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鹽城市圖書館，江蘇 鹽城 224000； 2.鹽城市廣播電視總臺，江蘇 鹽城 224000； 3.中共鹽城市委黨校，江蘇 鹽城 22400）
皖南事變爆發后，國民政府控制下的輿論媒介大肆制造不利于新四軍的謠言迷惑民眾，試圖塑造新四軍不聽“政府”調遣、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象。部分愛國青年被國民政府誤導，對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產生不該出現的敵意，甚至在報刊媒體上撰文抹黑新四軍形象。學界過往涉及新四軍形象的論著,主要以電文、時人日記、文獻匯編、知名報刊等為研究基礎，對當前歷史存在感較小的學生刊物則較少關注。但近代歷史反復證明，學生群體創辦的刊物極為關注時政，社論文章在學生中具有很強的影響力。基于此，筆者嘗試以皖南事變后上海創刊的《學風》刊物為參照物，呈現不明真相的學生群體對皖南事變后駐守蘇北的新四軍形象的描述，揭示愛國青年被國民政府誤導的原因，希冀豐富皖南事變后新四軍的相關研究。
一、《學風》的概況
民國以降，各地學習西方學制，普設近代大學。面對日益深重的國家危機，接受“科學”“民主”理念洗禮的大學生群體喜好發表時事評論文章，渴望知識救國。在此背景下，“中國近代大學不僅鼓勵學生創辦會刊，而且在校報開辟本科生論壇，甚至由學生編輯出版校刊，從而極大地促進了本科生的學術能力培養”。因此，諸多學生刊物流布于世。《學風》的創刊背景也大抵如是。
《學風》在《發刊小言》中闡明了辦刊經過：
“差不多在一月以前，偶然的和幾位同學們在一起，談到目前的學校生活，大家都覺得太枯燥，太缺乏生氣了。當時我們想創辦一本小型雜志，以作為共同研究的中心基礎，因為那時剛巧學期結束，大家都在考試忙，所以這計劃始終沒有實行。直到寒假開始一星期后，我們才決定出版《學風》。
在目前的學校教育下，的確，每一個學生覺得乏味。書本固然是我們學生研究的本份，可是青年課外的身心修養，和活動，也是我們所必須的。戰后上海的學校，大都因為校舍的缺少，因陋就簡，一切正常的課外活動，完全趨于停頓。以致有不少的青年學生，受不住那一種枯燥的苦悶，更加上了荒謠環境的引誘，因而沉醉于聲色之中，想從那里找到一時的刺激，安慰一下不寗的心靈。我們看戰后青年出入于歌場舞廳的日有增多，就是一個很明白的趨勢。當然在這中間，部分的原因，還要歸到青年自己本身的意志沒有堅定，不過假使有良好的學校管理，導他們入正當途徑使他們不會因為感到枯燥，而去找到刺激，而至于墮落，那至少目前的不良現象，可以減去一大部分。
我們很明白上面的理由，所以當我們和其他青年同樣感到枯燥的時候，我們就采取了另外的一條路，—共同研究和集體討論。我們想從共同研究中切磋我們的學問，從集體討論中交換我們的意見，使我們一方面能解除往日的苦悶，他方面更可以增進一點知識。孔子說：‘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我們雖然每個人都覺得這樣渺小和無用，可是能相互交換和學習的地方還很多的。
《學風》即在這樣的條件下，做了我們研究和學習的中心，當然我們希望它能日益生長得健全起來。集體和共同是群眾力量的表現，群眾愈多，共同的研究愈能深切，集體的討論愈能徹底，所以我們對讀者們實寄以無窮的希望。
一，《學風》是大家的《學風》，是每一個青年學生的刊物，希望大家來關切它，批評它提出意見來，改進它，以便達到交換意見相互研究的目的。
二，孤島上一定有不少正覺得苦悶的青年，我們希望他們也能向相互研究的路上走去，更希望有興趣于寫作的同學們，和我們攜起手來，多辦一點有生氣的學生讀物。”
《學風》創辦于上海“孤島”（即當時未被日本占領的租界），具體創刊時間為1941年2月。雖然《學風》自我定位為推動學生群體共同研究和學習的刊物，但卻并非內部交流的贈刊。《學風》有自己正式的刊物社——《學風月刊》社，租借靜安寺路四四一號三樓作為刊物編輯部，一方面展示出主創群體擁有一定財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們并非心血來潮，而是想將辦刊作為一項持久事業。為保證刊物運營，《學風》公開發行，帶有盈利性質。《學風》定價如下：
