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曾講過，在他小的時候，爺爺曾讓父親兄弟幾人談談長大以后的志向。叔叔伯伯們有的要當縣令，有的要做府尹。爺爺聽了很高興，讓奶奶給他們一人煎一個荷包蛋。輪到父親，他回答說：“我不想當官。”爺爺一聽，臉沉了下來，說父親沒有出息。父親卻引了孔子的一句話作為回答：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以平天下。爺爺拍案叫好，讓奶奶煎兩個荷包蛋以資獎勵。父親投身革命后，身經百戰，歷經坎坷，最后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他很為自己的奮斗生涯而自豪。但他有自知之明，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力的限度。他曾說過：“毛主席、周總理高瞻遠矚，掌握全局，領導革命走向勝利。比起他們，我差得遠。我有過動搖，當然只是一下子就過去了。我也犯過錯誤。但是，在總的方面，我是能夠貫徹黨的路線，完成黨交給的任務的。”他爽朗易處，謙虛自抑，因此，在同輩人中人緣很好。
父親很好客，家里經常高朋滿座，周總理、鄧小平、李富春、李先念和幾位老帥都來家里做過客。地方的同志來北京開會，父親也照例要做東，請他們來家吃飯。不過開支太大了，母親就要同父親算算賬。一次超支太多，父親一看賬單大吃一驚，趕快向母親保證：一少請客，二少吃請，少欠賬，三多寫稿子賺錢填窟窿。
記得有一次媽媽帶我去探望鄧媽媽，正好周總理從外面回來，看見我們，就說：“剛才還同主席談到陳總在國外的訪問呢！主席關心陳總的身體，我報告說陳總身體好，胃口好。主席卻說：‘不見得吧？陳總胃口好就糟了，張茜同志聽了一定不高興。這是機密，可別告訴張茜喲！’”我們聽了，都笑起來。這些家庭瑣事，主席、總理居然都知道啦！是呀，胃口好又怕發胖，是父親最頭痛的事。在飯桌上，母親總是管著父親：這個不能吃，那個要少吃。管得多了，父親就會抱怨說：“不要干涉內政嘛！”家里“干涉內政”的趣事不少，父親血壓高，醫生要求他戒煙，家里不買煙，掐斷供應。父親也表示要戒煙，可是參加外事活動，一看茶幾上擺著煙，忍不住又抽起來，結果上了新聞紀錄片，少不得聽母親的數落。一次母親發現父親口袋里有一盒煙，一問原來是接見外賓時順手牽羊拿的招待煙。母親生氣，對父親說：“抽抽招待煙也就罷了，還要拿，堂堂的副總理、外交部長好意思占公家的便宜。”沒辦法，家里只好再買煙，限量供應。不過父親煙癮不算大，過了一段時間真的戒了，全家人皆大歡喜。還有一次，廖承志拿了個榴蓮果到家里來，父親叫母親和我一起吃。我和母親聞不慣那股味道，都不吃，只陪他們坐著。廖公勸我們說：“這是最好吃的東西，華僑吃了都不想回家了，流連忘返么。”父親說：“不要管他們，他們不吃，我們可以多吃。”他們開口大吃，不一會兒一個大榴蓮就吃光了。兩人意猶未盡，竟用手指把滴在桌子上的榴蓮汁蘸著往嘴里抹。母親一下子跳起來沖他們喊：“看看你們這個樣子！就像小孩子一樣，臟死了，兒子就在跟前，還真好意思吮手指頭。”他們兩人一邊尷尬地笑著，一邊加快速度蘸呀，抹呀，一會兒功夫桌子給“打掃”得干干凈凈。
陳毅夫婦及其子女合影
父親對劉少奇伯伯是十分贊佩的。記得1958年毛主席退居二線，劉少奇伯伯擔任了國家主席時，父親問我們有什么想法。大哥回答：“感到有點兒突然。”父親說：“這有什么突然呢？少奇同志是久經考驗的黨的領袖，‘七大’以來就是黨的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多年了。毛主席還是黨的主席嘛，他集中力量做理論工作，對黨和人民是有好處的。”后來父親還說過：“少奇同志黨性很強，在他那個位置上，能主動做自我批評很不容易。”
對林彪，父親似乎是有過微辭的。1964年12月的一天，父親和母親叫我去看毛主席給林彪的信。毛主席手書了曹操的《龜雖壽》詩，勉勵林彪養好身體。那時，全國都在學林彪提出的“三八作風”、“四個第一”，他正如日中天，炙手可熱。林彪把主席的手書翻拍成和原件一樣大的照片，分送政治局諸成員。看完了毛主席的手跡，父親卻對母親漏了一句話：“只有他（指林彪）可以這樣做，別人要是這樣就是吹噓自己。”顯然，他對當時不正常的黨內生活是有看法的。
最令我感慨難忘的是父親和康生的關系。解放后，康生一直“不得志”，經常住院，據說精神也不太正常。父親素來為人寬厚，認為他是個相識多年的老同志，雖然有錯誤，但不應過于冷落他。在他“門前冷落車馬稀”的時候，父親常去看望他。那時康生對父親真是感激涕零。一次，他請父親和郭沫若吃飯。康生把多年收藏的硯臺統統端出來，滿滿擺了一客廳。他還詳細地講解什么是魚眼，什么是水紋等，確實是博學之士。吃飯時，父親、郭老和康生更是高談闊論。我只記得他們先談昭君出塞，好像是鼓動郭老寫“翻案文章”，后來又談詩詞，我記下了最有趣的幾首：
