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自創建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蘇北人民，創建了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成為開辟蘇北、發展華中的重要力量。醫療衛生工作在新四軍的生存與發展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構建了其發展的“生命線”。本文旨在深入探討蘇北地區新四軍醫療衛生工作開展情況，包括醫療機構和醫療救護隊伍的建設、衛生管理制度和宣傳教育、在蘇北地區時的醫療救護和疾病防治等方面的工作。通過對新四軍醫療衛生工作開展情況的研究，不僅可以展示新四軍在抗戰中的堅韌與智慧，也能夠為研究中國革命戰爭時期的醫療衛生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
一、組建新四軍醫療衛生機構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經國共兩黨協議，1937年12月25日，在湖北漢口建立新四軍軍部。1938年1月，新四軍軍部移駐江西南昌。新四軍成立后，軍隊的醫療衛生工作也在有序開展，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的醫學博士沈其震受葉挺軍長的邀請，組建新四軍軍醫處（后來統稱為衛生部）。1938年2月，沈其震處長在江西南昌正式宣布新四軍軍醫處成立。
1938年11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大力“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時任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在分析了敵、我、頑三方在華中錯綜復雜的形勢后，提出了優先發展蘇北的意見。1940年6月，按照中央關于開辟蘇北，發展華中的部署，陳毅決定率主力兵力渡江北上，7月在塘頭將渡江北來的江南指揮部改名為蘇北指揮部，指揮部設軍醫處，崔義田任處長。新四軍蘇北指揮部成立后，部隊揮戈東進，開辟了蘇北抗日根據地。
皖南事變發生后，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發言人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沈其震為衛生部部長，崔義田、戴濟民為衛生部副部長。25日，新四軍軍部以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為基礎在蘇北鹽城重建，部隊統一整編為7個師和1個獨立旅，分別設衛生部部長。根據新四軍的戰略部署，黃克誠率領的第三師主要任務是以蘇北為中心保衛和建設淮海、鹽阜，這兩個地區后來統稱為蘇北抗日根據地[6]。新四軍軍部的重建，標志著蘇北根據地最終穩固地建立起來，新四軍從此獨立自主地肩負起華中敵后抗戰的重任，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重建軍部后，軍衛生部編醫政、保健、材料和總務四個科，在做好作戰衛生勤務工作的同時，不斷健全組織機構、完善管理制度。在此期間，先后創辦了華中衛生學校、華中醫學院和新四軍軍醫學校，并開辦醫務干部輪訓隊，培養了大批優秀的醫務人才[7]，為保障軍隊戰斗力和抗戰爭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建立和擴大醫療救護隊伍
新四軍軍醫處成立之初，沈其震處長在協和醫院工作時的導師林可勝教授的幫助下，組建了一支由眾多高級知識分子組成的新型醫護隊伍。這支新型軍醫隊伍成為戰時軍隊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實的醫療保障，也為后來培養和吸納更多優秀的醫務人員打下基礎。皖南事變后，僅從上海到蘇北新四軍軍部的專業醫護人員有40多名。此外，軍醫處通過開辦各類醫訓班的形式，自力更生壯大醫護隊伍。全師先后組建師、旅屬醫院21所、醫療（休養）所70個，團（縣）休養所120多個。據統計，新四軍在1938年5月到1945年9月期間，舉辦約102期衛訓班、衛校、醫院等，培養衛生技術人員4000余人、藥劑人員300余人、化驗師約50余人、集訓團衛生隊長250余人。
新四軍醫療隊伍在發展過程中，也得到了許多國際友人的幫助。畢業于維也納大學綜合醫學博士奧地利泌尿科和婦科專家羅生特，在上海目睹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在得知八路軍和新四軍缺醫少藥的情況后，經國際新聞記者、德國共產黨員漢斯·希伯的介紹，受沈其震部長的邀請，幾經輾轉于1941年3月來到蘇北鹽城新四軍軍部，被任命為衛生部顧問，從事醫療工作。根據地醫護人員緊缺，羅生特向新四軍代軍長陳毅提出建議，擴建原衛生訓練班，成立新四軍華中衛生學校，第一期招收162名學員，羅生特親自擔任教員，傳授醫學專業知識。
三、健全衛生管理制度，加強衛生宣傳教育
新四軍繼承和發揚了紅軍時期的優良傳統，重視軍隊衛生制度的建立。大批受過系統教育的醫學知識分子的加入為醫療工作正規化奠定了基礎。1940年11月，軍醫處制訂了《保健員的三大任務》，明確了部隊火線急救、簡易醫療和保健工作衛生制度。新四軍軍部在鹽城重建后，隨著軍部的發展壯大，衛生工作任務更加繁重。1941年7月，新四軍部頒布了《新四軍衛生工作條例（草案）》，共計4篇13章，系統地規定各項衛生管理規章制度，進一步明確了各級衛生部門職責和待遇，是抗戰時期新四軍最重要的衛生法規。健全的衛生管理制度是部隊作戰成功的關鍵要素之一。獨立旅衛生部部長黃乎在回憶錄中表示，在蘇北的兩年多時間里，部隊的衛生保障工作有了明顯的改善。
