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士德作曲中
1938年春，我在新四軍戰地服務團，開始認識何士德老師。何老師還曾用名何炳文、何為、丁力。他于1910年11月15日出生于廣東陽江縣。父親何蘭史在縣城執教，并為美國傳教士教陽江語，也向美國傳教士學習英語，從而入了基督教。何士德在嬰兒時就受了基督教的洗禮。五四運動波及陽江縣時，9歲的小學生何士德參加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游行和焚燒日貨等活動，在他幼小的心靈中開始打上愛國主義的烙印。
何士德從小就常依偎著外祖母唱廣東民歌和童謠。和尚、道士給有錢人家送喪時吹吹打打的“八音班”的樂聲，讓他著迷，即使跟著走了十多里路，他也不覺得累。
在證光小學時開始學五線譜、彈風琴，音樂課考試常得100分。有一次，母親帶他到一位外國太太家里，他第一次看到光亮的鋼琴，覺得新奇極了。雖然他的身高才到琴鍵那里，但卻覺得鋼琴的聲音比風琴更美更洪亮，心想；“我能學鋼琴該有多好呀!”
在廣州培英中學讀書時，何士德開始學小提琴、鋼琴和吉他，并且參加唱詩班。1927年四一二事變后，培英中學的共產黨員老師也遭槍殺，他十分氣憤，卻非常佩服他們為真理而獻身的革命精神。這一時期，他在進步同學的幫助下，逐步認識到“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煙”，已對宗教產生懷疑，世界觀有了顯著的轉變。
1931年8月，何士德放棄了父親為他安排去廣州協和神科大學學習和圖書館的工作，決心走自己的路。他向一位親友借了100元錢，毅然到上海考入新華藝術專科學校。在音樂系劉質平、潘伯英教授的教導下勤奮地學習樂理、和聲、作曲、聲樂、器樂(鋼琴、提琴)及昆曲。同時，他還參加了由上海國立音專聲樂組主任周淑安教授組織和指揮的音專學生合唱隊，唱男低音。周教授賞識他的音樂天賦和勤奮，免費教他聲樂和指揮法。
1933年，他又加入由著名意大利指揮家梅帕器指揮的上海萬國合唱團。這個合唱團由上海工部局交響樂團伴奏，成員絕大多數是外國人。在僅有的四個中國人中有何士德和章枚。在萬國合唱團中，何士德熟悉了古典音樂大師的許多聲樂作品，如巴赫的《降B調彌撒曲》、海頓的《創世紀》、亨德爾的《彌賽亞》等等。在合唱學上、指揮法上也學習了不少東西。他還堅持每星期去聽工部局管弦樂隊的交響音樂會，吸收音樂藝術的營養。
“學眾師之長”是何士德攀登音樂高峰的信條。他除了在新華藝專扎實地學了三年，還向國立音專黃自教授學習音樂理論、和聲學、作曲法，同時向俄籍音樂家蘇石林教授學習聲樂。
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何士德作為上海市的學生代表到南京請愿抗日。國民黨當局不讓學生上火車，他們就在閘北臥軌抗議，終于上火車到了南京。蔣介石被迫出來接見學生代表，何士德和學生代表們高呼：“要求政府出兵東北，收復失地。”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十九路軍在上海和全國人民要求抗日的呼聲下奮起還擊。何士德滿懷愛國熱情，積極參加愛國募捐、街頭宣傳和救護傷員等工作。
何士德在由上海學生、工人、店員、職員組成的合唱隊中，教唱黃自創作的《旗正飄飄》《抗敵歌》，聶耳的《大路歌》《開路先鋒》《畢業歌》《碼頭工人》《前進歌》《打長江》《義勇軍進行曲》，冼星海的《救國軍歌》《青年進行曲》《熱血》，呂驥的《中華民族不會亡》《自由神》《保衛馬德里》，任光的《打回老家去》，賀綠汀的《心頭恨》，孫慎的《救亡曲》，麥新的《大刀進行曲》等等。許多救亡歌曲都由何士德親手抄錄、刻寫，油印出來，帶到他任教的各個單位去教唱，不僅教發聲法，還教指揮法。在他的努力下，這些充滿愛國激情和抗日呼聲的救亡歌曲，得到了更為廣泛的傳播；同時，也培育出許多救亡歌詠運動的骨干。
