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戰時期，劉少奇、陳毅在鹽城領導華中敵后抗戰，在開展軍事斗爭的同時，又以極大熱情領導開展蘇北新文化運動，為鼓舞蘇北乃至華中敵后抗日軍民堅持抗戰發揮了重要作用。蘇北新文化運動具有鮮明的特色，以抗戰為主旋律，兼之民主、科學、大眾的特征，并以此來呼喚一種民族精神，凝聚蘇北社會各界抗戰的同心力。蘇北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包括新四軍部隊指戰員、地方干部、學校師生、社會賢達、廣大群眾，具有廣泛的社會性和影響力。蘇北新文化運動是一種創新性實踐，積累了眾多經驗，并以其巨大聲勢、豐富內涵、多彩多姿、鮮明個性而形成獨特魅力。其影響不僅波及華中，亦為全國所矚目。
一、劉少奇、陳毅積極倡導開展蘇北新文化運動
抗戰時期，蘇北根據地的創建有著特殊的戰略地位和重要意義。毛澤東曾經在1940年10月致電周恩來、葉劍英指出：“蘇北根據地的工作對全國有重大政治影響”，并希望周恩來能夠在重慶動員一些開明資本家、社會賢達等“到蘇北去辦教育文化事業。”。毛澤東的高瞻遠矚，以及劉少奇、陳毅等在蘇北的實踐，無疑顯現和放大了這樣的影響力。而新文化運動的開展既助燃了蘇北影響力，又成為其影響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1940年10月10日，東進北上的新四軍陳毅部與南下的八路軍黃克誠部會師鹽城，開辟了蘇北抗日根據。次年1月，新四軍軍部在鹽城重建，鹽城成為華中敵后抗戰的指揮中心。一方熱土，充分彰顯地域魅力，吸引著來自全國各地的抗日志士和熱血青年。尤其令人矚目的是，不少黨內外文化人紛紛從重慶，上海、香港等大后方或敵占區輾轉抵達鹽城，投身蘇北抗戰。他們與根據地開辟后即抵達鹽城的新四軍部隊文化人匯合，形成文人薈萃的局面。眾多文化人高密度結集在一個區域，這在敵后抗日根據地是罕見的一種現象，也為即將在蘇北開展的新文化運動奠定了重要基礎。
而蘇北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則是劉少奇和陳毅。早在1940年10月，陳毅即在海安主持召開了“文化人座談會”，主要歡迎從上海剛抵蘇北的許幸之等一批文化人，并邀請隨軍的一些文化工作者和地方上的一些文士、名流。雖然這次會議人數并不多，但它的意義在于首先發出了“為開展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文化運動而斗爭”的呼聲。陳毅在會上以清晰的思路描繪了蘇北抗日根據地的文化藍圖。他稱：“在徐州、南京戰役之后，蘇北留在敵后，變成我國抗戰最前線”，“在全國敵后有著戰略意義的重要地位”，在這里開展文化運動，擔負著“與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作全面配合，來推翻日寇，改造新中國的偉大任務”，其影響和結果“將是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由此，陳毅力主把蘇北的新民主主義文化事業做好，“然后再推廣至全中國”，并認為這“不僅是抗戰文化推行的眼前需要，而且已經是中國的文化改革的偉大任務之開始”。顯然，陳毅已經將在蘇北要開展的文化運動同新中國的文化建設連在一起了。蘇北亦此將成為新中國文化建設的一個實驗區。這一革命必勝的信念和具有長遠戰略的思路，致蘇北抗戰文化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和較高的立意與起點。
