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支鐵軍，由南方八省14個地區的紅軍和紅軍游擊隊組建而成。自誕生之日起，新四軍始終堅定地聽黨指揮，一切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特別是皖南事變后，新四軍在鹽城重建軍部，從此這支部隊在中國共產黨的獨立領導下，馳騁大江南北，轉戰淮河兩岸，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不朽的貢獻。2023年12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鹽城市參觀新四軍紀念館時強調，新四軍的歷史充分說明，民心向背決定著歷史的選擇，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這是開展革命傳統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教材，要用好這一教材，教育引導黨員、干部傳承發揚不怕困難、不畏艱險，勇于斗爭、敢于勝利的精神，緊緊依靠人民，把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不斷推向前進。
總書記的講話精神鼓勵著我們深入研究新四軍的歷史，從歷史經驗中不斷汲取前行的力量，增強民族的自豪感和認同感。特別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對外部的各種挑戰，面對日益發展的社會，我們要更加堅定地傳承和發揚新四軍紅色文化。因為紅色文化不僅蘊含著重要的政治價值、文化價值,更重要的是其傳承價值。傳承紅色文化能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堅守信仰，不忘初心，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克服困難，砥礪前行。
新四軍在組建和發展的過程中，逐漸發展成一支有文化的隊伍。究其原因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化人才，其堅持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宣傳抗日主張，教育動員群眾，從而讓新四軍紅色文化的影響力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回顧新四軍的文化、教育建設的主要內容,探討其個性特色,總結寶貴經驗,對于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1】
新四軍的文化、教育建設始終堅持黨的領導。新四軍在根據地的文化工作始終堅持黨性原則、堅持鮮明的政治觀點、宣傳黨的方針政策。黨員在文化教育工作中發揮模范帶頭作用，開展的各類文化活動也主要由各級黨組織主導。在抗戰進入到相持階段后，為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糾正黨內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等不正之風，1942年起，中國共產黨進行了一場全黨范圍的整風運動。1942年6月8日，中央宣傳部發出《關于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整風運動在各抗日根據地先后展開。新四軍也積極響應，代軍長陳毅更是十分重視。1942年8月31日，陳毅在阜寧停翅港軍部禮堂專門為新四軍軍直機關和鹽阜區黨政機關干部作了整風問題的報告。9月25日，鹽阜區整風學習總委員會成立，各級黨組織機關也成立了專門的學習小組，干部、戰士們在學習的過程中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擁護，按照黨的標準，進行自我檢討，勇于承認錯誤并加以改正，使得新四軍內部思想得到高度統一，進一步凝聚了部隊的戰斗力。此外，中共中央在鼓勵新四軍開展部隊內部文化教育的同時，也要求新四軍積極開展地方群眾的文化教育工作。劉少奇、陳毅等領導人多次召開會議，討論如何加強教育工作，首先就是要爭取教師。早年在國統區，很多教師對于新民主主義教育還持有不正確的態度，有的清高自傲，不愿出山。有的私自辦學，不接受領導。在此情況下，新四軍堅決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各地先后舉辦教師培訓班，吸引廣大教師和當地知識青年。開設的程有新民主主義論、抗日民主政權、人生觀等等，經過學習，使他們對于共產黨的政策有了進一步了解，懂得了教育為抗戰服務的道理，于是他們放下成見，紛紛向黨組織靠攏。由此在抗日根據地，各級教育行政機構逐漸建立起來，之前停辦的學校得以恢復，還增加了許多夜校、識字班等等，相較于國民黨統治時期，農民及其子女得到了更多的學習機會，一大批文盲開始識字念書，懂得了共產黨抗日救亡的道理，政治覺悟得到了明顯的提高。
新四軍文化、教育建設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無限豐富的源泉”。新四軍自誕生之日起，就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宗旨。早在新四軍成立之初，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就指出“文藝為誰服務”的問題，強調要堅持新民主主義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方針，運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反映火熱的抗日斗爭生活。當年的文化工作者，往往會就地取材，民眾的日常生活就是他們的素材來源。他們將這些融入創作之中，引發了民眾的強烈共鳴。在2013年12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參觀新四軍紀念館時，在第五展廳一面墻上鐫刻的《白菜心》前駐足良久。總書記在現場深情吟誦了歌謠的后半句“新四軍，新四軍，你為人民死，人民得你生，大家來參軍”。之所以這首《白菜心》能深入人心，就是因為它的詞樸實通俗，群眾一看就熟悉。選擇白菜心，知其不苦，擁護新四軍，知其為民。當年新四軍戰地服務團的戰士涂克就是從群眾生活的細節中得到啟發，結合了當地江南民歌小調的風格譜曲，讓其朗朗上口，十分好聽好學好記，深受百姓歡迎。當年很多青年，就是唱著這首歌，告別了父老鄉親，加入新四軍，投身抗日戰場的。據不完全統計，僅新四軍創作并廣泛流傳的歌曲就有500多首。而文化的普及，還遠不止此。新四軍從軍到師到、旅、團都創辦了報紙刊物，開辦了華中黨校、抗大分校、魯藝藝術學院華中分院，創建了文化村。通過文學、戰地通訊、戲劇、美術、音樂等多種方式，讓廣大人民群眾接受教育，掌握生產生活技能，改善生活，從根本上了解新四軍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無論是農民、工人、商人、還是婦女、兒童，都有權利接受教育、追求美好的生活。“在1946年3月至4月召開的華中宣教大會上，據不完全統計，華中抗日根據地有大學2所（華中建設大學、雪楓大學）;中學77所，287個班級，中學生1.5萬多名，教職員2803人;小學8688所，1萬多個班級，學生45萬多名，教職員1.3萬多名。由此可見，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教育事業，取得的成就是十分巨大的。”【2】
