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自12歲離開淮安后就再沒有回過蘇北老家，但他的心里始終裝著家鄉父老。蘇北與南京僅一江之隔，在南京梅園新村期間，作為中共代表團負責人的周恩來時刻牽掛著蘇皖解放區的建設和安危，那里的軍民也和周恩來和衷共濟，共同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民工修建運河堤
蘇皖邊區水患牽掛著周恩來的心
1946年夏季，江淮地區連降暴雨，淮河、大運河水位不斷猛漲，蘇北解放區廣大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為此，蘇皖邊區政府積極部署運河沿岸各地區黨組織和政府的工作，全面整治運河堤防，同時急電南京梅園新村，請求中共代表團要求國民黨開放長江、淮河及運河的沿江各壩，緩解災情。接到電報，周恩來十分焦急，他立即發電給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請求轉飭江北運河工程局開放沿江各壩，讓大水入江，使運河沿岸各縣免遭洪水威脅。
不想當時的國民政府不但沒有開放江壩，反而以“有礙國軍行動”為名，借水災之際加強對解放區的進攻。他們以重型轟炸機轟炸高郵附近堤防，掃射修堤人民，29名河工遇難，傷人無數。周恩來聞訊后極為憤慨，一邊安排負責宣傳的宋平、范長江等人，迅速將蘇北運河和淮河流域水災情況整理出來，分發給各新聞機構，揭露當局以水代兵、不顧百姓死活的罪行；一邊指示蘇皖邊區政府加緊搶修運河堤。最終，在災情嚴重又無外援的條件下，在反動當局空襲與經濟封鎖的種種阻撓下，蘇皖邊區全長300公里的運河堤，終于在大汛來臨之前搶修完畢。運河堤在抗戰期間被日偽及國民黨部隊恣意毀壞，支離破碎，搶修工程完成后基本恢復到抗戰前的防水標準，贏得了邊區各階層和來此參觀的中外人士的廣泛贊譽。
邊府在較短時間內修復運河南段，中外水利專家表示驚異
為邊區運輸食鹽籌措經費 周恩來巧用美軍登陸艇
1946年5月，中共代表團進駐南京梅園新村后，生活十分艱苦，主要靠在社會上以合法經濟機構負責人身份出面的同志在艱難的經營中為黨籌措經費，同時也靠蘇皖邊區政府的支持。蘇皖邊區政府有兩次支持甚大。一次是1946年秋，周恩來派秘書童小鵬乘坐美軍運輸機飛往蘇皖邊區首府淮陰，找到政府主席李一氓和華中分局組織部長曾山，他們想方設法籌措了兩皮箱法幣，交給童小鵬帶回南京作為代表團的活動經費。另一次是蘇皖邊區政府利用轄下的蘇北鹽墾公司秘密地運送一批食鹽到國統區銷售，所得款項也成為了代表團的活動經費。1946年9月，新四軍衛生部長沈其震受周恩來指示，到淮陰找到兩淮鹽務總局局長陳易，要求從蘇北鹽墾公司堆溝港撥3萬擔食鹽。由于國民政府對解放區實施經濟封鎖，如何將這批食鹽運送到國統區銷售呢？正當為難之時，轉機卻突然降臨。
有一天，港口駛來一艘美國登陸艇，裝載著一部分中華救濟總署運給蘇北解放區的救濟物資。蘇北鹽墾公司坨務股股長李向東正忙著指揮卸貨，忽然接到公司經理劉云派通訊員送來的一紙密封便條，他打開一看，上面寫著“李向東同志，救濟物資卸完后，原船立即上鹽3萬擔放行”，落款是“劉云親筆”。當時李向東十分納悶，放鹽數量如此之大，價值法幣7億元之巨，時間要求又這么急，只憑經理一紙便條，也未說清原委，其中必有緣故。
于是李向東專門去找劉云核實此事，劉云告訴他原委：“以周恩來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駐南京辦事處急需活動經費。這3萬擔鹽是上級專門派人來安排的。通過一定關系，利用為中華救濟總署運送救濟物資的美國登陸艇，裝這批鹽至國統區，比較安全可靠，鹽銷售后的全部收入將作為我黨駐南京辦事處的活動經費”。劉云又說：“向東同志，出于保密，發運這部分鹽不能經過多個部門辦手續，所以只能以我個人的名義通知你放鹽。”
不料，這批鹽在運往國統區上海銷售的途中，還是出了意外—被國民政府鹽務總局稅警緝私大隊查獲扣留。中共南京辦事處的董必武知道后，專門給國民政府鹽務總局局長繆秋杰寫了一封信，繆秋杰接到信后批令稅警團緝私大隊將此批食鹽放行，鹽的運輸和銷售終于順利落實。沈其震到南京專門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受到周恩來的嘉獎。
地主劣紳對抗土改?周恩來智解詰難