陳毅曾在《關于文化運動的意見》一文中，對蘇北的地域文化有過分析：“蘇北歷來在全國有文化發達的稱譽，可我們踏足在蘇北地方，我們的了解不同。所謂蘇北的文化發達，這指的是那一種愚民的黨文化發達，而不是科學的、民主的、合乎抗戰要求的那一種文化的發達。”“日本帝國主義者組織文化隊伍作為侵略中國的工具，我們應該有抗戰的堅強的文化隊伍去回答它。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正是這個道理。”因此，在蘇北抗日根據地開辟后，就非常有必要倡導一種全新的文化形態。這種文化有別于國民黨的黨文化以及反擊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文化。
當劉少奇率中原局機關抵達鹽城后，陳毅關于蘇北抗日根據地文化建設的思路很快便得到劉少奇的支持。在劉少奇、陳毅的創意和領導下，蘇北根據地文化建設已提到與軍事斗爭并重的地位。而根據地文化，毫無疑問是一個全新的文化概念，它既是對傳統歷史文化的發展，也是對“五四”新文化的繼承，更有時代背景所賦予的特殊內涵。所以它是與抗戰主題緊密聯系的，成為謳歌抗戰、鼓舞抗戰、促進抗戰的有效工具。它的主旋律始終是服從、服務于抗戰。根據地開辟后，工農大眾的徹底解放，不僅體現在政治上、經濟上，而且還要體現在文化上的解放。要讓人民群眾了解文化、參與文化、欣賞文化。所以開展文化運動，不僅在于提高全民素質，激發他們的民族情感，更在于釋放他們的抗日能量。所以其文化屬性是抗戰的、科學的、大眾的。正是利用文化來呼喚一種民族精神，從而能凝聚成蘇北社會各界抗戰的同心力。
劉少奇、陳毅高屋建瓴，將這種文化定位為新文化運動。在1941年4月蘇北文藝家協會成立大會上，劉少奇、陳毅對此有著詳細闡述。蘇北文協是抗戰時期蘇北文化藝術屆的聯合組織，4月16日，在鹽城召開成立大會。它不獨對蘇北文化，進而對整個華中根據地文化工作的開展無疑是個福音。《江淮日報》載文稱：“蘇北文協代表大會是蘇北敵后文化戰線上最進步、最活躍、最艱苦和英勇的文化戰士的大匯合，是蘇北文化界踏上了一個更嶄新、更光榮的時代。這一次大匯合，必然有可歌可泣的報告，必然有切實寶貴的決議，對于今后蘇北文化事業的開展必然能夠獲得決定的保證。對于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必然能夠給以有力的影響。特別是對于保衛蘇北、保衛華中，對于中華民族的解放斗爭，必然能夠提供極大的貢獻。”來自蘇北各地以及部隊代表近300人參會。劉少奇、陳毅和彭康、錢俊瑞等華中黨的領導人也出席了會議。
陳毅以《為廣泛開展蘇北新文化事業而斗爭》為題發表致詞稱：“蘇北文協的成立，對鞏固蘇北的前途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它保證蘇北抗戰將要有一個重大的收獲”。陳毅高度評價蘇北文協代表大會“是破天荒的”，并號召“蘇北的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把蘇北的文化事業做好，然后再推廣到全國。”從蘇北起步，再延及全國，這就注定了蘇北文化事業的高起點。
繼之，劉少奇發表了題為《蘇北文化協會任務》的重要講話，開宗明義地強調：“目前在蘇北所要開展的文化運動，應該是一個新文化運動。”劉少奇于此正式將蘇北文化表述為“新文化運動”，并解釋“為什么應該是一個新文化運動呢？因為它反對敵寇、漢奸殖民地舊文化，反對中國半封建的愚昧、黑暗、倒退、盲從的舊文化，建立民族的科學的新文化。”劉少奇又強調“這種新文化運動應該是一個普遍深入的新啟蒙運動。我們不僅要在知識分子中進行啟蒙運動，而且主要的是要在一般的人民中特別是勞動人民中進行啟蒙運動。要使他們從黑暗、愚昧、盲從和迷信中解放出來，參加目前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參加目前的抗日民主運動。”