表1 期刊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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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出版 |
每冊零售國幣兩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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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 |
全年十二冊 |
二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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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六冊 |
一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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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冊 |
五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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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學風》每刊出一期均在版面內部標注編輯部地址、征稿函、定價、廣告價目等信息。）
從1941年國幣1元的購買力，可以直觀地看到《學風》定價的合理性。曾有學者統計對比民國時期上海的國幣購買力，指出：1926—1936年上海1銀元大概可以買16斤大米或者4—5斤豬肉。到1941年時，上海生活費指數比起1936年大約增加6倍，即貨幣購買力下降大約6倍。換算而言，1銀元相當于購買2斤大米或者不到1斤豬肉。與此同時，上海工資收入下降到1936年的一半。因此，可以推論《學風》在定價時考慮到了讀者群體的經濟壓力。
除訂閱收入外，廣告收入也是《學風》維持運作的一大財源，其廣告價目如下：
表2 廣告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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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
地位 |
全面 |
半面 |
四分之一 |
特別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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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等 |
底外 |
八十元 |
五十元 |
三十元 |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用彩色或彩印者另議，長期刊登特別優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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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等 |
底里 |
六十元 |
四十元 |
二十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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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 |
正文前后 |
五十元 |
三十元 |
十五元 |
（數據來源：《學風》每刊出一期均在版面內部標注編輯部地址、征稿函、定價、廣告價目等信息。）
