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斌近照
1941年，新四軍蘇中四分區(qū)已順利轉入農村休整的短暫間隙。4月10日，利用日偽在占領主要城鎮(zhèn)后忙于修筑據(jù)點的空隙，四分區(qū)在角斜舊場召開了干部動員大會。時任蘇中四地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的鐘民驕傲地向粟裕匯報：“我們蘇中地區(qū)最年輕的區(qū)委書記只有17歲！”
在如東馬塘一帶，一些七八十歲的老人至今還記得一個“小兔子”。“小兔子”是當年風靡如皋東鄉(xiāng)的抗日話劇《游擊隊的生長》中的一個角色，“小兔子”的扮演者名叫顧斌。
這個17歲就成了區(qū)委書記的正是老人們記憶中的“小兔子”顧斌，現(xiàn)在已是一位89歲高齡的老人。我與顧斌約在她位于南京鼓樓高云嶺的家中。
多少崎嶇坎坷途
顧斌原名顧尚劼，1924年10月27日生于天津，是家中的老二。父親顧光實祖籍南通，上海交通大學鐵路管理系畢業(yè)后，四處漂泊求職。母親吳敬德曾以絕食爭取讀書的權利，成為如皋師范的第一批女畢業(yè)生和女教師。婚后，為了生計和操持小家庭，拖兒帶女輾轉于天津、北京和江蘇各地。
顧斌自幼愛聽母親講故事。從梁紅玉抗金、文天祥殉國、展昭的俠義、冰心的仁愛，到張謇的造福桑梓……涓涓滴滴，滋潤了顧斌幼小的心靈，她一心想著行俠仗義，鏟除人間不平，報效祖國。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之前，顧斌父親在鐵路南京浦口段做財務工作，一家人在三牌樓附近的出租房居住，顧斌就在三牌樓小學讀書。顧斌回憶道：“1937年冬，國民政府撤離南京，我父親留了下來，他讓母親帶我們先到南通避難。”沒來得及和父母分享考上南京第一女中的喜悅，12歲的顧斌就和4個兄弟姐妹一起，跟著懷孕的母親坐上了開往南通的江輪，父親則跟隨國民政府一路西遷，從此天各一方。
子夜，船到天生港。狂風大作，過江的小劃子船根本無法靠上江輪，只好繼續(xù)東去，停靠在上海十六鋪碼頭。寒風中一家人好不容易擠上了船，媽媽拉著顧斌的手，站在甲板上，船緩緩駛離碼頭。突然間，岸上船上，撕心裂肺的嚎哭聲，蓋過了江水的嗚咽和汽笛的吼叫。媽媽抽泣著說：“孩子，這就是國破家亡啊！”
一家人在平潮老家驚魂未定，侵略軍的炸彈就落在了南通。剛分娩的母親帶著老小七口人，蜷縮在一條鋪著稻草的船中，繼續(xù)向東逃去。
投身革命得新生
1938年開春，在如東曹埠鎮(zhèn)何灶一所廢棄的小學教室里，顧斌母親招了二三十個學生。那時考上中學的顧斌因逃難沒法上學，就幫母親教學生識字，輔導小學生做功課，教他們唱《義勇軍進行曲》。秋天到了，金色的陽光照在禾場上。一天顧斌正帶著學生們出操。禾場邊走來一男一女兩個外鄉(xiāng)人，女的還戴著眼鏡。來人走進教室，和母親攀談起來。見顧斌進來，對她說：“你帶的這幫孩子多好啊，為什么不組織兒童團呢！小孩子能為抗日做好多事呢……”這兩人是駐扎在曹埠鎮(zhèn)的國民黨“特務總隊”政訓處的郭守信和姜辛耘。這支隊伍的政訓處和政工隊由從上海和南通來的一批進步青年組成，受中共江北特委領導，這二人都是中共地下黨員。
