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蕓生
“《大公報》就是王蕓生，王蕓生就是《大公報》！”
——作為《大公報》的總編輯，王蕓生曾躊躇滿志地說過這樣的話。口氣雖說張狂了些，卻也不無一定的道理。
的確，王蕓生的名字是和《大公報》緊緊連在一起的。——其一，從他本人來講：自從1929年進入報館以來，直到1966年報紙被迫停刊為止，他在《大公報》工作了整整37年；如果刨去以前的幼年時代和以后的老年時代不論，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年華全都獻給了《大公報》。其二，從報紙來言：每張報紙都有自己的特色，而《大公報》的“四絕”之首則是它的社評；抗戰爆發以后王蕓生逐漸取代張季鸞而成為撰寫社評的主筆，他那激情洋溢，有如江河直瀉的風格成為了《大公報》的一個重要的標志，一面鮮艷的旗幟。
“一定要把新聞事業做成好人的事業！”
王蕓生是幸運的，因為他遇到了《大公報》；《大公報》也是幸運的，因為它遇到了王蕓生。
——沒進過一天的洋學堂，沒讀過一天的新聞學，13歲的茶葉店小學徒王蕓生迷上了報紙，每天都要跑到馬路邊的報欄前認真地讀個遍，并且還要用修腳刀偷偷地將喜愛的文章挖下來……1926年，25歲的王蕓生終于實現了自己的理想：先是于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編輯周刊《亦是》《短棒》及《和平日報》，后則為國民黨天津市黨部的《華北新聞》撰寫社論；然而他很快地便對這一充滿政治斗爭的背景感到了厭倦，于是登報聲明，脫離一切黨派，一心從事著述，以文章報國。1928年，27歲的王蕓生終于實現了自己的愿望：不僅進入了新創辦的天津《商報》報社，而且擔任了總編輯；然而沒過多久他卻再一次地陷入苦悶——報界的蛻變，報人的私欲，竟連街上的黃包車夫也嗤之以鼻：“干報館的沒有好人！”震驚之下，他憤然發誓：“一定要把新聞事業做成好人的事業！”
——創刊于1902年的《大公報》同樣經歷了一番拼搏與摸索，1926年的9月，它終于在涅槃后獲得了新生。“新記”的掌門人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等不僅鮮明地打出了“文人論政”的旗號，而且公開地提出了“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方針。所謂“不黨”，指的是“無成見，無背景”，“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所謂“不賣”，指的是“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所謂“不私”，指的是“無私圖”，“無私用”，“向全國開放”，“為公眾喉舌”；所謂“不盲”，指的是不“隨聲附和”，不“一知半解”，不“感情沖動”，不“昧于事實”。
一個立志要“文章報國”，一個標榜要“文人論政”；一個發誓要把新聞事業做成好人的事業，一個努力于報格的“忘己之為‘大’，無私之為‘公’”。于是乎，當1929年王蕓生通過張季鸞的介紹進入《大公報》后，那無疑是：一個如魚得水，一個如虎添翼。
……那是30年之后，新中國的總理周恩來對《大公報》作出了這樣三點評價：第一，它是愛國的；第二，它是堅持抗日的；第三，它為新聞界培養了眾多的杰出人才。——僅以其中的第三點而言，王蕓生豈不正是它的直接受益者？由于它廣攬人才，不拘一格，沒有任何文憑的茶葉店的小學徒，才得以進入這家著名的新聞媒體；由于它秉以公心，不計前嫌，曾經與張季鸞打過一場筆戰的“敵手”，才得以被委任要職，放手開展工作。