第二期便有《美商正言報》投放廣告，第三期又有張裕紅酒在“底里”發布四分之一版面的廣告。頗有意思的是，《學風》不僅出售廣告位，還注重和投放廣告者達成戰略合作。如初創的《文苑月刊》為擴大影響力，在《學風》上發廣告，并提到“凡執學風定閱單、收據單，向老大沽路一三0號定本刊，八折優待”。這些信息表明，《學風》不是一個由政治勢力掌控的刊物，主創群體也并非只會空談的學生，而是具有一定經濟頭腦、愿意與社會各界交流的青年。
《學風》的公開性和社會性，還體現在它每期均發布征稿信息，“凡下列各稿件均所歡迎：（一）論著（二）時事討論（三）學術研究（四）文藝小說（五）各地通訊（六）書報介紹（七）詩歌劇本（八）各校動態（九）漫畫木刻等”。 當然，《學風》采取有償征稿的方式，“來稿一經錄用，以本刊其他書報，或現金若干為酬”。因為付出稿酬，《學風》理所當然地提出“本刊編輯有權刪改，不愿者得預先聲明”。由此可以看出，《學風》所刊載的文章，基本上代表著編輯部的整體意念和看法。
《學風》自創刊后，每月堅持出刊，有著長期辦刊的思路和設想。但1941年12月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侵占上海租界，《學風》作為抗日愛國刊物，失去辦刊環境，因此停刊。
二、《學風》視域下的新四軍“解散”
《學風》愛國刊物的性質是毋庸置疑的，其發表的多篇時政文章均有明顯的抗日風格，如《日本內閣之更替》中明確指出：“侵華四載有余，國力已非昔比，在國際間的背棄道義，正義的國家均已澈底認清，客觀的環境限制了它（日本），再要施瘋狂的侵略，本身的力量既不允許，民主集團的制裁即可立至”。與此同時，它擁護國民政府，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抱有敵意的態度也是一以貫之的。《學風》創刊時，正值皖南事變爆發不久，國內政局變得緊張。為此，《學風》特意發表社論《春節前后的幾件大事》，其中一件便是針對新四軍的評論：
“新四軍違抗中央命令，襲擊友軍，曲解抗戰，陰謀擴張個人勢力，已給國軍用迅速的方法，予以解放，使國家的法紀得一伸張，軍隊的指揮更趨于統一。雖然在當時有一部分陰奉陽違的人們，搬弄是非，造謠生事，硬牽涉到政黨問題上去，想從中破壞抗戰，減弱民眾對國家的信心。但這許多謠言，經過我們最高統帥發表演說，及各軍政長官公布實在情形之后，已漸趨消滅。蔣委員長在演講辭中說‘在今天，如果還有將已解決了的新四軍問題，輾轉傳說夸大其詞的，那就是為X（指代日本）人的造謠應聲蟲，凡是我愛國軍民，是斷然不會受其蠱惑的，而且我相信一定是斷然予以唾棄的’。我們看了委員長這幾句話，那么隨便怎樣的荒謬伎倆，均無可施展了。”
《學風》完全是站在國民政府的角度開展對對皖南事變的評論，聲援國民政府及中央軍對新四軍的無端迫害。上文中提及了1941年1月17日國民政府下令解散新四軍、撤銷其番號、將軍長葉挺送交重慶軍事法庭審判的消息，也提及了蔣介石于1月27日發表的整飭軍機與加強抗戰的演講，但絲毫未提及中國共產黨方面對于皖南事變的回應。同時，由于忽視對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相關消息的報道，《學風》向讀者群體隱瞞了1月25日新四軍軍部已經在蘇北鹽城地區重建的消息。并且，還向讀者群體煞有其事地介紹了新四軍之所以被國民政府解散的前因后果：
“關于中央當局解散新四軍之經過，當局方面，業有詳盡宣布，惟中央解散該軍之前因后果，容有為外間未盡明瞭者。茲覓得何應欽、白崇禧兩氏在未解散該軍前所致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之齊電一通。文中對新四軍過去種種事跡，均有揭發。”
實際上，1940年12月8日發出的“齊電”只是重彈該年10月19日“皓電”的老調，不單為中國共產黨所批駁，諸多中立勢力亦提出質疑。司徒美堂等美洲洪門人士于1941年1月8日發出致國共兩黨領導人電：“最近讀朱彭葉項發表致何白佳電，臚列國共摩擦事件，言詞痛切，初尚不敢輕信，迨中外電訊播傳其事，始悉我軍事當局確曾下令新四軍移防，以及國軍二十萬五道封鎖陜甘寧邊區二十三縣”；馬尼剌建國報1941年1月19日發表的《槍口一致對外》認為：“新四軍為堅持團結、堅持抗戰，不惜委曲求全，答應將江南部隊調至江北（見朱、彭、葉、項復何、白電），而且實際上已經大部分離開江南而北上”；檳榔嶼星濱日報1941年1月20日發表的《新四軍被繳械問題》表示：“何白兩總長之移防代電，系于去年十月十九日發出，朱彭葉項等于十一月九日電復何白，仍請中央派大員蒞臨蘇魯邊區調查真相，以明摩擦責任，縱新四軍對于移防稍有延遲，何以遽謂‘延遲業已半年’”“冀魯蘇浙海岸除浙江外，已悉在敵人軍事控制中，皖東南邊區，新四軍活動經已多時，新四軍是否企圖在上述各地建立根據地，既成問題，即在敵人軍事控制區域圖建根據地，其‘罪’何以竟至非繳械不可”[11]。
