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軍代軍長陳毅和政委劉少奇根據中央“華中各地應急速成立銀行，發行邊幣”的指示，在南方根據地組織成立江淮銀行和江淮印鈔廠。新四軍財政經濟部長朱毅、副部長李人俊分別兼任銀行正副行長。
那年，我17歲。我同麥潔紅、錢郡芳、曾華等數十名女同志從抗大五分校調到新四軍財政經濟部，進入會計訓練班學習。老師講的是借貸方面的知識，卻不知老師說的是何地方言，課聽不大懂，還要學習打算盤。我想，不是說打鬼子嗎，怎么做起商人來了？
朱毅部長好像看出了我們的心思，親自來給我們上課。他說，“革命也需要當家理財，學借貸、打算盤，才能記好賬算好賬。光有革命思想還不行，我們手中的武器就是算盤，同樣是為了打鬼子！財經戰線上的開源節流、反對貪污浪費、保衛革命財產，就是支援前線，我們同樣是一名英勇的抗日戰士。”
此后，我們安下心來學習，老師的方言也逐漸聽懂了。訓練班結束后，我被分配到江淮銀行總行金庫任出納。當時工作駐地的印象至今還記憶猶新，有柜臺、欄桿，總行的金庫有一臺鐵制保險柜，財政經濟部的金庫只是許多的木箱子，即時結算還是用法幣。
1941年4月，江淮銀行總行開始營業。我記現金出納賬，每日在窗口。經常開黨小組和支部會，空閑時，就看三姐程瑞蒙給我帶來的馬列主義書籍，還時常到泰山廟聽財經專家薛暮橋講的政治經濟學報告。
8月，日偽對鹽阜區進行大規模掃蕩。我們跟著李人俊副部長行軍到了蘇中區，我和錢君芳暫借給蘇中區行政委員會領導下的兩淮鹽務管理局，那里原有大量的留用人員，沒有新四軍的干部。錢君芳管印鑒，我是會計。去的當天下午突然接到通知：情況緊急，鬼子下鄉掃蕩了。緊急集合后，我和錢君芳去河邊的一小茅草棚中暫時躲避。我們倆鉆進了一間空蕩的、低矮潮濕、只有一扇窗子、朝河方向開著的窩棚式土屋。我們蜷縮著身體，貼墻各站在窗的一邊，各自向兩邊望去，心想，鬼子上岸怎么辦？我們穿的是軍裝，誓死不當俘虜。想著想著，忽然聽到汽艇的馬達聲，我們屏息觀望，想是肯定鬼子來了。果然，汽艇由遠而近轟鳴而來。我們攥緊拳頭、提心吊膽，清楚地看到船頭有五名持槍的日本兵，我們就在他們的眼皮底下，他們稍作環視就緩緩而去。真是好險啊！幸好沒有碼頭，他們沒有上岸。等到天大黑了，李人俊副部長趕來通知集合時，我們看到一大隊人，他們是兩淮鹽務管理局的全部留用人員，都背著行李。他們害怕游擊生活，準備走。這樣，偌大的一個兩淮鹽務管理局，就由周邨局長、錢君芳和我三人接管了，成立了三人黨支部，周是書記，錢是宣傳委員，我是組織委員。
業務上，我們依舊沿用過去的稅票，蓋上兩淮鹽務管理局的公章、發給稅務員。每當稅務員來繳款時，都是行色匆忙，經我們清點后，立即簽點新的稅票給他們。由于稅票須是簽發時蓋章，所以經常是通宵不眠。天亮稅務員來領時，也來不及問姓名，就匆匆而去。在我們的稅務機關被敵人的“清鄉”、“掃蕩”摧毀時，他們就分散成幾個游擊組，與敵人拉鋸式地周旋，保護和運送稅款高于自己的生命，他們知道稅款對革命的重要性，他們無人動搖革命的意志，從無攜款逃跑者。
征收和保管稅款是極其重要和危險的工作，都是由我和錢君芳兩人負責，后來又有吳蓉同志。我們把錢放在特制的布背心中。領導怕我們不肯穿，特選了好看的紅格子布做背心。它有三排方形的口袋，口袋上有繩子可系，一排八個，放的是法幣和金條。規定我們每天穿著貼身睡覺不能脫，以應對敵人的突襲和掃蕩。我們是活的金庫，行動靈活便于分散，但也沉甸甸的，心情從不放松，覺從不睡死，責任重大啊！行軍時，前后都有部隊，緊跟在局長后面被人保護；分散時，也離駐地不遠，白天不可隨意外出，隱蔽行事。等到稅款收到一定數量，解繳軍部時，才可脫下背心，那時最輕松，像放假似的，可以美美睡上一個好覺。
為了躲避日偽的掃蕩，1942年6月，印鈔廠轉移到阜寧縣羊寨鎮以南的洪廟繼續生產。李人俊兼任廠長，胡金魁任副廠長兼黨支部書記。
由于業務需要，我和錢君芳又被調到印鈔廠。不久，由上海陸續運來了印刷機、凹凸版機、油墨和印鈔紙、切紙機和烘干機等。還引進了一些印鈔技術工人，全廠有300多人。
緊張的勞動就這樣開始了。將三臺印刷機放在中廳一字排開，中廳的東側放切紙機，先由切紙機開始進入三道印刷、檢票、檢號后，印出普通的江淮券。是像印刷報紙一樣的平紋，紙張是一般的印鈔紙。凹凸版印鈔機放在后廳，印鈔紙先經過濕處理后，經過凹版，清版、回墨，放紙壓印，烘干一次等程序，即成半成品。凹版印刷要求精確度高，所以，廠房明亮。印出的壹元券是特制的印鈔紙，紙是淡粉紅色，中間有細紋并有防偽標記圖案的油條油墨，突出發亮，高質量的江淮券。