至于王蕓生，也同樣不負報社之眾望——最初，他負責編輯地方新聞，據老報人回憶：“他編的地方版頗不一般，對國民黨統治下的秕政多所抨擊，并以標題出之，標題有評論色彩，他常在這類標題下加個驚嘆號，以加重語氣，有時隨寫隨念叨著說：‘給它來個棒槌！’當時的河南地方當局對《大公報》最為惱火，就是因為挨了王蕓生不少的棒槌。”后來，他負責編輯《國聞周報》，并以“草人”為筆名撰寫了不少政論文章，老報人這樣評價道：“王蕓生的文章為世人所傳誦。他立言的長處在于以國家為前提，站在人民的立場，說人民所要說的話。所以他的文章始終能動人心弦，不致與無黨無派的民意脫節。”再往后，他的任務是主持新辟的專欄《明恥》，并以親筆撰寫的宏篇巨論《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連載其上，時間長達兩年半之久，且無一日中斷，于海內外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對于這數百萬字的內容，歷史學家劉大年難以忘懷，并于數十年后仍激動萬般地贊嘆道：“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依靠它，才得以披露于世，為人們所知。書名標舉中國與日本，實際涉及中美、中俄等廣泛的范圍。”
王蕓生終于找到了施展其抱負的天地，《大公報》也終于找到了發揮其作用的人才。
——1936年，王蕓生在燕京大學新聞系演講，他說道：“中國新聞界應該把他的報做成中國人的報，一切以國家利益為前提，不當漢奸，不采妨害國家利益的新聞，不登無條件替人家作宣傳的外國電。現在的中國新聞界，它的環境真是艱難極了，現在的中國新聞記者，尤其需要些‘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勇士精神！”
——1944年，王蕓生再次來到遷于成都的燕京大學演講，他說道：新聞記者必須要為人民代言，要以邵飄萍為榜樣，敢于說真話，不怕殺頭，“抓到刑場，揪住小辮兒，鋼刀一舉，咔嚓一聲的時候，小子，你要一聲不吭，咬緊牙關頂得住，才算得是一條好漢，一個好記者！”
《大公報》終于成就了王蕓生，王蕓生也最終成就了《大公報》；《大公報》將王蕓生培養成了一名真正的記者，王蕓生則讓《大公報》又有了一次新的飛躍與升華。
——1937年的4月11日，王蕓生寫下《招魂——一個新聞記者的罪言》，他給自己的職業作了最后的界定，也給記者的人格作了最后的“招魂”：
一個能克盡厥職的新聞記者，他須具備幾種異乎常人的條件：他須有堅貞的人格，強勁的毅力，豐富的學識；對于人類，對于國家，對于自己的職業，要有熱情，要有烈愛，然后以明敏的頭腦，熱烈的心腸，冰霜的操守，發為“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勇士精神，兢兢業業的為人類為國家，盡職服務……
“我們是中國人，辦的是中國報，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戰爭爆發了！就在王蕓生寫下那篇《招魂——一個新聞記者的罪言》之后不到三個月，一場由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全面爆發了！整整八年的時間，王蕓生與《大公報》生死相隨，共患共難，并以不屈的氣節與堅定的立場經受著民族存亡的重大考驗。
那還是在一年之前的1936年，亦即日軍開始進逼華北的時候，位于天津的《大公報》毅然做出決定：前往上海創辦分館，以備將來有不測的一天。9月，王蕓生奉命出任上海版的編輯主任，他帶領全家開始了第一次搬遷。——于是乎，就在法租界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的這條馬路上，就在181號的這棟樓房里，王蕓生和《大公報》的同仁們繼續戰斗著，更親身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迎來了中華民族的生死之秋。
