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金融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建國初期開創、領導的一種特殊的金融形態。在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時期，新四軍在鹽阜以及后來遍及華中的紅色金融，創造了非凡的金融實踐，積淀了豐富的金融思想，形成了燦爛的金融文化。
抗戰期間，堅持在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新四軍，一邊擊敵御侮，一邊創建金融機構，在為黨理財、為革命聚財，為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發展根據地經濟和改善民眾生活、服務革命戰爭，為實現民族的獨立與解放、新中國的誕生做出了重大貢獻。
鹽城是新四軍重建軍部所在地，一度時期成為華中抗日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新四軍紅色金融在鹽阜區的創建歷程，是新四軍紅色金融事業在華中地區壯大的關鍵階段。他的探索建立與發展，為挫敗日軍的軍事侵略和經濟侵略的野心，為新中國的金融事業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實踐和人才基礎，成為新時代金融事業發展強大的精神動力和力量源泉。
本文試從江淮銀行、鹽阜銀行、華中銀行在鹽阜地區的成立復建，闡述其在戰爭年代凸顯出的重要地位與歷史的貢獻。
一、“鞏固華北，發展華中”。中原局書記劉少奇挺進中原，東進南下，與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會合，新四軍紅色金融孕育期誕生。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在確定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中指出，華中是我黨發展武裝力量的重要地域，關系整個抗戰前途，認為華中是我軍的重要生命線。為貫徹這一戰略方針，1938年11月23日，劉少奇以中原局書記的身份從延安出發，于次年11月28日到達河南確山縣竹溝鎮，建立中原局機關，履職中原局書記，主政華中。1939年3月18日，劉少奇奉命從竹溝返回延安參加中央會議后，于9月15日再赴中原時，為安全起見以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指揮徐海東中校副官的名義，輾轉重回竹溝。同年12月初，劉少奇從竹溝南下抵達安徽皖東定遠縣藕塘鎮新四軍江北指揮部駐地后，在滁縣定遠縣交界處的瓦屋薛村，主持召開中原局會議，確定了新四軍“向西防御、向東發展、開辟蘇北”的方針。1940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復電劉少奇，同意關于全力發展蘇北的意見。1940年3月，劉少奇在安徽定遠縣主持成立了定遠縣抗日民主政權后，“促使滁縣、鳳陽、全椒、合肥等15個縣的抗日民主政權陸續建立，皖東抗日根據地初具規模”。