劉少奇對蘇北新文化運動的理念很成熟，論述也很具體，他稱：“文化運動是整個抗日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只有推動整個抗日民主運動前進，文化運動才更可能前進，文化的大規模建設才有可能，才有新的題材領域與基礎”，希望文化人“努力參加整個抗日民主運動……這種參加的具體形式，即是參加到政府中工作，加強它，過問它，督促它”。歡迎文化人參加政府工作，可以說是對文化人的極大信任。接著劉少奇對蘇北文協提出了3項具體任務：1．保護文化教育事業中一切人員的利益；2．普遍深入地開展蘇北新文化運動，3．團結和組織蘇北全體從事文化教育事業的人員，使蘇北文協成為蘇北文化界全體的組織。最后劉少奇祝“蘇北文協前途無限，勝利完成它光榮偉大的歷史任務”“前途無限”，正是劉少奇對蘇北文協所寄予的厚望，也是對蘇北新文化運動的期盼。
對于蘇北新文化運動的內涵，時任中原局（后與東南局合并為華中局）宣傳部部長的彭康如此注釋：“必須是民族的，以提高民族自尊心并指出民族的光榮前途；必須是科學的，啟發人民大眾的知識，不再是愚昧無知，為特權者所欺騙；必須是大眾的，使大眾能接受，能享受，不再是特權階層的獨占品。這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蘇北文協成立后，為進一步制造文化輿論，《江淮日報》在頭版左上角專門刊登口號：“在廣大蘇北，要普遍地開展文化工作，只靠現有的文化工作者是不夠的，我們要在工作中培養大批的新文化工作同志一萬甚至兩萬，為達到蘇北新文化的普及而奮斗！”
1941年6月，劉少奇在鹽城第二屆參議會上作《我們在敵后干些什么？》的著名報告，其中強調“把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徹底辦好”，“創造新的蘇北，新的鹽城”。這種“新的蘇北、新的鹽城”，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不僅對華中，進而對全國都將產生重要影響。
二、蘇北新文化運動的內涵與開展
在劉少奇、陳毅的直接領導下，蘇北新文化運動熏染著抗戰的烽火硝煙，伴隨著根據地的開創和發展，轟轟烈烈，聲勢浩大，異彩紛呈，蔚為壯觀。
1、眾多文化大家云集，奠定重要基礎。隨著蘇北根據地的開辟，一批部隊系統的文化工作者隨著部隊抵達蘇北，他們一方面從事部隊的文化宣傳工作，另一方面積極幫助地方開展文化宣傳工作。他們可以說是蘇北新文化運動的先遣隊。與此同時，隨著蘇北根據地在華中敵后抗戰中心地位的確立，大批著名文化大家、文藝工作者和熱心文化事業的進步青年從上海、南京、重慶、香港等敵占區、國統區抵達蘇北，匯入蘇北剛剛形成的文化之潮。文化學者從四面八方匯集而至，形成高密度的地域聚集，是蘇北新文化運動得天獨厚的條件。這一時期先后抵達蘇北根據地的文化學者、藝術大家有文學家丘東平、陳島、戈茅、吳薔、蔣天佐等；有美術家許幸之、莫樸、劉汝醴、沈柔堅、鐵瓔、蘆芒、涂克、胡考、洪藏、莊五州、戴英浪、賴少奇等；有音樂家賀綠汀、何士德、孟波、章枚、沈亞威等；有戲劇家劉保羅，許晴、阿英、沈西蒙、黃其明等；有詩人林山、辛勞等；有新聞出版家鄒韜奮、范長江、王瀾西、黃源、劉述周、華應申、李恩求等；有經濟學家孫冶方、薛暮橋，駱耕漠、徐雪寒、顧準等；有史學家呂振羽以及著名文人學者彭康、錢俊瑞、李一氓、夏征農、揚帆、戴伯韜、孫克定、蔣天佐、艾寒松等。這是一個文化方陣，赫赫而立，必將對蘇北新文化運動產生影響和發揮極大作用。而在蘇北新文化運動中，一批本土文化工作者脫穎而出，成為不同領域出類拔萃者。其中包括：謝冰巖、謝鐵驪、陳登科、龐學勤、戴煌、雪飛等。他們是蘇北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和受益者。
2、眾多文化組織建立，全面有序推進。在蘇北根據地作為華中敵后抗戰政治、軍事指揮中心地位確立的同時，文化中心地位亦逐步顯現，其中包括眾多文化組織的建立。它們既催生著蘇北新文化運動，也是蘇北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體現。
