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同志的一生，業績輝煌，功勛卓著。其統一戰線工作亦堪稱楷模，數次受到毛澤東的夸獎。筆者從中梳理出幾件大事，奉獻給讀者；并以此作為對革命前輩的紀念和緬懷。
1962年2月18日，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習仲勛與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喜饒嘉措（中）、副會長趙樸初（右）親切交談
建立和發展關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后，紅軍主力南下關中地區，給習仲勛和關中特委的同志們帶來了喜悅和信心。但是，由于認識的局限性，當時有些同志對于友區、友軍的觀念是模糊的，還缺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認識和精神準備。此時，身為特委書記的習仲勛，不能不由此引發更多的思考。他同特委的同志們一起分析關中形勢說：“我們大部分區鄉干部對統一戰線政策了解得不正確，一方面是認識不足，以為革命成功了，忽視統一戰線中的斗爭一面；另一方面則對統戰對象仍懷著階級仇恨，不愿做統戰工作，不與友方聯合。”他進而指出：“國內和平統一了，黨的工作應該是：第一，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第二，整理內部組織；第三，擴大紅軍，加強整訓；第四，大量發展黨的組織。”習仲勛對形勢和任務的意見，得到了特委同志的一致贊同。
為了適應新的形勢，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共陜甘寧特區委員會改為中共陜甘寧邊區委員會。陜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成立。1937年10月，習仲勛等在馬家堡主持召開中共關中分區代表大會。代表大會著重“檢查過去黨的工作，討論開展關中統一戰線以及蘇區轉變為邊區問題”。會議產生了中共關中分區委員會。習仲勛仍當選為書記，兼分區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員。
由于當時處在一個較為安定的環境里，習仲勛以主要精力，領導關中分區的政權建設、抗日武裝和抗日救國群眾團體建設；大力發展生產，支援前線工作；積極慎重地發展黨員，迅速壯大黨組織。
為了正確貫徹黨的全面抗戰的方針政策，維護關中分區民主政權和各項工作的有序開展，習仲勛為做好周邊地區國民黨武裝的統戰工作，花費了很大心血。他親自與正寧縣民團的王大牙、寺村民團的蕭恩多、彬縣民團的李仰之、旬邑縣民團的郭相堂、太峪鎮民團的文干卿、寧縣民團的龐銘勝、同官民團的夏玉山等民團頭目，多次通信或談話，進行宣傳、分化、瓦解工作。
在新的形勢下，這些民團頭目除少數頑固分子外，都為抗日工作起到了不同程度的積極作用。旬邑縣駐職田鎮民團頭目馬宏德，在習仲勛的多方爭取下，給關中分區送來長短槍25支，裝備了分區部隊。國民黨駐武家堡保安團1個班長，扛著1挺機槍投奔關中分區，習仲勛親自同他談話，并勉勵說：“這樣的好事你做得越多越好。你這是為中華民族做好事。”
習仲勛還特別注意在抗日民主政權中，安排一些地方知名人士、社會賢達任職，發揮他們在抗日救亡運動中的作用。此間，先后將赤水縣的士紳景田玉，安排到縣政府任財政科長，新正縣雷莊的老中醫張治平、旬邑縣的蕭芝葆，聘為關中分區參議員。蔣家坪村有一位叫蔣德寬的財主，有抗日熱情，但有人說靠不住。習仲勛分析說：“蔣德寬雖然是地主，但他支持兒子當紅軍，又在物質上積極幫助我們抗日，像這樣的地主，就應當團結爭取他們。”
習仲勛和關中分委的同志，經常深入到各個村落，走家串戶，深入細致地開展抗日宣傳工作。有一次，他同分委秘書長楊再泉，到一個村莊，得知有位叫穆潤身的在國民黨軍隊任職時，便主動到穆家造訪。他誠懇地對穆的父親說：“國共兩黨再次合作，你兒子在國民黨軍隊任職，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民主政權，只要我們一致對外，共同抗日，我們就是好朋友。如果你兒子回家，我們還歡迎他，也保證他來去自由。家中有什么困難，我們也盡量幫助解決。”一席話使這位老人深為感動，表示一定要為抗日出力。
習仲勛在擔任綏德地委書記時，正值邊區各地全面貫徹執行黨中央“三三制”民主選舉時期。在他的精心安排和耐心細致的工作下，使一大批開明紳士、知識分子等能昂首走進政府機關并擔任要職。著名紳士霍祝三擔任了綏德縣縣長，原國民黨八十四師旅長劉杰三連任3屆邊區參議員，知識分子姬伯雄也被選為米脂縣縣長。習仲勛和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副參議長安文欽也建立了很好的統戰關系。?
