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奚如
從黃埔軍人，到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及至西安事變、皖南事變，吳奚如有著槍林彈雨的體驗。左聯作家、秘密戰線、中共與魯迅、張學良的聯系人，他集多種身份于一身，張弛自如，游刃有余。跌宕起伏的人生，至死不悔的文學情結，充分彰顯其鮮明的個性色彩。他見證了現代中國歷史的波瀾起伏，也以普羅米修斯般盜火者的經歷為真理而殉葬。他就是吳奚如，一個傳奇性的新四軍文化戰士。
西安事變的參與者
西安建國路金家巷5號，東西排列三幢三層磚木結構西班牙式花園洋房。大隱于市的獨特位置，乳白色的圍墻,以及園中茂盛的香樟、雪松、紫藤、玉蘭等，均體現著主人非同尋常的身份及審美。這就是當年赫赫有名的張學良將軍公館。1936年9月的一天，在公館中樓的會客廳，張學良秘密會見一位客人。客人中等身材，方闊臉龐，眉宇間透露出一種智慧和自信。他即是此前曾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過的吳奚如。此行由周恩來直接安排，任務是在張學良身邊謀一工作，并以此為掩護成為中共與張學良的聯系人。會談的氣氛融洽和睦。吳奚如有備而來，侃侃而談，從對形勢的分析、中國抗戰的前途，進而談及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主張。張學良聽得很過癮，很久沒有與中共代表如此酣暢淋漓地討論時局與主張。為此對吳奚如刮目相看。
張學良說：“你講得很好！我在政治上有了新的理想，和貴黨結下了生死與共的同盟。雙方目標一致，逼蔣抗戰，拯救國家，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說到此，張學良顯得異常激動，也凸顯少帥的豪情與張揚的性格。
根據張學良的安排，吳奚如負責創辦和主編以對外宣傳為主的《文化周報》。吳奚如即以此為陣地，以充滿才氣的文筆，揮灑激情，筆動風雷。社論、時評、通訊、消息幾乎均由一人所為，既表達東北軍的政治主張，營造打回東北老家去的輿論氛圍。又巧妙地宣傳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文化周報》在西安面世后即被搶購一空，產生很大影響。這張報紙一共出版了9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東北軍，為后來促成“西安事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當然，吳奚如所為是因為背后有著張學良的支持。
在此過程，張學良經常會與吳奚如單獨接觸聊天。張學良也是一個興趣廣泛的人。他們從歷史論到當下，從蔣介石談到周恩來，幾乎熟悉的話題都能言及。吳奚如對張學良坦誠相見，為此也贏得了張學良的信任。而讓張學良特別感興趣的是吳奚如較為傳奇的文武經歷。
吳奚如曾由董必武介紹成為黃埔軍校的“入伍生”，參加過討伐陳炯明的兩次東征，勝利回師后升為黃埔第三期正式學員。1926年8月畢業時拒絕蔣介石的分配，成為黃埔辦校以來的為數不多者。后來，周恩來直接派他到葉挺獨立團，擔任獨立團政治處副主任。早年的軍人生涯，鍛煉了他的意志，以及堅定了追求真理的一種信念。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吳奚如義無反顧地出任湖北討蔣委員會常委、《討蔣周刊》主編，成為站在反蔣斗爭前列的先鋒戰士。其親屬因此被國民黨殺害。反動派曾揚言：“知奚如下落者，重賞。”吳奚如聞訊后怒發沖冠，大吼道：“小蔣，你今天要我的腦袋，明天我就要取你的人頭！”這就是吳奚如，光明磊落，大義凜然。他亦是南昌起義的參加者，并在此后擔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軍委代書記。吳奚如曾在武漢遭到當局逮捕，營救出獄后即被黨組織派往上海從事秘密工作。