針對日、偽、頑在華中各地占領區，實施嚴密的物資統治和物資禁運政策，用他們發行偽幣到根據地套購物資，肆意攫取根據地極為有限的資源，造成根據地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的困難，劉少奇在同新四軍財經部副部長李人俊談話時，一邊表達了要建立自己的銀行與敵展開經濟斗爭的主導意見，一邊征求李人俊將來要創辦銀行叫什么名字的意見時，李人俊說:我們立足淮南，背向淮北，就叫兩淮銀行。劉少奇稍作思忖后說：“兩淮銀行面太窄，不夠氣派。新四軍要大力發展，將來要面向大江南北，跨過淮河長江去解放全中國，我們就把銀行叫做江淮銀行。”這一設想成為劉少奇在華中創辦新四軍紅色金融初心的萌芽，也可稱之為新四軍紅色金融的孕育期。
二、皖南事變，臨危受命。劉少奇、陳毅重組軍部于鹽城，為保障軍需民用，發展地方經濟開辦新四軍銀行，新四軍紅色金融的開創期拉開帷幕。
1940年10月3日，劉少奇率中原局機關從皖東北到達蘇北阜寧，與先期到達的八路軍第5縱隊司令員黃克誠匯合后，共同前往蘇中的海安，與新四軍蘇北指揮部陳毅、粟裕部會師，成立了經中共中央批準的“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11月23日，以陳毅為代總指揮、劉少奇為政委的“華指”機關遷駐鹽城文廟。
1941年1月，被周恩來同志稱為千古奇冤的皖南事變發生后。已在鹽城的劉少奇、陳毅力挽狂瀾，將新四軍軍部重建在鹽城。至此，新四軍在中國共產黨的獨立領導下，堅持在華中地區與敵作戰，用血與火的語言宣告他的不畏強暴、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決心和膽略。這時起，新四軍從鹽城崛起，鹽城因新四軍而備受全國矚目。
皖南事變后的鹽城，是江蘇抗日根據地乃至整個華中抗戰的指揮中心。新四軍的紅色金融，涵蓋當年包括江蘇在內的湖北、河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省的8個戰略區域。其時，日偽軍對堅持華中抗戰的新四軍在實行瘋狂的軍事圍剿的同時，又加緊了金融掠奪統治。為粉碎敵偽在蘇北以及整個江蘇地區的經濟封鎖，劉少奇、陳毅決定，在鹽城創辦新四軍的第一個紅色金融機構“江淮銀行”，書寫新四軍紅色金融輝煌的創始篇章。
1941年4月4日，隸屬新四軍軍部財經部領導、由劉少奇親自命名題寫的“江淮銀行”在鹽城成立。朱毅任行長，李人俊、駱耕漠任副行長，并印制由劉少奇用英文“胡服”簽名的江淮銀行幣。江淮銀行開業后的宗旨，一是辦理農業貸款，用于購買農具、耕牛、小型農具、鑿井灌溉；二是向個體商業戶發放小額貸款；三是商業貸款，鼓勵商人到敵占區域城市采購生產生活物資，活躍根據地市場，解決群眾生產生活必須品；四是發放部分軍需品貸款。
江淮銀行職員由三個方面人員組成，軍部調派的財經干部，上海地下黨送來熟悉業務的人員，選調部分抗大五分校女生隊員。從2019年以來的十多年中，我們通過調查走訪，先后結識了當年江淮銀行金庫主任、建國后離休于江蘇省文化廳的陳克秋，軍部財經部指導員、黨支部書記兼江淮銀行人事股長吳志堅和其丈夫李果的兒子李亞翔，江淮銀行財經干部訓練班教員、江淮銀行行長朱毅夫人陶濤，從抗大五分校選拔到江淮銀行任出納、稽核工作的臧文與其子鄧尚文。麥潔紅女兒楊君嬌等新四軍紅色金融前輩及其后人。2001年3月。陳克秋、麥潔紅、臧文、朱竹雯等一批老金融工作者結伴前往鹽城、射陽、大豐、東臺、海安、靖江等地，踏訪他們當年江淮銀行與江淮印鈔廠的榮光之路。在鹽城小馬溝（今鹽都縣潘黃鎮朱莊村六組）尋找確認了新四軍財經部和江淮銀行駐地舊址。