1935年，何士德回母校新華藝專擔任音樂系指揮，次年受聘任上海美專音樂系教授。
1937年盧溝橋事變燃起了全民族抗戰的烽火。上海救亡歌詠界展開公開活動。8月8日，上海國民救亡歌詠協會成立，何士德被選為副主任兼總指揮。在成立大會上，何士德指揮了由40多個歌詠隊組成的宏大歌詠隊，演唱了大家熟知的抗日救亡歌曲18首。歌聲雷動，振奮人心，抗敵情緒異常高漲。八一三淞滬抗戰時，中國空軍轟炸了開進黃浦江的日本海軍旗艦“出云”號，何士德滿懷抗日熱忱為麥新的歌詞《中國空軍戰歌》譜曲，發表在上海《大眾歌聲》上。
上海淪陷前夕，何士德同孟波、何家堆等人組織了抗敵后援會上海歌詠界國內宣傳團，到內地宣傳。一路上，他們宣傳抗日救亡，生活很艱苦。
1937年底，何士德一行到達南昌，借住于基督教青年會。經何家堆的聯絡，他們結識了新四軍辦事處主任黃道和新四軍組織部長李子芳，并且第一次見到了正在為組建新四軍而忙碌的陳毅同志。黃道對何士德說：“我們知道你在上海的情況，現在這里正需要你。南昌有數以千計的各地流亡青年，需要去影響他們。你的身份很適合在南昌工作，有利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你還可以幫助新四軍戰地服務團開展音樂工作。”
于是，何士德參加了新四軍。他一面在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教唱歌，一面爭取合法斗爭。何士德與國民黨江西省省主席熊式輝商定，由省政府出錢和部分人員，組建成江西省青年服務團，由熊式輝的老朋友、第三黨的王忱心任總干事，新四軍辦事處推薦夏征農任團部宣傳部長，何士德任駐南昌的第一大隊大隊長、中校軍銜(后升為上校)。第一大隊的指導員由才從蘇聯回國不久的江西省少將保安處副處長蔣經國兼任。
在江西省警察大禮堂，江西省青年服務團和新四軍戰地服務團聯合演出了幾次。蔣經國和夫人蔣方良也坐在臺下觀看，不時地為聯合演出鼓掌。每次演出都由何士德指揮演唱救亡歌曲。他還獨唱新的抗戰歌曲。歌聲激起了聽眾的抗日救國熱情，博得了持久不息的掌聲。
為擴大抗日宣傳，何士德通過青年服務團，發動南昌文化館、江西省推行音樂教育委員會、江西省政訓處話劇團、婦女聯合會和大中學生等，組織成立了南昌市抗戰歌詠協會。協會選舉何士德任主任兼總指揮，程懋筠（《國民黨黨歌》的作曲者）任副主任。成立大會后，舉行了大規模的愛國群眾歌詠大游行。何士德站在卡車上，指揮著游行隊伍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原本是“反共大本營”、一向死氣沉沉的南昌市，這時卻是萬人空巷，盛況空前。
在南昌期間，何士德和夏征農一道，曾多次去蔣經國家晤談，以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還創作了《挖戰壕》《義賣歌》《顧不了她》等抗戰歌曲；并為抗日歌詠運動培養了大批骨干；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群眾歌詠運動的高潮。
