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我們應當銘記新四軍為民族獨立與解放所作出的卓越貢獻，銘記革命先烈為新中國的誕生而英勇獻身、所鑄就的不休功勛。那么新四軍與新中國有著怎樣密切的關系，是如何助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和發展？簡單地說，新四軍雖然番號改編于共和國成立之前（1937年10月建軍，1947年1月取消番號），但這支隊伍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的偉大戰績推動了中國革命，孕育了偉大國家。新四軍在根據地政權、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進行的開創性實踐，為共和國的建立與發展提供了經驗和基礎，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是不可忽略的。
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提供現實基礎
中國民主革命的成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現實基礎。革命有兩個意義，一是通過革命摧毀舊制度、舊社會，二是通過革命實現國家的整合和統一。換言之，新四軍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過程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提供重要的歷史前提。
（一）振奮鼓舞了抗戰必勝的信心
當人們面對驕橫的日軍攻勢而陷入失敗情緒之中時，新四軍卻以連連取勝的行動，在沉悶的淪陷區炸響了一聲聲春雷，使得中國軍民的精神為之一振，鼓舞了各界人士特別是青年投入抗戰的行列。新四軍組建時只有1萬余人，到抗戰勝利時，主力部隊發展到21萬余人，地方部隊9.7萬余人，民兵自衛部隊96萬余人。在新四軍戰斗過和配合過新四軍作戰的武裝人員達130余萬，成為一股抗日的鐵流。
（二）殲滅了敵人大量有生力量
抗戰期間，新四軍先后對日偽軍作戰2.46萬余次，斃傷日偽軍29.37萬余名，俘敵12.42余萬名，另有5.4余萬日偽軍官兵向新四軍投誠、反正；出于自衛，還進行了3200余次“反頑”作戰，斃、傷、俘頑軍官兵14.3余萬名，為抗戰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三）發揮了據局部而扼全局的戰略作用
新四軍的存在時間正是一個新政權在艱難困苦中孕育的關鍵時期，抗戰期間新四軍傷亡8.2萬名官兵。據不完全統計，最多時迫使日軍16萬人（占侵華日軍總數的22%），偽軍23萬人（占偽軍總數的31%），困守華中不得脫身。僅1941年6月至1944年5月，新四軍對日偽作戰共12667次，平均每天達11.5次；1941年至1943年，對頑軍作戰共1391次，平均每天1.3次。這個時期作戰之頻繁，戰局之緊張，斗爭之艱苦皆前所未有，正是這樣無畏的斗爭凸顯了新四軍影響抗戰全局的戰略作用。
（四）建設了廣泛根據地光復國土
抗戰期間，新四軍共建設蘇南、蘇中、蘇北、皖江、淮南、淮北、浙東、鄂豫邊等8塊抗日民主根據地，23個專員公署（或行政辦事處）、216個縣政府。敵后根據地逐漸完善與擴大，使日偽指揮機關處于腹背受敵，首尾難顧的境地，被美聯社記者愛潑斯坦報道稱：新四軍是“一支日軍最怕的軍隊”。新四軍先后光復國土25.3萬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240多萬，這些地區大都建立了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政權，黨群關系好，軍民關系好，人民覺悟高，為人民軍隊作戰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物質和資源。
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提供核心要素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新四軍創建的各根據地內，新的階級、新的政權、新的社會、新的文化、新的國家、新的制度等新鮮事物的種子、基因、形態都已雛形初現，包括：
（一）助力人民軍隊的賡續和強大
新四軍作為人民解放軍的重要根脈和組成部分不斷延續發展。2019年，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閱兵式上，有100面戰旗飄揚在受閱隊列之中，這些戰旗約有20%出自新四軍或是與新四軍有深厚淵源、血脈傳承的部隊，戰旗的背景跨越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抗美援朝，對越、對印自衛反擊戰等，遍布人民解放軍陸海空軍種、武警部隊，像是一幅幅縮影，顯現著新四軍的歷史、傳承與發展。