半個多世紀過去，舊址房屋早已倒塌拆除無從辨認，可他們當年在此生活期間，相認的幾位村民重逢時的情意依然如故，歷歷在目。在鹽城訪問期間，他們找到了位于今老市區劇場路十五號大院的江淮銀行舊址，回顧了這所三進兩廂的大宅院，筑有考究的防火墻式的雕花隔門，寬大的營業大廳內設有漂亮的柜臺，前后廳院都有坐北朝南的并列開間，供會議、住宿、飯廳之用的生活工作情景。然而，十分惋惜的是這個具有深厚紅色底蘊的江淮銀行的遺址，在舊城改造當中被夷為平地而不可再生。
1941年7月，日偽軍1.7萬余人合擊鹽城。為避敵鋒芒，保存實力，中共華中局與新四軍軍部機關及抗大五分校、華中黨校、魯藝學院華中分院撤出鹽城移駐阜寧縣境，江淮銀行全體人員兵分兩路，一路向南進入新四軍第一師區域，原江淮銀行行長朱毅、副行長李人俊在蘇中建立財經處和銀行，繼續沿用江淮銀行的名稱；一路向北，由駱耕漠率領進入新四軍第三師黃克誠防區，成為后來鹽阜銀行及印鈔廠的核心班底。1941年9月，僅成立五個月的江淮銀行雖然被迫停辦，但隨著根據地對敵經濟斗爭的開展，新四軍的紅色金融的種子，在華中各地開花結果，成為黨領導下紅色政權經濟的生命線。
三、烽火硝煙，戰事頻繁。經濟斗爭作為革命戰爭年代一種特殊而不可或缺的武器，新四軍在蘇北創辦的金融堡壘，鹽阜銀行成為紅色金融發展期的典型之一。
1941年9月，抗日戰爭處于艱苦的相持階段。在殘酷的“掃蕩”與反“掃蕩”形勢下，新四軍軍部決定，以新四軍各師區域為戰略單位，成立自己的銀行。為此，中共蘇北區黨委成立了財經委員會。新四軍第三師師長黃克誠任書記，駱耕漠任副書記，后宋乃德調任第一副書記。1942年4月10日，鹽阜銀行在阜寧縣陳集岔頭村成立，在黃克成同志領導下，以“就地取材、以土代洋、防止造假”的總方針，籌印鹽阜區“抗幣”。鹽阜銀行董事長曹荻秋兼任，駱耕漠任副行長，財經處會計科長徐理程。日常工作由江溶、唐翠英、成鞘伯等同志經管。鹽阜銀行的主要職能和作用，傳承江淮銀行的宗旨。1942年4月11日，鹽阜銀行刊登《本區金融的福音》鹽阜銀行正式成立的消息。同日在鹽阜報第4版的《訪問鹽阜金融戰線的司令臺》的報道中稱，“本行是一真正的農民銀行，也要蓋高樓大廈，不過不在市鎮上，而是建筑在廣大人民的心坎上。這高樓大廈任憑日本軍閥如何來轟炸，也損壞不了他的一磚一石。”以此，新四軍在蘇北創辦鹽阜銀行的初衷可見一斑。
1942年4月6日，鹽阜銀行正式營業。當日的《鹽阜報》稱：為根據各方面需要，特籌設鹽阜銀行，并授權該行印發1元、5角、2角、1角鈔票4種。以資救濟目前金融流通。先印就1元、5角兩種。此項票券完糧納稅一律通用。同日的報道中還稱，鹽阜銀行之一元券用灰色圖紙印刷，兩面藍色。正面有紅色印章，背面有紅色號碼。五角券用白色洋紙印刷，兩面紅色。正面有黑色印章，反面有青蓮色號碼。1942年12月2日，鹽阜銀行在益林、東坎、羊寨、陳集等地設立辦事處、代理處，主要業務收兌鹽阜幣。
鹽阜銀行成立后，印發貨幣的紙張、鈔版、圖案設計、技術人員的配備等方面的難題，在中共華中局組織部長曾山、鹽阜行署主任宋乃宋乃德及銀行行長駱耕漠的關心下，克服一切障礙得到了妥善的解決。
桑樹根皮造土紙