全新的環境，全新的工作方式，從槍林彈雨、馳騁沙場，到西裝革履、十里洋場，吳奚如游刃有余，揮灑自如。他成為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的中央特科成員，同時有一個更加特別的使命，即擔任魯迅先生與中共中央的聯系人。其時魯迅與周揚等中共文委領導人產生隔閡，聯絡不暢，急需物色新的人選保持與魯迅聯絡。“特科”負責人、黃埔軍校出身的陳賡建議利用黃埔軍校這一特殊的政治和軍事關系，選一黃埔軍校出身者來擔負這一使命。吳奚如由此擔任新角色。而胡風又是由吳奚如選定作為中共中央“特科”與魯迅之間的“機要交通員”的。據吳奚如晚年回憶：當年他判斷胡風“在政治上是可信任的，雖則他的文藝理論常引起爭議，做人上有缺點和偏激，一如魯迅先生在答徐懋庸的公開信中所指出的那樣。”“因此，我在轉入黨中央特科工作之后，就奉命委托他為黨中央特科和魯迅先生之間長期的‘機要交通員’。他為黨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我只在有緊急事情時才去見魯迅先生。”當時，位于四川北路的內山書店是吳奚如與魯迅見面與通報緊急情況的地點。一段時間，凡是白區各地來的黨組織和個人到上海尋找黨的關系，都通過內山書店這一渠道，形成魯迅轉胡風再經吳奚如及至中央特科和黨中央這樣一種關系鏈。
1933年，吳奚如在上海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任大眾工作委員會主席。雖然進入上海文壇是掩護身份的需要，但吳奚如依然干得風生水起，作品迭出，成了一名較有影響的作家。吳奚如的革命經歷與閱歷成為他創作的有利條件，其作品以紀實性很強的革命題材的小說為主。上海灘《文藝月刊》《作家》《文學季刊》《小說月報》等暢銷文藝刊物上，均發表有他的小說、雜文等。其小說《卑賤者的靈魂》得到魯迅賞識并推薦到《作家》發表。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小巫集》也是這一時期由魯迅先生介紹到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
吳奚如張弛自如的文武之道，復雜的人生經歷和對環境的適應能力，以及在秘密戰線中的鍛煉，使他成為了一名復合型的特殊人才。天將降大任于斯人。而知其者又莫過于周恩來。1936年，正是政治形勢波詭云譎的時期，中共高度關注西安的動態。于是，周恩來親自點將，吳奚如將赴新的戰場。行前，他給魯迅先生寫了告別信。此事在《魯迅日記》中有當天“接奚如信”的記載。胡風在梁園飯店為吳奚如餞行，魯迅聞之興致勃勃特來作陪。席間，魯迅“不時爽朗大笑，頻頻舉杯”，以表示對吳奚如這位戰友兼學生的深情惜別和新的戰斗生活的祝福。
吳奚如在西安依然是一條秘密戰線。他除了與張學良保持接觸外，還與少帥的心腹軍政人員頻繁交往，建立個人關系。當時，為了與張學良共商抗日大計，中共中央特派八路軍左權、聶榮臻往西安與張學良晤面。吳奚如受命前往陜甘寧邊區迎接，并相伴始終。“西安事變”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吳奚如即在事件發生地并參與其事。他見證了當時的驚心動魄以及風云變幻。特別是在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親臨西安，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而通宵達旦、緊張忙碌的日子里，吳奚如始終如戰士般聽從召喚，協助周恩來處理了很多具體事務。經歷了“西安事變”，吳奚如的豐富人生又多了精彩一筆。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周恩來在將返延安之時，特地找吳奚如談話，要求他盡快結束《文化周報》工作，到延安接受新的任務。此時張學良已隨蔣介石到了南京，吳奚如隨將編務工作向楊虎城將軍作了交代。楊虎城高興地說：“你是奉周將軍的指示而來，現在周將軍需要你到延安，你就去吧。你在西安做了不少工作，成為了一個很好的橋梁，我代表張將軍感謝你！”楊虎城并親自舉行家宴為其餞行。這年的12月27日，吳奚如乘坐楊虎城親自安排的汽車，離開了緊張戰斗三個月之久的西安，奔向延安的懷抱。