1940年12月，中原局機關報《江淮日報》在鹽城創刊，它既是華中黨的喉舌，全面報道根據地黨政軍民以及根據地建設情況，同時還專門報道根據地宣傳文化動態、消息，尤其是在新文化運動開展后，大篇幅地報道劉少奇、陳毅、彭康的有關講話和新文化運動開展情況。1941年2月，劉少奇兼任院長的魯藝華中分院在鹽城創辦，設文學、戲劇、音樂、美術4個系，成為培養華中敵后抗戰藝術人才的搖籃。8月，為適應敵后游擊戰爭的環境，軍部決定撤銷魯藝華中分院，分別成立軍部魯工團和三師師部魯工團，繼續開展部隊文化藝術工作和參與蘇北新文化運動。4月，蘇北文藝家協會在鹽城成立，成為蘇北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推手。繼之，蘇北詩歌協會、戲劇協會、歌詠協會、木刻工作者協會、新聞記者學會蘇北分會等紛紛成立，充分彰顯這一時期蘇北濃烈的抗戰文化氛圍和地域激情，亦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載體。1942年，在陳毅的創意下，極具特色的蘇北“文化村”在阜寧建立，眾多文化人相對集中一個區域，開展文化的學習、交流、創作等活動。同時，便于安排戰爭環境下的文化人安全和生活事宜。這是一個文化創新之舉，在其他抗日根據地絕無僅有。由文化村，又派生出一個全新的文化統戰組織——湖海藝文社，雅集蘇北開明士紳、社會名流、學者文人，以詩文為載體，求精神之趨同，據此，通過文化的凝聚力，打開蘇北團結抗戰之局面。
新四軍部隊和地方文藝團體也成為蘇北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陣地。在鹽阜區的三師八旅文工隊（團）是一支藝術水準較高的文藝團體，創作排演了許多著名戲劇，為鼓舞部隊士氣，豐富官兵精神生活發揮了積極作用。而淮海實驗京劇團，則活躍于淮海區，演出古今劇目，深受群眾喜愛。鹽阜區和淮海區各縣均建立專業文工團，它們以根據地政權建設、軍民魚水、群眾運動、參軍支前、擁軍優屬、鋤奸反特、生產運動等內容為題材，創作演出淮劇、淮海戲、廣場劇、秧歌劇、小型歌舞劇等。而通過“舊瓶裝新酒”，對淮劇的改革則具有創新意義。隨著形勢的發展和整合的需要，蘇北各縣文工團合并為蘇北文工團，成為蘇北一支有力的文化大軍。
在蘇北新文化運動中，還有一個特別的團體不能不提及，它就是新安旅行團（簡稱新旅）。新旅1935年成立于蘇北淮安，他們在校長汪達之帶領下，以旅行實踐陶行知先生倡導的“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的新教育理念，走向社會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足跡遍及上海、南京、北平、蘭州、西安、武漢、桂林等18個省份，行程5萬里，被譽為“中國少年兒童的一面旗幟”。皖南事變后，新旅從國統區轉移到蘇北抗日根據地，建立了蘇北分團，很快融入蘇北新文化運動。他們發揮能唱會跳、能編會演的優勢，教唱抗日歌曲，進行抗日宣傳，成為一支十分活躍的文藝力量。在根據地重大活動中幾乎都離不開他們的身影。他們的演出包括舞蹈、詩歌、歌舞劇、話劇、兒童劇、秧歌劇、表演唱、雙簧、快板、皮影戲等，形式非常豐富，深得群眾喜愛。新旅先后創辦了《兒童生活》《兒童畫報》《兒童文娛》《每月新歌》等兒童刊物，并牽頭組織創作了一大批兒童學作品。新旅從一個獨特的角度闡述了有志不在年高，抗戰人人有責的道理。由此也充分彰顯了蘇北新文化運動的感召力。