印刷人貨幣要印鈔紙。可紙張都得從上海等敵戰區購買，加上沿途敵人的盤查封鎖，紙張購買十分困難。經層層篩選鹽阜行署主任宋乃德與行長駱耕漠，選調畢業于上海滬江大學化工專業的周宣成擔任造紙廠的廠長。周宣成上海崇明縣人，1941年隨其夫人徐德到達鹽城后，周宣成進入鹽阜聯立中學任理化教員。徐德分配到新四軍第三師衛生部門，經筆者通過曾任阜寧縣長宋乃德之子宋齊生交談詢問，得知周宣成調入印鈔廠后，將在鹽阜聯立中學學習理化知識的阜寧本土學生王文哲動員進入印鈔廠，與其一起從事桑樹根皮造紙的化驗工作，經過多次堿與桑樹根皮的配比試驗，終獲成功。印鈔廠的同志贊揚說，“敵人封鎖我們造，困難面前嚇不倒，桑樹根有貢獻，羊寨紙廠有功勞”。由于桑樹根皮造出的紙印的鈔票具有防偽造假功能，在蘇北根據地具有很高的公信度。群眾風趣的說：“土抗幣威力大，敵人無法冒充它”。在和宋齊生的聊天中得知，當年參加用桑樹根皮造紙化驗工作的王文哲，現年已經93歲，194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建國后在國家輕工部副部長崗位上離休。
木刻替代印鈔板
1942年春，鹽阜區抗日根據地開始建立鹽阜銀行時需要發行貨幣。但苦于無制版條件鹽阜銀行行長駱耕漠委托徐理程到鹽阜報社找到木刻藝術工作者沈柔堅，用木刻制作鈔票圖案。據沈柔堅撰文回憶，他接到任務后，只會刻畫，不會刻字，結果把1942年的“9”刻反成了“6”。是否要重刻？駱耕漠說：“不要重刻，這樣更假不了。”于是，這張刻反了的9字正式印制發行。之后，鹽阜銀行又要發行本票。沈柔堅又設計了木版畫《野間》交給了銀行。陳毅同志看到后，覺得題目不確切，在畫頁底下寫上了這樣幾句話：“題詞意義不明，以改為《田野》為好，如何？陳毅”。（沈柔堅文《鹽阜銀行》147頁）過后，這張木刻稿就以《田野》為名，印制了1942年版的鹽阜幣100元和200元券。可惜我們在收集這種券幣時，始終未見其影。在印制鹽阜幣時，曾任江淮日報美術編輯的著名詩人蘆芒也受邀為鹽阜幣設計木刻設計圖稿。《阜寧蘆蒲抗日陣亡紀念塔》《工農商學兵》《耕牛圖》等印鈔版印成的伍角、壹角券。在流通區域有著極高公信度。幾十年之后，黃克誠曾撰文稱“鹽阜幣是全國根據地貨幣中幣值最高的”（駱耕漠為《鹽阜銀行》寫的前言）也因為如此，鹽阜幣被當地群眾譽稱為“小牛票”。
反假斗爭
任何一個時期，在經濟領域始終存在著對貨幣的造假與反假斗爭。新四軍在鹽阜幣貨幣的反假斗爭，成為軍事、政治斗爭的重要形式之一。抗戰時期鹽阜的貨幣反假斗爭同樣極為激烈。從1942年6月至1944年11月，鹽阜報曾報道四起制造假幣案件，所涉造假者濱海的金富泉，阜寧的張一敏、張志寬，漣東縣的賀日中，沭陽縣的陳忠一等，都受到了被槍決的懲罰。也因為反假斗爭的深入進行與嚴肅執行，鹽阜抗日根據地不但沉重打擊了偽幣和法幣勢力，還穩定了根據地的金融秩序，推動了根據地的經濟發展，保障了根據地的軍需民用。
鹽阜銀行的終結期
1945年7月底，華中各解放區逐漸連成一片。中共華東局指示各根據地銀行，統一改成由華中工委與蘇皖邊區政府領導下的華中銀行。1945年9月1日，鹽阜銀行正式更名為華中銀行蘇北地方銀行，歷時三年半的鹽阜銀行退出歷史舞臺。鹽阜銀行存續期間，共印鈔9種面值26個版面，改印“鹽阜銀行”幣耕牛圖伍角一種，從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共發行31個票面的鹽阜幣，發行總額為6700多萬元。
四、8年抗戰，勝利在望。隨著華中解放區的逐漸形成，按原華中各戰略區建立的金融貨幣體制，已不能適應革命戰爭形勢發展的需要。于是，華中銀行在抗戰與解放戰爭交替時呼之欲出。