1939年3月，周恩來(后右)和葉挺(后左)從桂林前往皖南，吳奚如(前右一)陪同
延安抗大的教員生活
延安是吳奚如夢寐以求的地方，他曾多少次對它有過想象與期待。終于來到寶塔山下，黃土高原純樸又不失濃郁的地域激情在感染著他。他顯得異常興奮。十多年的老黨員，有了一種回家的感覺。李富春代表中央組織部向吳奚如傳達了中央對他的安排，到抗日軍政大學任政治教員。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其前身為半年前在瓦窯堡成立的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當時有很多部隊地方的高級干部在抗大學習，而教員緊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對抗大非常重視，常到抗大上課。吳奚如沒有想到會讓他當教員，意識到這是一個全新的挑戰和考驗。在抗大分配的窯洞安頓好之后，他即進入角色，補充新的知識，梳理教學內容。他對自己說，一定要做一個合格的教員，像在過去所有的崗位一樣，不辱使命。他給本科班教政治課《中國問題》，從理論結合中國的現實，讓中國問題成為學員高度關注的問題。他授課時神采飛揚，充滿激情，深得學員們歡迎。同事中頗有人驚嘆：“想不到你老兄還有這兩下子！”他自己也沒有想到曾經戰場揮戈的他竟能一下子便適應教師的工作。
來到延安，吳奚如當然有一個心愿，即見到毛澤東主席。這天，在抗大教育長羅瑞卿的安排下，吳奚如前往毛澤東住的窯洞。出乎他意料的是，毛澤東主席見到他的第一句話是：
“你就是吳奚如？大名鼎鼎。”
這是毛澤東語言的風格，卻讓吳奚如一時無以應答，只有說聲：“主席好。”
“請坐。聽恩來講，你從魯迅先生身邊來，又是黃埔系的，還給張漢卿辦過報，文武全才，難得！周揚、丁玲二位也都談到過你。”
“主席過獎了，我只是盡力做好組織安排的工作。不同的戰線對自己也是個鍛煉。”吳奚如說。
“是的，雖然你在多個崗位工作過，但你畢竟是學軍事的，我們現在最缺的是軍隊干部，所以請你到抗大工作。怎么樣，適應嗎？”
“謝謝主席的關心，擔任抗大教員對我也是一個全新的鍛煉，我一定好好學習，自我提高，教學相長。不辜負主席的信任。”繼之，主席又與他聊了上海左翼文壇的一些情況。為了不打攪主席工作，這次談話時間不長吳奚如便告辭了。但主席對他的了解和夸贊卻一直讓他感動。
吳奚如又分別看望了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同志，以及周揚、丁玲等文藝界老朋友。尤其是文藝界不少熟悉的同志，當年在上海都是經他介紹抵延安工作的。故人相見，心情暢然。其間，丁玲專門安排了一次小聚，故友數人把盞推杯，憶及上海灘風雨舊事，興致盎然。
吳奚如在抗大與學員們接觸過程中發現了一個問題，即學員們紛紛要求提前畢業，到抗戰一線報效國家。這是“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全國風起云涌的抗戰形勢所致。吳奚如在思考如何引導學員們的這種抗戰熱情。一次，他在與丁玲談及此問題的時候，丁玲說：“我們正在考慮成立一個戰地記者團，開赴抗日前線進行戰地采訪報道。不如選一部分抗大學員參加。”吳奚如覺得此方案可行。當時提出的口號是:“只要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錢，走很多的地方，寫很多的通訊。” 抗大學員聞訊紛紛找吳奚如要求參加。