習仲勛經常提醒各級黨政組織和黨員干部，同黨外人士交朋友，注意聽取他們對中共組織和政權機關的建議，以不斷鞏固和完善抗日民主政權的建設。每逢參議會開會，他和參議員一起討論，廣泛聽取意見。他還請一些民主人士到地委來，讓他們對全區的工作建言獻策。
由于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實行和習仲勛的努力工作，極大地調動了他們的抗日積極性。連任邊區3屆參議員的劉杰三，將自己3個女兒都送往邊區和八路軍劇團當了演員，一時“姐妹三人同登臺，宣傳抗日齊向前”在邊區傳為佳話。綏德縣另一位議員劉紹庭，原為國民黨二十二軍和鄧寶珊將軍的高級參議，他經常向該部通報中共的統一戰線政策，同時傳遞對方信息，對有效開展該部的統戰工作，保持良好的友鄰關系，促成最后起義，發揮了積極作用。米脂縣的姬伯雄，在中共中央“發展經濟，保障供給”號召及綏德地委的支持下，辦了有百余名工人的新華紡織廠，產品不但支援了前線，而且緩解了全地區布匹奇缺的困難。
習仲勛重視統戰工作，也善于從歷史典故中汲取教益。一次晚飯后，他同地委幾位領導和延安魯藝派來的同志聊天，他問大家：“三國時諸葛亮明知關羽重義氣，會放走曹操，為什么還要派他去斷守華容道呢？”大家聽后一時沒有答出。習仲勛自揭謎底說：“這就有一個統一戰線問題，當時如果殺了曹操，東吳就會把劉備吃掉。劉備其時剛取荊州，并無多少兵將可用。”接著，他又說：“為什么劉備最后會敗呢？是因為他搞宗派主義，只相信他的結拜兄弟，五虎上將除了馬超、黃忠都是他的結拜兄弟，后來也只培養了一個姜維，后繼無人，以致最后‘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了。”
一個平平常常的歷史故事，讓他道出了富有新意的政策話題，博得了大家一陣稱贊的笑聲。
1951年4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習仲勛（右一）
在西安機場迎接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左二）
策劃和領導完美策反的橫山起義
1946年6月，習仲勛受到毛澤東的特別召見。毛澤東要習仲勛談談陜甘寧邊區備戰情況，尤其想聽聽習仲勛對邊區北線方面的看法和設想。在習仲勛作了匯報后，毛澤東指示說：胡宗南已在調兵遣將，準備進攻陜甘寧邊區，并且命令榆林的國民黨部隊一致行動，對我實行南北夾攻。現在胡宗南還沒有采取大的動作，顧不上進犯邊區。你們要抓住這個時機，集中精力，組織北線戰役，策動橫山起義，解放榆橫地區，使我們獲得較大的回旋余地，以便對付胡宗南的進攻。最后又叮囑說，保衛延安、保衛邊區必須加強統戰工作，爭取榆林地區國民黨部隊起義，以擴大保衛延安戰爭的戰場。7月初，習仲勛在延安花石砭西北局機關駐地，主持召開西北局擴大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談話精神和黨中央的北線作戰意圖；并決定用政治和軍事相結合的辦法，解放榆橫地區；把主要目標定在，策動國民黨陜北保安指揮部副指揮官胡景鐸率部起義上。
習仲勛為什么以胡景鐸為策動起義的對象呢？這是有一定的歷史和政治原因的。當時國民黨在榆林駐軍中有胡景通、胡景鐸、胡希仲叔侄3人分別擔任重要職務，胡景通、胡景鐸同為著名愛國將領、舊民主主義革命知名人士胡景翼的胞弟，胡希仲則是胡景翼之子。此時，胡景通任國民黨第二十二軍副軍長兼陜北保安指揮部指揮官，胡景鐸為副指揮官。胡希仲任晉陜綏司令部參議。胡希仲、胡景鐸受其父兄愛國主義思想影響較深，從小就追求進步，向往革命。雖身在國民黨軍中，但早有投奔革命陣營的意向。且他們都是習仲勛在立誠學校時的同學，交情頗深。而胡景通盡管當時思想局限性較大，顧慮較多，后來也還是走上了率部起義的道路。
在此之前，習仲勛為爭取胡景鐸起義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特意將與胡景鐸叔侄為同鄉同學關系的師源，調到綏德地委任統戰部副部長，專門從事對胡部的統戰工作。師源先后兩次進入國民黨陜北保安團隊駐地，同胡景鐸接談，轉達了習仲勛對起義的意見。同時，習仲勛又派出延屬分區專員曹力如和綏德地委副書記劉文蔚，一起赴榆林同胡希仲會面，了解掌握駐榆林國民黨軍上層人士情況。
不久，根據胡景鐸的請求，由習仲勛介紹，中共中央特批胡景鐸加入中國共產黨（無候補期）。習仲勛還主持西北局會議，討論由胡景鐸提出的在該部的黨員發展名單，批準李振華等人為中共黨員。同時，習仲勛指示由延屬分區和綏德分區，抽調40余名黨政軍干部，進駐波羅堡、石灣等地的國民黨陜北保安團，以合法身份安排到不同崗位，秘密進行組織宣傳工作，從而使胡景鐸率部起義，有了可靠的政治保證和組織基礎。