那是1937年的8月13日，日軍的炮彈終于落在了報館的樓下，王蕓生挺身而起，以瘦弱的肩膀挑起了上海分館的全部重擔。——一則，天津版的《大公報》已經隨著平津的相繼淪陷而停刊，上海版的《大公報》便責無旁貸地成為了“前沿陣地”；二則，張季鸞預料“滬版必將繼津版而犧牲”，于是率領部分人員前往漢口開辟新的戰場。為此，上海版的重任幾乎全部落在了王蕓生一人的肩上：他要親自寫社評，親自看大樣，還要親自守候前方記者的來稿……他累得鼻子頻頻流血，只在額上敷條濕毛巾，堅持“輕傷不下火線”； 他夜以繼日地忙碌在辦公室里，就連小兒子的出生，也竟然是渾然不知渾然不曉；他帶頭不領稿費，并倡議報館改發“國難薪”，率領眾人共渡難關。
然而，上海的局勢同樣是急轉直下——1937年的11月12日，中國軍隊奉命撤離，租界成為了“孤島”。12月13日，日本占領軍下達命令：一切報刊“自12月15日起須送小樣檢查，不經查檢之新聞一概不準登載”。上海版的同仁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不等15日的到來，便于前一天自動停刊以示抗議——“我們是報人，生平深懷文章報國之志，在平時，我們對國家無所贊襄，對同胞少所貢獻。到今天，我們所能自勉兼為同胞勉者，惟有這三個字——不投降！”這是王蕓生親筆撰寫的社評《不投降論》，并以之向上海的廣大讀者表示告別。
又是一次舉家遷徙！——1937年的12月15日，王蕓生帶領著全家，也率領著編輯部的部分人員前往武漢，與先期在那里創辦漢口版的同仁們會合。由于長江的封鎖，他們一行只得繞道香港，再轉而北上，路上足足走了20天。
漢口版的《大公報》在張季鸞等人的努力下，已于1937年的9月18日正式發刊了。王蕓生的職務仍然是編輯主任，此外則協助張季鸞撰寫部分社評。那天是1938年的9月1日——記者節，旅漢的新聞界人士舉辦了一個聚餐會。王蕓生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動情緒，拍案而起振臂高呼：“現在是記者利用筆來殺伐敵人的時候！”在座者無不熱淚盈眶，無不摩拳擦掌。……不承想，才過了一個多月，武漢又面臨淪陷。10月17日，《大公報》漢口版不得不宣布休刊，這天的社評又是出自王蕓生的筆下——“我們這一年多，實在無成績，但自誓絕對效忠國家，以文字并以其生命獻諸國家，聽國家為最有效的使用。……今后到了重慶，而心神卻在大別山邊，在鄱陽湖上。同樣的，在江南，在塞北，在淮上，在粵東，我們永遠與全國抗戰軍民的靈魂在一起。”
對于武漢期間的這段工作，王蕓生謙虛地自責為“實在無成績”，但是他與同仁們所做出的努力卻由史家們載入了史冊——“……王蕓生兄于（民國）二十七年春偕滬館一部分同人經香港抵漢，漢館人力因以充實。乃于經常業務之外，發起救濟受傷將士運動，并代收捐款，隨時轉送紅十字會應用，一面在報端披露微信。是年夏，又主辦《中國萬歲》話劇之公演，售票所入，全部撥作救濟受傷將士之需。是時本報以得社會之同情與信任，銷數竟達53000余份，創武漢報業史上發行最高之紀錄。”是的，誰都不會忘記，由王蕓生領銜創辦的大公劇團，將所有的票房收入購置成藥品送往了各傷兵醫院，而王蕓生在閉幕會上的致詞“要么帶著盾牌歸，要么睡在盾牌上歸”，更是獲得了經久不息的掌聲。
王蕓生是于漢口版休刊后的第二天——即1938年的10月18日，率領全館人員撤離武漢西遷重慶的，對于他來說，這已是第三次顛沛流離了。重慶《大公報》的報館設在下城的新豐街19號，王蕓生的家則安在了距離報館不遠的白象街上，此時的王蕓生已經擢升為分館的總編輯。
然而，這里的一切很快又被日軍的飛機炸得粉碎。——1939年的5月3日，54架敵機輪番轟炸山城，報館成為一片廢墟，一名工友慘死在彈片之下；王蕓生的家亦被炸塌了一半，幸運的是，他本人及長子、長女均不在家，夫人抱著次子和幼子借助樓梯躲過了一劫，次女則靠寫字臺撿回了一條性命。第二天敵機繼續狂轟濫炸，山城陷入一片火海，全市的報業損失達十分之九；《大公報》不得不借用《國民公報》的房子臨時辦公，而王蕓生則借用他人的書桌撰寫出了當天的社評——“血火中的奮斗，最足鍛煉鋼鐵意志；危難中的友情，更表現同胞愛的偉大。”
