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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泰斗許毅:革命隊伍中的“糧官”
作者:魏冉 責任編輯:黨亞惠 來源:《鐵軍·紀實》 日期:2014-03-05 瀏覽次數:7859
他出生于1917年,是十月革命的同齡人;他出生在江蘇南通,是清末狀元張謇的同鄉。戰爭年代,他有勇有謀,是革命隊伍里任重道遠的“糧官”;和平時期,他苦心鉆研,是財經研究領域的泰斗。他叫許毅,在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歷程之后,他說:“我只是一個平凡的人”。
20世紀的中國歷經了從百年屈辱到民族復興的風云變幻,在那個時勢造英雄的時代,他的經歷充滿了苦辣酸甜:他出生于1917年,是十月革命的同齡人;他出生在江蘇南通,是清末狀元張謇的同鄉。戰爭年代,他有勇有謀,是革命隊伍里任重道遠的“糧官”;和平時期,他苦心鉆研,是財經研究領域的泰斗。他叫許毅,在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歷程之后,他說:“我只是一個平凡的人”。
“戰時青年救亡宣傳隊”成員,前排左起張炎、林勁秋、張冰,后排左起杜諾、許毅
棉紡廠學徒投身抗日,屢遭坎坷始終矢志不移
1917年11月16日,許毅出生在江蘇省南通縣姜灶鎮。這一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而許毅的家鄉南通,曾出過清末狀元張謇。張謇后來辭官經商,被譽為近代中國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先驅。風云年代與人杰地靈的時空背景為許毅的成長歷程增添了些許不平凡。許毅的父親許嵩濤是當地有名的中醫,也是一名國民黨左派成員,在1926年前后曾積極致力于組織當地農民打倒軍閥、劣紳等活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許父為避禍遠走他鄉,殷實的家境自此每況愈下。1930年,許毅苦于生計、求學無路,年僅13歲的他到最初由張謇創辦的海門大生第三棉紡廠做了一名學徒工。在稱棉花、復核賬簿、照料賬房先生之余,許毅常常如饑似渴地閱讀各類書籍,每月用于買書的一塊銀元,足足是他月工資的一半。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野心暴露無遺,隨著軍事侵略的深入,經濟掠奪也緊緊跟上,其中傾銷日本布匹,就使南通民族紡織業喪失了東北這一主要銷售市場。許毅和工人們的勞動強度一再增強,很微薄的薪水卻持續下降。中國工人的生存條件日益艱難,促使許毅為思索中國社會的出路開始了新的探求。他更廣泛的閱讀進步書籍,列昂捷夫的《政治經濟學大綱》、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從上海生活書店郵購來的書籍,成了許毅最為重要的精神食糧。新的閱讀,產生新的思考,許毅開始了解辯證唯物主義,了解階級,由此對共產黨產生了向往之情。
帝國主義的盤剝與壓榨,造成中國民族資本運營舉步維艱。1934年,大生棉紡三廠大規模裁員,許毅失業。1935年,他到如皋一家鹽店做了助理會計員。當時,鹽稅被國民政府作為借外債的抵押,所有食鹽的運銷,要按旬、按月向鹽務稽核所報送報表,而鹽務稽核所由外國人控制。許毅親眼看到帝國主義對中國鹽政的盤剝,也發現了資本家的斂財秘密:賬房分為內賬房與外賬房,內賬房做兩種賬本,一種是含水分的,交與董事會;另一種是真實的,由老板親自掌握。而許毅所接觸的外賬房事務多是為了上報鹽務稽核所而做的假賬。對于這類人際紛爭與利益傾軋,許毅深惡痛絕。
許毅1979年在佛山召開的財政學會成立大會上
1935年,繼占領東北之后,日軍的鐵蹄踏進華北,妄圖制造“華北自治”的野心昭然若揭,而國民政府繼續妥協退讓。當年冬天,大批日軍涌進關內,威脅北平、天津。許毅自童年起就有同姐姐一起參加游行、張貼標語的經歷。在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生死關頭,日軍的暴行深深地刺激著這位愛國青年,故在做工之余,他常與上高中的弟弟以貼墻報的方式四處宣傳抗日思想。