10月下旬，曹埠響了一夜槍聲。天亮了，特務總隊沒了蹤影。一連十幾天，顧斌像丟了魂兒似的逢人就打聽郭守信、姜辛耘們的下落。聽說他們已經轉到了馬塘的“抗戰(zhàn)支隊”中，顧斌穿著一身蘆花布的小褂褲，一口氣從曹埠趕到馬塘鎮(zhèn)西頭的農民倉庫，見到他們，說什么也不肯再回去了。眼看天快黑了，顧斌發(fā)現(xiàn)他們對一個笑瞇瞇在旁不作聲的人很尊重，就蹭到他跟前。他拍拍顧斌的肩膀說：“我們這里苦得很咧，你不怕啊？”“當然不怕！”他聽了，笑著說：“好！那就留下吧。”這個笑瞇瞇的人，就是中共江北特委在“抗戰(zhàn)支隊”的地下黨負責人陳偉達。
隨后的日子里，顧斌和“抗戰(zhàn)支隊”的同志們一起，組織兒童團、婦女姐妹會、巡邏隊，辦農民識字班，教大家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話劇等等。他們白天四處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演出，吃飯有一頓沒一頓，晚上睡在地上的稻草窩。年少的顧斌剪一頭西式短發(fā)，赤腳穿著一雙破力士鞋，她卻一點不覺得苦。
這年冬天，后來以一曲《別處哪兒有》聞名蘇中解放區(qū)的政治處宣傳干事史白，編寫了一出五幕話劇《游擊隊的生長》。顧爾鑰扮徐二先生，顧斌扮小游擊隊員小兔子，史白扮小兔子的爺爺。
劇中的高潮部分，是游擊隊得到情報去伏擊日軍，小兔子爭著要去參加戰(zhàn)斗。伏擊勝利了，小兔子卻身負重傷。爺爺來部隊看望孫子，當他把一個脆餅塞到小兔子手中，小兔子帶著微笑喊了聲“爺爺”，永遠閉上了雙眼，手中的脆餅掉在地上。爺爺撲上去，悲痛欲絕地呼喚：“我的小兔子啊……”此時，臺上臺下一片淚眼朦朧，旋即爆發(fā)出雷鳴般的吶喊：“為小兔子報仇！”“打倒日本鬼子！”
從掘港、苴鎮(zhèn)到豐利，這部戲演到哪里火到哪里，四鄉(xiāng)八鎮(zhèn)的孩子們成了顧斌的追隨者，見了顧斌就跟在后面喊：“小兔子！小兔子！”
顧斌的號召力讓“抗戰(zhàn)支隊”的同志很欣賞，他們把顧斌當作重點對象培養(yǎng)，而且安排她再次進入學校讀書。“我不想上學，可領導說這是任務，讓我在上學期間隱蔽著，在學生中發(fā)展抗日進步力量。”這樣一來，顧斌就同意了，她來到馬塘鎮(zhèn)的邱升中學成為一名初中生。邱升中學其實是為解決逃難學生讀書而設立的，建議開這間學校的就是中共地下黨員。當時，曾任江蘇省長的愛國士紳韓國鈞出任校董事會董事長，而“南通四才子”之一的顧貺予就在這里做老師。
讀書期間，顧斌與顧貺予老師的兒子、地下黨員顧爾鑰成為了好朋友。平時，顧斌和同學們一起聽課學習，課余時間，她便尋找機會給大家宣傳抗日思想，很多中學生們被吸收到當時中共的一個半地下組織“青年抗日協(xié)會”中。
“1940年2月2日，我正式入黨了，顧爾鑰就是我的入黨介紹人。”顧斌回憶道，那天下午，顧爾鑰把她叫到學校河西教工宿舍后面的一間草房里，拿出一個火柴盒。顧斌拉開一看，里面是一面鮮紅的黨旗，鐮刀鐵錘灼灼閃光。見顧爾鑰含笑注視著自己，顧斌一下子明白了——盼望已久的時刻到了！剎那間，熱淚奪眶而出。16歲的顧斌舉起右拳，莊嚴地一字一句地跟著顧爾鑰宣誓，成為“邱中”的“二號紅色種子”。“我們都是冒著生命危險，可我不害怕，做好了一切準備。”顧斌說，為防止家人擔心，她入黨的事情沒告訴母親。