1939年2月中旬，黃道對何士德說：“現在這里環境不好，國民黨頑固派處處限制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的活動。新四軍軍部發電報來，要你到皖南軍部去搞文化工作。”何士德換上便衣，坐長途汽車到了太平縣，找到新四軍兵站，隨后在皖南崇山峻嶺中步行，到達涇縣云嶺的中共中央東南局駐地。曾山接待了他，把他介紹到軍政治部。項英副軍長親切地和他交談，請他擔任新四軍軍部文化隊隊長，副隊長是戲劇家邵惟，政治指導員是文化界著名的老黨員揚帆。文化隊的業務和政治由軍政治部領導，行政管理方面委托教導總隊代管。
第二天，在新四軍軍部大禮堂—云嶺陳家大祠堂，召開了隆重的歡迎大會。袁國平主任宣布，歡迎周恩來同志蒞臨新四軍指導工作，同時歡迎著名音樂家何士德到皖南新四軍工作。袁國平致歡迎詞后，周恩來同志講話。接著大家歡迎何士德唱歌，他當即引吭高歌《八百壯士》。他那渾厚雄壯的歌聲，那一句高過一句的“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不會亡，不會亡，不會亡”，在偌大的古建筑中回響。
4月初，在涇縣中村清水灣的一個祠堂里，由何士德、邵惟親自面試錄取的80多位男女學員，開始學習音樂、戲劇、文藝、政治理論和軍事。何士德對這批具有政治激情的年輕人傾注了全部心血。從發聲、識簡譜教起，一直到作曲、指揮，夜以繼日。不久，學員們就將幾十首歌曲唱會了。正在皖南的美國著名記者史沫特萊女士在陳家大祠堂聽了文化隊演唱的四部合唱《國際歌》后，興奮地連聲稱贊：“奇跡!奇跡!新四軍真是一支有文化的人民軍隊!”混聲四部合唱《旗正飄飄》《抗敵歌》同樣是文化隊受歡迎的演出節目。
何士德傾注心血所培養的文化隊學員畢業后，分配到戰地服務團和各個支隊，成為新四軍文化工作的骨干力量，如沈亞威擔任了新四軍戰地服務團音樂組組長。
有一天，在陳家大祠堂舉行的聯歡晚會上，大家歡迎陳毅唱歌。他用法文唱了青年時期在法國學會的《馬賽曲》后，感慨地說：“要是有一首我們自己的軍歌就好了。”大家建議他寫一首軍歌歌詞，他于1939年3月30日擬成初稿《十年》。在項英副軍長主持下，軍歌歌詞由葉挺、袁圖平、周子昆、李一氓、朱鏡我、黃誠等共同討論修改，最后由陳毅再回軍部時修改定稿，初稿《十年》和軍歌歌詞定稿同時發表在《抗敵》雜志上。
5月間，宣傳部馮定科長將《新四軍軍歌》歌詞交給了何士德。何士德接過歌詞，深感新四軍黨組織、首長和全軍指戰員賦予的重托，決心不辜負大家的期望，一定要把這支歌譜好。可是皖南山村中沒有鋼琴和提琴，作曲只能自己用嘴哼哼，這對于作曲家來說，確實是件難事。何士德廢寢忘食，寫出了第一個曲子。文化隊試唱后，他感到不滿意，決心重寫，又繼續日夜琢磨。他想：這首軍歌必須寫成進行曲，一定要雄壯有力，才能鼓舞人心。結尾的“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和“前進!前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需要反復唱幾遍，一個樂句要比一個樂句更為高昂。功夫不負有心人，二部合唱的《新四軍軍歌》曲子終于譜成了。文化隊和戰地服務團經過練習，把此歌唱得十分有勁。項英、袁國平來到文化隊，當時正遇日寇12架飛機轟炸云嶺、中村一帶。就在這戰火硝煙中，這首威武雄壯的軍歌得到了軍首長的肯定，并在《抗敵報》上發表而正式誕生了。
1939年7月1日，在陳家大祠堂舉行的慶祝黨的18周年生日的晚會上，陳毅和所有參加新四軍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的與會者，非常興奮地聽了文化隊和戰地服務團演唱的《新四軍軍歌》。當何士德的指揮棒一落，全場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以祝賀軍歌的誕生!
