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底至8月，在新四軍軍部所在地安徽涇縣云嶺東邊約四五里路的大路北面，有一處約有十來戶人家的小村莊，叫“田禾里”。在這里聚集著一群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他們生氣勃勃、斗志昂揚，刻苦學習救護衛生知識，準備為抗戰貢獻自己的力量。這就是新四軍軍醫處主辦的第二期衛生訓練班。
這期衛訓班有40多人，分5個班，第五班是女生班，我是班長。開學時10人，不久只留5人，即：姜明、王錚、金鼎、何柔和我。男生有4個班，我尚記得名字的有：陳海峰、朱潮、翟盛、李磊、沙序凱、何秋澄、陳本固、李德、張鑫原、蔣品珍、章逸、孫學、江守默、湯禧承、周森林、浦金泉、顧紀書、葛志剛、李桐銘、董學金、金松林等，共26名同志。他們大多數來自大城市敵占區，少數來自安徽省各縣。他們都有強烈的民族觀念，不愿當亡國奴，是抱著強烈的抗日救亡志愿來參加抗戰最堅決的新四軍的。他們的年齡在20歲左右，最大的二十二三歲，最小的十六七歲，多數是初中生，還有部分是小學生，文化程度雖不高，但學習態度很好，刻苦認真、積極努力、團結互助。他們之中的多數人先到新四軍教導隊受了大約半年的軍政訓練，有了一定的思想覺悟基礎，政治素質較好。
衛訓班的機構很小，工作人員很少。教務主任叫楊光，學生的學習、生活由她一把抓。楊主任是湖南人，身材魁梧，工作認真負責，作風大膽潑辣，對人嚴肅熱情，學生既尊敬她又有點怕她。另有一個政治指導員負責管理學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名叫呂錫元。他平易近人，很能團結人。還有一個管理排長，負責衛訓班的伙食供給。學生隊長由學員李桐銘擔任。學生中黨員不多，建立了黨支部，支書由指導員兼任，支委有翟盛、姜明和我。當時黨組織黨員不公開，男同學中黨員少，女生中黨員多，勢必要女生做男生的工作。支部研究決定第一批發展的幾個黨員都是男生，分工后要我去找一個男生談話。我感到很為難，被指導員批評后，我只好硬著頭皮去做。
衛訓班的教員都是衛生處和軍醫院的大夫、護士兼任的。教員有崔義田院長、宮乃泉主任、章央芬大夫、吳之理大夫、李振湘大夫、鄭素文護士長、陳鳳琴護士等，他們的水平都是很高的。
衛訓班的課程有內科學、外科學、生理解剖學、護病學、藥物學等。教材都是教師自編的講義，結合實際，深入淺出，我們邊做邊學，學得挺感興趣。
此外，衛訓班還有個俱樂部，是學生自己組織的。軍人俱樂部在指導員的直接指導下，由學生開軍人大會選舉產生，下設學習、宣傳、墻報、歌舞、體育、民運等項目，搞得很活躍。
衛訓班遵循了“抗大”和教導隊的“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好校風，生活是半軍事化的。大家每天很早起床，集合、跑步、收操、唱歌、洗臉、吃飯、上課，和在教導隊時的生活差不多。學習除上課外，晚上要做作業。好在大多數學生是教導隊訓練過的，都能適應。那時經常開晚會，活躍部隊生活，有時是軍民聯歡，有時是和軍醫處、軍醫院聯歡。節目都是自編自演。我記得一次與軍醫院的同志開聯歡會時，我和一個同志表演賣梨膏糖，一句“李大夫（李振湘）吃了我的梨膏糖呀，開起刀來蠻靈光呀！”逗得全場大笑，我們演得也很高興。
在衛訓班，有兩件使我難以忘懷的事：一是見項副軍長；二是“七一”轟炸。
開學不久，一天上午，楊光主任叫我跟她出去。只見她急匆匆地說：“去見項副軍長，他叫你們女生都回教導隊八隊去，說衛訓班不要女生。你代表女生去講講你們的思想和要求。”我帶著又驚又憂的心情跟著楊主任上了路。
田禾里到羅里村（軍部所在地）約四五里路。我們步行到達后，在一間老式小樓上見到了嚴肅而慈祥的項副軍長。他熱情地招呼我們坐下，讓勤務員拿來兩杯白開水。我環顧四周，發現房里陳設很簡樸：一張木板床、一張大方桌、幾個板凳。項副軍長的和藹態度使我的緊張心理放松了一些。我們向項副軍長敬了一個軍禮，楊主任先向他匯報了衛訓班開學以來的情況，接著說到女生。她說，雖然女生不適合去前方，但是后方醫院也需要人，希望女生留下來。然后，她指著我說：“吳友廉是女生班長，讓她匯報女生思想吧。”我接著說：“報告首長，我們10個女生都是八隊來的，是由領導號召、自愿報名后組織批準的。我們都立志做一名白衣戰士，救死扶傷。我們不怕苦、不怕死，堅決抗戰到底！現在認真學習，畢業后服從分配，請求首長批準我們繼續學下去。” 項副軍長有點為難了：不同意吧，是不聽基層干部和戰士的意見；同意吧，要收回成命。他思考了一下說：“這樣吧，五個年齡小點的回去，五個大點的留下。”楊主任說：“我們執行首長的指示，回去做好工作。”我們即站起向項副軍長敬禮、退出。