9月中旬，習仲勛指示已到綏德的范明，持他寫給胡景鐸的密信，即赴橫山縣波羅堡面見胡景鐸。范明向胡景鐸傳達了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同意其起義的決定，一起商定了起義計劃和行動方案。范明返回延安后，習仲勛仔細審查了起義行動方案，并一起到棗園，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指示習仲勛、王世泰說，這個起義可以搞了。他要求聯防軍集中6個團的兵力于北線，做好接應胡景鐸起義的準備，解放無定河以南的大片土地。
10月11日，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北線戰役指揮部，進至橫山縣響水堡以南地區，同中共綏德地委領導會合。決定王世泰、張仲良指揮教導一團、新編第四旅、警備第三旅八團、新編第十一旅二團一部和綏德、西烏審、三邊軍分區等地方部隊1萬余人，配合胡景鐸部起義。
13日凌晨，北線戰役作戰部隊發起攻擊，戰斗從榆林與橫山之間的武鎮和鎮川堡打響。同時，胡景鐸率國民黨保安第九團5個大隊，分別在波羅堡、石灣、高鎮等地舉行武裝起義，并迎接范明帶領的接應部隊進入波羅堡。至24日，北線作戰部隊攻克國民黨軍殘部占據的最后據點—響水堡。中共中央審時度勢，取消攻占榆林作戰計劃，北線戰役勝利結束。是役，國民黨軍5000余人起義，1000余人被俘或投降，解放了無定河以南30多個城鎮、12萬人口、5000平方公里的廣大地區，中共榆橫特別委員會和榆橫政務委員會先后成立。
胡景鐸率部起義后，部隊改編為西北民主聯軍騎兵第六師，胡景鐸任師長，后又任榆橫政務委員會主任。
12月中旬，騎兵第六師奉命調駐延安。習仲勛陪同毛澤東、朱德接見起義官兵。毛澤東拉著胡景鐸的手風趣地說：胡景鐸能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下鄧寶珊的船，上習仲勛的船，你選擇的這個道路是正確的。你們的行動給西北的舊軍隊指出了一條光明大道。在場的習仲勛和其他領導同志，被毛澤東詼諧幽默而極富鼓舞力的話語惹得笑出聲來。
葉劍英元帥與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省長、廣州軍區第一政治委員、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習仲勛在廣東
妥善處置民族矛盾問題的絕妙之作
昂拉地區的叛亂，是青海省解放初期，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一次叛亂。當時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的習仲勛運用黨的民族政策，從政治上爭取一位藏族部落頭人—項謙，解放了一個藏族部落群眾，為解決民族問題創造了一個成功的范例。昂拉部落位于青海省黃河上游西岸，山高林深，地勢險要。項謙是昂拉部落第12代千戶，他的一些親屬就是喇嘛教的活佛、管家，集神權、族權、政權于一身，在昂拉部落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
1949年秋，青海貴德縣解放后，將昂拉劃歸貴德6區，人民政府承認項謙的千戶職位，仍然讓他管理昂拉地區，還被聘為省政協委員。
1949年12月潛藏在大通、門源、涅中、化隆、循化等縣的青海馬步芳殘匪，先后發動大規模的叛亂。這些地區平叛之后，許多漏網反革命武裝骨干分子和叛匪頭目逃到了昂拉部落，他們一方面向項謙贈送大量的槍支彈藥、馬匹和金銀財寶，進行拉攏；另一方面造謠惑眾，慫恿項謙叛亂。于是，項謙一步一步地走向公開與人民政府為敵的道路。他組織所謂“反共救國軍”第二軍，自任軍長；參加反動組織“中國國民黨西北革命委員會”，任委員。在昂拉地區強令群眾購買槍支彈藥，擴大力量，形成武裝割據。
昂拉叛亂，是青海解放初期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由國民黨反動勢力策動、藏族部落頭人領導、組織的藏族部落叛亂。它立即引起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視。習仲勛針對有些人主張急于軍事進剿，在給青海省委書記張仲良的電話中說：“絕不能打，萬萬不可擅自興兵，只有在政治瓦解無效以后，才能考慮軍事進剿，必須請示中央批準后始可行動，要請喜饒嘉措大師去做工作。”
經青海省委、省政府對項謙進行了長期、艱苦的政治爭取工作，1950年8月，項謙到西寧參加省政府副主席馬樸的吊唁活動，并向省黨政軍領導報告了他受匪特蠱惑，遲遲未來致敬的原因。省黨政軍領導不咎既往，專門召開了座談會，對項謙來西寧表示歡迎。
但是，項謙回到昂拉后，卻又背信食言，變本加厲，越陷越深。