1945年4月1日。中共華中財經委在盱眙縣新鋪成立華中建設大學，重點培養財經干部，為抗戰勝利后加強華中地區經濟建設做準備。1945年8月1日，華中財經委在張公鋪召開的會議上，宣布了以陳穆為行長，徐雪寒、龔意農為副行長的《 華中銀行成立通告》和《華中銀行發行華中幣的通知》。1945年9月，華中銀行總行從盱眙新鋪遷至淮陰。1946年6月下旬，國民黨軍隊向全國各解放區展開大規模進攻，全面內戰爆發。華中金融貨幣工作轉入戰爭體制。華中銀行總行及印鈔廠隨華中黨政機關撤往山東，各分支行人員轉移到農村敵后堅持斗爭。1946年9月9日，淮陰失守，蘇皖邊區政府撤到阜寧農村，華中銀行在淮陰的人員和行長陳穆等也先后撤到益林，一邊頻繁轉移，一邊堅持貨幣的印制發行。為購買軍民必需物資，為中共中央撥付國統區工作費用，均需經常轉移大宗款項，用出口貨物換取外匯外，只有秘密運送法幣或黃金，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建立地下通匯線。不久，華中銀行先后在高郵、淮陰、南京、上海、鎮江、揚州建立的地下通匯線。其中劉曉、徐雪寒、鄧克生等，均是上海、南京地下通匯線秘密的主要負責人。1947年9月，中共中央華東局決定，在成立中共華中工委的同時，從北撤去山東的原銀行印鈔人員中抽調一部分人返回華中，參加復建華中銀行和印鈔廠的工作。11月，中共華中工委在射陽耦耕堂宣布成立，華中銀行同期在射陽合德鎮的橋南街復建。行長、副行長分別是龔意農、鄧克生。華中銀行復建后，從1948年12月起，歷經數次遷移，最后于1949年3月，從淮陰移駐泰州范家花園，印鈔廠移駐泰州光孝寺。
1949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財經經濟工作中規定，“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后，各地方銀行應有步驟的走向統一，各地方銀行均為中國人民銀行的分行”。為此，中共華中工委、華中行政辦事處決定，華中銀行總行兼為中國人民銀行蘇北分行。5月7日，華中銀行第5分行更名為中國人民銀行鹽城專區中心支行。1949年12月6日，華中銀行總行發布關于停止華中幣流通的通告，華中銀行的歷史到此結束。
五、服務戰爭，造福民生。新四軍在鹽阜區的紅色金融，從創建到終結，貫穿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的兩個歷史時期。它的重要地位與重大貢獻，在鹽阜區的革命史冊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回望新四軍在鹽阜地區的紅色金融占江蘇地區的50%，占整個華中地區的1/4。尤其是在革命戰爭年代，紅色金融所產生發揮的經濟作用，遠遠超過了槍炮子彈的作用，主要體現在：
匡扶民生 為民造福
1941年4月，在鹽城成立的江淮銀行，既是為服務大眾的金融機構，更是一個經濟抗戰的戰斗形式。由于銀行的服務宗旨首先服務于農業貸款，因此銀行的開業引起了鹽阜各地民主政府的關注。當時阜寧縣抗日民族政府的一位同志向副行長駱耕漠反映，農民處于青黃不接時期，連購買稻種的錢都拿不出，各個農救會也到政府告急，駱耕漠聽說此事后向行長龔意農匯報，由于投入的六萬元資金已經全部投放市場，想到人民群眾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這個宗旨，朱毅又立即向新四軍軍部匯報。賴傳珠參謀長明確指出，新四軍是人民的軍隊，新四軍再困難也不能讓老百姓餓肚子。此事被劉少奇、陳毅知道后，新四軍軍部立即決定，從緊缺的軍費中增撥3萬元，作為江淮銀行的資本金，連夜趕至阜寧發放到各基層農救會。廣大農民領到貸款后。歡天喜地，奔走相告，連稱江淮銀行是老百姓的救星銀行。