新四軍的文化、教育建設在傳統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創新。在歷史長河中流傳下來的優秀傳統文化，早已深深融入人們的血液里。而新四軍革命文化要發展，就必須要在繼承的基礎上不斷創新。既要弘揚中華傳統中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精神，也要傳播近代先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既要打破傳統軍事教育的局限，又要樹立人民為中心的教育導向。1940年10月，文藝戰士黃其明追隨新四軍、八路軍會師、開辟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而來到鹽城。這里位于蘇北里下河地區，是淮劇的發源地。當地人民群眾最喜聞樂見的就是淮劇，對很多戰地服務團用北方話的演出劇目并不感興趣。擔任阜寧縣文教科科長的黃其明深刻認識到這一點，于是他一頭扎進了傳統淮劇的研究當中。當時根據地政府正在農村推行減租減息運動，他以此為背景，把現實中的農民、地主推上了戲劇舞臺，采用淮戲班子“出將入相”的走過場墓表戲和當時在蘇北流行的“淮調”、“拉調”和民間曲調演唱。這種“舊瓶裝新酒”，利用傳統形式，賦予新內容從而為抗戰服務的方式，贏得了廣大群眾的欣賞和支持。文化教育內容方面的創新，使民眾更容易接受，而組織形式上的創新，則是大大提高了教育的覆蓋面和實效性。
1941年7月，新四軍軍部和華中局遷駐阜寧后，華中黨校亦隨之遷入，劉少奇兼任校長，并經常親自授課，把大量心血傾注到黨的教育事業上。他指出：“黨校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干部，要軍事化，背起背包，拿起槍桿打仗走路；放下背包學習，農村田間是我們的課堂。”采用這種流動課堂、田間教學的方式，既是為了適應戰爭環境，也是結合了民眾生產生活的特點。戰士們在行軍途中、戰斗間隙開展簡短有效的學習。農民在農忙時可以在田間邊勞動邊識字，農閑的時候可以集中到夜校進行系統學習，包括地方的祠堂、廟宇等場所，都可以作為臨時學校。既節省了資源，又方便了民眾。
新四軍的文化、教育建設十分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在抗戰時期，毛澤東曾多次提到知識分子對于中國革命的重要性，他指出：“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一切戰區的黨組織和一切黨的軍隊，應該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加入我們的軍隊，加入我們的學習，加入政府工作”。【3】雖然新四軍在敵后抗戰的物質條件十分艱苦，但劉少奇、陳毅等新四軍領導人十分重視根據地的文化教育工作，特別是對文化人的尊重與保護。在他們的發起和主持下,蘇北文化協會和湖海藝文社相繼成立，吸引了一大批著名的愛國文化人，如鄒韜奮、范長江、賀綠汀等來到鹽城。據文化村村長揚帆回憶，當時根據地物質生活很艱苦，但對這批文化人還是盡可能予以優待，一般干部戰士的津貼費往往只有區區數元，而發給知識分子的津貼則遠高于軍政人員，少數高級專家的津貼甚至達到百元以上，發衣服日用品，每月還會發放特別津貼。不僅如此，對于一些知識分子的生活習慣，軍部也是盡力照顧。賀綠汀是湖南人，伙食上就會細心加辣。代軍長陳毅更是視文化人如珍寶，經常教育工農出身的干部和知識分子要互相尊重、互相學習。在根據地陳毅與文化人吟詩對弈，參加他們舉辦的各種活動，支持他們工作的同時還要保護好他們及其親人的安全。特別是在戰爭中，黨中央一再強調，在殘酷的對敵斗爭中要保護好文化干部和技術人員，在戰時要盡力保證他們的安全。1943年1月，中央書記處指示陳毅、饒漱石，指出在敵寇掃蕩下華中敵后形勢可能日趨嚴重，要求他們“在華中的文化干部及醫生技術人員等應設法送一些來延安，以免在敵后損失”。正是因為這一系列重視人才的舉措，逐步取得了知識分子的信任，廣大知識分子認識到，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為抗日救亡貢獻力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
回望新四軍在文化、教育建設方面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其中所蘊含的時代價值至今仍然能發揮以史育人的作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必須增強文化自信，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弘揚革命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四軍在抗日根據地開展的文化、教育建設工作，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豐富經驗。整風運動中所體現的勇于承認錯誤，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成為了如今我黨從嚴管黨治黨最鮮明的品格。當年的文化創作堅持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路線，如今的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仍然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新四軍領導人在抗戰時期就十分尊重人才、廣泛吸引人才。在和平發展的年代，總書記強調人才是第一資源。要堅持教育優先發展、深入實施人才強國戰略，著力造就拔尖創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縱觀新四軍的歷史，是一部聽黨話、跟黨走、為黨舉旗、對黨忠誠的歷史。可以說黨指向哪里，新四軍就奔向哪里。特別是皖南事變后，新四軍在敵后的抗戰處在日、偽、頑的多方面夾擊中。面對復雜的環境，強大的敵人和群眾的質疑，新四軍迎難而上，堅定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多措并舉，積極主動地占領群眾的思想陣地、文化陣地、輿論陣地，團結帶領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
今天，我們正處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上，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更應該弘揚新四軍聽黨指揮的鐵的信仰，堅守理想信念。用新時代黨的創新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切實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不斷筑牢信仰之基，自覺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實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