上述為中共發聲的勢力均為國民政府當時必須依仗和深入交流的海外華僑，他們有力地證明了用“齊電”來解釋國民政府“解散”新四軍的前因后果純屬毫無根據。而且，華僑不在中國本土，尚能掌握關于新四軍的全面信息，《學風》身處當時中國的通訊中心上海租界，又怎會不知質疑者的聲音。《學風》用“齊電”來論證新四軍“違抗中央命令，襲擊友軍，曲解抗戰，陰謀擴張個人勢力”，但只字不提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等發出的“佳電”，對新四軍按照國民政府要求而進行的移防行動更是視若無睹，反映出《學風》在對待皖南事變案中沒有做到公正全面地報道時事新聞。
總之，《學風》偏聽偏信國民政府在皖南事變后發布的公告，不去探究皖南事變的真相，一味為國民政府開解，將時人公認的“兄弟鬩墻煮豆燃萁之惡耗”，錯誤理解為新四軍主動攻擊國民政府軍隊、破壞抗戰。在《學風》的視域中，國民政府對待新四軍的任何行動都屬合理合法。《學風》雖然強調新四軍的“解散”不涉及政黨問題，但恰是黨派偏見遮蔽了主創群體的雙目。其對皖南事變的評論報道誤導了孤島上的青年，不利于全國統一抗戰的大局。
三、《學風》對蘇北新四軍的誤解
盡管《學風》在創刊之初忽略對新四軍在蘇北的消息報道，但隨著新四軍在蘇北完成重建，以及越來越多的民眾奔赴蘇北，協助新四軍抗敵，《學風》不得不將目光轉向蘇北新四軍。沿襲皖南事變案中的態度，《學風》對蘇北新四軍依舊充滿著無端的誤解。
《學風》在1941年5月15日上刊載吳濟署名文章《團結與分裂》，該文竟將新四軍在皖南事變中的正當防衛，表述成“叛變”，錯誤地表達道：“在新四軍的叛變上，我們看到了這種手段的表面化，他們（指中國共產黨）以為中央是軟弱的，意欲以新四軍來要挾中央，破壞中央命令的統一，可是他們這個企圖失敗了；因為中央不是軟弱的，以前不過是如家長對子弟犯了過失時的寬容而已”。《學風》在創刊時，曾稱新四軍的問題不是政黨分歧，而此時卻直接刊登將新四軍問題引申到國共兩黨矛盾上去的文章，進一步證實了該刊政治立場是完全站在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一方。在這一期中，《學風》還登載了編輯部座談會一致通過的《新四軍事件之探討》，不僅大肆抹黑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稱“共黨方面非但不知悔改，反而擴大他的反對中央政府宣傳，新四軍的殘孽也依舊做叛變舉動，在蘇北、江南等地更明顯地視國軍為第一敵人，置真正的大敵于不顧”，而且要求肅清蘇北新四軍，將新四軍武裝歸并到國軍。可以說是絲毫不考慮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的利益。
當然，盡管《學風》一再抨擊新四軍，但它并不能阻止有辨識力的孤島青年奔赴蘇北參加抗戰的熱潮。1941年6月15日，《學風》以編輯部的口吻發表《給已站在危險邊沿上的青年們的一封公開信》：
“你們不是常常聽到人家的宣傳嗎？那里有抗X大學，一到蘇北，就可以進去求學。一個高中或者甚至初中還沒有畢業的學生，能進大學，是如何興奮啊！哪里有XX藝術學院，一畢業就是藝術家，這又是如何光榮啊！那里的新四軍和民眾打成一片，人民愛護之至，到蘇北去做一個軍人，是如何的可以自傲啊！那里有獨立的抗X政權，一切都可以不受限制，是如何的自由啊！……但是我告訴你們，那些都是妖魔們播送的誘人入地域的謠言，他們這一種宣傳和所謂正確的報道，實在連打一折八扣的價值都沒有，所謂抗X大學第五分院、XX藝術學院，都是誘騙青年去瞎混的機關；所謂新四軍，那簡直是強盜土匪，他們駐在的地方，學校被解散，政府的機關被封閉，整個蘇北已因新四軍的駐扎而變成黑暗，人民的生計被他們苛捐雜稅的壓迫，而益形痛苦；在哪里抗X是其名，反對中央，擾亂地方，剝削民眾，是其實。對已在那里的青年們，則沒有一個能夠放松，只要一言不合，頑固、投降、X奸，三套罪名立即加上，這又哪里談得到自由？”
《學風》的這封公開信，充滿著傲慢與偏見，諸多表述完全不符合事實真相。這種造謠式的發言，投射出《學風》對青年學生奔赴蘇北的恐懼，也從側面印證了青年學生中有為數不少的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的支持者，青年去蘇北參加新四軍是不可扭轉的趨勢。
