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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華中長城精神品德的探討——以新四軍將帥為例
作者:沈成宏 責任編輯:姚云炤 來源:鐵軍傳媒網 日期:2024-12-18 瀏覽次數:20
華中長城精神品德命題的提出
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揭開了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序幕。國家面臨危亡的關鍵時刻,在南方八省堅持了三年游擊戰爭的紅軍游擊隊,擯棄前嫌,相忍為國,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東進北上開赴敵后戰場,建立根據地。這支英雄的部隊“不怕困難,不畏艱險,勇于斗爭,敢于勝利,”以氣吞山河的英勇氣概譜寫了華中抗日的壯麗詩篇。勝利的旗幟在華中大地高高飄揚。
毛澤東同志在抗戰勝利前夕給新四軍以高度的評價:“新四軍已經成為華中人民的長城。”長城,寓意為民族脊梁,抗御外侮的強大力量。今年5月14日,習近平同志給八達嶺長城腳下堅持多年保護長城的鄉親們的回信中說:“長城是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和中華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著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和眾志成城、堅韌不拔的愛國情懷”。《義勇軍進行曲》:“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號召中華民族的同胞們用生命凝聚成抗日的力量。長城,在國人的心中是神圣的,令人肅然起敬,象征著偉大的團結力量,體現著一種不屈的精神和氣概。毛澤東同志說:“新四軍已經成為華中人民的長城。”意寓新四軍在華中抗日中具有中流砥柱的磅礴力量和鑄魂筑魄的崇高精神品德。這是對新四軍最高的褒揚,也是對新四軍精神的最形象最生動最精辟的概括。我們在這里首次提出“華中長城精神品德”的概念,有拋磚引玉的動機。但本文并非是專題討論“華中長城精神”,而主要是闡述這種精神和品德在新四軍將帥身上的歷史實踐光輝。因為一支軍隊要成為勝利之師,必須淬煉出一種精神品德,而這種精神品德的形成,其領導指揮的團隊必定是倡導者、創立者與踐行者。打開硝煙彌漫的歷史時空,那些令人景仰的新四軍將帥的精神品德就像是一幅幅美麗圖畫撲入我們的眼簾,激蕩著我們的靈魂。
新四軍將帥與“華中長城精神”的創立和實踐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勝利的經驗告訴我們,因為有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一大批杰出的領導者所開創和踐行的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才能煥發出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巨大力量。同樣,在毛澤東和黨中央領導下的新四軍,他們在華中的抗日戰場上創造的功績殊勛與葉挺、陳毅、劉少奇等新四軍將帥所創立和踐行的“華中長城精神”同樣是密切相關的。
1、聽黨指揮的忠誠
聽黨指揮,對黨忠誠,是新四軍發展壯大,克敵制勝的重要保證。1941年1月25日,在鹽城新四軍重建軍部的成立大會上,陳毅就明確提出“建立一支現代化的黨軍”的口號,誓言錚錚,如雷貫耳。但在聽黨指揮問題上,新四軍也是有深刻教訓的。毛澤東同志1956年在黨的八大預備會上曾經講過,項英模糊主義嚴重,犯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錯誤,而充分肯定了劉少奇的清醒,表揚陳毅、張云逸、粟裕、譚震林等是聽從指揮的。