1938年3月18日,南通淪陷。次日,日軍占領如皋。許毅與一批不愿做亡國奴的青年先后返回家鄉姜灶鎮。比照南通城里的“戰時青年救亡宣傳團” 組織,許毅同其他愛國青年李繼清、沈守禮、張冰、張炎等人在同學樊舉成的家中討論了組織章程,在姜灶鎮組建了“戰時青年救亡宣傳隊”,幾天之后,成員便發展至30余人。宣傳隊在姜灶小學北校舉行了成立大會,推舉杭志清為隊長,張冰為副隊長,許毅任組織股長。宣傳隊向群眾宣傳保家衛國、抗戰必勝等思想,編印《救亡報》《民鋒》,排演話劇《最后的一課》《放下你的鞭子》等名劇并組織演出。后來“戰時青年救亡宣傳團”的領導杜諾、陳昌謙等人到姜灶鎮串連,看到宣傳隊的工作如火如荼,在許毅等人的建議下,便將團部設在姜灶鎮來組織協調并進一步擴大隊伍。這一時期,《救亡報》和其他宣傳品成為“戰青宣”向群眾宣傳全國抗戰消息和日軍罪行的主要陣地。
通過杜諾的聯絡,許毅等人在金沙鎮見到了南通才子李俊民。李俊民是大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員,曾得到過魯迅的賞識。因徐州會戰臺兒莊失守,“戰青宣”唯一所知的去延安的交通路線中斷,在李俊民的指引下,他們暫時放棄了去延安的打算,加入了國民黨南通縣縣黨部秘書孫精一等人組織的“宣慰隊”。在許毅等人的努力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全縣的群眾便被組織與發動起來了,南通縣四鄉八鎮的巡回演出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此時,孫精一卻對他們的抗日救亡活動進行限制與刁難,要求審查抗日宣傳內容,并禁止其后的巡回宣傳工作。在抗議無果之后,許毅等人毅然脫離了“宣慰隊”。屢經輾轉,他們加入了石港有共產黨地下黨活動的特務總隊八大隊,希望通過大隊政訓室和總隊訓政處找到共產黨黨組織。不曾料想,因特務總隊是國民黨的部隊,不久便在內部派系斗爭中被繳械而解散。抗日行動雖歷經坎坷,許毅等人并未灰心,在海門茅家鎮開明士紳陳昌謙的聯系下,他們與國民黨黨部的宣傳委員顧子寬合作開辦《新海門報》,然而顧子寬只顧貪污經費,對編輯宣傳工作不聞不問。在附近的進步青年都被動員起來后,許毅等人的行動竟再次受到國民黨縣黨部的警告。隨著海門的淪陷,這些愛國志士的抗日理想又一次化為泡影。
受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的限制,許毅最初的抗日之路屢遭坎坷,一連串的打擊使他徹底醒悟:要尋求民族救亡之路,只能依靠共產黨,他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革命活動的向往之情也愈加強烈。
追尋光明的路途中,他是革命隊伍中的“紅色白丁”
一番周折之后,許毅終于找到了共產黨黨組織,開始走上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嶄新道路。1938年11月,許毅加入了“江蘇省民眾抗日自衛隊獨立支隊”(簡稱“抗支”),被分配到馬塘北鄉的沙莊政工隊。后經組織批準,敵占區成立了“蘇北敵占區救亡工作團”,杜諾任團長兼組織部長,林勁秋任宣傳部長,許毅任聯絡部長。
在敵偽頑的三重壓力下,許毅等人以“讀書會”的名義開展組織活動,將原來“戰青宣”積極分子中的骨干作為基礎,逐個聯絡,成熟后再吸收至“讀書會”,聯絡地點設在姜灶鎮。為了掩人耳目并取得經費來源,許毅同張冰、張炎、羅立人(莊志奎)等人在姜灶鎮集資開辦了新民綢布店和甦聲百貨商店分別動員、組織男女青年。甦生百貨商店的負責人羅立人后來成為許毅的戀人。很快,南通城內“讀書會”發展至4個,共有成員20余人。在油印出版《導報》的同時,“讀書會”還在姜灶鎮和南通城設立了流動圖書館,傳閱的書刊包括馬列著作、毛澤東的《論持久戰》、魯迅的《狂人日記》、斯諾的《西行漫記》等作品,越來越多的進步青年開始接觸共產主義理念,并投身于革命洪流中。
在暗夜中摸索真理的方向并非易事,許毅等年輕人在眾多革命同志的幫助與指點下一步步成長起來。在回憶這一時期的工作時,許毅曾說:“我們每得到一點教育、幫助,就如黑夜中見到光明,非常珍視,因而我們既重視書本的學習,又珍視同志們對我們的教育和幫助,所以我每次聯絡回來,總是感到眼前更明亮了。”可惜天有不測風云,隨著“抗支”領導人的調任與敵人的搜捕,姜灶鎮的抗日工作再次面臨難題。