抗戰結束后，新四軍一分為五，第三師由黃克誠率領開赴東北，編入東北人民自治軍進行戰斗；一部分整編為山東野戰軍，陳毅任司令員；一部分組成華中野戰軍，粟裕任司令員；第五師則與八路軍南下支隊、河南軍區合編為中原軍區；其他新四軍部隊留在原地堅持作戰。后來的華東野戰軍、第三野戰軍的主要成分、領導和班底仍是新四軍部隊。
這些部隊在黨的堅強領導下于解放戰爭的戰略防御階段，先后進行了蘇中戰役、宿北戰役、魯南戰役、萊蕪戰役以及孟良崮戰役、南麻戰役、臨朐戰役等，共殲滅國民黨軍36萬余人。戰略反攻階段又進行了膠東保衛戰、洛陽戰役、豫東戰役、膠濟路西、中段戰役等。戰略決戰階段，進一步開展濟南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和京滬杭戰役等著名戰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和迅速恢復創造了條件。
（二）助力人民城市的接收和管理
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共產黨及人民軍隊長期戰斗生活在鄉村，據有的也多為中小城市，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對接管大中城市提出了需求。接管大中城市面臨兩大考驗：一是缺乏管理城市的經驗。蔣介石放言：我把一個爛攤子交給他們，讓他們進得去、出不來！另一個是自身能否經受得住酒綠燈紅、糖衣炮彈的考驗。于是，更為靠近經濟發達地區的新四軍部隊承擔起了這一任務，努力學習接收和建設大中城市。由于黨中央“兩個務必”的及時告誡以及行之有效的政策舉措，這兩個問題都得以較好解決并使部隊在城市站穩了腳跟，為解放區的穩定和發展作出貢獻。
例如，濟南解放后，黨中央成立以譚震林為主任的軍事管理委員會接管城市，一面打掃戰場，掃清殘敵，穩定社會秩序，一面制定和宣傳黨的政策，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實現了平穩過渡。天津解放后，任命黃克誠為天津市委書記兼軍管會主任實現“完整接收”，迅速恢復水電交通，特別是迅速復工，讓多數人進入工作崗位并嚴肅部隊紀律，樹立了人民軍隊的光輝形象。南京解放后，任命劉伯承為軍管會主任，粟裕為市長。杭州解放后，任命譚震林為浙江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省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并主持華東局工作，迅速完成了接管和改造工作，同時制訂了培養10萬名干部的計劃，并作出建設新浙江的部署。上海解放后，陳毅任上海市市長。當時的上海處于半癱瘓狀態，糧食短缺，國民黨特務組織、遺留官兵多，小偷、乞丐等社會復雜成分多達60萬人。陳毅首先恢復生產，穩定民心，同時反投機、反封鎖、反轟炸，團結各方，除舊布新，很快使各項工作走向正軌，社會得到安定，經濟得到恢復。福州解放后，中央批準張鼎丞、曾鏡冰、葉飛等人組成福建省委，從東南沿海大城市的實際情況出發，順利接管福州。
（三）助力人民共和國的鞏固和保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解放軍又進行了多次整編，使新四軍老部隊的體制編制發生很大變化，但新四軍的血脈傳承、骨干部隊仍在延續與發展，鑄就的革命精神也在更大范圍內得到弘揚。
例如，解放戰爭中，主要由新四軍部隊改編的華東野戰軍暨第三野戰軍，是解放華東地區的主要力量。人民海軍最初就是在新四軍原海防縱隊的基礎上，加上國民黨海軍起義部隊一起成立的。共和國成立后，進軍西藏的第十八軍，就是由新四軍第四師及豫皖蘇地區作戰的地方武裝為主改編而來。朝鮮戰爭爆發后，黨中央抽調三野的精銳部隊第二十軍、二十七軍等率先入朝。1951年至1953年，第二十三軍、二十六軍、二十四軍、二十一軍又先后入朝作戰。第二十一軍直到1958年，才從朝鮮撤回祖國。這些部隊分別參加了五次戰役和金城戰役，擔當接防上甘嶺、元山港等重擔，打得十分頑強和出色，打出了“鐵軍”的威風。
新四軍第三師則是東北野戰軍暨第四野戰軍的主力部隊；西北野戰軍和第二野戰軍中，也有原新四軍的部隊。新四軍的延續部隊，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大都參加了剿匪、平叛戰斗。和平建設時期，傳承部隊又遍布陸海空軍和武警部隊，主要任務是保衛國土不受侵犯，捍衛祖國領土和主權完整。同時，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參加搶險救災，保護社會主義建設成果。總之，在不同歷史時期，都為黨和人民的事業立下了不朽功勛。
（四）助力黨政軍干部的履職盡責
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新四軍的將領們在黨、政、軍高級領導崗位上占有重要位置。中央政治局、人大、國務院主要組成人員，軍委、總參、國防科委、高法、高檢、中組部、外交部、內務部、中聯部、財政部、文化部等都有新四軍的領導擔綱或任重要職務。華東軍區（南京軍區）、福州軍區、濟南軍區、沈陽軍區等，以及華東海軍（海軍北海、東海、南海三大艦隊）的軍政領導，也大都由新四軍將領擔任。華東六省一市以及河南、湖北等省，從省級到縣級領導，大部分都是由新四軍將士們擔任。以安徽為例，省委第一書記（后稱省委書記）由原新四軍七師政委曾希圣擔任，省長由原新四軍二師六旅政委黃巖擔任，省委書記處書記（副書記）、副省長及廳局長、地市級領導也大都是新四軍出身。華東地區有許多新四軍老戰士，長期奉獻在基層政權機構和工農、司法、文教戰線。他們作風扎實，關注民生、體察民情、埋頭苦干，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信。