葉挺是新四軍的首任軍長,當時雖然不在黨內,但也一直認同中央軍委提出的新四軍發展戰略。但葉挺一直處于聽黨指揮力不從心的尷尬。在皖南事變的關鍵時刻,他顯示出聽黨指揮的高度政治自覺。身陷囹圄,拒絕蔣介石的拉攏,忍辱負重,堅持真理,固守黨心,難能可貴。
陳毅是聽黨指揮的楷模,主要表現在堅定不移地執行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深入敵后,東進北上等一系列發展方向的方針策略上。他率領一支隊挺進江南敵后,開辟以茅山為中心的抗日游擊根據地,頂住壓力,派遣葉飛率領老六團挺進蘇州上海敵后,并毅然移師蘇北,實現與黃克誠率領的八路軍五縱隊在鹽城的會師,打開蘇北的抗日局面,對于“發展華中”重大戰略的實現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劉少奇是偉大的戰略家,是黨中央“發展華中”的操盤手,奉命于危難之際。在建立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戰略實施過程中,提出了許多創造性思想。第一,確立了“發展華中”的方向就是“東進,東進,再東進!”選擇蘇北作為發展方向。第二,把握反摩擦斗爭的策略,“有理、有利、有節,”眼光深邃,牢牢把握斗爭的主動權。第三,建立蘇北抗日根據地,將華中與華北聯成一片,建立新四軍之家,開創了“發展華中”的新局面。第四,在新四軍和根據地黨的建設上無論是理論和實踐都有突出的建樹。
2、人民至上的初心
為人民謀幸福是共產黨的初心,也是共產黨所領導的新四軍的初心。“民心的向背決定著歷史的選擇”。在艱苦卓絕的抗日的年代,華中人民選擇了新四軍,新四軍成為華中人民的新四軍,華中也成為新四軍的華中,這是因為新四軍在華中所實行的政策都是以人民的利益為旨歸的。比如說開展減租減息運動是贏得民心的最重要舉措,使根據地的人民群眾獲得實實在在的好處,發展根據地的商業又是打破敵頑封鎖,解決民生困難的有效途徑;輕賦薄稅,成為減輕人民負擔,改善提高群眾生活的民心政策等等。只要是事關人民群眾利益,我們的新四軍將帥總是殫精竭慮,親力親為。
三師師長黃克誠有著深厚的人民情懷,鹽阜區的老百姓親切地稱為“我們的黃師長”。蘇北是歷史上有名的土匪出沒地。黃克誠率領的八路軍五縱隊初到鹽阜區,韓頑更是利用土匪、特務作破壞,打砸抗日政府,殺害干部群眾,搞得人心惶惶、雞犬不寧。從1941年上半年開始,三師抽調主力部隊清剿土匪頑劣,終于平息了匪患。阜寧縣東北沿海修筑的“宋公堤”,是抗戰時的重要民生工程。當這一提議擺到黃師長面前時,他說,這絕不僅僅是修筑一條海堤,而是修一條共產黨連結民心的橋梁。黃克誠為修筑這一道海堤傾注了極大的心血,從決策到設計到施工,始終關注。大堤建成后,當時的士紳建議命名為“黃公堤”,黃克誠斷然推辭,說這海堤是在阜寧縣長宋乃德的主持下修建的,那就叫“宋公堤”吧!但黃克誠的功德就如一尊無字碑永遠立在鹽阜人民的心中。
四師師長彭雪楓有高度的群眾觀點:“對敵人如猛虎,對人民像綿羊。”堅持當好“政府的衛隊,人民的護兵”。在戰爭極為艱難的條件下,他率部隊為人民興修水利,春種秋收,搶險救災,賣馬度荒。根據地人民送他“萬民傘”、“保國衛民”匾額,為他立“政德碑”,稱其部隊“天下文明第一師”。彭小楓將軍作為彭雪楓的兒子,說他不止一次思考過這樣一個問題:父親犧牲多年,為什么當地老百姓從沒停止過對他的思念,每逢他的忌日、清明,祭掃的民眾如云,并非源自于他的地位,而是作為一個革命者、共產黨人的人格魅力。
3、鐵肩擔當的堅強
擔當,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的精髓,也是共產黨人的崇高境界。同樣是“華中長城精神”的重要內涵。在新四軍將帥身上無時不在,無處不有。