修筑海堤
1940年10月，阜寧縣抗日民族政府成立后，就將修筑海堤列為民生工程，然而工程費用接近百萬，錢從何來？中原局書記的劉少奇指出，海堤修筑應多從政治影響上去考慮，經濟費用問題次之。黃克誠動情的說，海堤是件大事，再困難也要修筑。這不僅僅是修一條海堤，而是筑起共產黨軍隊、新政權同廣大人民群眾堅不可摧的橋梁。為此，新四軍決定以鹽稅為抵押，向社會發行公債，解決修筑海堤的資金難題。
1941年7月5日，歷經種種艱難險阻后，全長45公里的東海大堤被命名為宋公堤。大堤修筑的80萬元公債券，在1942年鹽阜銀行成立后，全部由鹽阜銀行兌現收回，兌現了把銀行建在了人民心坎上的承諾。
春修京杭運河
1945年冬至1946年春，蘇皖邊區掀起興修水利熱潮。京杭運河邳縣至高郵段春修工程全長300公里，共需投資5000萬華中幣，其中平橋到淮陰以北的雙金閘中段計64公里，由鹽阜區負責。整個400萬元的興修資金全部由華中銀行支付。
1946年3月5日，蘇皖邊區撥出3000余萬華中幣作為各區開河修路挑塘資金的費用。此間，鹽阜區以工代賑，開浚河道挖土133000方。使328000畝的農田受益，增加10萬畝良田。
堅挺軍旅企業
革命戰爭是需要物質基礎支撐的。抗戰時期，新四軍紅色金融堅挺軍旅企業創辦，使革命軍隊與老百姓的關系得到了進一步的密切。軍需民用物資得到了順利的解決。年逾九旬的葛育香是鹽城葛武人，上世紀40年代初參加新四軍投身抗戰。在烽火遍燃、戰事頻繁的年代，耳濡目染新四軍三師在阜寧益林鎮成立東海煙廠的全過程。他的親身經歷與香煙“僅次于機槍、彈藥甚至重于食物”的這一傳說得到了印證。1942年底，日偽軍對鹽阜地區實行第二次“掃蕩”，處于反“掃蕩”戰斗前沿的新四軍三師指戰員，在經濟困難、物質匱乏的情況下，許多戰士因沒有煙抽，常常將黃豆葉、麥秸甚至枯樹葉用紙裹卷起來當煙抽吸，以此消除高強度、高壓力的戰場狀態。新四軍第三師師長黃克誠看在眼里，記在心上，下定決心增撥30萬元鹽阜幣，在原由于金彪等8名負傷干部戰士，在益林養傷期間辦起的手工卷煙廠的基礎上，正式擴大規模，并定名為東海煙廠。從那以后，生活戰斗在鹽阜地區的軍民抽上了隨軍煙廠生產的香煙。1948年12月，著名的陳官莊戰役是淮海戰役的收官之戰，葛育香參加了這場由華野人民解放軍對國民黨軍圍而不攻的戰役。這場戰役歷時20多天，終使國民黨軍隊杜聿民部灰飛煙滅，可華野戰士們在戰場上克服沒有煙抽的情景，也更令人驚異。一天，國民黨軍的炮火摧毀了老百姓的房子，屋內的棉被被炸成碎片在空中飛舞，沒煙抽的戰士們把飄落下來的棉絮當香煙，用鼻子觸碰熏聞，在我們對他的采訪中，葛育香老人深情的說：在戰場上戰斗越激烈消耗越大的時候，短短的一支香煙就能起到緩解戰場壓力，鼓舞戰士斗志的作用。戰場上一個有煙抽，一個有飯吃，你讓戰士們怎么作戰、怎么勇敢、怎么去沖鋒陷陣都行。在憶述東海煙廠香煙的時候，自豪與興奮不時的從他那飽經風霜的臉上流露出來：“陳官莊戰役以后，上級領導部門對參戰人員慰問獎勵一斤豬肉、五包香煙，這香煙就是早年在阜寧創辦的東海煙廠生產的，在那個年代誰要是能搞到東海煙廠的香煙，就等于搞到了寶貝。”通過尋訪我們還饒有興致的聽大豐籍老兵何錦秀的敘述。何錦秀是個老煙槍，他對東海廠的香煙情有獨鐘。直到他的晚年，子女們買煙孝敬他，考慮到他的健康，買的都是低焦油含量帶過濾嘴的好煙，可他往往不屑一顧的說：“這些煙還沒有我在淮海戰役勝利后獎給我們東海廠的煙好抽呢！”歷史不會忘記，人民不會忘記。東海煙廠是在新四軍紅色金融的堅挺下全力發展起來的。創辦生產后，以煙易貨，從敵占區換回的火柴、布匹、紙張、鋼材、火油甚至藥品等物資，有效地改善了軍民生活，最大限度地滿足了人民軍隊戰場物資的需求。
