給、運輸保障等各條戰線，都保障了作戰和部隊建設的需要。所有這些，都對人民軍隊的建設提供了有益借鑒。
新四軍對人民戰爭、游擊戰爭、大兵團作戰和人民軍隊建設等方面的貢獻，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人民戰爭理論是根基，是依托，是個大盤子。人民群眾是戰爭實踐的主體，也是認識戰爭的主體，戰爭不依靠人民群眾是不能勝利的。而處在不同地區還要根據不同情況運用不同方法進行人民戰爭。新四軍進行人民戰爭，采用的是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隨著從游擊兵團到正規兵團的發展壯大，人民戰爭的作戰規模又發展為大兵團作戰。人民戰爭、游擊戰、大兵團作戰，講的是不同層面的問題。人民戰爭理論對中國革命戰爭起到戰略指導性作用，是戰略指導方針性的東西，其他所有戰略戰術都是在人民戰爭前提下開展的，游擊戰、大兵團作戰，那都是根據敵我雙方環境等諸多條件確定的不同方法、不同規模的作戰方式而已。而我軍所有進行的戰爭，都離不開人民軍隊的建設，這是戰爭的需要，同時對人民軍隊的建設也是一種有益的探索。當然，新四軍的軍事理論貢獻不僅僅是這些，還可從不同側面進行多方面的總結。
進一步開創新四軍歷史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新四軍的歷史是一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拓展和深化新四軍歷史研究，是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的主要任務，也是研究會全部工作的關鍵環節。特別是在即將到來的迎接黨的十八大、學習黨的十八大、宣傳黨的十八大的新形勢下，我們第五屆理事會任重道遠，使命光榮，一定要繼往開來，奮發有為，進一步開創新四軍歷史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加強學習，努力打牢思想政治和業務素質基礎。一個人能否有所作為，往往是與學識深淺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有的同志會想，“年紀大學不了”，“事情多學不好”。我們不能有這樣的認識，加強學習與年紀大小、事情多少關系不是太大，關鍵是取決于自己的學習態度。周總理曾經說過，我們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
著眼于拓展和深化新四軍歷史研究，我們要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的創新理論，學習歷史知識、科學文化知識和其他有關的業務知識；還要學習中國近代史、現代史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學習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和《新四軍發展史》《新四軍戰史》《華中抗日根據地史》《第三野戰軍戰史》以及華東軍區史、南京軍區史。理論是歷史經驗的總結，歷史是創造理論的載體，學習理論就是在熟悉歷史，學習歷史又是在深化理解理論。通過學習提高，我們要不斷增強拓展和深化新四軍歷史研究的使命感責任感，切實把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的各項業務工作，當作信念來追求，當作使命來履行，當作事業來完成。要嚴格遵循黨中央、中央軍委關于黨史軍史工作的原則和要求，確保正確的研究方向，嚴守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和宣傳紀律。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以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看待歷史，反映歷史，宣傳歷史。
要加強對學習的組織領導。要按照黨章要求成立臨時黨組織，在原組織關系不變的情況下，過好雙重組織生活，組織學習和匯報思想，接受黨組織的教育和管理。建立政治和業務學習制度，駐會坐班人員的學習要制度化，每月用半天至一天時間學習政治和業務；集體組織傳達和閱讀文件，了解時事政策和國家大事；定期組織外請報告，聽取政治和業務輔導。所有研究會成員都要努力成為研究、宣傳和接受咨詢、服務的行家，增強審核史料的權威性。特別是一些新近加入新四軍研究和宣傳工作的同志，更應抓緊補課，刻苦鉆研，真正成為這一領域的行家、專家，真正掌握工作的主動權和發言權。要以對歷史、對人民、對事業負責的態度投入工作，不計名利，甘于奉獻，當好鐵軍精神的傳人。為進一步加強學習和研究，我們將會同各省、市、自治區新四軍研究會組織編纂《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總匯》，對歷史上特別是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及各省、市、自治區新四軍研究會成立以來的研究成果進行整理匯總，并不斷延續下去。這是一項規模浩大、價值極高、歷時長久的工程，要將各地區、各類型、各時期的有關歷史資料和研究成果，全面系統地匯總出版，成為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的百科全書。為加強新四軍歷史研究，將采取統一要求、分頭編寫、各省統稿、一省一套的方法，組織編纂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系列叢書，并將這些成果一并收入《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總匯》中。