8月13日，因轟炸而被迫停刊100天的《大公報》終于復刊了，新建的報館于郊外的李子壩勝利落成。然而1940年的8月30日、9月15日，以及1941年的7月10日、7月30日，報館又連番遭到敵機的摧毀，損失極其慘重——經理部大樓直接中彈，幾成一片瓦礫；編輯部大樓屋頂開裂，全靠幾根巨木支撐。7月30日又恰逢大雨，員工們只得露宿屋外達兩天兩夜之久。至于王蕓生本人，更是多次遭遇到死而復生或死里逃生的危難——一次是在蒼坪街的防空洞里，他因疲勞過度而當場暈倒，多虧《新華日報》的同仁及時搶救，方得脫險；第二次則是在那個“重慶防空壕大慘案”的現場，若不是身邊的一位好心人贈送兩粒人丹和一小塊八卦丹，他或許也成為遇難者之一了。……然而，就在這樣的危難環境中，在這樣的生死考驗下，《大公報》從未停止過一天的工作。——新館的背后是浮圖關，山石堅固，洞穴隱蔽，王蕓生帶領大家開挖出了一個又一個防空洞。于是乎，一篇篇的稿子就從這里連續不斷地編輯了出來，一張張的報紙亦由這里源源不斷地印刷了出來……
《大公報》的精神與斗志實可謂感天動地。1941年的5月15日，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將一枚金光閃閃的榮譽獎章授予了中國的《大公報》，并寫下了這樣一篇贊辭：“該報之機器及內部人員，曾不顧重大之困難，自津遷滬抵漢以至渝港兩地，實具有異常之勇氣與魅力。該報能在防空洞中繼續出版，在長時期中間僅停刊數日，實見有非常之精神與決心，其能不顧敵機不斷之轟炸，保持中國報紙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啟迪意義及編輯最為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報》自創辦以來之奮斗史，已在中國新聞史上放一異彩，迄無可以頡頏者。”——這不僅是對《大公報》的贊揚，也是對中國新聞界的贊揚；這不僅是對《大公報》的獎勵，也是對中國報人的獎勵。
王蕓生將自己最為寶貴的年華同《大公報》的光榮歷史聯系在了一起，王蕓生更以自己最為閃光的年華為《大公報》的發展譜寫出了燦爛的篇章。
這是他的誓言，也是他的信念——
我們是中國人，辦的是中國報，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1948年底，王蕓生應毛澤東之邀北上，途經香港時與夫人馮玉文、小女兒王芝瑜合影
“記者應該影響政治，應該參加抗戰！”
那天——也就是1938年的9月1日，王蕓生在漢口出席記者節聚餐會的時候，他除了高聲呼喊出“現在是記者利用筆來殺伐敵人的時候”，還說了這樣一句話：“記者應該影響政治，應該參加抗戰！”
王蕓生是記者，他更是撰寫社評的報人，因此他的“影響政治”和“參加抗戰”，則更多地體現在了他所寫的社評當中；而《大公報》的老人李純青更是披露了這樣的事實——“國內尖銳的政治問題都由王蕓生自己執筆，而且事前皆不與人討論，可以說，那《大公報》社論，主要就是表現王蕓生個人對時事的縱橫談。”在《〈大公報〉百年史》一書中也有這樣的評述：“20世紀三四十年代前后，張季鸞進入晚年，體弱多病，繼承他的衣缽成為撰寫《大公報》社評主力的是王蕓生。王蕓生深得張季鸞的真傳，但也有自己的特點。他的社評寫得有才氣，有骨氣，有銳氣，激情洋溢，江河直瀉，很能引人入勝。”
抗戰期間王蕓生一共寫過多少篇社評，現在已經很難統計清了。但從內容上來看，可以分為這樣幾類——
第一，評述戰爭局勢，鼓舞民眾斗志。