經歷過革命斗爭血與火的初步考驗后,許毅開始取得地下黨組織的信任。1939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斗爭形勢愈加復雜。許毅順利完成了組織上委派的搜集軍事情報、協助部隊解決給養等工作任務。但由于保密工作的疏漏,姜灶鎮的地下工作遭到破壞,新民綢布店在1940年2月遭到了國民黨頑固派的突襲,所幸許毅當時正在護送有關同志前往劉橋而躲過了搜捕。
為了下一步革命工作的展開,地下黨負責人陳偉達、梁靈光等人準備率領抗支二大隊轉移,并指示許毅留守參與營救被捕的張炎、杜諾等同志,做好善后工作。適逢此時國民黨財政部所屬的兩淮鹽務稅警招考政工人員,許毅與七名“抗支”成員以應考的方式成功打入了稅警一團。稅警一團的團長陳振是位正直、思想進步的軍人,曾提議由許毅等人組織政工隊。在此期間,許毅以稅警一團政工隊副隊長的身份為掩護,為中共地下黨的抗日活動積極奔走,參與組織動員群眾并籌備成立青年救國會、婦女救國會、兒童團等抗日團體。1940年6月,郭村戰斗后,國民黨稅警團的一些政訓干部對許毅等人產生了懷疑,所幸在陳振的幫助下,許毅及七名“抗支”成員以請長假的方式全部安全撤離出來,重新回到了黨組織的懷抱。解放戰爭中,陳振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從事軍反工作。56年后,許毅在給這位老戰友的回信中飽含深情地提到:“說到底,我們都同樣具有一顆愛國、愛民、為人類的幸福未來做貢獻的心愿,所謂‘志同’則‘道合’。當年為此,現在依然為此,今后仍將為此。”
抗戰時期,蘇北地區是溝通華北、中原和江南的重要區域,且人口眾多、資源豐富,是敵、我、頑三方爭奪的戰略要地。為了展開蘇北地區的統戰工作,許毅來到了黃逸峰身邊。黃逸峰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因受黨內“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打擊被排擠出黨,后來利用在國民黨軍界和政界的良好關系從事進步活動。此時,他的公開身份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地黨政委員會中將設計委員。
1991年10月下旬,外債史資料編委會成員合影
1940年7月,陳毅、粟裕率領新四軍攻占國民黨頑固派韓德勤部盤踞的蘇北重鎮黃橋。在此之前,魯蘇皖邊區游擊總指揮李明揚、兩淮稅警總團總指揮陳泰運一直受韓德勤排擠,正期望得到國民黨中央大員的支持。黃逸峰遂按照陳毅指示以中將委員的公開身份,勸說他們與一切抗日武裝結成統一戰線,并派許毅以稅警總團指揮部副官的名義,負責陳泰運與新四軍的聯絡工作。在新四軍與國民黨頑固派交鋒時,當時率部駐扎在姜堰鎮東面的陳泰運信守保持中立的諾言,并特別安排許毅到稅警團的前沿陣地觀看他們朝天開槍。1940年9月,陳泰運等人將韓德勤進攻黃橋的軍事布置通報給黃逸峰,并同意新四軍部隊穿過其防區突襲韓德勤主力部隊指揮部,許毅及時將相關情報送達新四軍領導手中。最終,新四軍在10月3日至10月6日的黃橋決戰中以少勝多,以5000余兵力擊潰韓德勤4萬余部隊的進攻。1943年,國民黨頑固派制造了第三次反共高潮,陳泰運等人日益反動,與新四軍摩擦不斷,在當年9月被新四軍擊潰。許毅后來心有余悸地說:“那時真是把腦袋提在手上搞統戰啊,只要陳泰運一變卦,他第一個要殺的人就是我了。黃橋決戰的關鍵時刻,我軍黃橋陣地相當吃緊,陳泰運不愿見我,他是隨時準備在我軍失利后轉變立場的。”
隨著新四軍的發展和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需要,應地方實力派李明揚、陳泰運的提議,陳毅根據黨中央指示精神決定成立一支執行統戰工作任務的戰斗隊。于是,一支以特殊形式存在的抗日部隊—魯蘇皖邊區游擊總指揮部直屬縱隊、魯蘇戰區蘇北游擊指揮部第三縱隊聯合抗日司令部(簡稱“聯抗”)—誕生了。打著國民黨部隊的番號,堅持著新四軍的建軍原則,“聯抗”于1940年10月10日在曲塘成立,黃逸峰任司令,副司令由李俊民、周至堃(兼參謀長)擔任,張孤梅任政治部主任。
