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陶勇在“井岡山”艦當兵
“文革”驟起的1967年1月21日，海軍副司令員、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突然死在艦隊機關招待所院內一個寬僅容肩、深不及頂的井里。自殺？他殺？成了“文革”開始后海軍的第一宗大案。
與林彪集團的矛盾和斗爭由來已久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陶勇任司令員的東海艦隊，是海軍成立最早、實力最強、擔負戰斗任務最多的部隊。史載，從海軍組建至1962年初的十幾年里，東海艦隊參加大小戰斗350多次，擊沉、擊傷敵方艦船120余艘，俘獲艦艇50余艘，擊落、擊傷飛機80余架，是一支戰功卓著、英雄輩出的部隊。但林彪接替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后，于1962年4月派出龐大的檢查團，在對東海艦隊進行近一個月的調查后，卻得出結論：“問題成堆、基層薄弱、關系緊張、風氣不好”，“中央、軍委和林總（林彪）的一些重要指示沒有落實”。
在1960年前后，東海艦隊在訓練中確實發生了潛艇沉沒、飛機外逃等幾起重大事故，在工作中也存在著某些薄弱環節。但對檢查團的結論，陶勇不能認同：這不是來檢查工作、解決問題，是來找岔子、打棍子的。在檢查團臨走前的匯報會上，陶勇當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檢查團領導拍著他的肩膀說：“調查團的結論不是沖你來的，不是針對你東海艦隊，而是對著上面的。”他們隱隱地告訴陶勇，此次調查是林總親自部署，目的是收集海軍司令員蕭勁光、政委蘇振華的材料，準備解決海軍問題的“炮彈”。
此次調查結束不久，6月10日，國防部即正式下達命令，將檢查團幾名主要成員，總參軍訓部部長李作鵬、總政組織部副部長張秀川等，調入海軍。從此，李作鵬以海軍常務副司令員的身份拉幫結派，在林彪支持下向蕭勁光、蘇振華節節發難爭奪權力。
陶勇不僅是東海艦隊的司令員，還是海軍副司令員，并且以赫赫戰功深受軍委首長和老帥們賞識。李作鵬當然清楚其在權力斗爭中的分量。到職不久，他就派人給陶勇送去兩斤長白山人參，結果被陶勇退回。隨后，李作鵬又幾次找陶勇個別交談，也沒有結果。一次次碰釘子后，李作鵬遂放棄“拉”的念頭，將他與副司令員劉道生等一起，劃為“蕭勁光、蘇振華的人”。陶勇也越來越看清了李作鵬等人的嘴臉，對他們打擊海軍主要領導、爭奪權力的行為，進行了堅決抵制和斗爭。
1962年12月，海軍黨委召開擴大會“貫徹林副主席的三條指示”。李作鵬等人以軍委檢查團的匯報材料為據，對海軍成立十幾年來的工作和蕭勁光、蘇振華等海軍領導此前講話中的一些主要觀點、重要提法，進行了無端的歪曲、指責。蘇振華被迫作了檢查（蕭勁光因病住院未到會）。幾位不贊成李作鵬等人做法的領導同志，以不同方式拒絕發言。陶勇則明確表態：海軍成立十幾年來工作中有錯誤，但成績是主要的，不存在“方向、路線性的錯誤”。這種態度令李作鵬一伙大為惱火。
陶勇與李作鵬一伙分歧、對立進一步明朗化，是在1965年10月底至12月中旬召開的海軍黨委第三屆二次會議上（以下簡稱“三二”會議）。這次會議是李作鵬決意要開的。是時，李作鵬等人來海軍已三年多，李已成了黨委主持日常工作的“核心”。他所以執意召開這次會議，主要目的是通過會議和文字的形式肯定他們到海軍后的功績，記錄下他們對“林副主席”的忠誠，為進一步攫取海軍領導權作準備。會上，部分黨委成員在李作鵬等人的唆使下，以“總結海軍近三年的工作”為名，對蕭勁光、蘇振華等海軍領導進行了尖酸刻薄的貶斥、攻擊，甚至謾罵。會議開了一半，陶勇氣憤難耐，即以籌備召開崇武以東海戰慶功會為由請假回了部隊。臨行前，李作鵬點名要他對擬在會上通過的《關于貫徹執行1963年海軍黨委擴大會議決議的基本總結》（后統稱《三年基本總結》）表態。陶勇毫不含糊地說：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海軍始終是占主導地位的，海軍建設、海軍部隊的戰績，有目共睹，我們不能割斷歷史。即便領導同志有錯誤，在黨的會議上，出言不遜、殺氣騰騰也是不妥當的。說完，他憤憤地離開會場。這次會議決議，以“對林副主席指示、對突出政治的態度”為標準，將海軍團以上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劃分為高舉的、猶豫的、反對的三種類型。陶勇理所當然地被劃入反對的一類。李作鵬親自主持把會議上的分歧、爭論寫成《海軍黨委常委內部爭論問題的情況報告》，上報中央軍委。