吳奚如與丁玲的想法得到了中央領導的支持。上級決定將抗大四大隊和擬成立的戰地記者團合并，組成戰地服務團這樣一個綜合性的文藝宣傳團體。毛澤東為此先后幾次找丁玲、吳奚如談話。毛澤東說:“這個工作很重要，對你們也很好，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隊，接近群眾，宣傳黨的政策，擴大黨的影響。你們在宣傳上要做到群眾喜聞樂見，要大眾化，不管是新瓶新酒也好，舊瓶新酒也好，應該短小精悍，適合戰爭環境，為老百姓所喜歡，要向友軍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擴大我們黨和軍隊的政治影響。”
1937年8月12日，西北戰地服務團成立，簡稱“西戰團”。中央宣傳部任命丁玲為主任，吳奚如為副主任。8月19日的《新中華報》上刊布了該團行動綱領、成立宣言、通電等，引起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在丁玲、吳奚如的組織下，西戰團開始為遠行做準備。主要是編排文藝節目，包括由丁玲創作的獨幕話劇《重逢》在內共十多個獨幕劇，此外還有秧歌舞、大鼓、歌曲、相聲、繪畫等。他們先在延安街頭演出征求各界的意見，然后改進提高。西北戰地服務團將要出發。行前，延安各界在大禮堂舉行歡送晚會。毛澤東出席晚會并作了熱情洋溢的致詞。丁玲代表戰地服務團在答詞中說:“我們戰地服務團的組織雖小，但是他好像小河流一樣慢慢流入大河，聚匯著若干河流的水，變成了一個洪流，我們誓死要打退日寇，如不達到此目的，決不回來與諸位見面。”
9月22日，西戰團40多人，扛著紅旗，唱著抗日歌曲，用七頭小毛驢馱著行李和演出用品，浩浩蕩蕩、意氣風發地開赴山西抗日前線。吳奚如與丁玲走在隊伍前面。他們對此行充滿熱情，希望能由此將延安和中共團結抗戰的信念和意志傳達到西北的廣袤地區。他們選擇了徒步而行，也是對其堅定意志的一種考驗。由延安經延長縣，東渡黃河，進人閻錫山統治的山西。途經山西的臨汾、太原等地。一路上，他們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去發動群眾、宣傳抗日。白天行軍宣傳，晚上演出節目，有時則日夜兼程。他們冒著槍林彈雨，表現出了高度的革命熱情。他們利用山西、陜西村村都有的戲臺作為宣傳講壇，運用大鼓、快板、雙簧、相聲、活報劇等能為北方群眾接受的形式，把抗日救國的大道理深入淺出地傳達給群眾。隨著西戰團步伐的延伸，隊伍也在擴大，著名作家端木蕻良、蕭軍、蕭紅、聶紺弩以及導演塞克、詩人田間、著名音樂家劫夫、王洛賓等都曾在西戰團服務過。西戰團一時影響遠及。
就在這年年底，依然在西北奔波的吳奚如突然接到周恩來急電，要求他立刻離開西戰團前往武漢。原來，這時國民政府的很多重要機關已遷往武漢，武漢一時成為全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團團長亦已前往武漢開展統戰工作。武漢工作的拓展急需大量人手，吳奚如是第一時間便被周恩來選中的。吳奚如迅疾啟程前往武漢，在原日租界的大石洋行八路軍辦事處向周恩來報到。看到風塵仆仆趕到武漢的吳奚如，周恩來很高興地說：“你來了好，一路辛苦了。這里工作很多，很抱歉不能讓你好好休息。”隨即，周恩來請辦事處主任錢之光將吳奚如的住處做了安排。吳奚如此后便成為周恩來的政治秘書，在武漢隨著周恩來一起參與了許多重要工作，深得周恩來信任。
