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26年11月9日出生在啟東合作鎮無畏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1940年新四軍到了我家鄉，建立了抗日政權，給我們貧苦農民帶來了希望。1942年我16歲加入了青年抗敵委員會，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二五減租減息運動和艱苦卓絕的反清鄉斗爭。
1944年組織上派我到蘇中四專校學習。該校在臺北三倉區陸子苴（現東臺市境內），是所抗大式的學校，全校有600多人。在那里，我學習了毛主席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持久戰》等著作，還學習了財務稅務專業知識。此時我才曉得，組織上要把我培養成一名新四軍的財稅干部。在校期間，辛夷隊長介紹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校方決定讓我們提前結業。我和俞文相被介紹到東南貨管局（設在啟東聚星鎮），局長陳世魁將我倆分配到四分局（匯龍鎮），分局主任張勁命我到和合鎮任稅務所長，俞文相為會計。稅務所下設寅陽港、戤效港、吳倉港三個稅收小組。就這樣，我這個19歲的農村小青年就當了新四軍的稅務所長，從此開始了四年征稅歷程。
為打破敵人對解放區的經濟封鎖而戰斗
日本投降后，為了打破國民黨反動派對解放區的經濟封鎖，啟東解放區和蘇中解放區其他地方一樣，在沿江開設了多個港口，鼓勵各地商人來啟東經商，把本地農副產品銷往江南的大中城市，同時購進解放區所需物資。
我們的稅收貨管任務，就是為解放區政府征收稅款，并有計劃地促進敵占區和解放區之間的物資交流，以達到供求平衡、穩定物價、發展生產的目的。我們按照黨的貨管條例和稅制有關規定吸引和管理商人，確保凡是從解放區把皮棉、黃豆、赤豆、豆餅等農副產品運往蘇南、上海等國民黨統治地區，均需辦好納稅、出港手續方可通行；同時購進我們所需要的兩類物資，一類是槍支彈藥、細布藥品、紙張等軍用品（有專門機構收購），另一類是解放區人民所需要的煤油、火柴、肥皂等民用工業品和生活用品。我們的稅收貨管工作對支援擴軍備戰、保障供給、改善人民生活、促進生產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黨所制定的稅收貨管政策，深受人民群眾和商人的擁護和歡迎。商船穿梭不息，碼頭裝卸等港口服務業蓬勃發展，港口成了商貿流通中心，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解放區流行的一首歌謠“千條船呀萬條船，千條萬條來往像梭穿。布朝北呀米朝南，從南到北只收一道捐。除了解放區，別處哪兒有，哪兒有……”就是當時真實而生動的寫照。
啟東地處長江北岸入海口處，與崇明遙遙相對，素有江海門戶之稱，稅源豐富。然而，這里社情相當復雜，特別是逃往崇明、上海的“還鄉團”與海匪勾結，使我們的稅收貨管工作常常受到嚴重騷擾。1946年的一個夜晚，我所副所長王篤在公司港附近開展工作時，遇上一股土匪，他的駁殼槍被繳，稅票和稅款被搶，人也被土匪捆綁拷打。時隔不久，我所駐吳倉港稅務員茅錫祥在傍晚回宿舍的途中，也遇上了土匪，稅票和稅款都被搶光，人也被土匪打傷。
1946年深秋的一天，我們接到可靠情報：一條海匪船已進入吳倉港和合鎮港灣內，船上藏有槍支彈藥。我立即帶人趕去，把船主引上岸來，進行盤問。他拒不交待。我們便上船搜查，在船倉的夾倉中查到步槍三支，子彈數百發。后分局將海匪就地正法。
我們除了提防匪敵外，還要同一些奸商作斗爭。他們為了瞞報出口物資數量，常用金錢拉攏、腐蝕、行賄我稅務干部。但我所的稅務人員絲毫不為所動，對行賄行為一律當場痛批，并進行重稅罰款處理，使廣大商人知道我們新四軍的財稅干部不是他們想象中的“稅官”，而是人民的公仆。我們日夜堅守在稅收工作的崗位上，較好地完成了上級交給的稅收貨管任務，多次受到上級表揚。
依靠群眾突破敵后征稅困局