此后，《學風》繼續登載多篇反對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的文章，甚至以蘇北學生來信的方式，蠱惑讀者群體。《來自一個蘇北高中部里的信》寫到：“因為我站在蘇北，根本聽不到一點消息的，前日你來信說《學風月刊》早已寄來了，為什么我們至今未看到片紙支字呢？諒必被他們收檢去了吧。”信中所提新四軍及其所指導的政權收繳《學風月刊》實則荒謬，反對新四軍的書信尚且可以自由傳送，一本初創不久還未展現出巨大影響力的學生刊物斷然不會引起新四軍的高度警惕。此信極有可能是《學風》為標榜自己的政治立場和輿論影響力，而自我偽造，欺騙孤島讀者。這類假新聞的制作手法，是極為常見的。
《學風》對蘇北新四軍的誤解直到停刊仍未改變。1941年9月15日，《學風》發表黃雨辰的署名文章《在蘇北的新四軍》，直白地表示：“自稱最抗X、最民主部隊的新四軍，據守在我們的故鄉——蘇北，名義上敲著抗戰的鼓，豎著救民的旗，實際上卻在擴展勢力，勵行著他那喪心病狂、狼心狗肺、禍國殃民的竊國舉動，這種舉動，無異列強的割據土地、軍閥的據地稱霸，無不直接、間接地影響著抗建的前途”。該文從政治、教育、軍事三方面進行了分析，但總結起來不過是之前語調的老生常談，將新四軍污蔑為不抗戰、只顧自身利益的部隊。
《學風》對新四軍的誤解根深蒂固，其頻繁發文攻擊蘇北新四軍，既是對新四軍發展壯大趨勢不可遏阻情況的無能宣泄，也間接表明了新四軍在江浙滬一帶頗具民心。蘇北新四軍的正面形象，也沒有因《學風》而受到絲毫影響。
四、《學風》敵意形成的緣由
《學風》創刊之時，聲稱該刊是學生群體共同探討學問的陣地，但細析該刊總共10期的文章，社論文章占比非常高，對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的評論是該刊重要內容。《學風》雖然在抗戰時期的報刊史上未占據一席之地，但從主創群體的辦刊思路、社會關系網絡等方面來看，它在孤島的煽動力不能忽略。因而，有必要對《學風》敵視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的緣由進行分析，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上海租界內學生心態的分化。
首先，《學風》錯誤認為中國共產黨應該在抗戰期間放棄獨立自主權。依照他們概念中的法統，當時中國的合法政府是國民黨控制下的國民政府，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武裝在他們眼中為割據勢力。《國民的態度》一文中談到：“我們沒有黨、沒有派，我們只有祖國，只有民族”，意在用這種話語對中國共產黨進行道義上的綁架。《中國共產黨底存在問題》中更是企圖用中國共產黨強調的階級斗爭觀來否定中共存在的必要性：“共產黨底歷史任務，是由資本到社會那個階級上的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現在中國底國民黨，既能做這個工作，當然就用不著共產黨了的，因此共產黨沒有存在底必要”。該文作者錯誤地將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看做進步政黨，無視他們的大資產階級、大地主屬性，自然無法說服讀者群體和中國共產黨。同時，《學風》多次提到中國共產黨拒絕參加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強調此舉破壞團結，是對抗中央政府的行為，認為：“代表共產黨的七個參政員卻以拒不出席聞，并提出種種條件，作為出席與否的要挾，對一個民意的機關作出這樣的舉動是合民主精神的么？”作為中間勢力的鄒韜奮曾稱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前夕他反復猶豫到底是否要去參會，因為“在以前所報告的參政會中的提案在實際上的效力等于零”，而且多所生活書店被查封，更是讓他倍感痛苦，直言參政會并不是“民意機關”。但《學風》選擇性屏蔽揭露國民參政會真相的消息，頑固堅持己見。循著《學風》編輯部的思維，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的壯大和愈發獨立自主是他們不愿看到的，自然對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充滿敵意。