早在戰爭爆發之前，王蕓生即寫下不少的文章，以喚醒國民，啟發國民：“外來的強御不足畏，最可怕的是自己癱瘓。救中國人者是中國人，擔當現在國難者也應該是現在生存著的中國人。我們不須卜課，我們的命運就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上。四萬萬人民不要亡國，國不會亡；四萬萬人民都忘掉國家，這個國家便一股腦兒沉淪大海。”1936年，他更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中公開宣傳“從容赴死主義”——“假使我們中國人，每個人的血液都在脈管里沸騰起來，人人都有點正義所在赴死不辭的精神，我們的民族立刻便會年輕幾千年，我們的祖國自然便不可侮了。”
戰爭爆發以后，他更像是一名英勇無畏的戰士，時刻站在前沿的陣地上，向全國的民眾發出莊嚴的吶喊——戰爭剛剛打響，他寫下《勖中國男兒》，鼓勵他們“奮勇吧！前進吧！目前就是我們血洗河山重光祖業的時候”；上海不幸失陷，他寫下《不投降論》，號召“武士不做降將軍，文人不做降大夫，四萬萬五千萬人都保持住中華民族的圣潔靈魂”；臺兒莊傳來捷報，他寫下《臺兒莊勝利以后》，鼓舞全國的人民：“我們的軍隊，如運用好，決心堅，便充分可以戰勝暴寇！”……
這樣的文字，無疑是來自于作者強烈的愛國情感與堅定的愛國立場。1958年，周恩來總理在接見該時《大公報》的負責人費彝民時，所肯定的也正是這兩點：第一，“它是愛國的”；第二，“它是堅持抗日的”。“愛國”是“抗日”的基礎，“抗日”是“愛國”的表現；對于一直以“《大公報》就是王蕓生，王蕓生就是《大公報》”而自詡的王蕓生來說，這樣的評價更是直接包括了他的文章，包括了他的所作所為。——王蕓生無憾了，他實現了他的“文章報國”的宏愿。
第二，評述政治現狀，揭露腐敗統治。
在1944年9月29日的社評中，王蕓生寫下這樣一段話：“新聞就是客觀事實的寫照，為美為瑕，事實是頂好的說明。茍根據事實所寫的新聞，自由發表，自由交換，一任其公開于光天化日之下，則真相畢露，丑惡者無處藏身，也就無從矯造欺瞞，偷天換日。”——這就是一名記者的社會責任感，一名報人的社會良知。當年張季鸞在世時，曾經叮囑過王蕓生：“我和蔣（介石）先生有交情，你寫社評，只要不碰蔣先生，任何人都可以罵。”然而張季鸞剛一去世，王蕓生便不買這個賬了，他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碰”蔣先生了——
第一次發生在1941年的12月22日。王蕓生借著國民黨召開五屆九中全會并通過了《增進行政效能，厲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的機會，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這樣兩件令人痛心的事實：其一，“最近太平洋戰事爆發，逃難的飛機竟裝來了箱籠、老媽與洋狗，而多少應該內渡的人尚危懸海外。”其二，“某部長在重慶已有幾處住宅，最近竟用65萬元公款買了一所公館。”王蕓生拍案而起了：“為今之計，所有政府機關，一要全部厘清其系統，二要逐個考核其執掌，……最要緊的一點，就是肅官箴，儆官邪。”據說報紙發行的當天，西南聯大及浙江大學等數所大專院校的學生便上街游行了，強烈抗議國民黨政府的黑暗與腐敗。至于蔣介石，更是坐立不安，他一面命令交通部致函《大公報》以“解釋”事件的原委，一面則罷免了那個讓他丟盡了臉面的“某部長”郭泰祺。更為可笑的是，事隔40余年，在一次紐約華人的聚會中，當年“洋狗事件”的主角孔二小姐與王蕓生的女兒不期相遇了，她竟然控制不住地叫喊了起來：“王蕓生是共產黨！你給我出去！”