為此，省委、省政府從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派出省級領導干部和藏族部落頭人、活佛等各界愛國上層人士50余人，先后17次去昂拉苦口婆心勸說項謙。僅省政府副主席藏傳佛教大師喜饒嘉措，就3次親赴昂拉；藏傳佛教領袖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兩次派代表持他的親筆信去勸說，并以宗教領袖的身份擔保他只要與匪特劃清界限，改惡從善，人民政府就會予以寬大處理。
但是，項謙不但不蟠然悔悟，還對政府派去的代表肆意凌辱，甚至企圖扣留、謀殺；明目張膽地抗糧抗稅，不執行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阻止人民解放軍和政府工作人員進入昂拉地區，強迫群眾大面積種植鴉片，外出販賣，換取軍火；四處搶劫，殘害群眾，數次聚眾千余人襲擊人民解放軍和武工隊、工作組，殺傷解放軍干部。
至此，受害地區群眾和全省各族各界人士、活佛、襄佐、千戶、百戶忍無可忍，多次上書省人民政府，要求迅速肅清昂拉反革命武裝。昂拉地區的藏族同胞，也對項謙的橫征暴斂、倒行逆施心懷不滿。就連項謙的參謀長、隆務寺經師誠勒活佛，都與項謙脫離關系，主動到西寧向省委書記張仲良反映昂拉地區情況。
在政治爭取無效，項謙處于十分孤立的情況下，中共中央、西北局才批準青海省委關于對昂拉地區進行軍事清剿的報告。1952年5月1日，在我解放軍的強大攻勢下，不到兩天，就徹底摧毀了昂拉叛亂。項謙只帶著少數人馬逃離昂拉，隱匿在同仁縣南乎加該森林中。
平叛戰斗結束后，黨和政府做了大量安置救濟工作，解決昂拉群眾生產生活方面的急需；對戰斗中負傷的匪眾一律收留安置，給予治療；對于戰俘，除外來反革命匪首外，包括藏族頭目、官人，一律隨捉隨放，如項謙的兄弟俄日、女婿完德扎西等。對項謙的妻兒、胞妹給予特別保護；項謙的母親患病，臥床不起，政府派醫護人員為其精心治療，使之康復；對項謙埋在地下的財物，原封不動地交給了他的親屬，并給予保護，不許任何人亂拿亂搶。
中共尖扎工委遵照習仲勛指示，還派出曾參加叛亂、被政府寬大釋放的完德太等11人，持昂拉八莊及項謙家屬的信去尋找項謙。
在黨的政策感召下，1952年7月11日下午，項謙帶著11個人回到昂拉，歸向人民政府，交出長短槍16支，子彈2583發，望遠鏡1架和馬5匹。
項謙回到昂拉自己家中，看到人民政府對他的一切財產和家人都保護和照顧得很好，尖扎區人民在政府領導下安心進行生產，深受感動，主動找尖扎工委書記王鵬遠承認自己的錯誤和罪行；7月31日，項謙來到西寧，受到省黨政領導的親切接見。省政府主席趙壽山、省委書記張仲良在接見項謙時明確表示對其既往不咎，保留其千戶職位。
8月10日，項謙從西寧啟程去蘭州，參加了西北民族學院干訓班畢業典禮晚會，并向習仲勛等領導同志敬獻哈達。11日，習仲勛為歡迎項謙舉行招待會，席間習仲勛對項謙說：“你回來，人民是歡迎的，今后再不要受土匪特務的欺騙。只有跟著共產黨走，才是一條光明的道路。”項謙對黨的寬大為懷的政策深受感動，在《青海日報》發表了他寫的《歸向人民的感想》一文，對黨和人民政府對他反復爭取走向光明深表感謝：“這都是毛主席、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恩典，我將永遠感激。”項謙以后歷任尖扎縣縣長、黃南自治州副州長，為人民群眾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爭取項謙的成功經驗，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得到了毛澤東充分肯定，在李維漢向毛主席匯報政治爭取項謙的經過時，毛澤東說：“孔明有個七擒七放，我們還多了，我們來個十擒十放。”一次毛澤東見到習仲勛時說：“仲勛，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習仲勛
解決新時期統戰思想關鍵的三次批示
1981年3月，習仲勛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負責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同時分管中央統戰部的工作。他在中央工作期間，為統一戰線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決策和處理了許多重大和復雜疑難問題。在新的歷史時期，由于階級關系的根本變化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進步，非黨知識分子問題成為我國愛國統一戰線的一個關鍵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變得越來越重要，而知識分子中非黨知識分子又占了多數，他們的影響力大，社會聯系廣泛。如各民主黨派成員、經濟界中的科技人員和管理人員，大多數是非黨知識分子，科、教、文衛、法律界的統戰人士，基本上都是非黨知識分子。民營科技企業人員、中介組織人員、自由職業人員、受聘于外企的管理技術人員等，也大多是非黨知識分子。港澳同胞、臺灣同胞、歸僑和海外僑胞中的統戰人士，也大多與非黨知識分子有關。所以，對非黨知識分子的統戰工作已經成為統一戰線的基礎性工作。