梅須遜雪三分白，
雪卻輸梅一段香。（宋，盧梅坡《雪梅》）
春夢暗隨三日景，
曉寒瘦減一分花。（明，湯顯祖《牡丹亭》）
偷來梨花三分白，
借得梅花一縷魂。（清，曹雪芹《紅樓夢》）
那天父親的興致很高，他指著郭老和康生對我說：“他們都是大學問家，學識淵博，你要好好向他們學習。”又對康生說：“我這個兒子比較遲鈍，拜你為師如何？”康生滿口答應。
可是，曾幾何時，正是這個原先對父親推崇備至的康生，卻欲置父親于死地。八屆十二中全會時，他惡毒誣蔑說1959年父親要搞政變，并帶頭對父親大肆圍攻。父親忍無可忍，最后上書毛主席，駁斥了康生的無恥讕言，激憤地表示：你們何必這樣大動干戈呢！不就是想打倒我陳毅嘛……信遞上去，圍攻暫時停止了，但后來又背上“二月逆流黑干將”和“老右”的罪名，郁郁終生。“朝真暮偽何人辨”，父親以生命為代價向我揭示了做人的真諦。像父親那樣竭誠待人，有時也許會吃虧，但終將被世人所稱頌。而恩將仇報者，落井下石的奸佞小人雖能討得一時便宜，卻最終為人民所不齒。
對個人權位，父親一向是看得淡的。文革之前兩三年，父親曾萌發過退休的念頭。有一次從非洲訪問回來，父親感嘆地對我說：“那些國家的外長比你大不了幾歲！我這個老頭子同他們打交道真有點吃不消。你可要珍惜大好時光呀！”后來我又親耳聽他對母親說：“我真想退休！想趁有生之年辦三件事：一是編詩集，二是出文集，三是寫回憶錄。”母親勸他：“現在就退下來算了。”父親搖搖頭答道：“我向總理提過，總理說現在不行，等兩三年以后再說。”然而，他等來的卻是文化大革命，他的夢想被無情地粉碎了。
文革開始時，父親就有一種危機感。最初，他并不反對搞文化大革命，主觀上一直是想跟上毛主席的。1966年6月上旬的一天，他對我說：“這一次文化革命來勢很猛，你應該積極地參加。但一定要按黨中央的政策辦事。年輕人頭腦容易發熱，容易犯錯誤，上壞人的當。一切都要靠你自己。我管不了你，也不能為你的行動負責。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別人找你，你就說不知道。總之，我們不要互相影響，互相牽連。”我知道父親第一次不再把我看成是一個孩子了。從那時起，我對可能發生的一切就有了思想準備。不久，我搬到學校去住，只是在周末回家看看。我和父親似乎有了一種默契，在家極少討論運動的情況，我對文革的想法和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從來沒有告訴過父親。反正父子見了面，就知道彼此還好，沒出大事。至于今后如何，也不去多想，“朝不慮夕”嘛！
1967年1月第一個周末，我剛回到家里，母親就對我說：“你不要在外面到處亂跑，現在情況復雜得很！”我說：“我在下廠勞動，沒有亂跑呀！”父親突然發火了，但并不是沖著我：“你看到滿街打倒陶鑄的大字報了？陶鑄是新選出來的中央常委，黨的第四號人物，昨天還在一起開會，今天就被打倒了。我是政治局委員，卻一無所知。這是建黨以來從來沒有過的事。有一小撮壞人在搗亂，他們要搞垮我們的黨。”看著父親激憤的表情，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過了一個月，情況似乎好了一點，父親的心境稍稍開朗了一點。有一次吃飯的時候，父親的臉上又顯露出近一年來少見的笑容。他對母親說：“譚老板（譚震林叔叔）硬是有辦法，他居然寫信給主席罵了那個夫人，主席就批準他不用做檢討了。”我聽了也很高興，似乎局勢要好轉了。可是，我們都太天真了。又過了三周，街上出現了“打倒二月逆流”的大字報，父親的名字倒過來貼在街上，還打上了紅叉。當周末我又回家時，家里的氣氛非常凝重。父親黯然地對我說：“這次我犯了大錯誤，能不能過關就看毛主席的態度了。我不是三反分子，我要認真地檢討錯誤，我希望能改正錯誤，但事情并不完全取決于我。今后你要靠自己了，要準備有一天人家不讓你進中南海，不讓你進這個家。如果真是那樣，不要管我們，不要為我們擔心，自己去闖。”母親含著淚塞給我一個存折。我手里拿著存折，心里知道情況已經岌岌可危了。
但是，父親并沒有過多地考慮自己，仍然為國家的前途憂心如焚。1967年初夏的一天，父親晚飯吃得很少，一直愁眉不展。母親關切地問：“不舒服了嗎？”父親緩緩地搖搖頭，心情沉重地說：“外交部沒有人管，這樣下去要出大亂子的。”母親說：“那你應該向主席報告呀！”父親臉上浮出苦笑：“找主席？現在恐怕不好見了。”母親說：“那么找康生，他是分管外交的。”父親的眼里閃過一絲鄙夷的目光說：“找他？就是他們在那里煽動，找他有什么用處。看來只好找總理，可是他的壓力也大……”我在一旁久久地端詳著父親。這還是那個豪爽樂觀、笑聲朗朗的父親嗎？文化大革命才一年，他的兩鬢全白了，步履蹣跚，臉上經常帶著倦容和怒意。我突然辛酸地感到，父親顯著地衰老了。（本文摘自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