王蕓生并不是共產黨，但他卻有著共產黨人的大無畏精神。1943年的2月2日，王蕓生第二次“碰”了蔣介石——一篇名為《看重慶，念中原！》的社評，如同驚雷一般震撼了整個山城：“昨天本報登載一篇《豫災實錄》，想讀者都已看到了。讀了那篇通訊，任何硬漢都得下淚。但令人不解的是，河南的災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災大員也早已公畢歸來，我們也曾聽到中央撥了相當數額的賑款，但是截至本報通訊員上月17日發信時，尚未見發放賑款之事，千萬災民還在眼巴巴的盼望，這是何故？”質問完畢后，他便開始“有的放矢”了：“河南的災民賣田賣人甚至餓死，還照納國課，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發豪商巨富的資產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滿不在乎’的購買力？看重慶，念中原，實在令人感慨萬千！”針對如此的現實，王蕓生的憤怒一發而不可收，隨后他又相繼發表了《為國家求饒》《晁錯與馬謖》等一系列的社評——或是直接請求那些“國難商人們”，尤其是“非官非商、亦官亦商”的“假公濟私”者們：“放手吧！饒了國家吧！”又或是借古諷今，規勸當今的統治者應以誅晁錯的漢景帝和斬馬謖的諸葛亮為榜樣，堅決鏟除禍國殃民的權相和敗將，“以服軍民之心”。據說，這一次著實讓蔣介石大開殺戒了，不僅責令《大公報》停刊三天，而且還將那位披露河南災情的記者張高峰逮捕法辦。
1943年的春天，戰爭進入最為艱難的時期。為了挽救頹喪的世風，王蕓生借助《大公報》發動了一場“愛恨悔”運動——“我們要愛，愛國、愛族、愛人、愛事、愛理；凡我所愛的，生死以之，愛護到底！我們要恨，恨敵人、恨漢奸、恨一切口是心非、損人利己、對人無同情、對國無熱愛、貪贓枉法以及做事不盡職的人！我們要悔，要懺悔自己，上自各位領袖，下至庶民，人人都要低首于自己的良心面前，懺悔三天；省察自己的言行，檢視自己的內心，痛切懺悔自己的大小一切的過失！”他強調說：“中國人都有了這種行為基準，神奸巨孽必除，貪官污吏必滅，奸商必戕，懦夫必有立志。遍國中充滿攘利不先、赴義恐后之忠憤耿耿的人，大敵還愁不摧，國家還愁不強嗎？”這一次的“創意”，完全是出自王蕓生救國救民的一片赤誠，不承想又狠狠地“碰”到了蔣介石的那根最為敏感的神經。——吳稚暉代表他出面了：“《大公報》宣傳愛恨悔，有些形跡可疑。因為孫總理的學說只講仁愛，從不講恨。恨是馬克思學說，《大公報》恐怕是在替共產黨作宣傳。”就這樣，一場已經收到了上百封讀者來信表示熱烈擁護的運動，竟以莫須有的罪名給扼殺了。
王蕓生曾對家人說過這樣的話：“我作為一份民間報紙的發言人，要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我才有獨立的發言權，我才有資格說真話，對國民黨才能嬉笑怒罵。”這就是王蕓生的原則和立場。當年胡政之、張季鸞等人接辦《大公報》時曾明確地提出了“四不”的社訓，如今王蕓生則公開表示“不做蔣家官，不收蔣家錢”。他不僅拒絕了國防參議會參議員的聘任，就連由郭沫若擔任廳長的政治部第三廳的邀請，也一概謝絕。他的理由是：“戴盆何能望天！”——只有身在政府之外，才能夠清楚地“望天”。
第三，評述蘇聯外交，抨擊骯臟交易。
對于中國的抗日戰爭，蘇聯曾給予了巨大的支持和援助，這是王蕓生牢記在心的。但是后來的事實卻令他耿耿于心，他不能不挺身而出尋求公道了——
1941年的4月13日，蘇聯與日本簽訂了一個“和平友好邦交”條約，不僅保證互不侵犯，而且保證其中的一方在與其他國家發生軍事沖突時，另外的一方絕對保持中立。更尤其是，在他們的宣言中竟然寫進這樣的內容：“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圣不可侵犯性。”王蕓生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一再詢問是否翻譯有誤。4月15日他寫下《蘇日中立條約》，憤然譴責這一“中蘇邦交上的可憾可惜之舉”——第一，“這在客觀上就等于蘇聯便利日本對華作戰，便利日本南進，在太平洋上與英美開戰。”第二，“共同宣言中承認‘滿洲國’的存在及不可侵，是損害了中國的主權。”第三，早在1924年簽訂的《中蘇協定》中就有“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的內容，但是今天的蘇日共同宣言中竟扯出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這無疑是“破壞（中蘇）雙方條約和侵害中國主權之舉”。