1942年7月，印鈔廠全面開工時，陳毅代軍長親臨現場視察。陳代軍長所到之處，工人們都向首長敬禮致意。全廠上下和陳軍長的心都在一個目標上，那就是多印快印！因為華中各地的法幣仍然是主要的流通工具，由于交通的阻隔，造成法幣（特別是小額面值的法幣）很難得到補充，形成根據地市場流通籌碼的嚴重短缺，偽幣乘機而入，急需我們的江淮券去搶先占領市場，解決短缺，暢通流速，因而印鈔廠就是戰場，印刷的速度也就成了“革命的速度”、“戰爭取得勝利的速度”。
由于法幣的貶值，它企圖侵入抗日根據地掠奪物資。江淮銀行規定，法幣禁止在根據地流通，進入根據地的法幣必須按比值換成江淮券，把換來的法幣拿到敵占區購買我們所需的物資。因而，我們的江淮券一出，根據地的老百姓無不喜稱之為“抗幣”。從而，保證了抗日戰爭中根據地經濟的繁榮和貨幣的穩定，進一步保障了人民的利益。
干部和工人深知敵、頑、偽夾擊中有如此安定環境來之不易，為了這個目標，都忘我勞動。我們終于贏得了敵后的六個月寶貴的時間（1942年6月—12月），部分完成了小額江淮券（即1角、2角、1元）的印制和發行任務。在這五個多月的時間內，生產了抗幣947.55萬元，為鹽阜和蘇中根據地的經濟建設作出了貢獻。
我也常常是一個人去阜寧財經處，到駱耕漠那里向唐翠英領取現金，背著一挎包錢回來。記得有一次，去時晴天，回來卻遇傾盆大雨，我被淋得像個落湯雞，還要涉水過河，回來時一頭撞上李人俊副部長，問我怎么回事，我赤著腳，水從身上流到地上，也來不及回話，就搶先把未濕透的放錢的挎包交給出納錢君芳，總算保住錢物沒有“泡湯”。
1942年底，日偽的清鄉掃蕩更加殘酷，軍部號召實行“精兵簡政”，所以印鈔廠也動員一批女工回上海，留下的人準備撤出洪廟，轉移到海船上去生產。我們加緊把半成品的鈔票趕制成成品，困了就睡在鈔票上，把機器拆卸包裝好運到海邊打埋伏。由軍部調來的政工干部也隨李人俊副部長回新四軍軍部了。我們印鈔廠的隊伍雖然比不上正規軍，但也精干靈活，大家背著背包，轉移行軍到蘇中東臺海邊鹽墾區，繼續生產江淮券。
1943年1月，我們在總指揮羅湘濤指揮下，與海霸（海匪）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我們的海上印鈔廠在弶港與掘港之間的深海航行，陸地上有敵偽頑的夾擊，形勢嚴酷，生活艱難，沒有淡水、蔬菜，加上洶涌澎湃，暈船嘔吐，沒有冬衣凍得發抖。而凹凸版印刷機也不能正常工作，印刷機只有在潮水退時，由舒琪、陳真在艙中印刷。我們也只有在退潮時，在海灘上撿些海蜃子當菜吃，潮水來了就上船。情況緊急時就得立即開船，與海匪周旋。緊張過后，也有平靜的片刻，船飄在海上，我們坐在船幫上，看到海里的魚，看到圓形透明的活海蜇浮游在海上它的頭部在下面，在陽光的照耀下甚是美妙壯觀。
雖然堅持了一段時間，還是沒能適應，因為海匪的猖狂，退潮時也不能下船了，我們只得在海上打游擊，每天都要在深海航行。我們隨指揮船航行，游擊了一段時間，形勢稍微好轉，我們才得以上岸，先在鹽區一帶活動，住在燒鹽的鹽鍋旁。有一次，我們在開支部大會，從鹽民那里買了鮮黃豆莢，就放在鹽鍋上蒸，一會兒剝出黃豆吃，那才好吃呢！又嫩，又有一點咸味，真是一頓美餐，使我至今難忘。
寬闊的鹽場，一望無際。我們就在這里度過了一個寒冷的冬天，每天靠范仲云外出帶回的淡水、糧食、蔬菜度日，雖然生活工作還很艱苦，但是大家在一起過著部隊的集體生活，感情上非常溫暖和快樂，印刷工作也順利多了。
春天來了，有從延安來的文藝干事教我們唱歌，雖然鹽場只有兩種顏色，有了我們的歌聲，生活就多姿多彩了。請聽，我們的歌：
潮水喲來了喲，船兒喲起來吧，
艄公啊，打起唿哨，三月的風呀，吹向那深海中。
下海呀奔向東，伙伴們拉緊篷，
心兒啊，隨著帆飛魚兒亂翻騰。
（快）沖過黃河阻攔，壓倒海霸的猖狂，
千萬支船呀一條心，筑成海上鐵墻，
千萬只手呀張開網，織成海上屏障，
千萬只手呀飛海邊，好似雁鵝飛翔。
老二呀嗨嗨呀，撒網呀，拉起來呀，魚滿倉呀，
乘風破浪向前進，迎著滿天的曙光，
海里有我們的食糧，海洋是我們的家鄉，
誰敢擋住我們的去路，管叫它在狂濤中滅亡！
小海戰斗勝利之后，一天印鈔廠廠長胡金魁帶我去小海鎮上逛了一圈，用公款買了一只皮掛包送給我，包前面有鎖。從此，我“口袋賬”就搬了新居，我就是那時的“掛包會計”。直到1944年的車橋戰役后，淮南、淮北、蘇北、蘇中四個戰區連成一片時，印鈔廠轉移到了寶應安豐的林上莊，才開始了更大規模的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