新四軍軍長葉挺,出任共產黨的新四軍軍長,而拒絕了國民黨同袍的多次相邀,堅決不當國民黨的官,這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歷史擔當。對蔣介石與國民黨和毛澤東與共產黨究竟誰是真抗日,誰能拯救中華民族的危亡,葉挺心知肚明。陳毅三進泰州城,爭取“二李”保持中立,以少勝多,取得黃橋決戰的勝利,改變了敵頑我三方力量的對比,為新四軍在蘇北站穩腳跟,建立蘇北抗日根據地做出了重要貢獻。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智大勇的英雄擔當。粟裕兩次向中央軍委請命,要求暫留蘇中,跟國民黨的精銳之師正面交鋒,以挫其銳氣,最終“愈打愈奇,愈打愈妙”,七戰七捷。這是心底無私、韜略在胸的赤誠擔當。李先念領導的中原軍區,無條件服從中央軍委的命令,以6萬的兵力堅守中原近10個月,牽制住國民黨30萬大軍,減輕了其他解放區的壓力,為我黨我軍進行反內戰運籌爭取了寶貴的時間。中原突圍雖然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但保證了全局的勝利,這是以大局為重的鐵肩擔當。
4、海納百川的團結
什么是統一戰線?毛澤東同志說,就是把自己的力量搞得大大的,那就得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只有利用一切可用的材料,“長城”才能橫亙萬里,這就是泰山不拒寸壤,故能成其大,江海不拒細流,故能成其深的中華文化的智慧。新四軍的將帥具有海納百川的闊達胸襟,始終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旗,哪怕是一時一地能為我所用,對我有利都予以爭取。統一戰線工作搞得有聲有色,成為一種斗爭的藝術。
毛澤東贊揚陳毅是統一戰線的天才執行者。在茅山時期,他團結爭取了民族資本家紀振剛,培養知識分子樊玉琳成為堅定的共產黨員;在黃橋和國民黨元老級的人物韓國鈞、朱履先成為朋友,獲得他們對新四軍的同情、信任與支持;在鹽阜區,對知識分子和進步士紳的統戰工作也做的十分出色,如拜訪龐友蘭,托子鄒魯山已成為流傳萬里的傳奇故事。陳毅做統戰工作,總是以真誠打動人心,1939年,顧祝同的三戰區撥一批軍火給泰州的“二李”李明揚,請江南的新四軍幫忙協助領會,但被執行任務的營長私下扣留一部分。李明揚狀告陳毅,營長收到了處分,扣留的槍支彈藥全部送還。陳毅對新四軍戰士講:“幾顆子彈事小,政治影響事大,在復雜的斗爭環境中要多動腦子,要懂政策。”
劉少奇做統戰工作最大的特點就是充分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從而形成真正的銅墻鐵壁,他既有理論又有實踐。他在由鹽阜回延安時受中央的委托解決山東軍地領導間的矛盾。他發現群眾工作是山東最薄弱的環節,減租減息政策沒有普遍落實,群眾生活沒有得到改善,所以生產和抗戰的積極性不高。劉少奇同志嚴肅批評了他們群眾觀念淡薄的錯誤。并介紹了華中的工作經驗,他說:“要將根據地各項工作做好,首先要做好群眾工作”。“不發動和組織千百萬的群眾在黨的周圍,是搞不好的。地方武裝不能發展,主力也不能補充,財政經濟糧食也就搞不好,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和大批積極分子,黨是不能發展的”。
劉少奇和陳毅珠聯璧合,相得益彰,既團結小資產階級的進步左派人士,又團結中等資產階級的進步士紳,還分化瓦解國民黨軍人的愛國抗日將士,同時廣泛發動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這樣就使得新四軍的力量如長城般堅固。
5、相忍為國的大義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中華民族面臨滅國亡種的危急關頭,新四軍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關于“視友軍工作是鞏固和擴大民族統一戰線下最中心工作”和“相忍為國”的指示。摒棄前嫌,同仇敵愾,合作御侮,共赴國難,表現崇高的民族大義。