在過去一個長時期中，“左”傾思想給非黨知識分子戴上資產階級的帽子，視為異己力量，使非黨知識分子受到很大的打擊和損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同志宣告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全黨上下大力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逐步糾正了對非黨知識分子的“左”傾思想。
但是，隨后又產生了另一種傾向。這種傾向認為，既然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依靠力量，那自然也就不再是統戰對象了。這種認識誤區如果任由發展，勢必造成統一戰線的大收縮，并有可能對非黨知識分子造成新的傷害。
1982年，北京某大報更在一版顯著位置發表短評，明確提出知識分子不再是統戰對象。而這與胡耀邦在第十五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直接相沖突。在這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非黨知識分子被明確列為第三類統戰對象，并且指出“這是大量的”。
北京某報紙的短評一出，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思想混亂，在非黨知識分子中影響尤其不好。許多人打電話或致信中共中央統戰部，詢問中央執行的統戰政策是否有變。在這種情況下，中央統戰部給中央打報告，堅持認為非黨知識分子仍是我黨統戰工作對象，并進行相關的說明。習仲勛當即批示，肯定統戰部的正確意見，并責成該報改正和澄清。
但該報拒不改正，而且還狡辯說，馬列主義著作和我們黨的文件中，從來沒有講過工人階級內部有統一戰線。這樣，爭論進一步升級。
其實，馬列主義著作和我們黨的文件中，是講過工人階級內部有統一戰線的。如著名的第一國際，就是當時工人階級內各種派別的統一戰線。恩格斯指出其中“有共產主義者、蒲魯東主義者、工聯主義者、合作社派、巴枯寧主義者等等”。1921年列寧和共產國際明確提出了工人階級統一戰線的口號。1935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在無產階級統一戰線的基礎上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1922年和1925年兩次全國勞動大會，都是當時共產黨派、國民黨派以及其他工人派別的統一戰線。到了抗日戰爭時期，1939年《中央關于職工運動與“五一”工作的指示》明確提出：“我們黨在工人運動中的基本方針是與各抗日黨派各抗日團體的工人運動進行統一戰線，在統一運動中把工人組織起來，積極參加戰爭的各方面工作。”當時黨成功地同中國勞動協會建立了統一戰線。
新中國建立后，1950年周恩來同志在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指出，中國工會是工人階級的群眾性組織，同時也帶有統一戰線的性質，如勞協也包括在工會之內，同時工會中也有不同政治主張的分子，現在還把知識分子組織進來，民主黨派分子也會參加進去。
為了統一思想認識，1983年中央統戰部召開十省市統戰理論座談會，1985年又召開了全國統戰理論工作會，對我黨的統戰政策進行解釋和澄清。隨后中央統戰部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指出：“統一戰線的基本問題是工人階級自身團結統一和同盟軍問題。”習仲勛先后兩次批發報告，同意此觀點。
習仲勛的三次批示，解決了新時期統一戰線的一個關鍵問題，即非黨知識分子的統一戰線和工人階級內部統一戰線問題。這三個批示及時地澄清了誤解，消除了思想混亂，從而避免了統一戰線的收縮甚至倒退，對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的鞏固、擴大和統戰理論的發展，有極其重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