同志們希望軍歌早日在軍中傳唱。何士德和揚帆遵照軍政治部的要求，派文化隊的童紫(樹民)、林生緯（暉）、王紹華三人在新四軍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教唱《新四軍軍歌》和指揮唱《國際歌》。從此《新四軍軍歌》飛遍了大江南北，幾十年來它成為許多文藝團體的保留節目。新中國成立后，有關新四軍的電影配樂，總離不開《新四軍軍歌》的旋律。上海人民廣播電臺曾長期以它開頭的一句作為“開始曲”!皖南軍部舊址革命歷史紀念館和涇縣革命烈士紀念碑都刻上了《新四軍軍歌》，以示永久紀念。
1939年10月起，何士德先后任軍政治部文藝科副科長、科長，有了更多時間從事音樂創作。他的作品真實地表現了新四軍的英雄業績和英雄氣概，如《反掃蕩》(羅漢詞)、《繁昌之戰》(曲再之、吳強詞)、《父子嶺上》(林因詞)、《我們是戰無不勝的鐵軍》(朱鏡我詞)、《我們本是一家人》(向征詞)，表演唱《收獲》(林因詞)；四幕歌劇《反正》(吳強編劇，渡江前交老二團，后失落)等等。他的四部混聲合唱《渡長江》(賴少其詞)反映了新四軍健兒在薄霧彌漫的長江上南來北往，打破敵艦封鎖的戰斗生活。抒情性強，受到了指戰員的歡迎。皖南事變后被囚在上饒集中營的一些戰士，常常高唱這首歌曲和《新四軍軍歌》等，以鼓舞斗志。
在新四軍交通員的幫助下，1940年底，何士德帶領服務團部分同志順利地通過了頑軍和日軍的重重封鎖，隨軍部先遣隊渡江到達鹽城后，擔任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音樂系教授兼系主任。1941年1月，蔣介石發動了皖南事變，何士德憤慨地以音樂為武器，創作了四部混聲合唱曲《新四軍萬歲》(沈西蒙詞)，為配合擴軍運動，他還創作了《當兵把仇報》（劉保羅詞）。
1941年6月，新四軍政治部任命何士德兼魯藝華中分院辦公室主任。不久，日軍對鹽城軍部發動了規模空前的“大掃蕩”。他和院部領導一道，帶領“魯藝”一部分師生(包括院部、文學系、音樂系、美術系共200余人)往北轉移，巧妙地跳出了日軍的包圍圈，安全地在舊黃河邊和軍部會合，竟無一人傷亡(華中魯藝往南轉移的師生傷亡慘重)。陳毅代軍長見了他，特別高興，頗有感觸地說：“何士德能文能武啊！”陳毅見何士德的鞋子破了，特地送一雙鞋給他，使他甚為感動。
在蘇北敵后緊張的戰斗日子里，魯藝華中分院改編為軍與三師兩個魯藝工作團，任命何士德為軍魯藝工作團團長。他堅持該團一邊繼續開課，一邊工作，特請賀綠汀教授主講和聲學、作曲法等課。在陳舊的農舍中，在暗淡的油燈光下，何士德寫出了《指揮法》《發聲法》等音樂專業教材。
為了迎接中共七大的召開，1942年冬，何士德奉調延安“魯藝”任教。他騎著馬，從蘇北到山東，又從山東步行到陜北，通過數十道封鎖線，足足走了10個月。他初到“魯藝”即參加大生產，后任戲劇音樂系第一期學習班主任。在延安歡迎外賓的晚會上，他指揮“魯藝”合唱隊唱《黃河大合唱》，博得了外賓的好評。后來他當選為七大候補代表，1945年參加七大時，陳毅向毛澤東推薦說：“我們這里有位音樂家何士德同志。”毛主席高興地說：“好呀!那就請何士德同志在七大開幕式上指揮到會代表唱《國際歌》吧!”在楊家嶺大禮堂隆重舉行的七大開幕式和閉幕式，都是由何士德指揮到會代表唱《國際歌》。