“三二”會議結束不到半年，海軍黨委于1966年5月27日至8月25日又在北京召開了第三屆三次會議（6月17日后改為黨委擴大會議，以下統稱“三三”會議），議題為“肅清羅瑞卿的錯誤對海軍的影響”。接到通知，陶勇清楚這是“三二”會議的繼續，遂以身體不好為由拒絕到會。直到7月初，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明確表態，李作鵬一伙在會上導演的奪權（以群眾要求名義報軍委，罷黜蕭勁光、蘇振華領導權）陰謀敗露，葉劍英元帥點名要陶勇出席會議，他才連夜乘飛機赴京。在會上，他先后幾次發言，對李作鵬一伙拉幫結派、搞非組織活動的行為，進行了嚴厲的揭露和批評。迫于形勢，李作鵬一伙在會上作了檢查，但他們并不甘心認輸。
矛盾在“文革”中加劇
海軍“三三”會議結束不久，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就通過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傳話給陶勇：“海軍的風向要變！”
其實，“三三”會議還沒結束，海軍的風向就已經開始變了。
在1966年8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被選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成了“二號人物”。全會結束的第二天，即“三三”會議尚在進行中的8月13日，林彪在與總部領導的談話中就對海軍領導作了評價：“李作鵬、???、???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突出政治的，反對羅瑞卿有功的?！薄笆拕殴狻⑻K振華是反對我的?！薄昂＼姟瘯h要收兵停戰。”8月25日，“三三”會議草草通過了關于否定李作鵬一伙非組織活動的決議，宣布結束。深知李作鵬等人背后有靠山的陶勇，對政治斗爭之復雜、自己面臨形勢之危險，十分清醒。“三三”會議期間，一位老戰友幾次打電話要去招待所看他，他都堅決謝絕了，最后不得不在電話里解釋：“他們（林彪、李作鵬等）正在設法整我，何必讓他們多揪一個……”
“三三”會議之后，林彪通過看大字報（林于9月22日、23日先后兩次到海軍機關“看大字報”）、即席講話等方式，一再表示對李作鵬等人的支持。很快，機關上下無人不知“李作鵬是堅定的革命左派”、是“林副主席信得過的人”。翌年1月中旬，在林彪支持下，海軍黨委改組，成立了“以李作鵬等為核心的海軍新黨委”，“三三”會議的決議便徹底推翻了。以李作鵬等人為核心的“革命左派”，控制了部隊的領導權。蕭勁光被揪斗，蘇振華、劉道生、杜義德等多數海軍首長，司政后機關大部領導，相繼被軟禁、隔離審查。在東海艦隊，一向深受部隊擁戴的陶勇，說話也不那么靈了。有的人為了取得“左派”首長的信任，甚至監視陶勇的行動，打陶勇的“小報告”。
東海艦隊機關的駐地上海市，是“文革”動亂的發源地和風口。1966年初冬，市委、市府機關已陷于癱瘓狀態。市委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等領導人，被“造反派”揪來揪去，無休止地批斗、游街。面對這種情況，以坦蕩無私、敢作敢為著稱的陶勇當然不能坐視不問。一天，他聽說市委召開領導干部會議找不到安全地方，當即把電話打過去：到我們這里來開，部隊安全！為防“造反派”沖擊會場，陶勇還專門部署官兵站崗警戒。聽說市委有的領導同志在批斗會上遭受毆打，陶勇親自到批判會現場或派人暗中給予保護。剛做了肺癌手術在市委招待所休養的江蘇省省長惠浴宇，在“造反派”日夜不停的鼓噪聲中寢食不安，陶勇派人悄悄將他接到艦隊機關保護起來。
很快，陶勇保護地方“走資派”，抵制海軍“左派”首長領導等問題，被人一一報告海軍機關。這對一直想拔除陶勇這顆釘子的李作鵬等人來說，無疑是極有分量的材料。李作鵬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組織“紅聯總”，明里暗里多次向進京串連的海軍院校的“造反派”透露這些東西，煽動他們造陶勇的反。經過多日串連、密謀，由海軍高級?？茖W校等單位“造反派”組成的所謂“南下捉鬼隊”一行五人，于1967年元旦后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列車。