胡風曾經回憶說：“左聯盟員吳奚如回到了武漢，他在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也用周恩來秘書的身份，對外發生工作聯系。他熱心于《七月》的工作，通過他，我和黨的聯系更加密切了。”周恩來也經常“通過吳奚如向我傳達工作方面的指示”。通過吳奚如，胡風還結識了周恩來身邊被稱為是中共代表團“才子集團”的陳家康、喬冠華等，而當時的胡風則被視為是“中國的別林斯基”，受到了中共的特別重視。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在撤退途中，周恩來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白崇禧提出在桂林設立八路軍辦事處。經過白崇禧同意后，周恩來令八路軍總部秘書長李克農率原武漢辦事處部分人員立刻前往桂林組建辦事處。之后，周恩來調吳奚如任八路軍桂林辦事處主任。桂林辦事處的特別之處在于它集八路軍桂林辦事處、南方局桂林辦事處、新四軍駐桂林通訊處于一身，是“三位一體”的中共設在南方國統區的領導機關和辦事機構。桂林八路軍辦事處舊址至今還保留著吳奚如當年用過的印章以及張學良送給吳奚如的虎皮大衣。
這年的11月底，國共兩黨決定在湖南南岳衡山舉辦游擊干部訓練班。之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任命湯恩伯為主任，葉劍英為副主任。不久，改由蔣介石兼任訓練班主任，白崇禧、陳誠兼副主任，湯恩伯任教育長，葉劍英任副教育長。周恩來被聘為訓練班的國際問題講師。葉劍英在前往履新前，經與周恩來商量，決定抽調吳奚如、李濤、邊章伍等到游干班擔任中共方面的教官。吳奚如就這樣又一次成為教官。衡山游擊干部班是國共合作的產物，第一期學員即有1000多人。有各戰區選調的軍官，其軍銜均為少校以上。也有一些青年學生和文化工作隊成員。中共教官主要教授游擊戰術。吳奚如有著抗大教員的經歷，自然是得心應手。以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訓部專員程兆熊在對游干班的《視察報告書》中寫道：“學員曾向余言及游擊戰術一課之實地演習情形，謂絕非紙上談兵之可比，該班訓練切實，當可想見。”
衡山，又名南岳，橫跨湖南境內，逶迤八百里，群峰巍峨，氣勢磅礴。同時又處處是茂林修竹，疊嶂染翠。吳奚如在衡山腳下，一邊感受著大自然的美景，一邊培養抗戰人才。
吳奚如作品
新四軍生活中特殊的情感經歷
與南岳衡山自然風景相媲美的皖南涇縣云嶺，是一個平靜而美麗的小山村。小溪石徑，翠竹疏影，四周峰巒連綿，如詩如畫。1938年春天，新四軍軍部經過巖寺點驗后移駐云嶺。漫山遍野的杜鵑花已露出了星星點點的紅色。成片的竹林蒼翠蓬勃，筍尖在地下萌動，它們頑強的生命力終將沖開阻力，破土而出。這是一支充滿了活力的隊伍，這是一支抗日的隊伍。其時，新四軍所轄四個支隊，正呈扇形張開，劍指大江南北。而由軍部參謀長張云逸兼任司令員、譚震林任副司令員的第三支隊，則扼守云嶺門戶，駐守銅陵、繁昌一線。1940年，在衡山當教官的吳奚如調任新四軍第三支隊及江北縱隊政治部主任。這是吳奚如自當年加入北伐軍葉挺獨立團后，第二次正式從戎經歷，并仍然在葉挺麾下。
作為部隊的政治部主任，吳奚如在加強部隊政治工作的同時，還積極做好地方群眾工作，建立黨組織，舉辦“抗日救亡訓練班”，培養地方干部，組建地方武裝，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根據地建設內容豐富，吳奚如充滿激情地在新的環境中釋放自己的能量，體現自身的價值。當時的銅繁一帶軍民互為依托，同仇敵愾，形成濃烈的抗日氛圍。有資料記載，當地“農民抗敵協會會員參加擔架隊，為新四軍運送糧食和軍用物資，傳遞文件、架橋筑路等；各級婦女抗敵協會會員為戰士縫補漿洗、做軍鞋、募集抗日款，收集廢舊鋼鐵用以制造兵器；各級青年抗敵協會會員宣傳抗日思想、張貼抗戰捷報、動員青年參軍參戰；商民協會會員平時籌備牲豬、白酒、糕點、日用品贈給三支隊；工人抗敵協會，會員戰時抬擔架、平時修橋筑路、捐錢捐物支援部隊。”這是一幅生動的民眾抗戰畫面，也是整個中華民族偉大抗戰的一個縮影。