新四軍還通過黑板報、標語、衛生運動、組織培訓班等多種形式，帶領群眾講衛生、重預防。通過報紙或印制小冊子，如《健康報》《醫務生活》《大眾衛生手冊》《戰士衛生》等加強衛生保健知識宣傳。《先鋒雜志》是在時任第三師師長兼政委黃克誠的建議下，于1941年9月在蘇北鹽阜地區創辦的，1942年9月更名為《先鋒》，雜志內容以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為主，兼顧軍隊建設、生產生活，是蘇北根據地一把鋒利的精神利劍，在1941年至1945年期間，雜志刊載關于衛生健康宣傳報道共計十余篇。此外，新四軍衛生部每年的5月12日都舉行“國際護士節”紀念活動。1941年5月12日，新四軍衛生部在鹽城隆重慶祝“國際護士節”，表彰優秀醫務工作者，陳毅和劉少奇親自參加并發表重要講話，高度贊揚了南丁格爾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精神，勉勵醫護工作者要繼承和發揚這種精神，全心全意為傷病員服務[16]。
四、基于蘇北實際，開展醫療救治和疾病防治
（一）醫療救護
蘇北地區地勢平坦少山，水網密布，戰爭年代，傷員的救護和轉送多在敵人包圍和封鎖下進行，平原地區不易于隱蔽，部隊衛生人員在開展工作時，依據自然環境和地理條件，以河、湖、港、汊為天然屏障，組織傷員坐上船只轉移至蘆葦蕩，建立起臨時性水上醫院，以避開日寇“掃蕩”。在保障傷員救治和轉運中，積極發動群眾力量，為傷員提供住所、籌集糧食、趕制衣被等基本生活保障。在組織形式上，醫療衛生工作前方設有火線救護“衛生戰士”，后方設有野戰醫院，根據戰傷分類組織救援，縮短了救治時間，提高了治愈率。1940年10月，在對抗頑固派韓德勤的黃橋戰役中，蘇北指揮部軍醫處收治近千名傷員，以靈活機動的救護措施減少傷亡損失，保障了部隊戰斗力。
（二）疾病防治
抗戰時期，自然環境惡劣，根據地群眾生活困苦，由于缺乏衛生防疫知識，容易導致傳染病的流行，特別是瘧疾、痢疾、肺結核、黑熱病、天花等。傷員不僅要應對戰爭中的創傷，還要面臨各種疾病的威脅。黑熱病是蘇北地區流行的地方性傳染病，盛行于夏季，可經白蛉叮咬而傳播。據第三師直屬休養所1944年1月至6月調查，在統計的102名急性傳染病中，黑熱病患者占61%。有些村莊的發病率甚至高達80%。為防治此病，部隊衛生人員一方面結合軍事需要，開展滅犬行動，預防此病；另一方面，對患病人員進行醫治。據記載，1944年第三師衛生部在阜寧縣小楊村設立黑熱病休養所，免費為患者治療，僅1年時間，收治近千名患者[5]。
長江中下游地區氣候潮濕，也是瘧疾的高發地區，瘧疾是經蚊蟲叮咬而感染瘧原蟲所引起的蟲媒傳染病。戰爭時期，治療瘧疾的特效藥奎寧緊缺。早期，新四軍主要醫療物資主要靠接受國內外的援助。1939年秋，沈其震處長到貴陽圖云關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請求醫藥支援，救護總隊隊長林可勝主動按申請單加倍發藥，特別是抗藥奎寧片，并派遣了兩支醫療隊支援。宋慶齡、史沫特萊、英國援華委員會、上海扶救社等都幫助募捐了不少醫藥器材。皖南事變和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新四軍的醫療供給工作進入到最困難的階段。1941年春，陳毅代軍長、劉少奇政委在到藥房視察時，指示要發揚紅軍自力更生優良傳統，衛生部要自己開辦藥廠，解決部隊醫療救治工作需要。同年6月沈其震部長到上海籌辦，并為部隊購買了消炎藥和抗瘧藥，邀請中法大學藥科教授惲子強和助教阮學珂到根據地辦廠。不久，惲子強教授和阮學珂等一行到達蘇北根據地鹽城，將所帶的儀器、設備和書籍全部捐贈給新四軍衛生部，后來成立華中制藥廠。此外，部隊就地取材，采用土辦法，用大蒜代替特效藥。同時加強防蚊和衛生知識宣傳，注意水源衛生和飲食安全，要求指戰員穿衣褲、打綁腿，或用艾蒿熏蚊。新四軍每到一處，便帶領群眾講衛生、防疾病，宣傳衛生防病知識。1941年軍衛生部在鹽城組織為地方學校上衛生課，開展由11所學校參加的衛生防病工作討論。
在蘇北和淮北地區，回歸熱疫情嚴重。1938年漣水縣回歸熱流行，有些村莊發病率達30%以上，部分村莊高達95%。軍醫處組織新老學員搭配，奔赴重災區，邊進行衛生教育滅虱、勤洗衣洗澡，邊治療，很快撲滅了疫情。
新四軍在蘇北抗日根據地的醫療衛生工作，是抗戰時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醫療資源有限，環境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為戰士和群眾的健康保駕護航。新四軍醫務工作者不怕困難、不畏艱險，勇于斗爭、敢于勝利，用行動詮釋了“鐵的信仰、鐵的擔當、鐵的意志、鐵的紀律”的鐵軍精神，體現了中華民族在抗戰時期所表現出來的堅韌不拔和團結合作的品質。新四軍醫務工作者在抗日戰爭中的奉獻精神，不僅是這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縮影，更為后來的醫療衛生事業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人在面對困難時，勇敢前行、奮發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