3、眾多文化活動開展，形式豐富多彩。為了營造濃厚的新文化運動的氛圍，新聞出版事業首當其沖。在蘇北創刊的《江淮日報》和出版的《江淮》雜志，連續發表了有關抗戰文化運動方面的社論、專題文章，如《關于文化運動的意見》《文化運動與組織動員》《集中群力，創造蘇北新文化》等。《江淮日報》還辟有《江淮》《抗戰文藝》《抗劇》等副刊，為文學創作提供了園地。繼之，新四軍政治部主辦的《江淮文化》、三師政治部主辦的《先鋒報》、八旅政治部主辦的《戰斗報》等。蘇北文協主辦的《實踐》、蘇北記協主辦的《蘇北記者》也先后出版。蘇北文協還編輯出版了多種新文化叢書和通俗大眾讀物，供應各學校，作為進行抗戰宣傳的教材。同時還建立圖書館，辦文化干部短訓班。
在蘇北新文化運動中，新四軍部隊和地方文藝工作者，以音樂、戲劇、美術、文學、舞蹈、民間文藝等多種形式開展文化藝術活動。通過藝術的特殊感染力，吸引根據地廣大軍民參與其中，凝聚同仇敵愾、抗日衛國的向心力。在音樂方面則表現為組織歌詠隊、教唱抗日歌曲等；在美術方面則以木刻、版畫創作為主，同時，營造濃烈抗戰氛圍的室外宣傳畫也極富特色；在文學方面則有詩歌、小說、報告文學等，尤以“墻頭詩”較為普及和廣為創作；舞蹈主要體現在小舞劇、廣場舞和兒童舞等方面，尤其突出的是秧歌舞在蘇北廣為普及，男女老少皆會跳，部隊、機關、學校、農村到處可見群眾性秧歌舞，重大集會、活動都有秧歌舞助興；民間文藝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包括踩高蹺、蕩旱船、耍獅子、舞蒼龍、玩麒麟、打蓮湘、敲響板、唱道情、拉洋片、打花鼓，以及口技、雜技、雜耍等，這些多彩多姿的“土特產”，在根據地十分普及，備受青睞；戲劇則是在根據地最受歡迎的藝術形式，歌劇、話劇、京劇、淮劇、淮海劇、廣場劇、秧歌劇、活報劇等在蘇北均有體現，可謂豐富多采、生動活潑。戲劇演出時，從城市劇院到室外廣場和農村田間，往往總是人頭攢動，氣氛熱烈。藝術形態的豐富多元，充分彰顯了蘇北抗日根據地深厚的文化積淀，以及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蔚然綻放。
4、眾多文化作品呈現，彰顯深厚積淀。在蘇北新文化運動中，一批文化藝術工作者滿懷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從火熱的抗日斗爭中擷取題材，根據不同門類創作出大量藝術作品，為抗戰文化服務，其中不乏有著較高藝術水準，成為經典。
文學作品中包括小說、詩歌、報告文學、特寫、散文等。早期小說有《草莽英雄傳》《自衛隊的故事》《女犯》《最后的一個手榴彈》《絕壁上》《戰死的人》《佃湖的敵人逃跑了》《劫后楊莊》《十年》《茅山下》等，以及長詩《革命要用血來完成》《六月，蘇北的原野》。以上創作者有楊鞏、張亞冰、老劉、仲苞、朱微明、吳薊、賴少其、東丘平、常工、凡一、路汀、白樺、陳偉、許幸之、江明等。報告文學與特寫有阿英的《蘇北偉大的水利工程——宋公堤》《為著戰死者的記念》、江流的《熱淚潸潸話海程》、常工的《兩個張鄉長》、計超的《機槍射手徐昌林》、倪震與吳薊合作的《民兵們就這樣戰斗著》，以及殷揚的《皖南突圍記》等。“墻頭詩”作為文學的一種形式，在蘇北根據地較為普及，報刊上經常有“墻頭詩”發表，街道墻面更是“墻頭詩”的最佳載體。
音樂作品主要體現在歌曲創作上，據北京市新四軍研究會編著的《新四軍歌曲》一書記載，新四軍軍部（在鹽城時）與三師蘇北抗日根據地創作的歌曲即達100多首。傳唱廣泛、影響遠及的作品包括：《新四軍萬歲》《黃橋燒餅歌》《蘇北進行曲》《我們要愛護蘇北》《中華民族好兒女》《勇敢隊》《保衛家鄉》《軍民團結一條心》《我們同是一家人》《新四軍進行曲》《一九四二年前奏曲》《民兵歌》《打勝仗》《參軍謠》《墾春泥》《軍民是一家》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國際反法西斯人士、奧地利著名醫生羅生特于1941年抵達蘇北后，受著蘇北新文化運動氛圍的感染，創作了歌曲《反法西斯進行曲》。這是他對音樂創作的首次嘗試，是其堅定反法西斯戰斗意志的一種全新表達。