新中國誕生使何士德的音樂創作熱情更為高漲。1949年秋，他調任中央文化部電影局音樂組長、處長，并當選為中國音樂家協會常務理事。1950年初，他赴莫斯科為中蘇合拍的大型藝術紀錄片《解放了的中國》作曲，為《中國人民的勝利》渡江戰役部分作曲，還為短片《故宮》《長江》作曲，受到了導演格拉西莫夫的稱贊。由于《解放了的中國》音樂創作的成就，何士德獲得了蘇聯斯大林文藝獎一等獎。他將全部獎金捐獻給了中國人民志愿軍。
1950年底，何士德回國后，為肅清外國頹廢電影音樂的影響，發揚中華民族氣派的電影音樂，音樂處開辦了電影作曲學習班。在此期間，何士德的創作時間很少，只擠時間寫了《反對細菌戰》的部分音樂及紀錄片《春城秋色》和故事片《林家鋪子》的音樂。正當何士德音樂才思橫溢的時候，由于一些一言難盡的原因，1958年以后他默默無聞了。1962年底，他出任音樂出版社辭典編輯部主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才又重新活躍在樂壇上。1979年，他和一批新四軍老戰士在北京發起組織新四軍老戰士合唱團，他親任藝術指導和指揮，把我國民族音樂的瑰寶—抗戰歌聲傳播給青年一代，提高他們的愛國主義激情，為社會主義現代化而拼搏，受到了首都各界有識之士的贊譽。這個合唱團后來發展成為八路軍、新四軍老戰士合唱團。
1982年，何士德離休。次年，他重返上海，給上海交通大學的美國留學生講解了《黃河大合唱》，為“交大”合唱隊排練了《旗正飄飄》。應上海音樂學院賀綠汀院長和司徒漢指揮之約，在慶祝賀老音樂活動60周年音樂會上，他指揮上海樂團演唱了賀老的大合唱《新世紀的前奏》。許多老將軍、老戰友在40年前曾聽過他指揮這首氣勢磅礴的歌曲。當白發蒼蒼的何士德重新登臺指揮，他那豪放的造型、革命軍人的風度重又展現在大家的眼前時，臺上臺下頓時沉醉在歷史的回顧中，激起了對青年時代為祖國和人民獻身的偉大精神的自豪感!許多青年觀眾也莫不為之動容。音樂會后，上海電視臺為何士德拍了電視專題片。
何士德的指揮既忠于原作，又不是機械地誦唱，很受大家歡迎。在指揮《大刀進行曲》時，他認為不能按行軍速度四平八穩地唱，而是要表達出高舉大刀砍敵人那種沖鋒陷陣的氣概。在他指揮下，這首歌的精神被發揮得淋漓盡致。又如指揮《歌八百壯士》時，對“飄蕩，飄蕩”一句，他作了自由延長的處理，將國旗在戰火中飄揚的情景以及人們的崇敬、贊揚之情表達得極其充分。一個合唱隊由他指揮，歌詠水平也會得到較好的提高。他指揮時動作瀟灑，造型健美，節奏適度，這是受過和見過他指揮的人共同的感受。
這幾年，何士德又創作了《中國女排之歌》(曉星詞)、《長城組歌》(薛汕詞)、《拼搏》《坦克兵之歌》《青松》(陳毅詞)、《鄉情》(關振東詞)、《永放光芒》(聶大鵬詞)、《我們永遠向前》(賴少其詞)、《病人心中的歌》《你的目光》(孟倩詞)等新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