重在研究，不斷取得學術研究和創新發展成果。搞研究才叫“研究會”，研究會還要會研究。搞好研究，多出成果，是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的職責所需、作用所在。要注意克服新四軍歷史研究幾十年了、似乎已經差不多了、再研究也很難有大的作為的模糊認識，充分認清新四軍歷史是一座蘊藏量特別豐富的金礦，雖然已經開采了幾十年，但還要堅持不懈地長期開采下去。當然，我們也要看到，初始研究有困難，拓展研究更不易，越是到高端,越是到深層，難度會越來越大，成果會更加來之不易。根據研究會的特點，我們要處理好盡力而為與有所作為的關系，既不能與專職研究機構比，也不能空有其名、無所事事。要牢固確立研究意識，堅持以研究工作為中心、為主業，在拓展和深化研究中求發展、求成效，把工作重點、聘用人員、經費投向都放在搞研究上，努力形成大家重研究、人人出成果的良好局面。
拓展和深化新四軍歷史研究，必須圍繞新四軍組織歷史沿革、重大歷史事件、著名戰役戰斗、重要歷史經驗、重點歷史人物等各個領域，展開全方位、各側面、多角度的研究。要組織制定《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五年工作規劃》，圍繞加強學術研究工作、創新提升文化宣傳工作、穩步推進海洋島嶼研究和國防教育、努力辦好《鐵軍》雜志、切實加強鐵軍文化發展基金會工作和籌備建設新四軍歷史陳列場館等幾個方面，確立合適的中長期目標。成立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領導小組，進一步加大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力度。建立知識產權保護領導小組，維護本會和各省、市、自治區研究會知識產權，確保歷史研究工作健康發展。要高度重視對日作戰研究，組織專家學者著重研究新四軍在艱苦卓絕的環境和條件下，如何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高超的指揮藝術，以弱勝強，以少勝多，不斷打擊和消滅敵人的史實。
要努力把更多的研究成果轉化為文化產品，加大宣傳力度，改進宣傳方法，運用新聞出版、互聯網絡、戲劇影視、展覽演講、知識競賽等多種途徑，增強宣傳效果。搞好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重大題材的影視創作，抓緊完成已立項的幾部電影和電視劇的攝制工作。結合系列紀念活動，征集新四軍將士手跡和書畫作品，舉辦文藝錄像匯演和朗誦音樂會，逐步啟動美術創作工程。還要注意改善研究和宣傳手段，《鐵軍》雜志力求在同類歷史研究刊物中獨樹一幟，爭創一流。《鐵流》網站要不斷豐富內容，提升功能，增強吸引力，提高點擊率。成立新四軍文化發展基金會是有益的嘗試，應多方籌措資金，保障研究需要。
建強隊伍，注重選配好歷史研究和宣傳骨干人員。新四軍既要抗日，又要反頑，卻做到了攻無不克、戰無不勝、蓬勃發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集聚了一大批人才是關鍵性的。新四軍戰斗在華中地區，這一地區大中城市多，文化底蘊厚，人杰地靈，人才輩出，有工程技術人員葉進明、吳運鐸等，有經濟學家薛暮橋、孫冶方、錢俊瑞、駱耕漠等，有作家阿英、范長江、朱鏡我、夏征農、聶紺弩等，有醫學專家沈其震、崔義田、宮乃泉、戴濟民等，有音樂家賀綠汀、任光、何士德、孟波、章枚等，有美術家呂蒙、許幸之、賴少其、沈柔堅等，還有歷史學家呂振羽、哲學家馮定等，他們都為新四軍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這給我們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啟示。
拓展和深化新四軍歷史研究，迫切需要一大批有事業心責任感、有理論歷史造詣、有實際研究能力的同志，充實工作隊伍，接續研究事業，開創新的局面。要解放思想，更新觀念，不拘一格，廣開才路，采取更加靈活、更加多樣、更加管用的途徑和辦法，對熱心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歷史研究的各類人才，包括專業的、業余的，軍內的、軍外的，退休的、在職的，層次高的、具有一定層次的，都要逐步吸引到我們的研究隊伍中來。特別是對那些掌握歷史資料較多、研究能力較強、已有一定研究成果，或者具有軍事題材文學創作和影視制作經驗的特殊人才，更要采取精神激勵、經費補助等手段，廣泛吸引他們。對已進研究會的人才，要給事業平臺、給實際任務、給工作條件，在實踐中加強培養、鍛煉和提高，激勵他們快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大成果。要實行獎勵制度，對現實表現好、工作成果多、發展潛力大的要實行年終獎勵制度，以鼓勵先進，提高工作效率和質量。