在1955年第一次授軍銜時，新四軍走出來元帥1位：陳毅；大將4位：粟裕、張云逸、黃克誠、徐海東，還包括上將、中獎、少將若干名。20世紀80年代，在鄧小平的主持下，編撰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正式確認中國現代歷史上的36位軍事家，原新四軍領導人葉挺、陳毅、李先念、粟裕、徐海東、黃克誠、張云逸、彭雪楓、羅炳輝等9位同志位列其中。
（五）助力人民文藝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新四軍的文藝工作者，根據戰爭年代的生活積累，創作了一系列具有時代風貌、民族底蘊、軍旅特色、水鄉風情的文藝作品，為新中國的文藝事業作出了新的貢獻。一些知名的文化人，如：錢俊瑞、范長江、阿英、李一氓、賀綠汀等，他們將新四軍的軍旅生涯轉換為創作的源泉和動力，創作出一大批歌頌抗戰、歌頌共產黨的領導、歌頌人民軍隊建設、歌頌人民群眾的優秀的文學作品和音樂作品。例如，創作了《茉莉花》的何仿，創作了管弦樂序曲《紅旗頌》的呂其明，創作了《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行進在祖國大地》的沈亞威，推動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問世的孟波，創作《珊瑚頌》的胡士平，創作了話劇《東進序曲》的顧寶璋，創作小說《柳堡的故事》的胡石言以及創作了民謠《白菜心》的涂克等等。新四軍中還走出了電影導演謝鐵驪和演員龐學勤。這些文藝家正是由于戰爭年代的生活，給了他們創作的靈感和激情，才誕生了這么多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
（六）助力共和國經濟工作
新四軍在根據地開展的經濟工作卓有成效，培養了許多知名的經濟學家。他們從新四軍走進共和國并將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搞經濟工作的經驗與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實踐結合起來，為新中國制定經濟政策提供理論指導和依據，為年幼共和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例如，上海解放后，經濟困難重重、危機四伏，特別是銀圓非法交易猖獗，新發行的人民幣站不住腳，各種企業開工不足，市民連口糧與日用品也無法保證供應的狀況下，駱耕漠作為華東局財委委員，把財政接管與日后建設相結合，制定出切實有效的方案，打擊經濟犯罪，有效地制止了惡性通貨膨脹，使大上海經濟穩定下來。從1954年起，駱耕漠任國家計委成本物價局局長、副主任。從1990年起，駱耕漠承擔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科研項目《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商品經濟特點理論剖析》和《對我國十年來經濟體制改革的考察和典型調查報告》。
上海解放后，顧準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長、上海市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和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為新中國成立后上海的財稅工作做出了貢獻。1956年，他開始研究商品貨幣和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地位問題，最早提出并論證了計劃體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滅商品貨幣關系和價值規律，并寫成《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一書，是提出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
1949年5月，孫冶方任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工業處處長，后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工業部副部長，1955年任國務院統計局副局長。在長期的經濟工作實踐中，他提出正確處理國家集中領導和企業獨立經營的關系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問題，要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正確地運用經濟杠桿，提高利潤指標在經濟管理中的地位等科學的經濟理論。