1946年5月，蘇皖邊區政府按照中共中央“五四”土改的指示精神，開展土地改革運動，遭到土豪劣紳、惡霸地主的惡意對抗。在特務的煽動下，一些逃亡地主組織所謂的“蘇北難民”到南京請愿，引起了周恩來的關注。為此，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最近上海、南京、重慶等地接到許多封關于蘇北清算斗爭的信件，眾口一詞，提到過火。”建議“可否在蘇北之斗爭方式擇較溫和辦法，以便爭取上層中產者階級。”為此，華中分局和蘇皖邊區政府及時采取措施，糾正“左”或“右”的偏差，制定了“中間不動兩頭平”的土改方針，并發出《關于爭取逃亡地主回鄉分地的指示》的通知，緩解了地主階級的對抗。見此計不成，國民黨特務又利用逃亡地主及流氓，以所謂“蘇北難民代表”的名義，揚言6月26日要到中共代表團辦事處和民盟總部“請愿”，并采取暴力行動。25日，代表團于得悉的當晚即開會研究對策，，周恩來作了具體布置。26日早飯后，辦事處只留下少數人看守，其余大部分人去游玄武湖和靈谷寺，特務們的企圖最終落空。
時隔數月后，11月16日，周恩來在南京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駐地禮堂舉行的告別性記者招待會上，國民政府控制的記者仍就此事向周恩來詰難。周恩來沉著應對，智答記者的挑釁性問題。當時《掃蕩報》的記者居心險惡地問：“我們《掃蕩報》上天天報道蘇北有大量難民逃過長江來，不少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他們都說是你們共產黨在蘇北殺人放火造成的，不知有沒有這種事？”周恩來笑笑說：“有的。但是我們殺的人都是那種為非作歹、欺壓人民、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惡霸地主，蘇北人民非常痛恨他們，甚至要將他們的房子放火燒掉才解恨。我們共產黨雖不提倡放火，但他們壓迫人民、為人民所痛恨，人民才燒他們的房子，這也是人之常情。”聽到這些，在場的許多記者無不報以會心的微笑，《掃蕩報》的記者也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周恩來在南京梅園新村舉行的在南京的最后一次記者招待會，
指著墻上掛著的《國民黨進攻解放區形勢圖》，巧妙地回答了某些記者的挑釁性問題
為破解蘇中危局 周恩來多次致電中共中央
蘇皖解放區襟江帶海，地富人稠，與國民政府首都南京隔江對峙，和握有中國經濟命脈的上海也近在咫尺。蘇皖邊區杰出的民主建設成就，也吸引著國統區的進步人士、知識分子和熱血青年，他們紛紛投奔蘇皖解放區。隨著國共《停戰協定》的簽定，中共中央本著和平民主的真誠愿望，一度準備服從南京國民政府，并計劃將中共中央遷到蘇皖邊區的首府淮陰辦公。1946年1月28日，在延安舉行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周恩來向中央政治局報告關于停戰、政協會議等情況以及中共黨員加入國民政府的名單，并提出中共中央的搬遷問題。政治局對此專門進行了討論。2月2日，中共中央即致電陳毅，指出“必須鞏固華中現有地區，因中央機關將來可能遷往淮陰辦公。” 但“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何況蘇皖邊區欣欣向榮的民主建設和國統區的黑暗統治形成了鮮明對比，令南京國民政府“如芒在背”。國民政府一方面利用談判的幌子為打內戰爭取時間，一方面對蘇皖解放區推行蠶食政策。對此，周恩來多次電告，建議中共中央注意蘇北解放區面臨的嚴峻形勢。6月17日，他致電中共中央：“蔣有可能將東北問題再拖數日，而先在蘇北、山東開刀”，并建議延安令各地，“尤其是蘇北等地，速做各種準備，迎接蔣方的進攻。” 6月29日，他又電告中共中央：“蔣必盡力挑釁，分為明打暗打兩種。建議消滅對方嫡系有生力量，在蘇皖組織游擊戰。”
7月后，形勢越發嚴峻。蘇中戰役爆發前夕，即7月12日，周恩來緊急致電中共中央：“蘇北大戰即將開始。”根據周恩來的建議和情報，蘇中解放區軍民作了充分準備。在粟裕的指揮下，華中野戰軍從7月13日起實施蘇中戰役，最終七戰七捷，殲國民黨軍五萬余人。此役穩定了蘇中局面，迫使國民政府重新回到談判桌前。8月6日，周恩來應邀會見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轉達了蔣介石的意見：同意先成立一非正式小組，商議改組政府。但是在商談前中共必須接受五個條件，第一個即讓出蘇皖邊區。這一無理要求立即遭到周恩來的拒絕。此后，隨著和談的破裂，周恩來于11月19日率中共代表團李維漢、鄧穎超等10余人飛返延安，不久即兼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同毛澤東一起，運籌帷幄，繼續為建立新中國而宵衣旰食，嘔心瀝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