是時，陶勇因做闌尾手術加之胃病復發，正在杭州的海軍療養院。他沒有想到，險惡正向他一步步壓來。
死在機關院內深不及頂的水井里
1967年1月，隨著以王洪文為首的“造反派”奪取市委、市府的領導權，上海市動亂達到高潮。受此影響，東海艦隊的文工團、體工隊等單位，開始貼大字報，有人提出要開展“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聞此情況，陶勇于1月14日晚迅疾返回上海。
15日一上班，陶勇即主持召開艦隊黨委常委會，分析形勢，研究保持部隊穩定和新年度工作計劃等問題。會議決定，從當日起，常委分頭到要求搞“四大”的訓練團、文工團、護士學校等幾個單位，有針對性地做穩定工作，宣傳軍委有關指示精神，強調有意見可通過正常渠道反映，但不能開展“四大”。此后幾天里，陶勇大部分時間都在這幾個單位，聽取領導和群眾代表的意見，傳達、宣傳軍委相關文件精神。
19日上午，陶勇在艦隊政治部會議室里同政治部副主任柳夷進行了一次非同尋常的談話。他告訴柳夷，海軍黨委已正式作出決定，由李作鵬主持日常工作。兩天前蘇政委已被抄家、軟禁了。稍停，他心情沉重地說：“柳夷同志，今天下午你得乘飛機去北京，由保衛員送你去。這是李作鵬親自批的。你就受點委屈吧！”接著他又說，海軍“三三”會議后段你我都參加了。會上對李作鵬他們提了意見，這筆賬李作鵬他們不會放過的?！傲耐?，你前腳走，我也跑不了，說不定明天就會來揪我。沒有什么了不起，無非是戴高帽、游街。這些嚇不倒我們，我已做好了充分的準備。”送走柳夷后，陶勇心里說不出的沉重。這天晚上，他似有預感地對兒子張小勇說：“我可能要帶你上風波亭了……”
隨著社會動亂加劇，地方“造反派”直接把手伸進了部隊。接連兩天，艦隊機關兩個曾在地方參加“四清”工作的干部被地方“造反派”極其野蠻地扯下領章、帽徽，戴上高帽子挾持而去。19日晚，陶勇主持召開艦隊機關處以上干部會議，專門講這一問題。他在會上強調，軍隊干部參加地方“四清”運動，是艦隊黨委遵照中央軍委的指示決定的。如果這方面有什么問題、錯誤，由艦隊黨委，首先是我負責，這些干部本人沒有責任。地方“造反派”不能隨隨便便來部隊揪人。并當場宣布：艦隊機關大院自即日起，加強警戒。嚴格門衛、崗哨和值班人員制度，絕對禁止地方“造反派”隨便進入營區綁架、揪斗干部。
21日早7點多，陶勇乘車前往艦隊司令部機關。前一天，即20日，他在梅嘉生副司令員陪同下，在艦隊工程部所屬的加工廠、護士學校等單位接見工人和學生代表，做思想工作，忙了一整天。晚上，他又到訓練團，與“造反派”代表談話直至凌晨4點。擔心因群眾游行路上堵車，他和衣靠在沙發上休息了一下，草草吃罷早飯，就坐車出發了。但街上已經不斷有大大小小的游行隊伍穿過。往常從他居處到艦隊機關大院只需十幾分鐘，這天卻走了半個多小時?？粗稚系幕靵y局面，陶勇心緒說不出的煩亂。8點一上班，他掛通了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的電話：聽說張春橋還在上海，他在哪里？我想與他談談運動問題。廖政國回答：好多人找他，只是不知在什么地方。不過，有軍報和《紅旗》雜志的兩個記者在這里，他們是專門來調查了解運動情況的，有什么意見你可以向他們反映。陶勇同意請他們到艦隊來談談。
10時，兩名記者在廖政國陪同下來到陶勇辦公室。廖政國作簡單介紹后，陶勇即開門見山地提出了他思考多日的問題。他說，有些運動中的問題想通過你們向黨中央、中央軍委、“文革小組”反映一下，希望中央針對問題作出明確規定，以便我們掌握，使運動健康發展。第一，東海艦隊是戰備部隊，中央明文規定不開展“四大”，但有些單位不顧中央規定堅持搞“四大”。如艦隊訓練團，按其性質不屬于“四大”單位，可是那里的一些學員、干部受海軍院校南下“造反派”的煽動執意要搞“四大”。類似這種情況怎么處理，中央要作出明確規定。第二，“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運動的成果要鞏固。近來上海不少工廠、農村基層單位的造反組織不斷到部隊揪斗參加地方“四清”工作隊的干部。參加“四清”的干部是執行艦隊黨委決定去的，他們是按照上級的指示做工作，他們個人沒有責任。希望中央早日作出不準揪斗他們的進一步規定。講到這里，陶勇沉思著停下來。記者看出他還有話要說，但又不便啟齒。（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