通過這件事，我對項副軍長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沒有一點架子。一個基層干部可以帶一個戰士直接跑到軍首長宿舍，只有革命部隊才有這樣的事。項副軍長講民主，體恤下情，使問題能得到合理妥善解決。這次見面使我終身難忘。
1939年7月1日上午，為準備晚上的軍民聯歡會，我和另一位女戰士在衛訓班門口河邊洗桃子，忽然聽到嗡嗡的飛機聲，聲音越來越大，我們抬頭一看，飛機已到頭頂。只見飛機一個俯沖，接著是轟轟一陣炸彈聲和嗒嗒嗒機槍掃射聲。我們蹲在一棵樹下，目睹著日軍的暴行，義憤填膺！
幾次輪番轟炸、掃射，主要目標是云嶺軍部所在地和中村教導總隊駐地。我們南堡村軍醫處軍醫院、田禾里村衛訓班目標小，沒有遭到轟炸。敵機一走，我們立即參加衛訓班組織的搶救隊去云嶺、中村搶救傷員。我在軍醫院門診部照顧收容送來的傷員，給他們包扎、止血、輸血，將重傷員送開刀房清創或截肢。有的重傷員送來后因流血過多，搶救無效，我們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停止呼吸、心跳，心痛萬分。這更增加了我們對日軍的仇恨。
這時，我親見了到皖南軍部采訪的美國進步記者史沫特萊女士，也同我們一起積極參加救護工作。后來，她向國際上報道了日本帝國主義殘酷轟炸皖南后方軍民的滔天罪行。她指出日軍的對華侵略是非正義的，中國抗戰是正義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堅持抗戰到底，勝利必屬中國。
1939年8月，我們課程已學完，少數同學去了前方部隊，多數同學到小河口軍部后方醫院去實習，一個月后全部分配，絕大多數到了前方部隊。我被留在后方醫院化驗室工作。
為期半年的第二期衛訓班是男女生在一起學習，雖然大家都是青年人，但沒有人談戀愛。當時有個規定：要符合“二五八團”條件才允許談戀愛，即25歲，8年革命經歷，團級干部。很明顯，衛訓班的同學都不夠條件。但最主要的是，當時的同學思想很單純，大家以抗日打鬼子為目的，沒有人考慮個人問題。通過半年的專心學習，大家不僅提高了專業知識、業務能力，政治思想水平和階級覺悟也有很大提高。不少同志在衛訓班入了黨，立下為共產主義理想奮斗終身的決心。衛訓班不僅培養了一批醫務衛生骨干，也培養出一支堅持革命到底的政治隊伍。在以后艱苦、殘酷的戰爭年代里，在槍林彈雨的斗爭中，衛訓班的同學成為革命的白衣戰士，沒有一人貪生怕死、叛變投敵，他們救死扶傷，為革命貢獻了自己的一生。經過長期革命戰爭和工作的鍛煉，他們在新中國成立后大多成了醫務戰線上的中高級領導干部。這就是我們二期衛訓班的成績，是值得我們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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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皖南新四軍軍醫處吳友廉（葉挺攝）
新四軍醫院化驗員吳友廉
在抗戰初期，照相機是十分稀罕的“奢侈品”，這是一張新四軍葉挺軍長拍攝于抗戰初期的珍貴歷史照片，畫面上的主人公—新四軍女戰士吳友廉頭戴軍帽，身穿白色工作服，端坐在桌前，正全神貫注地操作顯微鏡。
吳友廉（原名吳幼蓮），1918年7月出生在安徽涇縣茂林村一個殷實人家。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吳友廉懷著深深的民族仇恨輟學回到家鄉。1938年5月，新四軍軍部來到皖南涇縣云嶺。在民運工作隊廣泛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動員、組織民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的鼓動下，吳友廉在茂林首批參加“婦抗會”，首批加入中國共產黨，并于1938年10月份參加新四軍。在教導總隊第八隊（女生隊）學習四個月后，她又轉到軍衛生部軍醫處舉辦的衛訓班（第二期）接受了為期半年的培訓。衛訓班結業后，吳友廉被分配到軍部醫院當化驗員，正式成為新四軍早期的一名白衣戰士。
1996年，吳友廉二期衛訓班的同學、新四軍老戰友陳海峰來南京時，將這張珍貴的歷史照片贈送給了吳友廉。(曾劍中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