興建鹽場
1941年7月后，阜寧縣抗日民主政府，利用宋公堤沿線的大片荒廢的海灘，采用民辦公助的辦法，鼓勵商人經營集資鋪設鹽灘，開辦鹽場。在新四軍三師的支持下，首先辦起裕生鹽場，隨后裕民、裕城、裕淮等八個鹽場先后建立。新四軍泰山公司、三師八十六團、阜東獨立團等也先后在此建灘60處。至此蘇北小鹽場的鹽民，由民主政權建立前的38戶200多人，增加到2067戶10000多人，產鹽三萬擔。到1945年鹽阜抗日根據地共產鹽750萬擔，平均年產130萬擔。（《萬涓歸海》431頁）。直至今天，濱海、阜寧以東地區的新灘、灌東、灌西等鹽場，都是抗戰時期，在新四軍紅色金融的援助下開辟起來的，被譽稱為“華中金庫”。
1945年10月，鹽城北部的灌東、灌西鹽場有7萬噸的儲鹽。為防止國民黨軍的搶掠，華東財經委與蘇北鹽務管理局，從鹽阜、蘇中解放區動員調集150條木船，分三個小分隊，每隊50條船，承擔運鹽的船只在徐圩裝鹽后出港進入潮河口。新四軍蘇中海防縱隊擔任護航任務。從1945年10月到次年1月，計運鹽10余萬噸。僅徐圩坨一處就運出3萬余噸。年稅收入達華中幣1億元，按當時糧價16元一擔計算可購糧食25億斤。此時淮北鹽場鹽稅居蘇皖邊區政府財政收入第二位，約占華中地區軍費支出的三分之一。
鹽稅的特殊貢獻
1946年夏，新四軍衛生部長沈其震接陳毅電報“沈其震速返華東”，在臨沂機場陳毅相迎沈其震后說：蘇北我軍即將撤退，現在陳家港等地海鹽堆積如山，你火速去上海想辦法買下一批鹽運出來賣掉，你一人在外，必要時可以直接請示周恩來。（沈其震畫冊63頁）。沈其震得知周恩來、董必武領導的中共南京辦事處正在籌集活動經費的消息后，急如星火的趕到淮陰，面見華中軍區副政委譚振林和兩淮鹽務總局局長陳易，獻策從蘇北響水堆溝撥鹽3萬擔獲批后，沈其震通過宋慶齡與中國福利基金會的關系，又找到當年在上海相識的奧地利醫生嚴斐德，租了一艘聯合國救濟總署的登陸艇，裝上解放區急需的物資。在蘇北陳家港卸貨后。由當地近千鹽民將3萬擔淮鹽裝上登陸艇販運到香港，變成了大筆的港幣、金條和銀元，被沈其震存入農業銀行，作為新四軍的公款后，通過地下黨組織交給了梅園新村，受到了周恩來同志的高度贊揚（沈其震畫傳70頁）。
華中幣支援解放戰爭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進行的淮海戰役，消滅了國民黨軍徐州集團55.5萬余人。華中銀行根據華中工委、華中行政辦事處、華中支前總動員令要求，及時調整供需矛盾，為戰役的勝利提供了保障。淮海戰役后，中國人民解放軍積極進行渡江作戰準備。中央軍委決定，原淮海戰役總前委在渡江作戰中，照舊行使領導軍事及作戰的職權。1949年4月21日，在西起湖口、東至江陰的江防戰線上，千帆競發，戰船爭渡，發起了勢不可當的渡江戰役。1949年4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人民群眾，在華中幣有力的支前經費保障下，占領國民黨總統府解放了南京。新中國誕生前的黎明已經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