抗日的烽火，在“邱中”越燃越旺，地下黨支部很快發(fā)展到19名黨員。黃橋決戰(zhàn)后，新四軍主力東進至海安、如東，顧斌和戰(zhàn)友們秘密送了一批又一批戰(zhàn)友和進步學生加入革命隊伍。
1941年初，顧斌被組織上委派到豐利區(qū)擔任區(qū)工委書記。這個長著娃娃臉、身背小馬槍的“細女伢兒”，成了豐利壩一帶群眾愛戴、敵偽畏懼的風云人物。
難忘區(qū)隊通信員
1941年日軍“八一三”掃蕩后，顧斌領導的豐西區(qū)陷入敵人據(jù)點的包圍中，與縣委的聯(lián)系被隔斷。她把鄉(xiāng)自衛(wèi)隊集中起來，建立了一支區(qū)武工隊。這支30多號人、20來條槍的區(qū)隊慣于晝伏夜行，聲東擊西。每次行動，顧斌都是帶著兩個機靈的戰(zhàn)士走在隊伍前面幾百米當尖兵，他們“鋤奸”“打狗”，頑強地與日偽斗爭。
一天晚上，按照慣例，顧斌帶著三名武工隊小組成員和區(qū)隊通信員管唯高一起外出偵察。當時原區(qū)隊通信員田寶榮參軍離開后，年輕小伙管唯高因為酷愛駁殼槍便自告奮勇成了新的區(qū)隊通信員。
他們五人在拂曉時分聽到敵人集合號后才劃著小船回頭，途經馮家蕩村頭時，管唯高上岸取寄存在村長家的文件。此時敵人悄悄進了村，被放哨的民兵發(fā)現(xiàn)后兩方打了起來。管唯高從村長家取回文件時正遇上逃跑的群眾，群眾叫他趕緊掉頭離開，管唯高卻堅持要回到船上：“不行，顧政委的駁殼槍還在我這里，我要回去保護她的安全！”
往回跑的路上，管唯高與敵人遭遇，相持中他只得開槍警示船上剩余四人。顧斌在船上聽到槍聲后，命令其余三個會水的武工隊員趕緊下水，自己則用手慢慢劃船駛離岸邊。
敵人在微弱的光線下發(fā)現(xiàn)了河上的動靜，情急之下顧斌提高聲音裝作是半夜出來收魚卡子的漁民。此時放哨的農抗隊員陳萬圓和他的侄子認出了顧斌的聲音，便自己靠向前吸引敵人，顧斌這才得以劃船離開。
上岸后眼看著天快亮了，顧斌先是抱著大樹的軀干藏了一會兒，后來又爬到被百姓稱為“蛇園”的大墳堆里躲著。敵人放高哨了，她便躺在蘆葦之中隱藏起來。敵人忙活了一上午，中午時分開始殺雞宰豬。顧斌趁著高哨上的敵人下去吃飯才敢活動身體。下午顧斌躺在蘆葦叢中聽到百姓活動的聲音，料想敵人應該是走了，這才爬了起來準備回去。
回河邊找船的路上，她看到路邊躺著一個人，便急忙上前。走近了才發(fā)現(xiàn)這人身上多處傷口已經去世，他的胸口被刺傷，從他身體流出的血已經變黑。因為血流干了，臉也變得清瘦，顧斌一時沒能認出這個人，仔細一看才發(fā)現(xiàn)，這個躺在地上的正是自己的通信員管唯高。
因為管唯高是家中的獨子，他去世后組織上就把他已出嫁的姐姐找回來照顧父母，當?shù)厝罕娔贸龉撞膶⑺霘毎苍幔€找來和尚為他超度。
面前這位和藹的長者，講到這些往事時仍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流下了痛心的眼淚：“我有過三次驚險的經歷，幸得百姓和其他同志的幫助才能一次次死里逃生，現(xiàn)在每逢清明節(jié)，我唯有燒些紙錢給他們，寫上他們的名字，奉上我的不盡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