美術作品的載體主要是報刊插圖、墻面宣傳、宣傳畫、年畫、黑板報，以及教學作品、抗幣版圖等，形式主要為獨幅畫、領袖像、連環畫、漫畫，常見為木刻、版畫、速寫甚至雕塑等。作品有《迎接1940年》《斗爭在蘇北敵后》《收獲歸來》《魯迅像》《高爾基像》《牛耕圖》《收割》《學習，學習，再學習》《軍民團結》《修堤》《生產自救》《兒童團》《勞動者》《開展敵后文化斗爭》《春耕》等。唯一的一件雕塑作品，則是1943年蘆芒為“新四軍鹽阜區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塔”設計的新四軍戰士塑像，成為蘇北美術奇觀和創舉。在蘇北出版發行的《江淮日報》《江淮》雜志、《先鋒》《新知識》《兒童文藝》，以及《淮海報》《鹽阜報》《鹽阜大眾》等都刊有大量美術作品。蘇北還先后出版了《先鋒畫報》《蘇北畫報》《木刻選集》《木刻漫畫》《鹽阜木刻》等專業美術出版物。
戲劇作品為催生、豐富、發展蘇北新文化運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包括歌劇《農村曲》《人牛太平》《帶槍的人》《寧死不屈》《紅鼻子參軍》《霧都重慶》等；話劇《皖南一家》《茅山腳下》《驚弓之鳥》《王玉鳳》《復仇》《勝利》《帶槍的人》《視察專員》《蛻變》《一個打十個》等；淮劇在蘇北有著豐厚的群眾基礎，在新文化運動中，戲劇工作者對就淮劇進行改革，采取“舊瓶裝新酒”的辦法，創作出反映根據地軍民生活的大量新作品，有《照減不誤》《路遙知馬力》《生死同心》《魚濱河邊》《參軍去》《雨過天晴》《王大進冬學》《丁贊亭》《模范父親》《過關》《懶龍伸腰》《組織起來》《同心土變金》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受著蘇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和戲劇創作的傳承，在1944年對敵反攻前，阿英在鹽阜區創作了《李闖王》，李一氓在淮海區創作了《九宮山》，加之夏征農等在蘇中根據地創作的《甲申記》，形成了以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為主題的三部大戲，但各有側重，劇種不一，形成鼎立之勢。三劇曾在蘇北阜寧同時亮相，氣勢磅礴，相得益彰。《李闖王》與《九宮山》成為蘇北根據地戲劇創作的高峰。
蘇北新文化運動內涵豐富、特色鮮明，加之于濃郁的地域色彩和廣泛的群眾基礎，因而成為根據地一道獨特的文化景觀。
三、蘇北新文化運動的特色與影響
1、劉少奇、陳毅親自擘畫與直接領導。蘇北根據地開辟之初，面對頻繁的軍事斗爭以及百端待舉的建設內容，劉少奇、陳毅高瞻遠矚，將文化提到與軍事并重的地位，且傾注極大熱情親自擘畫與領導。這是蘇北新文化運動得天獨厚的條件和無可比擬的特點。劉少奇、陳毅在戎馬倥傯中，依然寫文章、作報告，對蘇北新文化運動作理論闡述和現實要求，甚至直接領導和親自參與。劉少奇兼任《江淮日報》社社長和魯藝華中分院院長，以及陳毅策劃、倡議成立文化村、湖海藝文社等即為其例。正是他們的文化情懷催生了蘇北新文化運動。而他們的影響力與感召力，又吸引了地方名流雅士、鄉紳碩重、知識分子參與其中，形成廣泛的文化統一戰線。除了劉少奇、陳毅外，蘇北根據地其他黨政軍領導人黃克誠、張愛萍、曹荻秋、李一氓等對文化工作極為重視并直接參與，同時，領導制定了一系列文化政策、法規，保障了新文化運動在蘇北有序開展。