吳奚如參加新四軍時，有一位女性同行者，漂亮知性，氣質出眾。她就是30年代上海左聯成員、成名作家梁文若。他們是在武漢時相知相戀的。但這是一段令人糾葛的情感，也是一段不能被接受的情感。原來此前吳奚如與梁文若各自均已有自己的婚姻和家庭。梁文若丈夫葉以群也是左聯中的活躍者。他在一次活動中被捕，后經組織同意采取變通方式出獄后繼續為黨工作。而梁文若對此有誤解，情感產生裂隙。梁文若在武漢抗戰文協工作時，與吳奚如接觸并生情愫。雖然在那個年代人們的感情生活相對自由，但吳奚如與梁文若的這種情愫還是對雙方家庭產生了影響，而且在朋友圈中也有非議。尤其是周恩來得知后非常不滿，并出面干涉。親歷這一過程的胡風以后在其回憶錄中有著較為詳細地記述。
胡風說，1939年5月24日，這一天是應該“值得一書的”，因為剛從延安回來的董必武帶來了周揚的一個口信，“說是請我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做中文系主任”。胡風聞之頗為吃驚。因為此前在上海左翼文壇兩人隔閡較深。胡風在猶豫。以后胡風如是說：“收到周副主席的來信，是他的警衛員送來的，約我夜里去會他。這次，我把我的工作和自己的看法都同他詳談了。最后我說，留在外面至少可以給國民黨一點不痛快，用筆鑿穿一下他們的鬼臉總是好的吧!周副主席同意我的決定，不一定非到延安去不可。”繼之，周恩來突然轉了話題。胡風回憶說：“他又給了我一個任務，要我勸說梁文若不要和吳奚如搞戀愛，這對黨的影響不好。朱惠又不同意和吳離婚，葉以群也不會愿意的。因為你是他們的朋友，還是由你向他們多做做工作。”周恩來工作繁忙，又不便過細介入部下的這種情感之事。但對戀愛和婚姻一向講究和認真負責的周恩來顯然對吳奚如是不滿的，除了嚴厲批評外，還是希望胡風以朋友身份多做工作。胡風這時才突然感到“吳奚如的戀愛”“已發展到了這種程度”，也恍然于此前吳奚如來信中提到的“他寫文章時臉前有一個圣潔的面容出現”，原來這“圣潔的面容”即是梁文若。
此后，胡風在一次梁文若來訪時順便“做工作”，“告訴她組織上不同意她和吳奚如的關系再深化，應該冷靜下來。”但用胡風的話說“她執意不聽”。以后，吳奚如與梁文若甚至還因此與胡風關系惡化。胡風知道他已無法完成周恩來交辦的任務了，唯有將結果向周恩來匯報。“他聽后沉吟了一下，就問我，那么葉以群呢？我說葉以群態度沒這么堅決。周副主席就說，那么你找個時間約他來見我。我約了一個日子帶著以群去見周副主席。以群表現得很冷靜，爽快地答應了和文若分手，并且向周副主席提出想到戰區前線訪問。這給了周副主席很好的印象。”
胡風的回憶，再現了吳奚如與梁文若那段感情風波。在雙方離婚后，吳奚如與梁文若終于牽手，并共赴抗戰前線，參加了新四軍。在新四軍中，梁文若將美麗的秀發壓在軍帽里面，英姿颯爽，煥發出青春的光彩。在吳奚如的視線中有一種特別的魅力。然而，他們間的感情又一次面臨嚴峻的考驗。那就是皖南事變的爆發。
皖南事變是新四軍史上的一次重大悲劇。吳奚如、梁文若與其他新四軍官兵一起經歷了那段腥風血雨的日子。他們在戰場中被打散，從此天各一方，成為憾事。
皖南事變發生時，吳奚如與三支隊所在的銅繁一帶均在頑軍的包圍圈中。三支隊全力與與頑軍激戰，形成軍部的一道屏障。新四軍處于不利位置，戰斗異常艱苦。最終部分部隊被打散，其人員只有分散藏匿。吳奚如亦在其中。當槍聲稀疏后，他才勉強走出深山從林。他帶著疲憊的身軀長途跋涉，以至于沿路乞討。但一個信念始終在支撐著他，那就是一定要歸隊，回到組織懷抱。經過三個多月的顛沛流離，吳奚如最終輾轉重慶回到了延安。
1939年4月，葉劍英與參加游擊干部訓練班的八路軍軍政教官在一起。
（左起：吳奚如、葉劍英、李崇、李濤、邊章五、薛子正）
與新四軍五師政委失之交臂