新四軍取得蘇中“七戰七捷”后，主力奉命戰略北移，蘇中四分區各地相繼淪為敵后。1946年10月31日，國民黨軍隊和“還鄉團”占領了啟東匯龍鎮。
為了適應新的斗爭形勢，黨領導的堅持敵后工作的地方政府、地方武裝實行精兵簡政、財稅合并。組織決定：全區130多名財稅干部，留下60多人堅持原地斗爭，其他同志另行安排。上級以我所為基礎，組建了路南財經分所，黃凱為所長，我為副所長。不久黃凱調走，由我擔任所長。全所雖然只有10多人，但隊伍精干、行動靈活、士氣高昂，為保障供給、支持解放戰爭，全體同志不怕流血犧牲，始終堅持在路南敵人心臟地區開展稅收工作。
當時一批逃亡到崇明、上海的敵對分子組成“還鄉團”，隨國民黨軍隊全副武裝地“還鄉”，占領了啟東大小集鎮，建據點、筑碉堡。這些“地頭蛇”懷著刻骨的階級仇恨，反攻倒算，殺害翻身農民和區、鄉、村干部。他們還在農村組建由地富分子參加的“鐵叉隊”，設崗放哨、密布暗探，常有新四軍干部被捕身亡。
我們經受住了嚴峻考驗，堅持為支援前線、為解放全中國而征稅的意志毫不動搖！我們緊緊依靠貧下中農，嚴懲農村中的敵方暗探，武力制服“鐵叉隊”，終于清除了國民黨軍隊和“還鄉團”遍布在鄉間的耳目和幫兇，使農村又變為共產黨的天下，重新打開了征稅局面。
五條港跳江突圍
然而，我們征稅的地區畢竟是敵占區，隨時會遭遇險情。
1947年3月22日早晨，我和李熬赴大同村（鎮）收稅，李熬在一家商店里開稅票，我站在門外放哨。我突然發現敵人已進村了，并正向我們走來。我和李熬連忙從街后的巷子往南撤走，敵人一邊向我們開槍，一邊朝我們包圍過來。我和李熬跑到五條港西堤岸外的長江灘上，此處向東是五條港，向西是長興鎮（有敵人駐守），北面敵人正在撲來，南面則是白浪滾滾的長江，情況萬分危急！
未等我們定神，五六個敵兵已登上了堤岸，離我們只有十來米。敵兵用槍對著我們大喝一聲：“喂！你們是什么人？”我和李熬都是農民打扮，我馬上回答：“我們是老百姓。”大概敵人未懷疑我們是共產黨干部，又喊道：“上堤岸來，我們要檢查。”我們只得慢慢地向敵人走去。我低聲吩咐李熬在接近敵兵時快速甩硫磺彈，以便趁機向北突圍。
敵人緊緊封鎖北岸，集中火力分兩路向我們追擊。我邊跑邊對李熬說：“我們向北突圍無望了，只有跳江，游過五條港才有生路！你快跟上我往東奔！”我倆飛快地向前邊奔跑，敵人在后面打著槍追趕。當與敵人的距離拉遠到四五十米時，我猛然回頭一看，李熬不見了。我以為他中彈犧牲了，便徑自繼續向東奔跑。終于到了五條港外口，我緊握手中駁殼槍，毅然跳入江中向港東游去。
五條港外口水面又寬又深，我在驚濤駭浪中一口氣游過了200多米寬的五條港！此時我全身都凍麻木了，人伏在江灘上，半個身子還浸泡在江水中，全身沒有一點力氣，后被高橋鄉的兩個鄉干部張朝相（已故）、施興邦（在南通離休）所救。他們把我扶到江邊老鄉施占相家中，施伯伯給我換了衣服，喝了兩碗紅糖生姜湯，我很快恢復了體力，又繼續投入戰斗。不久我欣喜地得知，李熬同志也脫險了，當時他藏到江灘上的蘆根堆里了，敵人只顧追我，未發現他。遺憾的是，他還是在后來的斗爭中犧牲了。
冒險開辟“據點征稅”奇徑
隨著對敵斗爭形勢日益嚴峻，開展稅收工作困難重重，以至后來漸漸無人向我們報稅。
有一次我到路北見到游擊營的司務長何士達，開始他以為“財神爺到了”，很高興，可我已身無分文。我只能給他稅票、查驗印章、稅率條例，讓他們自己到小集鎮去收稅。他接過稅票非常高興，以為有了稅票就有了錢，可是他連續三天到東余鎮去收稅，卻一分錢也沒有收到。他再次見到我時，急得哭起來了：“區游擊營已幾天無油炒青菜了，再過三天，連炒鹽黃豆也吃不上了。”身為財稅干部的我聽了這話后，心情非常沉重：我們對區游擊營的最低給養都不能保證，怎么談得上支援戰爭、支援前線呢？可是，大商人都躲藏在敵人據點里，我多次寫信，約定地點、時間，但始終不見他們蹤影。
無奈，我們橫下一條心，決定冒險進入據點，開辟征稅新途徑。我和戴祥商定，首先把和合鎮東市梢毛召福油坊、和合鎮北市梢同康木行和江夏村（鎮）等油坊老板列為重點稅收對象。