2、創立了新型的文化發展機制。蘇北根據地新文化運動發展機制的變更，主要表現為文化作用的提升和文化工作者社會地位的變遷，以及文化發展內部諸多關系的調整。在這里，文化及其所屬的各種藝術不再僅僅是人們茶余飯后的消遺品，而躍身為服務抗戰、推動根據地建設的主題。文化藝術工作者同廣大勞動人民一起成為民族革命和抵御外侮的中堅力量。在蘇北，突破了自古以來文化藝術囿于少數人創作和欣賞的狹小圈子，文化不僅僅是作家、藝術家施展才華的領地，還成為廣大群眾參與和欣賞的陣地。事實說明，讓文化直接與人民大眾見面，讓一時代的人民大眾來規范一時代的文化內涵和審美情趣，這不獨對于大眾是一種福音，對于文化工作者尤其是一種解放。同時，文化的內部關系也發生了激烈的變化。一些文化工作者由一味地追求表現形式的雕琢，轉到重視思想內容的深入開掘；由熱衷于對過去的、現成的、舊的文化的“復制”，轉到提倡和實踐表現現實和緊扣抗戰主題的新文化；由過去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轉到把視角移至工農兵群眾。由于勞動人民成為文化的主體，才使文化真正找到了自己繁榮發展的源泉。蘇北根據地一系列文化方針和政策，鼓勵和支持文化工作者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文化工作者通過自覺地吸收生活中的豐富營養，將藝術深深扎根于人民生活的肥土沃地之中，終使根據地的文化藝術根深葉茂，繁花似錦。
3、表現出了一種新的審美價值。蘇北根據地抗戰文化所創造的審美價值，是一種新型的文化審美價值。由于它所誕生的時代是民族命運大拼搏的時代，因而激烈拼搏的時代精神本身就決定了美的內涵只能是抗戰的、雄壯的陽剛風格。因此，當抗戰的硝煙彌漫在整個蘇北大地的時候，根據地文化也只能是這樣的色彩：高昂、激越、雄壯、剛烈，同時又有著樸實、鮮明、壯麗、崇高的格調。這種美的價值是由時代所決定并賦予的。在蘇北根據地新文化運動中，無論是文學、戲劇，還是音樂、美術，都比較充分地體現了一種崇高的民族精神和根據地軍民誓死保家衛國的英勇氣概，把中華民族威武不屈、奮斗不息的雄偉形象具體化了，由此產生了一種強大的美感力量。在大量的文學、文藝作品中，塑造了眾多的抗戰英雄，他們身上或明或暗、或濃或淡地折射出時代特色，表現出蘇北根據地抗戰文化昂揚向上的主旋律。在蘇北根據地，工農兵既是文化的創造者，同樣也是審美主體。工農兵不僅能欣賞異彩紛呈的文化，而且還能直接參與和投身文化。緣此，根據地文化的表現力、創造力得到極大釋放，從而形成獨特的審美視角：群體性、自然性、真實性、生動性。工農兵成為文化的主人，他們陶醉其間，沐浴其間，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充實和豐富。他們在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下，升華了思想境界，以嶄新的精神面貌投身于抗戰洪流。
4、豐富和發展了延安文化。抗戰時期，根據地文化的楷模首推延安。那里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云集著大批優秀的文化工作者，加之全國各地匯涌而去的知識青年、文化人士，組合成一支壯大的文化隊伍。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他們創造了具有典型特征的時代文化。延安文化是多彩多姿的，是光輝燦爛的，它在我國現代文化發展史上留下了閃光的一頁。蘇北根據地作為抗戰時期全國十九塊根據地之一，它的文化既有延安文化和其他根據地文化的共性，即黨領導下的抗戰文化，具有階級性、人民性、時代性。同時又有它獨特的個性所在，它的這種個性同其他根據地的文化個性一道，組合成延及全國的延安文化現象。其中，蘇北新文化運動“規模之大、成果之豐、影響之廣，是僅次于延安而列其他根據地之首的”。
抗戰時期，劉少奇、陳毅領導開展的蘇北新文化運動，是新四軍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和文化自信的重要體現，及至今日，仍然具有研究、總結、借鑒和傳承價值。
（作者為鹽城市新四軍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