經歷如此的挫折和磨難后再次來到延安，吳奚如對那熟悉的山水和環境有著特別親切的感情。天空仿佛一下子湛藍了許多。他掬起一抔延河水，仰頭暢飲，一種沁入心扉般的清甜一掃數月的郁結和苦悶。吳奚如是幸運的，那些喋血沙場的戰友卻永遠地留在了皖南大山深處。得知吳奚如安抵延安后，時在蘇北重建軍部后的新四軍政委劉少奇立刻致電延安中央組織部，建議吳奚如去鄂豫皖擔任李先念任師長的新四軍五師政委。其時，新四軍重建軍部時間不長，人員配備還未完全到位。五師師長李先念仍然兼任政委。故劉少奇、陳毅一直在物色新政委人選。但當延安收到劉少奇電報時，毛澤東先已安排吳奚如擔任了八路軍總政治部文藝科科長，具體負責戰時的文藝工作。吳奚如與新四軍五師政委因此失之交臂。
在擔任文藝科長期間，吳奚如參與了大量的行政組織工作和文藝界的活動，同時又創作出了多部中、長篇小說。吳奚如經歷了很多，素材尤其豐富。他就將親歷、親見、親聞的歷史人物事件和故事，通過小說的形式表現出來。用他的話說：“只要有機會，文學這一武器還是應該把持的。”
作為一名作家，吳奚如參加了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但卻因此而跌入人生低谷。吳奚如的文學創作觀點與周揚、何其芳不同，而與蕭軍相近。于是，在整風背景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吳奚如受到了嚴厲批評。
那是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的第二次會議上，在暢所欲言的氛圍中，吳奚如發言談及自己的文學觀：“凡是搞文學的都要有一個立場，那么，現在不是抗日嗎？能不能提出黨員和非黨員作家都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而中共黨員不必要時刻都將自己的無產階級立場和黨的立場掛在門面上，因為這樣會不會更有利于統一戰線？我們最大的敵人是日本侵略者，我們革命文學的立場應當是一切有利于抗日，至于國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讓親者痛，仇者快。” 吳奚如此番話有些當年“國防文學”的味道，也有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痕跡。然而此時的延安正是清洗王明思想的時候。
吳奚如言罷，坐在主席臺上的朱德立刻站起來說：“吳奚如，你是人民軍隊的一名戰士，居然講出這種話來，你完全喪失了無產階級的立場!”朱德講話很嚴厲，這是少有的。意思很明白：所謂國共第二次合作的統一戰線，西安事變和皖南事變這兩個事變是大不一樣的，你吳奚如自己就分別經歷過這兩個事變，后者國民黨開啟了反共高潮，這時就不能再籠統地講抗日統一戰線了，而應當明確是什么人領導下的抗日，也就是說站在什么立場上抗日。朱德批評完畢，吳奚如沉默不語，然而處境急轉直下。吳奚如隨后被劃為蕭軍、王實味一伙，厄運由此而降。延安整風與“搶救運動”幾乎相伴而生。吳奚如是從大后方來的文化人，又是從皖南事變中逃出來的，再加上此前他還是王明主持的中共長江局的工作人員，到延安后還是延安黃埔同學會的負責人，因此，理所當然的被主持“審干”的康生視為國民黨特務和異己分子，遭到了“搶救”和“整肅”。最終形成了與“張克勤案”、“王實味案”并提的“吳奚如特務案”。吳奚如沒有料到事態一下子竟變得如此嚴重。他出生入死，歷盡坎坷，始終沒有動搖革命的信念，卻遭遇如此的不公和大辱。在申訴無果的情況下，性格堅毅剛強的他一氣之下，索性提出了退黨的請求。為黨在秘密與公開戰線上作出過極大貢獻的他，從此成為黨外人士。這是吳奚如文人性格使然，他亦為此率性付出了沉重代價。
所幸，歷史是由人民寫的。吳奚如以后徹底平反，恢復黨籍。及至晚年，他依然將自己定位為一個作家。其小說《一個偉大的死》，表現了瞿秋白大義凜然的英雄氣概；報告文學《驚雷》，反映西安事變的歷史真相。他開始撰寫長篇回憶錄《五十五年落花夢》，并發表片斷《我所認識的胡風》《魯迅和黨的關系》，在全國率先實事求是地評價胡風，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吳奚如，一個戰士，一個文化人，一個真實的傳奇。