蔣介石一直實行限共、防共、溶共,反共的方針,導致摩擦連續不斷,并且逐步升級。1940年3月至1945年6月,新四軍被迫自衛反擊作戰3212次,反擊勝利后,總是主動釋放俘虜,歸還槍械,體現了相忍為國的博大胸懷。1940年6月底的郭村戰斗,李長江以數倍于我的兵力發起攻擊。新四軍挺進縱隊,以少勝多,并發起反攻,一直追兵泰州城下。但陳毅卻不準進入泰州城,并放還俘虜,只敲山震虎,感化“二李”保持中立,共同抗日。1943年春的山子頭戰斗,捉放韓德勤成為佳話。1942年底,韓德勤被日寇掃蕩潰不成軍,向我三師求救,黃克誠答應允許其部進入根據地。但韓背信棄義,聯結王仲廉部發動山子頭戰斗。被彭雪楓部俘虜,但陳毅、彭雪楓從抗日的大局出發,發還部分槍支,禮送出境,又一次表現出對國民黨的忍讓和寬容。李先念在豫鄂邊根據地也不得不面對殘酷的反摩擦斗爭,他說:我們對某些反共的地方政府也是仁至義盡,說服他們,不顧自己的困難在軍事上援助他們,令人痛心的是他們反而報以槍殺我軍人員,逮捕抗日群眾,當他們向我們進攻時,我們總是再忍讓,從未先發一彈,始終采取嚴正的自衛立場。
尤其是1941年初蔣介石蓄意發動的皖南事變,把國共關系推到了破裂的邊緣,我新四軍向北轉移的軍部遭到顧祝同部的瘋狂剿殺,八路軍、新四軍將領義憤填膺,紛紛要求為死難者報仇。這時,在鹽城的中原局書記、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政委劉少奇審時度勢,權衡利弊,向中共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勢,在軍事上取守勢的策略,最終使國共合作不致破裂。這種始終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最高原則,相忍為國的高節大義為共產黨和新四軍贏得國際社會和國內民主人士的同情與支持,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動。
新四軍將帥高尚品德是“三嚴三實”的常態化教材
我們這里所提及的“精神”,是一個人或群體最能體現其實質內容的思想,它是信仰、信念,意志力等方面的集中體現,決定著人或群體的方向與成就。它和人的品德相關,但品德又是這種精神的基石。沒有良好的品德修養。不可能升華為崇高的精神境界,而兩者又是相輔相成的和諧統一于新四軍將帥思想和實踐中。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首提“三嚴三實”,是對廣大黨員干部黨性和品德的要求,并在黨內開展專題教育。“三嚴三實”是黨員干部修身立德,做人干事的重要遵循,不是一陣風、雨過地皮濕,而是要保持常態化,才能使我們的黨員干部既有昂揚向上的精神,又有優良淳樸的品德,我們應遵照習近平同志的教誨把新四軍的優良傳統作為教材用好用活。
1.嚴以修身——新四軍將帥的“黨德”
國無德則不興,人無德則不立,官無德則不威。修德正心是中華文化的核心要義,古往今來已成為治國之本。新四軍政治建軍的思想,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加強指揮員的品德修養。一部《共產黨員的修養》,成為了抗大和黨校學員的必修課,是嚴以修身的終身教材。劉少奇在《修養》中指出:“共產黨員要擔負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必須注意在革命斗爭中的修煉和修養”。1940年,在中原局醞釀出席中共七大代表的會議上,劉少奇強調,共產黨尤其是黨員干部要有很好的“黨德”,鄧子恢、張云逸就是具有“黨德”的領導干部。劉少奇沒有對“黨德”的內涵作具體的闡釋,但是,我們參照《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以及習近平“三嚴三實”等重要論述,亦可以進一步去思考和實踐。