一天上午，戴祥化裝成一個打油工人，用扁擔挑著兩只油桶，身藏手槍，通過了敵人哨卡，來到毛召福油坊。戴祥用槍對著油坊老板，輕聲地對他說：“我這次來，主要是請你向我們完稅的。為了安全起見，煩勞你跟我走一趟，護送我出去。”油坊老板不得不聽命。到了據點外面，戴祥和他結了稅賬，要他交470萬元（法幣），并約定了時間、地點。隔了數日，油坊老板托人把稅款如數送來了。
戴祥把收到的稅款趕緊送到了區游擊營，解決了他們的燃眉之急。為此，戴祥得到東南行署第一號嘉獎令，東南貨管局將戴祥堅持敵后斗爭的事跡專門印成小冊子下發，號召東南地區財稅干部學習。
冒險進據點收稅，我這個所長也常親自出馬。一天，我和區公安股長趙志良（后在上海市離休）商量，決定去和合鎮北市梢同康木行，要該行老板出來完稅。趙志良對和合鎮敵據點里的情況比較熟悉，他說：“我正在考慮如何處決和合鎮據點里的敵情報組長顧朝琴，這個壞家伙經常欺壓打罵群眾、強奸民女，壞事做盡，民憤極大。”我對趙說：“兩個任務我們一起完成！”
一天凌晨，我帶了兩個武工隊員到了和合鎮，躲在一家豆腐店中，正巧見到門外有一個人為買瓜打罵群眾。門外的聯絡員發出信號，暗示這個打罵群眾的就是顧朝琴。我們三人馬上沖出門外，我從腰間拔出駁殼槍向他開了兩槍，將其當場擊斃，為民除了害。街上的群眾聽到槍聲亂成一團，乘群眾向四面八方散去之際，我們迅速找到同康木行的山東老板。我們帶著老板蹚水過河，撤到安全地帶。我們向老板交待了政策，并約定了完稅時間、地點。不久，他托人向我們送來稅款500萬元（法幣）。我們開展的據點稅收行動，迫使和合鎮據點里的比較大的商人及和泰、楊裕興等油坊老板都規規矩矩地向我們繳稅了。
打開和合鎮據點稅收局面后，我又轉向江夏村（鎮）和寅陽鎮開展敵據點收稅。1947年夏天的一天中午，我帶領李熬、施躍化裝成農民模樣，悄悄地進入江夏村（鎮）敵據點內，把油坊戴老板請了出來。第二天晚上，我又和宋漢章（在啟東離休）等穿過江夏村（鎮）敵據點到寅陽鎮油坊征稅，在兩地總共征到稅款470萬元（法幣）。
通過開辟據點稅收新途徑，保障了區、鄉干部的供給，也度過了最困難的非常時期，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戰爭。
我所先后有九位戰友為征稅英勇犧牲
敵后征稅無異于虎穴取食，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我們堅持在路南征稅的財稅干部，為了多征點稅，全然置生死于度外。
1947年12月底的一天傍晚，我所稅務組長韓良、沈士高、高敏三人商議，決定夜晚到和合鎮西南東興鎮附近三叉路口，搞一次突擊性查稅緝私活動。他們到路口附近時與敵人遭遇，韓良在與敵搏斗中壯烈犧牲，高敏跳河脫險。沈士高在過河時中彈負傷，脫險后向東走了六七里，終于找到區游擊營二連駐地。我看見他全身衣服濕透，面色蒼白，一手拿槍，一手拎著包裹，捧著肚子艱難地走來，連忙把他扶到屋內。他上氣不接下氣地告訴我：“我們遇上了敵人，韓良犧牲了，高敏下落不明！”我急忙叫來衛生員小宋進行搶救。衛生員把他的衣服解開，只見他渾身是血，腸子已從槍眼中涌出來了，在場的同志都驚呆了。沈士高指著桌子上的槍和包裹里的稅款、稅票說：“請組織收下，我的任務完成了。你們繼續戰斗……”衛生員含淚替他換了衣服，包扎好傷口，我們馬上派兩名戰士用擔架把他送往后方醫院搶救。然而他不幸犧牲在半路上。沈士高同志犧牲后，我們大家心里非常悲痛，也非常震撼：他身負重傷，竟沒有丟失一槍一彈，沒有丟失一張稅票，沒有丟失一分錢稅款！他是我們的驕傲，是我軍稅務干部的楷模！
我所在敵后路南地區堅持斗爭的12位財稅干部中，先后有戴祥、龔鏡春、李熬、沈士高、韓良等九位同志壯烈犧牲，我是少數幸存者之一！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我們征來的每分錢、每粒糧都來之不易，是烈士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新四軍的財稅干部，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不可磨滅的貢獻。
（責任編輯 李贊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