密切協作，切實用好各方資源，努力形成整體合力。廣大新四軍研究和宣傳工作者，具有共同的責任和目標。要變分散為集中、個體為群體，形成整體力量。隨著新四軍研究和宣傳工作的深入發展，任務越來越重，要求越來越高，在本會人力和資源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必須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充分發揮隊伍的群體智慧和力量。
拓展和深化新四軍歷史研究，總的是依靠老前輩、老領導和黨政軍領導、機關的關心，依靠各省、市、自治區研究會的協作，依靠社會力量的支持，此外，還要加強與各地區研究會和黨史、史志研究部門，以及軍隊、院校、科研機構的聯系與合作，力爭人力共用、資源共享。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與各省、市、自治區的新四軍研究會，要相互學習，加強交流，密切協作，形成合力。
要建立聯絡員制度、專題會議制度、工作信息和經驗交流制度。今后凡重大項目、重點課題、重要活動，都要吸納各方力量合力攻關，做到能聯合組織的盡量聯辦，能協作參與的要積極參與，能提供幫助的要全力支持，切實形成相互學習、緊密合作、共創佳績的濃厚氛圍，共同推進新四軍歷史研究工作深入發展。今年將適時召開小型文化宣傳工作座談會，商請部分省、市、自治區新四軍研究會派員參加，共同探討落實文化宣傳工作五年規劃的思路和措施；與江蘇省軍區和南京市鼓樓區聯辦“海洋島嶼與海防”書畫筆會和文藝演出；與福建省委宣傳部和廈門市等單位聯辦第三屆海峽兩岸將軍書畫展暨國共合作抗日75周年論壇。
服務現實，著力增強以史鑒今和資政育人實效。研究歷史，以史資政；宣傳歷史，以史育人，根本目的都是為現實服務。研究會的工作開展得怎么樣、成效如何，歸根結底要用資政和育人的實際效果來衡量，這也是檢驗研究會價值體現的根本標準。只有緊貼時代發展，緊貼使命任務，緊貼官兵實際，新四軍歷史研究和宣傳工作才更有意義，更具生命力。
發揮研究會的資政作用，根本的是要從歷史與現實的聯系中、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加深對黨的科學理論的學習理解和運用，善于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審視形勢、分析問題，不斷從歷史經驗中探求對策辦法，回答解決好黨和國家發展大局中遇到的現實矛盾和問題。加強新四軍歷史的宣傳教育，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很重要的是積極配合全黨建設學習型黨組織，積極配合全黨全軍的思想教育工作，積極配合部隊進行的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教育，用歷史經驗詮釋黨的創新理論的科學性，用歷史事實證明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正確性，教育引導人們聽黨話、跟黨走。這次我們把海洋島嶼研究與國防教育作為一個專門委員會納入研究會，不僅是因為它與新四軍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更重要的是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我國南海、東海、黃海同周邊相關國家有著復雜的主權爭端問題，形勢極其嚴峻，斗爭非常激烈。加強海洋島嶼研究與國防教育，使命重大，責無旁貸。我們將穩步推進海洋島嶼與國防教育工作，為振興海洋事業、強軍強國做事出力。
要注重做好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研究，更好地發揮以史鑒今、資政育人的作用。要認真組織紀念新四軍成立75周年、抗戰勝利70周年座談會，會同有關省、市、自治區研究會及相關單位聯合組織好張云逸誕辰120周年、譚震林誕辰110周年、任質斌誕辰100周年等重要人物紀念活動。還要注意研究新四軍女兵這一特殊群體，展現她們的特殊風采和歷史貢獻。
要積極參與和組織新四軍歷史遺址保護和場館建設。以新四軍歷史為主要內容的博物館、展覽館、紀念館以及重要遺址，是展示新四軍歷史的重要窗口，是進行新四軍歷史研究和宣傳的重要平臺，是進行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教育的重要基地。各地各類新四軍紀念場館，要精心維護、積極運作，真正成為不可或缺的社會教育基地。要積極征集歷史資料、圖片和實物。我們的工作要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必須加倍努力、奮發有為，尤其要把服務現實的工作做得更好，為黨和國家、軍隊的發展大局作出新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