第二篇“反蘇”社評，是發表于1946年2月13日的《讀雅爾塔秘密協定有感》。當蘇聯和美、英巨頭于雅爾塔簽訂的秘密協定公開之后，王蕓生再也不能沉默了。他憤然指出：第一，針對著有關中國的領土與主權大事，三巨頭們竟然能背著中國政府做出決定，“可見中國是處于受支配被處分的地位”。第二，蘇聯為了獲取租借旅順大連兩港及建筑中東南滿兩條鐵路的權利，竟然將早已廢除的由清政府與帝俄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重新恢復，“以前的帝俄與沙皇，是極丑惡極落伍的，經1917年的十月大革命，把丑惡而落伍的帝俄連根革掉了命”，不承想為了骯臟的交易，如今竟能拋棄應有的立場。五天后，王蕓生又寫下《東北的陰云》，再四天后又寫下《東北的經濟與金融》，強烈譴責蘇聯在中國的領土上延不撤兵，在中國的東北盜運機器、濫發紙幣的事實……
如果說王蕓生將手中的筆直接對準了社會主義的蘇聯在當時不怕中共認可的話，那么后來的現實竟被他“不幸而言中”了！——上個世紀的60年代末，中蘇邊境終于爆發了珍寶島事件，一位中共的上層人士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王蕓生，想起了他當年寫下的這篇文章：“寫得好，站得高，看得遠，蘇聯的很多表現確實是可怕的‘社會帝國主義’的行徑。”
真實地記出你所見到的事，勇敢地說出你心里的話，可以無愧為一個新聞記者了。敢說、敢做、敢擔當，是自由人的風度；敢記、敢言、敢負責，是自由報人的作風。
——這，就是“自由人”與“自由報人”王蕓生所追求的目標、所堅守的原則。
當今學者傅國涌曾在文章中指出：“遍觀百年新聞史，‘文人論政’傳統的產生存在，至少需要三個條件：一是民間報刊的空間，二是經濟獨立，三是知識分子能保持人格獨立。……新記《大公報》的崛起，代表了一個時代‘文人論政’的最高水平。”——王蕓生確實是幸運的，他遇到了《大公報》；《大公報》也確實是幸運的，它遇到了王蕓生。趙樸初稱贊他是：“人海燃犀嘗燭鬼，論壇主筆仰扶輪。”劉大年稱頌他是：“名世大手筆，愛國言論家。”但王蕓生卻這樣評價自己，這樣評價自己的一生：
我是一個中國人，而且正是這個時代的一個中國人，國家在這個時代中的悲喜，我自然也分享了一份。庚子以后的殘破局面，已在媽媽的懷抱中過去，童孩的腦中沒留下一點印象；我的小辮子是給辛亥革命剃掉的，壬子兵變時的火光與槍聲，曾照耀過我的眼睛，震動過我的心；五四運動給我打下一個做人的基礎；五卅運動又使我認識了自己的國家。民族的熱血曾鼓舞著我的青年的心，使我走上民國十五六年的革命戰場。革命的火焰曾使我的生命發光，而革命陣營中的腐敗現象也確曾傷過我的心。我從那時起開始有了一種覺悟，覺悟自己不是一個一手回天的英雄，遂摒絕一切政治的轇轕，安心來過一個新聞記者的生活。人是從那時起變得沒出息了，也從那時起變得老實些了，但自信我的心卻未曾冷。
作為記者他是稱職的，作為報人他是優秀的。——他的心永遠“未曾冷”，他的心在面對一切魑魅魍魎的時候，都會大義凜然地呼喊出：“現在是記者利用筆來殺伐敵人的時候！”
——抗日戰爭爆發的那一年，王蕓生36歲。
他無比的自信，他無比的自負，他說過：“《大公報》就是王蕓生，王蕓生就是《大公報》！”——這話，沒錯，一點都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