此外，還有新中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設計者之一的薛暮橋，以及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領導制訂《1978－1985年全國世界經濟學科發展規劃草案》，籌建世界經濟資料中心，發起成立中國世界經濟學會的錢俊瑞等等。新四軍根據地建設的經歷，成為他們領導新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踐基礎，例如新四軍在華中抗日根據地所建立的預決算制度、會計制度、審計制度、稅收制度等，解放后均被新中國的經濟部門傳承采納和應用。
（七）助力共和國外交工作
統戰工作一般側重國內不同政治力量和社會群體的團結與合作，外交工作一般是指國家間的官方交往和國際關系。從統戰工作到外交工作，新四軍及其官兵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抗戰時期，新四軍的統戰工作較為出色，一個較為突出的原因是新四軍活躍在華中經濟發達地區，經常處在日偽頑等勢力包圍之下，錯綜復雜的關系交織中，倒逼著新四軍必須處理好周邊關系，是打還是拉，是先打后拉，還是先拉后打？都尤為考驗著新四軍的綜合能力。1940年11月，新四軍上報《關于蘇北統戰工作的經過與主要經驗》，黨中央認為這份報告很有借鑒性，于是批轉全軍團以上干部學習并批示道：“中央軍委完全同意陳毅同志的統戰方針和統戰工作，為使各部隊團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統戰策略，破除其狹隘而不開展、顧小利而忘大利、稱英雄而少辦法的觀點，特將陳毅報告轉告你們作具體教育材料但須保證不外泄。”這是黨中央對新四軍統戰工作的高度評價，這也為新四軍中走出出色外交人員奠定了基礎。
外交事務紛繁復雜，對國際與國內形勢的精準判斷至關重要，都要求極高的專業素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不久，陳毅元帥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協助周總理活躍在外交戰線上，為新中國走向國際舞臺作出了重大貢獻。新中國成立之初，姬鵬飛、袁仲賢、韓念龍還分別擔任過外交部部長、副部長。彭明治、譚希林兩位則在外交官任期滿后回到部隊被授予中將軍銜。從新四軍中走出來的27位外交官，他們在國際舞臺上展示了新中國外交官的能量。
（八）助力人民教育事業
新四軍是一支有文化的軍隊，戰爭年代他們用槍桿子、筆桿子與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斗爭。和平建設年代，他們又成為新的教育體制開拓者，新的教育理念實踐者，為新中國培養、提供了大量高質量人才。新四軍建軍伊始即高度重視干部教育，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干部教育方針和政策。重建軍部后，堅定落實黨中央在延安時期關于干部教育的方針，在培訓目標、途徑方法及體制機制等方面進行了改革創新，興辦了50多所各級各類干部教育院校培養人才。其教育模式主要有5種：抗大式干部教育模式，以抗大為代表，主要培養具有相當獨立工作能力的高中級軍事工作干部。綜合型干部教育模式，以江淮大學、蘇中公學為代表，主要培養各種高級與中級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科學技術的專業人才，具有早期綜合大學的性質。黨群式干部教育模式，以各級黨校、行政學院為主，主要培養研究和宣傳馬列主義的高中級干部。專門學院式干部教育模式，以魯迅藝術學院和華中衛生學校為代表，主要培養藝術、行政、醫衛等專業人才。在職教育和社會教育模式，為提高根據地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新四軍大力扶持創辦中小學，廣泛開展冬學運動和識字掃盲運動。
新中國成立后，一大批新四軍官兵轉到軍事院校或當領導或當教員。例如，華東軍政大學政治部副主任張崇文；第一高級步兵學校校長王紹南；華東軍區干部文化總校校長王楓；解放軍裝甲兵文化學校校長王勝、第六坦克學校校長；第六軍醫大學校長申涵等等，他們在新的崗位上，為新中國的建設培養了大批指揮員和專業人才。為培養社會主義建設人才，還有許多新四軍官兵轉入文教戰線從事教書育人的工作，他們有辦學經驗，能夠把黨的教育方針貫徹到辦學和教學中去，為新中國文化教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作出了新的貢獻。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湖北省的教育廳都曾有新四軍走出來的干部擔任廳長，例如吳天石、戴伯韜、姚力、沙文漢、孫蘭等人。