許毅最初踏上抗日道路時參加過好幾個國民黨屬下的抗日團體,在“蘇北敵占區救亡工作團”做地下工作時,還接觸了許多國民黨黨政機關和部隊中的人物,這給他在“聯抗”中做黨的統戰工作準備了條件。許毅被任命為司令部政治部敵工科科長,繼續負責與陳泰運、李明揚等人的統戰工作與軍事情報工作。為了建立政工干部隊伍,在聯絡了原“蘇北敵占區救亡工作團”的骨干分子之后,許毅赴南通、如皋以及上海,僅用半個月的時間便動員愛國青年二三十人參加“聯抗”,隨后以黨外人士的身份調任一大隊任教導員,從事黨組織的建設與思想建設等工作。長期的革命經歷與出色的工作成績使黨組織對許毅極為信任。
1941年2月13日,魯蘇皖邊區游擊指揮部副總指揮李長江率部投敵。20日,許毅跟隨聯抗部隊參加了新四軍第一師發起的討伐李長江戰役,由于在雨水中征戰日久,加上過度疲勞,許毅染上傷寒,生命垂危。張孤梅聞訊后,速請新四軍一師衛生部長李振湘來為許毅救治。許毅養傷期間,于1941年5月,經中共泰縣縣委批準,許毅終于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79年許毅在八達嶺與黃逸峰、李楚珩、韋禾合影
從負責糧秣供應時起,他與財經工作結下不解之緣
1941年9月,許毅任“聯抗”司令部糧秣管理處主任兼泰北辦事處糧賦科長,1944年兼任江蘇省紫石縣財政局副局長和生產建設科科長。1945年日本投降后,許毅調任蘇中行政公署財政廳任軍糧特派員。在赴任途經東臺時,許毅得知戀人羅立人正在七縱隊醫療隊工作,便匆忙趕去。這是分離五年后的重逢,一位戰友拿來相機,為他們的東臺相見攝下了珍貴的瞬間。遺憾的是,七縱隊即將西去高郵,許毅則要南下如皋赴任,臨別之際,兩人依依不舍,再次互道珍重。后來,在財經處領導馬一行和七縱隊政委姬鵬飛的關照下,羅立人調任根據地建新廠任黨支部書記,兩位青年終于在革命征程上相依相伴。
1946年7月,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強大攻勢,粟裕率領新四軍一師等部在蘇中取得七戰七捷的輝煌戰果,許毅此時在陳丕顯的直接領導下負責部隊的糧草供給。隨后,新四軍主力北撤,許毅留守根據地,任蘇皖一分區財經分處主任兼糧秣總站站長,后又在裕豐實業公司任總經理。在兵荒馬亂的歲月里搞建設并非易事,國民黨軍隊來了,根據地軍民就把簡陋的設備沉到河里,等他們撤走后,再打撈出來修整一番繼續生產。在根據地“一手拿槍,一手拿算盤”的艱苦條件下,許毅等人充分依靠人民群眾發展經濟,開辦油廠、米廠、面粉廠、肥皂廠、毛巾廠滿足部隊和根據地群眾的生活需要。許毅還主動探索經營管理制度與按勞分配問題,充分調動了工人的勞動積極性,一系列的實踐嘗試為許毅后來研究社會主義財政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48年8月,許毅調任華東行政公署任糧食局副局長。同年11月,淮海戰役期間,任華東支前司令部糧食局副局長兼財糧部副部長,負責戰時財糧支前工作。為了確保部隊的糧食供應,許毅等人在慎重考慮了戰場形勢后,決定緊緊跟隨部隊并將各路糧隊向西疏散待命。正當許毅在宿州疏散運糧隊并要將之轉移至四鋪、烈山一帶時,11月28日,徐州的國民黨部隊向西南的永城突圍。許毅當機立斷,在將情況匯報給司令部部長龔意農后,及時將濉溪鎮糧站改為前沿糧食供應總站,供給追堵敵軍的解放軍部隊。淮海戰役時期,解放區動員的支前民工人數與參戰部隊人員相當,僅華中支前司令部就組織了幾十萬民工。許毅回憶說,解放區的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他們風餐露宿、日夜兼程,靠最原始的運輸工具,解放軍打到哪里,他們就把糧草送到哪里。
1949年渡江戰役時,許毅任蘇北糧食局局長兼支前司令部財糧部副部長。1949年5月,上海解放。為了粉碎國民黨敵特勢力和無良資本家企圖利用“米糧之戰”搞垮上海的陰謀,許毅在陳云的領導下指揮數十萬水運大軍,自蘇北地區向上海、蘇州運輸糧食和棉花,為打擊投機資本、平抑物價做出了重要貢獻。1950年初,許毅任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計劃處長,開始從事上海的城市經濟工作。至此,從踏上探尋救國救民真理的道路之日起,許毅已經走過了20年的風雨歷程。