2、嚴以用權——共產黨人對權力的敬畏
在抗戰的歲月里,新四軍將帥深深懂得黨和軍隊的根基在人民之中,勝利來源于人民的力量,所以對手中的權力無比的敬畏,不是用權力讓自身享受,而是用來為人民群眾辦事。對權力的敬畏首先表現在能上能下的高尚情懷。粟裕“二讓司令”,再辭元帥,毛澤東稱之“高風可嘉”;黃克誠一生堅持真理,敢于講真話,曾被執行“左”傾路線的領導七次降職,但他始終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對黨和人民的忠貞;李先念從軍級干部降至營級,最后讓毛澤東看不下去了,將他安排到新四軍,但他卻沒有一句牢騷話。
對權力的敬畏還表現在不用權力來為自己服務。在革命年代曾擔任過華中局組織部長的曾山,他用這個權力選拔和任用了多少優秀的干部為革命事業作貢獻,他用這個權力防止和糾正了多少審干中的偏差。但對他身邊的人和他自己,這個權力卻慎之又慎。抗戰期間,經過長征的妻子鄧六金,為帶孩子而失去了工作。1943年他把孩子寄養后來向組織部長的丈夫要求工作,曾山說:“因為我們是夫妻,我沒有權力分配你工作”。后來鄧六金去找譚震林,被分配到一個鄉擔任支部書記。
3、嚴以律己——律人首先律己的自覺
鐵一般的紀律是新四軍成為華中人民長城的重要保證,陳毅早在葉飛的六團東征之時就交待指戰員,我們的三大紀律十項注意是天經地義的,什么東西都可以變化,我們的紀律是鐵的,必須遵守。而且必須是自覺的遵守,不依靠鞭打刑罰。新四軍將帥也都是嚴以律己的模范,從不將自我置于紀律的約束之外。
彭雪楓有胃病,一次發作時,警衛員在外面搞點白面做不完面條,竟然被他狠狠地批評了一頓,“部隊戰士連粗糧都吃不上,我就可以行特殊嗎?”命令警衛員把面條送到醫院給傷病員吃了。譚震林率領的三支隊駐在中公村,軍民相處,親如一家,戰士們一有空就幫老百姓耕種收割,老百姓請他們吃頓飯則婉言謝絕。習慣了,老百姓也不強求。有一年春荒,軍隊和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困難,一次羅炳輝的警衛員采了老百姓的榆樹葉,羅炳輝說:“老百姓現在很困難,我們不能和他們爭食。”他讓警衛員把采摘的榆樹葉又送給老百姓。這些事例在新四軍的將帥中不勝枚舉。
4、謀事要實——忠誠踐行鐵的作風
七師政委曾希圣在紅軍時代就是一個神奇人物,他擔任中央軍委情報局局長,多次破譯國民黨軍的密電,在四渡赤水時,曾利用破譯的密電碼,調動敵軍主力向我軍相反的方向走。出妙策,立奇功,受到中央軍委的嘉獎。毛澤東在黨的八大會議上,談起長征時,曾稱贊說:“長征有了二局,我們好像打著燈籠走夜路。”“沒有二局,長征是很難想象的。”李先念說“曾希圣是一個能干大事的人,是一個能成就事業的人。”能干事,干大事就是因為具有“謀實事”的作風。當年曾希圣領導第七師,抓經濟特別有辦法,七師也最富有。在皖江地區,他創辦了第一家銀行大江銀行,他曾派員到香港去做生意,也曾向延安送過金條,對新四軍的財政貢獻最大,還支援過八路軍。
新四軍初到鹽阜區,老百姓不了解,加上敵、頑的造謠誣蔑,對新四軍都是持觀望態度。阜寧縣的民主縣長宋乃德給東坎的著名士紳龐友蘭寫信,希望其出面支持新四軍抗日。但龐友蘭卻回信說“倆姑(婆婆)之間難為婦”。在這樣的情況下,劉少奇、陳毅決定為民排憂解難,讓人民得到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以獲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在短短的時間內,就為鹽阜區的人民辦了八件實事:一是清除匪患,二是借糧度荒,三是減租減息,四是興修水利,五是互助生產,六是開墾荒地,七是紡紗織布,八是發放貸款。八件實事讓人民群眾廣泛收益,經濟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人心也自然地凝聚到共產黨新四軍一邊來了。劉少奇在《我們在敵后干了些什么?》的演講中,明確表示,一件是干抗日,一件是干民主,而民主又是以改善民生為主要內容。