其次，主創群體的家庭出身、社會關系背景，決定了他們天然靠近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通過前文分析，可以推斷出《學風》主創群體大多出生于江浙滬的殷實家庭，他們成長時期正值南京國民政府牢牢控制該區域，自幼受到的都是國民政府的意識形態宣傳影響。在他們心中，“國民政府的對外政策是在多求以平等待我之友邦，而非單純的做蘇聯跟屁蟲”。而在上海租界上學，讓他們同英美人的聯系變得緊密，《學風》上為美商正言報做廣告便是實證。《學風》認為英美是友邦，而中國共產黨卻屢屢作出進攻英美的舉動。從文化心理層面出發，不難理解《學風》攻擊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的做法。
最后，日本所控制的輿論喉舌不斷造謠污蔑新四軍，更加深了《學風》認定新四軍“假抗日，真內戰”的刻板印象。有學者曾指出：“基于敵后民眾對新四軍不熟悉的客觀情形，加上深入敵后的新四軍尚未站穩腳跟，對民眾的宣傳不夠，給敵頑等在政治上大肆制造反共謠言、誣蔑和攻訐新四軍以可乘之機”，可見日本用心之險惡。皖南事變爆發后，日本更是大肆制造輿論，時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的顧祝同后來回憶稱：“這次事件處理后，當時日本軍閥自然幸災樂禍，大放謠言，挑撥中傷，企圖動搖我軍民抗戰精神”。除借皖南事變大造聲勢，禍亂民心外，日本所控制的報刊還惡意制造關于蘇北新四軍的消息，將新四軍貶低為毫無戰斗力的部隊，如1941年7月《盛京時報》稱日軍在蘇北擊潰新四軍：“海軍江上炮艇隊之一部，二十四日為啟開江北地區串楊河岸東臺、鹽城間之水路而北上中，于芻狗堤西北方，發現有新四軍之敗走兵二百名，乃立使陸戰隊上與陸軍部隊協力對之，予以莫大損害，敵遺棄尸體二六具云”。這些日方消息的傳布，讓《學風》編輯部對新四軍的印象更差、敵意更濃。
要而論之，基于自己固有的偏見，加上受不實新聞報道的刺激，具有愛國情懷的《學風》主創群體對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產生濃厚的敵意。而這種敵意，讓他們忘卻了實地調查的方式。《學風》編輯部人員沒有去過蘇北新四軍駐地，反而根據道聽途說的消息妖魔化蘇北新四軍。他們制造出的一篇篇抨擊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的文章，又在無形中給了他們中共和新四軍就是他們想象中的樣子的心理暗示。
縱覽《學風》總計10期的文章，愛國情懷濃厚，但亦充滿政治偏見。由于太平洋戰爭爆發，《學風》被迫停刊，此后再未復刊，主創群體在日后的名氣較小，致使這本刊物幾乎沒人關注過。但從主創群體的堅韌性來看，這本刊物本可以取得更多的成就，只是歷史并沒有給他們機會。評述《學風》的創辦歷史，尤其是他們由始到終地抨擊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的立場，也帶來了諸多值得深思之處，有兩點極為重要。第一，需要更加全面地看待全面抗戰時期中國國民黨的政治宣傳成效。全面抗戰時期，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和《中央日報》社長人選更迭頻繁，大部分學者判定此時期國民黨的宣傳和言論事業相當低落。此種觀點總體上沒錯，但不能據此推論國民黨領導下的國民政府毫無宣傳建樹。從《學風》的創辦歷史來看，該刊高度相信國民黨的宣傳，被其誤導。不論新四軍如何積極自證，不論中國共產黨如何努力向社會各界公布真相，《學風》從未改變自身的偏見。《學風》不是單獨大學的學生刊物，而是與諸多上海報刊有合作的公開讀本。可以推論，在當時與《學風》主創群體持相同政治態度的青年學生并不少，國民黨的反動宣傳肯定是有著一定的作用。第二，《學風》由于政治站位問題，沒能全面真實地報道新聞，甚至亂帶輿論節奏，給媒體界留下了技術層面的教訓。媒體人雖然各有政治立場，但媒體需要做到真實報道，不能以自身價值觀誤導讀者。本文所呈現的主要是《學風》負面的面向，但正如全文一直強調，《學風》是愛國刊物，是不受政黨支配的獨立刊物，對于它的正面價值，本文不會也不能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