還有從新四軍走出后擔任各類高等院校領導的干部，例如復旦大學黨委第一書記夏征農，上海同濟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薛尚實，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彭康等。這些在教育戰線奮斗過的新四軍老戰士，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發揚新四軍革命精神，推動教育體制的一系列探索和改革，為人民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可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核心要素在新四軍的發展歷程中得到孕育，為后來開花結果，鑄就一個新的國家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新四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的歷史定位
新四軍的歷史功績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在人民軍隊的歷史上，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在中國革命的建設歷史上，都有著極其光輝的一頁。正視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當下和未來，我們能夠發現，新四軍在共和國的發展歷程中產生了深刻影響。
（一）孕育過程
新四軍在根據地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軍隊建設等方面的探索，為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奠定了基礎，留下的成果、經驗、人才和革命精神成為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例如，新四軍在根據地進行的抗日民主政權建設，使共產黨的威望深入各界、各派和廣大民眾之心，成為新中國政權的雛形。再如水利工程的建設影響深遠。新四軍第四支隊司令員徐海東在安徽定遠縣領導修筑海東壩、新四軍第三師宋乃德帶領修筑宋公堤、四師師長彭雪楓帶領修筑雪楓堤、第七師呂惠生在安徽皖江抗日根據地主持修筑惠生堤（又被稱為黃絲灘江堤）等。
（二）成立過程
新四軍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雖然撤銷了番號，但其演變而來的人民解放軍和創建的根據地，為新中國的建立作出了突出貢獻。例如在根據地內，實踐人民當家作主的執政理論，為更大范圍內建立新民主主義政權提供了借鑒；堅持黨內外人士合作共事，為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打下基礎；貫徹《關于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總結典型經驗，為基本完成全國的土地改革積累了經驗；堅持打造清正廉潔的民族政府，為人民共和國的干部教育提供教材等。
（三）發展過程
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教育等各個領域內都有新四軍官兵的身影，他們以豐厚的經驗、優良的作風繼續在新的崗位做出成績。例如，教育領域中新四軍走出了3位教育部部長，分別是劉季平、何偉、劉西堯；7位副部長，分別是韋愨、錢俊瑞、雍文濤、周林、黃辛白、劉仰嶠、段洛夫。此外，新四軍傳承下來的革命精神影響廣泛，激勵了一代代人攻堅克難、不懈奮斗建設社會主義。
（四）富強過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建國以來，經歷了無數的風風雨雨，終于發展到了今天這個繁榮昌盛的階段。這期間有著無數的挑戰和困難，但中國人民憑借著堅韌不拔的意志和智慧，克服了重重障礙，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從建國初期的百廢待興，到改革開放的春風拂面，再到如今的經濟騰飛，一切成就都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都離不開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心、奮發圖強的拼搏精神，其中包括新四軍傳承發揚的革命精神，時刻警醒人民要牢記“紅色政權是從哪里來的？”
（五）復興過程
人民共和國是在經歷無數的磨難和挑戰之后，從苦難中堅定地走來，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引下，必將走到民族復興的彼岸。這一歷史進程中，新四軍歷史文化中蘊含的不怕困難、不畏艱險，勇于斗爭、敢于勝利的精神，必將是激勵我們直面內外部挑戰，勇往直前的偉大精神力量。
硝煙已散去，但新四軍功績永存，精神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