1940年的冬天,劉少奇來到鹽城后,到城西倉頭村駐點調研,看到老百姓生活困難,決定發動群眾走生產勞動自救之路。他同后勤部的同志商量后,決定在倉頭莊辦軍糧加工廠。起初,這些軍糧都是由地方大戶磨坊加工的,按比例提取成頭。現在改交困難戶加工,在提成上給予優惠,讓他們有利可圖。這些農戶早起晚睡地干,保質保量上交成品糧,還從提留中得到大米和面粉,吃飽了肚子,糠麩還可以用來喂豬,豬養肥了又可以賣錢,真是一舉多得,倉頭老百姓無不感恩戴德。劉少奇同志離開倉頭已經80多年了,但為人民做的好事、實事仍在傳頌。
5、創業要實——無愧華中人民長城的稱號
新四軍從最初的10309人發展成為主力部隊21萬人,地方武裝10萬人,民兵96萬人;收復國土25.3萬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20萬,牽制日本兵力16萬人之多。這個“發展華中”重大的業績是若干人在戰勝若干困難險阻中取得的。
從大而言之,劉少奇受命于“發展華中”的重任,他來到皖東,發覺根據地的開辟已晚了一步,失去了寶貴的機遇。他首先確立了向東發展,劍指蘇北的方向,并制定了根據地建設的方針和任務,獨立自主建立政權,確立了反摩擦斗爭的策略方針。用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建立了穩固的皖東根據地,之后指揮調動江南的新四軍北上,八路軍五縱隊南下在鹽城實現會師,開辟了蘇北抗日根據地等等,都是創業要實的成功實踐。
小而言之,張云逸、羅炳輝創辦煙廠傳佳話,飛馬煙暢銷大上海也是創業要實的生動案例。二師師長羅炳輝看到新四軍戰士因為零花錢少,買不起香煙,有的偷偷地撿地上的煙頭吸,于是找供給部長胡弼亮商量,準備辦一個卷煙廠。二人一拍即合,立馬給軍部打了一個報告,張云逸副軍長特批42元錢作為開辦經費。陳毅軍長聽了匯報后也大力支持。給取了一個名字叫“飛馬”,象征著革命發展如駿馬奔騰。二師同志因陋就簡,土法上馬,因地制宜,很快就把煙廠籌辦就緒。1943年5月開始生產,每天可以生產飛馬煙600多條,后增加到1000多條,大部分供給部隊,初步解決了新四軍戰士抽煙難的問題。多余的香煙就放到市場上銷售,增加了部隊的財政收入。由于飛馬煙重視質量,聲譽鵲起,真像一匹騰飛的駿馬,飛翔根據地,而且還飛翔南京、上海。前來訂貨的商人絡繹不絕,飛馬煙還被偵查員用來換取槍支彈藥和情報,遠遠超過了其經濟意義,他們自豪地說:小小飛馬煙,價值萬萬千。
6、做人要實——純樸坦蕩的革命本色
待人真誠守信,是一個人的立身之本。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共產黨人的革命本色,就是要對黨、對人民、對同志忠誠老實,做老實人,說老實話,干老實事,襟懷坦蕩,公道正派。
張愛萍將軍戎馬倥傯一生,“共產黨人”四個字是永恒不變的主線。有人說他是渾身長刺,軟硬不吃,只要是正確的他就堅持干下去。決不做違心之事,不說違心之話,他不向任何所謂的權威低頭,只要他認為是錯誤的,有損于黨和人民利益的,他都敢于直言,即使被打倒,也不改這種革命者的作風。
任質斌同志一生不爭功,不諉過。1944年兵出河南,他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盡量避免錯誤,但他卻說完全是執行中共中央的意圖,不攬功于己。李先念評價他:“任質斌同志的思想品德是最好的,”“好就好在他從不出人頭地,從不虛張聲勢,從不夸夸其談,從不爭功圖利。他不管在什么情況下,總是埋頭苦干、實干。”
黃克誠不搞搶救運動,在三師他沒有在整風中傷害同志,而是團結教育了廣大干部,他是實事求是的楷模。譚震林講過,對來自上頭的批評,你要敢攬起來,對來自下級的批評,你要聽下去,要當下級干部的出氣筒,顯示出一個領導干部實實在在的純真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