新中國成立后,許毅并沒有居功自傲、坐享其成。為了使百廢待興的社會經濟早日正常運轉,他積極投身于財經工作的實踐與理論探索中,在虛心請教與刻苦鉆研中,許毅從進城干部成長為“紅色專家”。1956年,針對經濟工作中急于求成的冒進思想,許毅堅持將比例、平衡關系作為國民經濟管理中的核心問題,并將其作為建立財政經濟學體系的核心內容。1958年“大躍進”時期,許毅依舊堅持真理、不畏強權,在國民經濟出現諸多方面的“經濟危機”特征時,他在工作報告中直言不諱:“熱情是可貴的,規律是不可違背的。”1959年9月的廬山會議上,鑒于緊張的政治氣氛,李先念沒有提交許毅的工作報告,許毅也因之免去了一場政治上的無妄之災。
1963年,在中國人民建設銀行總行任行長五年的許毅,主動請調至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棄官從文的舉動令許毅身邊的許多人不解,許毅說:“我從小愛讀書,對做學問的興趣一直比做官大。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多次重大失誤,我都親身經歷過。我痛感應該找一找經濟建設的‘理’,可是在官場上,沒有時間也沒有可能去找這個‘理’。而從‘大躍進’到廬山會議,再到三年經濟調整時期,理論界對經濟規律的痛苦認識過程,使我深深感到‘知理’之難,知與行的統一之不易。”在這種精神的指引下,文革中八年的勞動改造也沒能使許毅一蹶不振,他幾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探索財經規律,終于成為財經戰線上常青樹式的調研專家。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他號召眾人從被狹隘化的“國家分配論”以及西方社會“公共產品論”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并倡議建立“廣義財政學”,強調市場運作與國家宏觀調控的辯證關系,超前研究“三農”問題,為全新的社會主義財政學理論體系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
除研究迫在眼前的經濟問題之外,許毅還將目光聚焦于歷史問題。1976年,他開始編纂《中央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長篇》,此后的20年間,他先后組織力量完成中國革命不同歷史時期各革命根據地的財政經濟史料的收集整理以及編輯出版工作,各地先后出版的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達37種,共4200萬字;根據地財經史18種,共560萬字。除此之外,許毅還對中國近代的外債史進行研究,前后耗時近16年,資料整理共計1000萬余字。其中,由他領銜主編的《清代外債史資料》(上、中、下三冊)、《民國外債檔案史料》(1—12卷)、《民國歷屆政府整理外債資料匯編》(兩冊)是迄今中國出版的最為齊全的外債研究資料。特別值得稱道的是,由其主編的《清代外債史資料》(上、中、下三冊),在為香港回歸舉行的中英談判中,準備了詳盡的資料,發揮了重要作用。
許毅主編的《清代外債史論》
作為第一批國務院特殊津貼的獲得者,在學術成就蜚聲海內外的同時,許毅嚴謹務實的工作作風與坦蕩無私的高尚人格也得到了各界的景仰。物換星移,冬去春來,許毅已經著作等身、桃李遍天下,在種種贊譽面前,他并未停下工作的腳步,這位耕耘一生的耆宿甚至在重癥監護病房中還不忘與博士生思索、探究財經理論。2010年11月17日,許毅在93周歲的第二天匆匆離開人世,他把思索中的課題留下了,但他沒有遺憾。他已為祖國培養了一批財經理論研究的棟梁之材。告別儀式上,曾受過許毅指導的財科所所長賈康撰寫了這樣的挽聯:“學徒出身,學術立身,篳路藍縷,終成泰斗培桃李;棄官從研,棄陋興研,礪志丹心,仍留宏愿耀滄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一代英杰,風范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